一、
当前学界和政策部门在思考农村问题时，都容易犯一个常识性的错误，就是不对已经分化的农民进行区分，笼统用农民的概念来讨论问题，形成判断，甚至进行决策。实际上，改革30多年后，中国农民已经发生极大的分化，以农民这样的大词来思考问题，要警惕。
农民的分化首先表现在区域上，沿海发达地区和城郊农村，因为经济发展，工商业发达，相当部分农村土地可以非农使用，农民可以从非农使用的土地中获取巨大利益，这部分农民只占中国农民的极少数，但这部分农民是农民中的强势群体，这种强势一方面表现在他们经济收入水平高、条件好，一方面表现在他们有能力引起更多社会关注。尤其是因为工商业发展，城市扩张，征地拆迁及因其中巨大利益空间所引起的利益博弈，使这部分农民引起媒体和社会广泛关注，以至于当前相当部分学者和政策部门思考问题的基点都是从城郊农民角度出发。
与沿海发达地区和城郊农村相对应，中国绝大多数农民都生活在中西部非城郊农村，这部分农村的农民以农业生产为主，很难获取土地非农使用的增值收益，他们的经济收入主要来自务农和进城务工，不仅经济收入少，而且农村出现了空心化。这些地区的农民倒是盼着土地被征收，盼着房屋被拆迁，以获得可以进城的资金或至少土地利益变现，但没有工商业发展和城市化推进，这部分地区农村的农民土地没有被征收的可能，因此就无法借土地征收来进行利益博弈。没有土地利益的博弈，这部分农民也就未引起社会关注，不受政策部门重视，这部分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在媒体上受关注的程度极低，成了沉默的大多数。
也就是说，当前中国农民大致可以分为两个相当不同的部分，一是大约占中国农民10%的城郊农民，这部分农民经济收入高，居住生活条件好，同时又因为征地拆迁中的巨大利益空间及因此而来的利益博弈，使这部分农民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成为政策关照的重点。二是占中国农民90%的中西部农业型地区的农民，这部分农民经济收入少，社会关注低，是真正的“沉默的大多数”。
二、
城郊农村征地拆迁引起大量农民上访，农民上访总数中的接近一半为征地拆迁的上访。征地拆迁所涉利益巨大，导致冲突激烈程度很高。因此，我们一般说到和想到的农民，就都是这些存在激烈利益博弈的城郊农民，政策部门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这些有着维稳隐患的问题。在出现利益博弈时，舆论一般是本能地站在农民这个弱势群体一方，学者则论证说，农民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巨大牺牲，现在理应得到利益。因此，在征地拆迁中，几乎所有媒体舆论和学者意见都是要为农民维权，要让农民获利，而看不到或故意不看到城郊农民的状况其实是不错的，中西部农村甚至城郊农村的农民其实是盼征地盼拆迁的，城中村农民因为拆迁一夜暴富几成普遍现象的现实。
尤其让人焦虑的是，最近几年，政策部门似乎为解决征地拆迁冲突，越来越倾向改变目前征地制度，倾向让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从而让城郊农民可以直接分享到土地城市化的增值收益之势。若如此，则因为城市化平面推进，城郊农村的农民将可以获得大部分土地增值收益，这部分之前本来“涨价归公”的土地非农使用的增值收益，足以让城郊农民成为新的土地食利阶层，而之前在地方政府财政中具有极重要作用的土地财政则要解体。
这样一来，我们可能是保护了城郊少数农民的利益，但我们保护的这部分农民本来就是农村中的强势群体，我们以农民这个大词来维护了农民中的少数，让这少数成为中国社会中的土地食利阶层，而真正中国农民中的绝大多数却根本没有引起我们的关注。
三、
北京城郊农民，不仅仅是远富于中国中西郊农业型地区农村的农民，而且也富于北京一般市民。北京城郊农民因为土地恰好处在北京这个中国人民首都的郊区，而可以享受到北京城市发展所带来的好处。若北京效区农民的土地还可以如国内学界一些人主张的直接入市及应按土地征收后的市场价值给予补偿，则北京郊区农民人人都可以在现在本已相当富裕基础上进一步成为千万甚至亿万富翁了。但我们知道，没有免费午餐，没有无缘无故的财富，北京郊区农民没有劳动就可以人人成千万富翁，就一定有地方的利益会受到损害。至少，北京郊区农民富上加富，是与全国绝大多数无法享受到城市化好处的中西郊农村的农民利益无关的。
我们不能以农民这个弱势群体的名义来为其实早已强势的城郊少数食利者申张利益的合理性与正当性。
学界、媒体和政策部门关于三农问题和农民问题的眼界应当超出北京郊区，而扩大到中西部地区。
2012年9月18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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