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安全问题倒逼现代农村和现代农业的步伐

       ——粮食供给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可以说是一柄双刃剑，在获得某些方面粮食保障的同时，也会导致和加剧另一些危机。 截至目前，包括全球前10强在内的外国种业公司陆续在华“跑马圈地”;到2012年，已有25家外商投资的合资企业和独资企业在华开展业务，经营的品种从蔬菜、花卉，到玉米、棉花等大宗作物。据统计，我国目前约95%的甜菜、50%以上的食葵、部分高端蔬菜，都是外国品种;外国玉米种子在我国市场的市场份额，已从2001年的0.13%，迅速扩大到2011年的11%，10年间扩大了80多倍。

        ——需要警惕的是城市资本乘土地流转之机，强迫农民廉价转让承包地，改变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的性质，并将所获土地用于非农业性的商业开发，以谋取高额利润。如果出现这种情形，不仅对农业现代化可能没有促进作用，而且将进一步激化现有的土地问题，特别是无地农民流入城市难以谋生，逐渐聚集在贫民窟里，生活贫困和走投无路导致了社会治安混乱，引发严重的社会动荡。　　

        [摘 要] 从中国城乡社会变迁的历史看，城市与乡村始终构成了同一进程的两侧。当代中国城镇化的进程看，城镇化每一阶段的推进必然牵涉到乡村，引发农村、农业和农民的许多方面的实际反应。中国城镇化的许多方面是没有先例的、前所未有的，这一过程导致了许多未曾预料的后果。“三农”问题可以说是城镇化引发的强烈反应。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必须重新思考“三农”问题，对土地配置、农民出路、粮食体系、农业经营、新农村建设等给予具体回答，并在新的历史方位下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通过这一过程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形成“新三农”——现代农村、现代农业和汇入现代职业体系的现代农民——发展格局。

　　[关键词] 中国城乡社会变迁;“三农”问题;新型城镇化;“新三农”发展格局

　　近几十年中，中国城市化进程以超常的速率推进。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对现实方位和未来走向的准确判断就显得更为紧要。中国城市化的许多方面是没有先例的、前所未有的，这一过程导致了许多未曾预料的后果。这就更需要把握中国城市发展的清晰而完整的脉络，在更宏观的历史坐标下寻找现实与未来的答案。汉董仲舒所谓“不知来，视诸往”[①]，其意重在“道往而明来”。如果通过这种倒溯的过程，能够感受到内在于一个社会变化趋势中最深沉的力量，那么就获得了立足现实和面向未来的基础。我们就能够从实际过程而不是从纸上的教条，形成对当今中国城乡社会变迁问题的理解和回答。

　　从中国城乡社会变迁的历史看，城市与乡村始终构成了同一进程的两侧。[②]从当代中国城市化的进程看，城市化每一阶段的推进必然牵涉到乡村，引发农村、农业和农民的许多方面的实际反应。2013年初，中共中央及国务院下发的1号文件中指出了当前农村的新变化和新问题：伴随工业化、城镇化深入推进，我国农业农村发展正在进入新的阶段，呈现出农业综合生产成本上升、农产品供求结构性矛盾突出、农村社会结构加速转型、城乡发展加快融合的态势。人多地少水缺的矛盾加剧，农产品需求总量刚性增长、消费结构快速升级，农业对外依存度明显提高，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任务艰巨;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动，农户兼业化、村庄空心化、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农民利益诉求多元，加强和创新农村社会管理势在必行;国民经济与农村发展的关联度显著增强，农业资源要素流失加快，建立城乡要素平等交换机制的要求更为迫切，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任重道远。[③]十分明显，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必须重新思考“三农”问题，对土地配置、农民出路、粮食体系、农业经营、新农村建设等给予具体回答，并在新的历史方位下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通过这一过程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形成“新三农”——现代农村、现代农业和汇入现代职业体系的现代农民——发展格局。

　　(一)城市化扩张过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上世纪中期，一批新兴发展中国家加入到现代化进程中，它们的社会与西方社会表现出不同的结构性特征，为发展经济学和发展社会学的研究注入了新的生机。W. A. 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在《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1954)一著中提出了二元经济结构模型，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现象。这一理论模型通过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尤其是制造业部门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差异，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的二元现象，也指出了城市经济的发展水平是破解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根本途径。这一模型刻画了发展中国家同时并存的二元经济现象，指出了传统农村经济与城市工业经济这两种不同类型经济的非均衡性。从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引申出了一种动态模型，即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传统农村经济向城市工业经济转化，将形成从二元化结构到同质化结构的社会发展趋势;通过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城市化又反作用于工业化，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市的劳动力市场转移，最终整个经济由二元结构转变为单一同质的现代化结构。

　　无论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的未来结果是否将是单一同质的现代化结构——在这一问题上难免会出现不同的声音，这一过程受制于一些基本的约束性条件，则是必须认真思考的。譬如，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不充分性和有限性。从理论上说，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足够充分的条件下，所有的农村劳动力都可以转变为城市劳动力。但就实际而言，市场的容量总是有限的，从而对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产品贸易形成限制，特别是农产品的市场售出和价值变现，所受的限制会更多。因此，如何把农村隐蔽失业者全部转移到工业部门中去，是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与城市化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一定时期中，应采用劳动密集型的技术和产业而不是资本密集型的技术和产业，以避免资本高积累率以及可能造成的低就业率，这种情形将严重阻碍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因此，后来一些经济学家如拉尼斯、费景汉等对二元经济结构模型做了持续的修正。

　　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经验表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农业和农产品在市场经济中难以避免被边缘化，如果仅仅以从事农业生产作为谋生方式，农民的收入只会越来越低。根据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周立对美国所做的实际研究，在1910年，农民可以得到40%的食物美元(食物美元衡量每一个美元的食物消费中，食物价值的流向)，上游的农业投入，会占15%，下游的食物加工与营销，会占45%。但到了现在，农民只能得到5%。上游的投入品和下游的食物加工与营销，都已经由少数垄断食品集团操纵。这使得夹在中间的农民就像被一把钳子夹住一样。其结果就是在食物美元中，农民得到的份额越来越少。“原来不只是中国的农民，发展中国家的农民，从全世界每人每天都要付出的庞大食物价值中，得到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作为世界现代农业样板的美国,农民的命运也是如此。”[④]

　　与这一真相有必然联系的是农民工和城市流动人口现象。“这几年，在农村基层调查中，农民们常告诉我，这年头种什么，什么不赚钱;养什么，什么不赚钱。青壮年人出门打工，实在是因为那块已经生养他们多少辈子的土地，已无法继续养活一家人后的无奈之举。”[⑤]也就是说，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对农村、农业和农民形成了一种挤榨机制，不断将农村剩余劳动力挤压出来，逼迫其进入到城市工业经济部门，这种趋势又对城市的劳动力市场和就业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导致了城市就业不足和失业率升高等问题。对于当代中国，这是一个较长期的动态过程，必然持续地牵扯到一系列的实际关系——城市与农村、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市民与农民等等。从根本上说，上述讨论不可避免地返回到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的市场实现问题，还有通过市场实现过程，农业在食物消费体系、农产品贸易过程中所占的价值份额，最终涉及到规模巨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按照2020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60%左右的预测，未来十年全国城镇人口年均增加1300万―1600万，其中，农村转移人口1000万―1300万。在我国近期未来的新型城市化过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仍是非常严峻的问题。这就涉及到如何应对城市中的农民工和流动人口的就业问题。大约2007年以来，充分就业作为国家的一项重要政策，成为了城市发展和社区建设的目标之一，根据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相关要求，通过政府各个层级工作的考核标准采用了指标化方法，对社区甚至城市的充分就业贡献进行评估。

　　2012年12月，我们在地处西南的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的实地调查中，看到了一个优化配置各种社会资源的鲜活实例。这个区舟水桥街道的镇隆社区地处城乡结合部，是一个典型的工矿型社区，大部分居民都是下岗失业人员和就业困难人员。在实践中，镇隆社区逐渐摸索出就业创业工作的“113”模式，打造了社区创业示范街和残疾人就业示范亭，并向辖区企业推荐社区失业人员就业。此外，在区委组织部、区远教办、舟水桥街道办事处的领导下，社区开展了远程教育及“百千万示范带动工程”，仅2012年上半年就举办了集中培训22余期，共培训554余人次。在以实现充分就业为目标，社区开展了“送信息、送岗位、送培训、送政策”等就业援助活动。目前，镇隆社区的失业率控制在3%以下，[⑥]先后荣获了“贵州省五个好基层党组织”、“省级充分就业社区”、“遵义市文明示范社区”、“国家级充分就业社区”等荣誉称号。

　　2013年4月，我们在广东省中山市进行的实地调查中，对这个充分就业城市有了初步的观察。早在2002年，中山市在全省率先提出了统筹城乡就业的新思路，基本建立覆盖农村富余劳动力、新成长劳动力和下岗失业人员、“零就业家庭”的城乡一体化就业制度。2006年初，该市将统筹就业范围从农村富余劳动力、下岗失业人员扩展到所有城乡居民，努力实现“人人有一份工作”的目标。按照“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原则，大力实施“百万青年技能培训工程”、“创业富民工程”、“技能提升计划”等职业培训项目，实行就业培训补贴，扶持鼓励外出承包土地等措施，推动有就业愿望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2010年，市镇两级共安排培训经费3300多万元，新增就业8万人，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达97%，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2.2%以内，创建国家级创业型城市通过了广东省初检。

　　在与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举行的座谈中，局党委委员陈伟棠多次使用了“比较好”，透露了他对中山市就业现状的满意和乐观态度。陈伟棠说，目前中山市有200万左右从业人员，现阶段就业形势较乐观，失业率保持在2.1―2.3%之间，在全省最低，达到了充分就业。外来工就业相对紧张，本地人和大学生的就业(特别是一次性就业)基本没有问题。大学生就业按照实名制落实，通过“一企一岗”活动得到解决。困难群体就业较好。全市设有179个社区就业基地，在基层就业问题解决得比较好。大大小小的社区工作坊和农业工作坊得到推广，起到了很好的带动作用。就业均等化做得比较好，实行本地人与外地人的无差别就业，基本做到就业平等。中山市对所有的求职和招聘实行免费，此外本地人的就业培训全部免费，外地人部分享受免费培训;企业内部培训全部均等，在就业无歧视的同时，社会保障无差别，企业全部购买社会保险;解决劳资纠纷无歧视，24小时答复劳资纠纷投诉。[⑦]

　　(二)粮食安全问题倒逼现代农村和现代农业的步伐

　　在中国农业八年连续丰收，农民收入也持续增加的同时，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也日趋严峻，可以说粮食安全已经成为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安全的一个大问题。这就使构建现代农业和现代农村职业体系显得愈加紧迫。

　　近几年，我国农业的欣欣向荣与农产品进口数量的不断增加形成了明显的矛盾，粮食安全面临严峻的局面。具体譬如，农产品的供求不平衡，许多主要农产品大量依赖国际市场，进口数量在逐年增加。专家指出，2011年我国进口大豆和谷物超过了6200万吨，也就是说，进口数量超过了我国总产量的1/10。除此之外，粮、油、棉、肉、糖等都需要进口。[⑧]农产品大量的进口，不外是由于我国农业产出与满足社会需求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缺口，而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则是农业资源紧张、农业技术能力不足等。“中国的人均农业资源确实太少了，在我们现在这样一种技术能力之下，利用这么少资源难以满足需求，所以要进口。全球现有的耕地大约是200亿到210亿，我们是18亿2千万，我们国家的耕地在全球占9%左右，我们的人口去年是13.14，全球的人口是70亿，所以我们的人口在全球总人口占到19%，以9%的耕地养活19%的人民，难度非常大”[⑨]。

　　粮食供给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可以说是一柄双刃剑，在获得某些方面粮食保障的同时，也会导致和加剧另一些危机。例如在种业方面，这些年国内业界人士已经产生了越来越深的危机感。据相关报道，自2001年实施《种子法》、国内种业市场开放以来，跨国种业公司纷纷来华开展业务、抢占市场，在带来新品种、新技术和先进的经营、服务理念的同时，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挤出效应，民族种业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截至目前，包括全球前10强在内的外国种业公司陆续在华“跑马圈地”;到2012年，已有25家外商投资的合资企业和独资企业在华开展业务，经营的品种从蔬菜、花卉，到玉米、棉花等大宗作物。据统计，我国目前约95%的甜菜、50%以上的食葵、部分高端蔬菜，都是外国品种;外国玉米种子在我国市场的市场份额，已从2001年的0.13%，迅速扩大到2011年的11%，10年间扩大了80多倍。[⑩]面对这一深刻危机的不仅是种子市场，更有种子的“种子”——人才。由于国内种业失去了市场，相关育种专家被迫转行，其结果将是中国种业的彻底失守。种业失守也意味着中国粮食安全失去了基本的屏障。“专家们指出，不同于其他产业，种业是源头性、基础性、战略性产业，如果种业失守，中国的粮食安全就无从谈起。”[11]

　　从粮食安全问题衍生出粮食政治问题，从而危及到国家主权。在对发展中国家的观察和分析基础上，专家指出，农业产业化、粮食市场化、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和农民带来了摧毁性的打击，伴随着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能力的丧失，是对国外粮食援助的依赖，是在农产品自由化贸易和市场交易中受到多重剥夺，并导致了粮食安全、国家政治和政权问题。“在丧失了国家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之后，这些国家更进一步丧失了国家主权，产生了对美国的政治与军事依赖。”这其中的警示是“中国也正在这样的过程之中。”专家建言“中国保障粮食安全的对策，是尽力维系一个自给自足的粮食生产体系，以及促进食品安全的本地化食物体系。”[12]

　　要“维系一个自给自足的粮食生产体系”和“促进食品安全的本地化食物体系”，首先是在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之时，对农业产业化、粮食市场化、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进行限制，并从根本上实现我国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彻底转型，在解决“三农”问题的过程中形成“新三农”发展格局。惟其如此，才能将传统的农户经济改造为现代农业经济，使“小、散、乱”农民家庭生产和经营整合为现代农业经济的生产和经营体系，使我国农产品在贸易过程和市场竞争中，与发达国家的主要粮食生产国及西方跨国公司同台竞技。

　　(三)合理配置多种要素 构建现代农业体系

　　在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的同时，必须强调农产品供给的自主性，依靠自己的力量确保粮食安全。而所有这些都必须以我国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体系为基础。2013年中央1号文件指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始终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首要任务。必须毫不放松粮食生产，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着力强化农业物质技术支撑。”[13]要实现这一目标，在我国农村和农业的新一轮改革中，需要对一系列环环相扣的重大问题做出慎重的权衡和抉择。

　　无论传统农业或现代农业，其生产和经营中都会受制于多方面的复杂关系。由于农业自身的自然特性，与工业部门相比，其革新和发展的条件制约只会更多、更严格。“农业是惟一一个人与自然相交换的部门。农产品的供给，主要受制于农地规模、气候变化、生产周期等自然条件。农业满足的，又主要是人们的食物需求，而在短时期内，人口数量是既定的，对食物的需求量，自然也是相对稳定的。所以，农业是最不容易扩张的一个部门。”[14]如果仅仅局限于某些要素的配置和某些方面的扩张，农业的任何变革都会违背其自身规律而遭遇失败。因此，在建设现代农业生产体系的过程中，还要依据农业的自然规律，对多种要素——人、土地、技术、资本、市场等等——进行合理配置，实现农业生产和经营中各种复杂关系的统筹协调。

　　1.处理好“谁来种地?怎么种地?”的问题。

　　中国农业是传统农业的经典代表，每家农户以自耕农身份作为经营主体，以“基层细胞的组织与小块耕地的操作”[15]的结合，形成了以农户为单位的小农经济。拥有小块土地的小农受困于“人多地少”的现实，费尽心力的劳作、殚精竭虑的经营、密集精致的技巧，曾将这种农户经济的效能发挥到了极致。时至今日，面对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农业领域专家提出的问题是，“回头看，五年、十年以后谁来种地?怎么种地?”[16]这个“谁来种地?怎么种地?”的问题，就是在农业生产和经营过程中，如何对人以及土地的要素进行合理配置的问题。可能的选择如以公司、企业为主体，进行大规模农业生产;或采用雇工农场的形式，由雇佣农业工人进行生产;或以农民家庭为主体，将农业生产建立在农户经济的基础上。上面第一种和第二种形式的共同特点，一是以资本而不是以劳动为主导，二是生产主体和单位不是农民和农民家庭。究竟是农民为主导、农户为实体，还是资本为主导、公司企业为实体，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经历了漫长的道路和曲折的探索。如果用工业化方式发展农业，用公司经营方式替代农户，“不让农民种自己的地，打的粮食不是自己”[17]，历史和各国经验已经反复证明是不成功的。我国以扶持联户经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作为明确的政策取向，既符合农业自身的规律，也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

　　2.妥善推进农村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

　　2013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抓紧研究现有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的具体实现形式，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结合农田基本建设，鼓励农民采取互利互换方式，解决承包地块细碎化问题。[18]从我国目前情形看，要推动农业生产和经营的现代化、集约化，必须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实行流转从而实现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然而，需要警惕的是城市资本乘土地流转之机，强迫农民廉价转让承包地，改变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的性质，并将所获土地用于非农业性的商业开发，以谋取高额利润。如果出现这种情形，不仅对农业现代化可能没有促进作用，而且将进一步激化现有的土地问题，特别是无地农民流入城市难以谋生，逐渐聚集在贫民窟里，生活贫困和走投无路导致了社会治安混乱，引发严重的社会动荡。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曾为大资本兼并土地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日本和韩国等则限制资本兼并农地，采取“组织化的现代小农”，使“核心农户”以家庭农场的形式进行自耕自种，从而一方面保证了粮食种植规模，另一方面避免了土地兼并垄断后的“拉美现象”。

　　3.进一步统筹协调农业与市场的关系。

　　正是由于农业特有的自然性，农业生产和经营不易扩张，从而达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对于追逐巨额利润的资本难有吸引力，因而在市场竞争中最容易被边缘化。“在市场经济的框架下，相对于工业和服务业，以及各种新兴产业，农业最容易被资本所抛弃。”[19]也因如此，农业是最可能发生市场失灵的领域之一。“农业无利润、农民流离失所、农村凋敝，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扩张的必然现象，所以也是发展中国家的常见现象。”[20]所以，在现代化、工业化和市场化的趋势下，必须实行“逆市场化”政策，为农业提供可靠保障，如以农业基础设施的稳定投入作为政府的重要公共责任，在自由市场交易中对农产品实行贸易补贴，等等。2013年中央1号文件强调要“完善农产品市场调控”，提出了充分发挥价格对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的激励作用，按照生产成本加合理利润的原则，继续提高小麦、稻谷最低收购价，适时启动玉米、大豆、油菜籽、棉花、食糖等农产品临时收储，完善农产品进出口税收调控政策，加强进口关税配额管理，健全大宗品种进口报告制度，强化敏感品种进口监测;加强和完善农产品信息统计发布制度，建立市场调控效果评估制度;扩大农资产品储备品种等具体措施。[21]这些措施旨在为农业提供合理的保障，进一步统筹协调农业与市场的关系。

　　4.进一步合理配置各种技术要素。

　　在现代化、工业化过程中，以农户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必然面对自身改造的问题。农业生产所具有的自然性、家庭性、个体性，又使农业改造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了其他产业。工厂式的监督、计量、核算、激励或者约束，往往是不成功的。事实上，在建设现代农业体系的过程，以何种方式提升农业的技术化、标准化，这一问题并不局限于技术化、标准化的范畴，必须以“复合性”的方式给予回应。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了基本的方向和要求：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和股份合作，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22]2013年中央1号文件强调“按照规模化、专业化、标准化发展要求，引导农户采用先进适用技术和现代生产要素，加快转变农业生产经营方式。”[23]根据现代农业的技术要求，我国农业需要实现重大转变：一是规模生产和经营，打造农业组织化、社会化的基础，对分散弱小的农民家庭经济进行整合;二是不断改良和创新现有的农业技术，形成集约化、专业化的投资、生产和经营机制，以具备采用优良品种、先进技术、储运设施、营销加工的条件;三是全面提升农业的水利化、机械化、信息化水平，提高农业的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和市场竞争力。

　　5.形成现代农业经营服务体系。

　　现代农业的生产和经营过程，要依靠社会化的服务体系，推进农民的专业技术、投资融资等合作，整合企业、科研机构、高校的人才优势，进行优良品种的培育、先进技术的研发、以及农产品的加工、储运和营销等，这一过程将实现农产品的增值，扩大农村就业和增加农民收入。根据2013年中央1号文件，要培育农业经营性服务组织，支持农民合作社、专业服务公司、专业技术协会、农民用水合作组织、农民经纪人、涉农企业等为农业生产经营提供低成本、便利化、全方位的服务，发挥经营性服务组织的生力军作用。并指出，采取政府订购、定向委托、奖励补助、招投标等方式，引导经营性服务组织参与公益性服务，培养涉农中介服务组织，为农村提供会计审计、资产评估、政策法律咨询服务。[24]这些措施使农民家庭经济突破了一家一户的生产和经营模式的制约，农民和农产品在市场竞争中获得更大的回报和收益。

　　(四)新型城市化过程的美丽乡村建设

　　在本世纪中期实现75%城镇化率、达到中级城市型社会，是中国城市化具有现实性的目标。要达到高级城市型社会(城镇化率在76%～90%之间)和完全城市型社会(城镇化率大于90%)，必然受到人口规模和其他国情的限制。因此，新型城市化应当是新型城镇与亮丽乡村的并行建设的过程。[25]近年来，随着“美丽城乡”行动计划的实施，在“北上广”等大城市或特大城市、迅速崛起的中部城市以及县级市和小城镇，不断涌现出越来越多的亮丽乡村。北京以农村作为首都新的战略发展空间，努力构建一二三产相互融合的都市型现代农业。广州实施了无缝对接、全域覆盖的城乡规划，促进区域内部聚合、城乡协调发展的新格局。保定以“一城三星一淀”规划，建设市区为主城，南连清苑、北接徐水、东傍安新白洋淀、西依满城太行山的大保定城市格局。

　　杭州临安的新农村建设更是一枝独秀、异军突起。自2010年1月份开始，临安市委、市政府即在全市推行“绿色家园、富丽山村”建设工程，目标是通过十年的努力，逐步把临安市农村建设成生态环境优美、村风民风和谐、产业模式多样、社会保障健全、乡土文化深厚、农民生活安康的“村美、家富、社兴、人和”美好家园。为了实现这一总体目标，临安市采取了近期、中期、远期“三步走”战略，围绕着如下四大建设内容有重点、分步骤的全面展开：第一，实施绿色新环境打造工程，走生态之路，实现“村美”;第二，实施绿色新产业提升工程，走富裕之路，实现“家富”;第三，实施绿色新社区建设工程，走和谐之路，实现“社兴”;第四，实施绿色新文化培育工程，走文明之路，实现“人和”。[26]

　　临安市“绿色家园、富丽山村”建设工程，工程紧紧扣住新型城镇与亮丽乡村的同步发展这一根本指向，以“绿色家园 富丽山村”建设活动为载体，实现农村和农业的全面振兴、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同时促进农村的社会繁荣和良好治理，在此过程中使临安市成为一个“绿色家园 富丽山村”环绕的新型城市。工程涉及了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体系建设、农村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的统筹协调、自然生态与人文环境的友好关系等多方面的、综合的、系统的规划和建设。在工程实施过程中，通过不同阶段、不同领域的具体目标设计和极具操作性的推进路径，将美丽乡村建设与新型城镇化建设连接起来。

　　在具体层面上，临安市对村域社会实施了一系列的全方位改造和建设，在经济领域逐步实现民富村强目标，从而为城镇化的健康推进奠定良好的经济基础;在文化领域积极构建绿色新文化，通过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协同共进、互生共赢发展，为城镇化的健康推进奠定良好的社会环境;在村域社会方面推进绿色新社区建设，既促进村中留守居民的整合，又吸引外出务工农民返乡，为农村城镇化的全面、健康推进奠定人力资源基础;在实现村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形成一种既体现以人为本理念又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包容、和谐、统筹协调、低能高效、环境友好的新型城镇化实践模。

　　自实施“绿色家园、富丽山村”建设工程以来，临安市在新型城镇与亮丽乡村两个方面的建设都取得了显著成效。2012年，临安市完成了“近期”目标，进入了以点带面、全面覆盖的“中期”建设阶段。截止2011年底，全市城乡居民总收入分别达2.76万元和1.39万元;到2012年底，已建成“绿色家园、富丽山村”精品村、特色村、美丽乡村精品村、中心村91个，并被杭州市政府评为“浙江省美丽乡村创建先进市”。作为首批全国生态建设示范市之一，以“绿色家园、富丽山村”为目标，“村美、家富、社兴、人和”建设已在杭州、浙江乃至全国具有领先地位和影响力。

　　[①] [汉]董仲舒：《春秋繁露 卷三·精华》。

　　[②] 关于中国城乡社会的关系及变迁研究，参见杨敏：《三元化利益格局下“身份―权利―待遇”体系的重建——走向包容、公平、共享的新型城市化》，载《社会学评论》(创刊号)，2013(1);杨敏、王娟娟：《社会学理论视野中的中国城乡社会变迁》，载《学习与实践》，2013(4)。

　　[③]《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载《人民日报》，2013-02-01。

　　[④] 周立：《全球视野中的中国粮食问题――美国农场调查与<美国的粮食政治与粮食武器>写作的余话》，载《北京日报》，2008-06-02。

　　[⑤] 周立：《全球视野中的中国粮食问题――美国农场调查与<美国的粮食政治与粮食武器>写作的余话》，载《北京日报》，2008-06-02。

　　[⑥] 镇隆社区党委：《镇隆社区远程教育半年工作总结》，2012年7月4日;《小社区也能做出大文章——郑燕同志先进事迹材料》;《镇隆社区创建方案》，2012年2月6日;《家门口建创业街 失业人员再创业》，载《遵义日报》，2013-01-18。

　　[⑦] 杨敏整理：《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调查和座谈纪要》;地点：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会议室;时间：2013年4月10日上午。

　　[⑧] 参见陈锡文：《中国农业经营面临危机 解决粮食问题需全球视野》，新浪农业，2012-05-21。

　　[⑨] 陈锡文：《中国农业经营面临危机 解决粮食问题需全球视野》，新浪农业，2012-05-21。

　　[⑩] 参见《跨国种业公司全面进入 民族种业面临巨大挑战》，载《人民日报》，2013-03-22。

　　[11] 参见《跨国种业公司全面进入 民族种业面临巨大挑战》，载《人民日报》，2013-03-22。

　　[12] 周立：《全球视野中的中国粮食问题――美国农场调查与<美国的粮食政治与粮食武器>写作的余话》，载《北京日报》，2008-06-02。

　　[13]《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载《人民日报》，2013-02-01。

　　[14] 周立：《全球视野中的中国粮食问题――美国农场调查与<美国的粮食政治与粮食武器>写作的余话》，载《北京日报》，2008-06-02。

　　[15]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第21页。

　　[16] 陈锡文：《中国农业经营面临危机 解决粮食问题需全球视野》，新浪农业，2012-05-21。

　　[17] 陈锡文：《中国农业经营面临危机 解决粮食问题需全球视野》，新浪农业，2012-05-21。

　　[18]《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载《人民日报》，2013-02-01。

　　[19] 周立：《全球视野中的中国粮食问题――美国农场调查与<美国的粮食政治与粮食武器>写作的余话》，载《北京日报》，2008-06-02。

　　[20] 周立：《全球视野中的中国粮食问题――美国农场调查与<美国的粮食政治与粮食武器>写作的余话》，载《北京日报》，2008-06-02。

　　[21]《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载《人民日报》，2013-02-01。

　　[22]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2年11月8日。

　　[23]《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载《人民日报》，2013-02-01。

　　[24]《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载《人民日报》，2013-02-01。

　　[25] 杨敏：《中国城市化之抉择：科学发展还是初级发展》，载《探索与争鸣》，2012(11)。

　　[26] 郑杭生、张本效：《“绿色家园、富丽山村”的深刻内涵——浙江临安“美丽乡村”农村生态建设实践的社会学研究》，该文即将发表。

原标题：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新三农”发展格局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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