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全国同胞们!平津危机!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危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的口号是：武装保卫平津华北!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毛泽东选集》合订本 第315-316页)
在日本帝国主义将要全面侵略中国的时候，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威胁的时候，在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矛盾下降为次要和服从地位的时候，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毅然抛却与蒋介石、国民党的十年血海深仇，高举起全民族抗战的旗帜，与自己的生死冤家蒋介石、国民党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抵抗日寇的侵略”!“驱逐日寇出中国”!最终，在国共两党虽有摩擦但基本合作的前提下，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为了团结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集团，枪口对外、一致抗日，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改变了没收地主土地的土地革命的方针和政策。这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中国的土地属于日本人，还是属于中国人，这是首先待解决的问题。既是在保卫中国的大前提之下来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那末，由暴力没收方法转到新的适当方法，就是完全必要的”。(《毛泽东选集》 第一卷 第260页)
但是，改变“没收地主土地”的土地革命的方针和政策，并不表明毛泽东的“三农”理论和土地革命的方针、政策的破产，一切经过一个轮回又回到了封建地主土地占有制;相反，在如火如荼、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毛泽东的“三农”理论有新的发展，党的“三农”方针和政策，有调整，也有发展。这正像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总结的那样：“农民的情况怎样?农民抱什么态度?8年以来也好，24年以来也好，农民非常欢迎我们的政策”。(《毛泽东文集》 第三卷 第317页)
二
毛泽东对农民的认识，更加全面、更加深刻;对农民的方针和政策，切合抗战的实际。
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基本建立在广大农村。要发动广大的农民群并团结一切爱国的民主力量投入到抗日民族武装斗争中来，共产党必须制定出正确的政策和策略。而要制定出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就必须首先对农村社会各阶级及农民各阶层做出正确的分析和估量，使政策和策略的制定具有客观的事实依据和群众基础。为此，毛泽东对农村社会各阶级、农民各阶层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分析和估量，并由此进一步发展了他的“三农”理论。
1、对农民革命作用的认识更加全面和深刻。首先，毛泽东对农村社会各阶级的关系做了深入的分析。他认为，“封建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社会基础，而农民则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如果不帮助农民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就不能组成中国革命的强大的队伍而推翻帝国主义统治”。“农民在全国人口中大约占80%，是现时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力量”。“农民的内部是在激烈地分化的过程中”。“第一是富农。富农约占农村人口5%左右(连地主一起约占农村人口10%左右)，被称为农村的资产阶级。中国的富农大多有一部分土地出租，又放高利贷，对雇农的剥削也很残酷，带有半封建性。但富农一般都自己参加劳动，在这点上它又是农民的一部分……因此我们不应把富农看成和地主无分别的阶级，不应过早地采取消灭富农的政策“。”第二是中农。中农在中国农村人口中约占20%左右。中农一般地不剥削人，在经济上能自给自足(但在年成丰收时能有些许盈余，有时也利用一点雇佣劳动或放点小债)，而受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剥削。中农是没有政治权利的……中农不但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革命和土地革命，并且能够接受社会主义。因此全部中农都可以成为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者，是重要革命动力的一部分。中农的态度的向背是决定革命胜负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在土地革命之后，中农成了农村中的大多数的时候是如此“。”第三是贫农。中国的贫农，连同 雇农在内，约占农村人口的70%。贫农是没有土地或土地不足的广大农民群众，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贫农和中农都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才能得到解放……农民这个名称所包含的内容，主要的是指贫农和中农“。(《毛泽东选集》 第二卷 第637、642-644页)其次，毛泽东对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战争”。(同上 第609页)“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同上 第692页)
2、对农民地位的认识更加全面和深刻。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对农民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地位有过多次阐述，但以毛泽东在中国七大的政治报告的阐述最为典型。毛泽东认为，“农民—— 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农民——这 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只有他们能够供给最丰富的粮食和原料，并吸收最大量的工业品。农民——这是中国军队的来源。士兵就是穿起军服的农民，他们是日本侵略者的死敌。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 的主要力量。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如不依靠三亿六千万农民群众的援助，他们就将一事无成;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第1077-1088页)
3、中国共产党必须代表广大农民的利益和要求。毛泽东认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必须代表农民的根本利益和要求。1939年，毛泽东就指出：“中国人口的80%是农民。我们将的人民主要是农民。我们是要农民还是不要农民?如果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方向一致，就是说完全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俘虏，把老百姓当牛去挤奶汁，有这样的共产党吗?可能有，但不应当有中国几万万农民到底跟谁走?如果跟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走，中国仍是一个存在剥削和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如果跟无产阶级、跟共产党走，就可以由半封建社会进入民主主义社会，由半殖民地变为独立的国家。”(《毛泽东文集》 第三卷 第59页)1945年，毛泽东在七大上又进而指出：“是要农民呢?还是要地主?在这个问题上，要地主，就忘记了农民;要农民，就可以不完全忘记地主……所谓人民大众，主要 的就是农民……靠什么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靠什么人建立新中国?力量在什么地方?有些人在这个时候弄不清楚，给忘记了。”“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没有一切革命。”“两条路线：或者坚决反对中国农民解决民主民生问题，而使自己腐败无能，无力抗日;或者坚决赞助中国农民解决民主民生问题，而使自己获得占全人口80%的最伟大的同盟军，借以组织雄厚的战斗力量。前者就是国民党政府的路线，后者就是中国解放区的路线。”“动摇于两者之间，口头赞助农民，但不坚决实行减租减息，武装农民和建立农村民主政权，这是机会主义路线”。(《毛泽东文集》 第三卷 305页)
三
毛泽东对农民负担的认识，更加全面、更加深刻;提出的解决农民负担的方针和政策，切合抗战的实际。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不仅绝大多数是经济落后、人民贫困的乡村，而且没有可靠的外援并受到国民党的严密封锁，而且抵抗着62%以上的日寇和90%以上的伪军，战争破坏严重，物资消耗极大。毛泽东正确地处理了抗战与民生的关系，不仅扩展了抗日根据地、取得了抗战的胜利，而且维持了民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民生。
1、在“大仁政”的前提下军民兼顾、维持和改善民生。毛泽东认为，“取之于己”、“取之于友”和“取之于敌”，尤其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取之于己”，保障抗战的物资和武器需要，取得抗战的胜利，是“最大的仁政”。因此，毛泽东针对这样的观点批驳说：“有些同志不顾战争的需要，单纯地强调政府施‘仁政’，这是错误的观点。因为抗日战争如果不胜利，所谓‘仁政’不过是施在日本帝国主义身上，于人民是不相干的。反过来，人民负担虽然一时有些重，但是战胜了政府和军队的难关，支持了抗日战争，打败了敌人，人民就有好日子过，这个才是革命政府的大仁政。”(《毛泽东选集》 第三卷 第894页)毛泽东又同时认为，竭泽而渔、不惜民力同样也是错误的，“另外的错误观点，就是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不已，这是国民党的思想，我们决不能承袭。”(同上)因此，“虽在困难时期，我们仍要注意赋税的限度，使负担虽重而不伤。而一经有了办法，就要减轻人民负担，借以休养民力”。(同上 第895页)
2、实行军民兼顾、合理负担的政策。一是提出了军民兼顾、合理负担的原则。毛泽东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合理负担;“公私兼顾”、“军民兼顾”等负担原则。二是提出了合理负担的政策。毛泽东认为“应当时时刻刻仔细注意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发展，确切照顾统一战线内各阶级各阶层的利益。”因此，要使社会各阶级阶层的负担、各地区之间的负担、农业和工商业之间的负担合理。在具体政策上实行“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按收入多少规定纳税多少。一切有收入的人民，除对最贫苦者应该规定免征外，80%以上的居民，不论工人农民，均须负担国家赋税，不应该将赋税完全放在地主资本家身上”。(《毛泽东选集》 第二卷 第767页)对封建剥削切实限制，实行减租减息，“抗日经费除赤贫者外，一切阶级的人民均需按照累进的原则向政府交纳，不得畸轻畸重，不得抗拒不交”。(《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
3、建立合理有效的农业税收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抗日敌后根据地的农业税收制度，经历了初创、发展和完善三个阶段。1942年，毛泽东提出“依一定土地量按质分等计算税率”后，各根据地即逐步完善了公粮、田赋和营业税等征收制度。基本地采取累进税制，对于不同阶级和不同性质的收入区别对待。从1941年以后，中共中央制定了统一的累进税。它融合了公粮和田赋同时采取累进税制，使纳税人扩大到总人口的70-80%，从而使分担到每个纳税人身上的负担都较轻。如晋察鲁豫边区政府在实行统一累进税时规定：地主的负担控制在总收入的48-60之间，富农负担控制在28%左右，中农负担控制在13左右，贫农负担控制在3-5左右%，最高不得超过5%。从而使最贫苦的农民得到生活保证，使富有者得到休养生息;既贯彻了共产党的阶级路线，又体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
4、公平地摊派农民负担。对此问题，当时的党的领导张闻天有个说法，可以反映毛泽东的观点：“在各种摊派问题上，群众的一致要求是‘公平’!他们说，就是负担得重也是甘心的。”“应该说，一般干部今天在各种摊派问题上，还比较能够公平”。(张闻天：《神府县兴县农村调查》)
5、整顿乡村财政。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一方面高度重视乡村政权建设，另一方面又高度重视乡村财政的官理。 如晋察冀边区在1940年2月，就明确指出：为了杜绝浪费，实现财政收支平衡，必须“建立并健全村 概算制度”，强调“这是一件大事”。
6、合理负担战勤。对于“战勤负担”，一般以行政村为单位成立代耕队、担架队、运输队、自卫军、妇女队等组织负担战勤。其种类主要有：代耕、担架、送信、带路、站岗、放哨等。
四
毛泽东提出的“减租减息”的政策，完全切合抗战的实际。
为了推动国共两党的再度合作，团结抗日，毛泽东早在1837年2月，在《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就提出了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并立即付诸实施。减租减息，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调节农民与地主关系的最主要政策。他一方面要求地主减租减息，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另一方面又要求农民向地主交租交息，照顾地主利益。对此，毛泽东有个明确的说明;‘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农民很快就了解到我们用减租的新政策代替过去没收土地的做法，具有两大好处：一是改善了农民生活;二是吸引了地主留在乡村抗日“。(《毛泽东文集》 第三卷 第183页)
五
毛泽东对农村经济的认识，更加全面、更加深刻;提出的发展农村经济的方针和政策，切合抗战的实际。
根据地要扩展，经济是基础;抗战要胜利，经济是基础。毛泽东提出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一整套方针和政策，并将其付诸了实施。
1、提出了恢复和发展农业的基本政策。毛泽东认为，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农业恢复和发展的原因是纠正了”左“的错误、提出了发展生产的号召和施行了移民政策，并认为”根据过去的经验，下列八项政策是必须执行的“：减租减息、增开荒地、推广植棉、不违农时、调剂劳力、增加农贷、提高农技和实行农业累进税。
2、”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基本是在落后的中国的落后的农村，“取之于民 ”、“取之于敌”、“取之于友”，仍不能保障民生、支撑战争，毛泽东曾经真切地描述了这一状况，他说：“我们曾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第347页)怎么办?毛泽东的办法就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党政军机关和士兵自己开展大生产运动。实行的结果是，以陕甘宁边区为典型，不仅将千古荒凉的南泥湾开垦成了“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的好江南”，而且“耕一余一”，解决了党政军机关的财政和吃饭问题。对此，毛泽东曾经自豪地说：“困难不是不可征服的，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了头，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工人日报》 1965年8月29日)
3、劳动互助，变工扎工。劳动互助，古已有之，但毛泽东不仅改变了它的形式和内容，而且推而广之，成为了边区和根据地地的一种主要的生产方式，提高了生产力，发展了生产，“陕甘宁边区的经验：一般的变工扎工劳动是二人可抵三人，模范的变工扎工劳动是一人可抵二人，甚至二人以上。”(《毛泽东：《论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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