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店口镇钱老板讲了一个叫渡的故事。
他说他小时候每天都要到河对岸的学校上学，因此要摆渡。他观察摆渡，一个人一条船，当要摆渡的只是一个人时，摆渡的梢公和渡船虽然就在河对岸，这边怎么叫渡船，梢公都当作没有听见。当地人也很习惯，叫渡船是要叫的，但不可能一叫就应。要是一叫就应的话，每来一个人，梢公就要摆渡，不断有人来，不断摆渡，本来一次可以渡五个人，却每次只渡一个人，这样下来梢公只有累死。因此摆渡的梢公讲，要摆好渡，就需要半心半心地摆渡。全心全意摆渡，有人叫就应，这样渡就摆不下去了。也是因此，在当地有一个俗语就是“叫渡船的叫”，这个叫是叫不应的，是白叫的。
二、
叫不应渡船和半心半意摆渡，所体现出来的是一个重要的规律，就是面对不规则、不饱满的工作，应该怎么应对？钱老板讲，他当选村主任后，到市委党校培训，一个老支书作报告，讲到如何做好工作时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谁做得到？若我儿子病了到杭州治疗，没有钱，拿什么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钱老板听后很受启发，认为当村干部必须要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但不能全心全意，而应顾及自己所开商店的生意。生意做不好，没有钱，村干部也当不成，全心全意为村民服务就是一句空话。
老支书和钱老板关于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说法，在道理上与摆渡是一样的，摆渡面对随时来人，来人不足一次有效渡船的负荷时，梢公对自己的保护就是让叫渡的人在河岸边等一等，等不久就会有几个人了，再来摆渡。村一级的工作恰也是如此，一是工作的季节性和突发性很强，二是工作对象很复杂，什么人都有。如果村干部天天在办公室坐班工作，对任何人和事情都非常认真，而不能够和不善于灵活应对工作中的各种事务，村干部就会面临困境，人累死了，工作却做不好。正是农村工作本身的不规则，要求村干部采取灵活的办法来做工作，该认真的时候认真，该应付的时候应付。村一级是中国行政体系的末梢，村委会本来就是自治性的群众组织，是国家与社会对接的地带，这个地带必有大量零碎、不规则的事务，这个意义上讲，这种对接必须要以不规则来应对不规则，行政体系末梢与行政体系中心地带的处事原则办事方式都是完全不同的，若按官僚体系的规则和制度来要求村一级，村一级的工作就无法做好。也正是因此，在中国，村干部是不脱产的，村干部不拿工资而只拿误工补贴。在中国传统社会，在官民之间也有一个黄宗智称之为“半正式”制度的广泛的中间地带。这样一种半正式制度所构成的治理模式，黄宗智称为“简约治理”。当前有些地方全脱产工作、拿工资、与公务员无异。这样全心全意当上干部后，如何再与一家一户村民不规则的事务打交道，恐怕会有问题。
三、
国家与社会的边缘地带不只发生在村庄一级，而且发生在国家权力向下渗透的每个毛细血管处：比如城管、协警等等所谓街头执法人员，他们所接触的都是十分复杂而广泛的一线情况，这些一线情况往往有价值信息少且甄别信息难度大，但他们工作的实践性又要求他们必须迅速及时准确地判断情况。他们在一线执法时，稍不注意就可能遇到险情，产生误判，而若随时保持警惕，在有价值信息很少的环境中，这种高度警惕不仅意义不大，而且这种警惕首先是自己压垮自己。现在社会有一种道德洁癖，就是不允许街头执法的城管和协警有任何失误、失态、松懈，否则就随手拍，挂网上，要求相关部门查处。这样下去的结果将来必是用高成本来应对街头执法，而且效果更差。
四、
一个事事认真的人，因为事事认真，就往往事事办不好，因为每个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事事认真，往往是怕出错，一旦怕出错，就会更出错。真正要办好事情，就必须分出事情的轻重缓急，将主要精力和时间用到重要且紧急的事情上来，而对那些不重要的事情则尽可应付之。只有对次要的事情不怕出错，敢于应付，才能集中全力去做重要的事情，做好这些重要的事情。
叫渡船的叫和半心半意的智慧恰也是说，一个任何事情都不计代价地认真的人，一个不善于对工作对象区分轻重缓急的人，一个不敢应付、做任何事情都怕出错、担心被人指责的人，是不可能真正做好工作的。
2013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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