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官方不参与“共识”的“闭门会议”
10月中旬关于养老保险问题的“闭门会议”已经过去半个月了，盘点一下此次会议经媒体披露而“泄”出来的“利好”或者“利不好”消息，似乎看不到什么那怕是可以谨慎乐观的成果。据媒体报道：与会者达成的“共识”有二，即“延长养老保险缴费年限”和“养老金实行并轨”，并谓之“基本没有悬念”。
然而，随即媒体上又传出有关部门的领导讲话，表达了几层意思：其一，达成共识的只是“来自4家国内和3家国际研究机构的专家”，“相关部门并没有发表具体意见。”其二，关于“延长养老保险缴费年限”，“具体政策还在研究”，“希望职工和居民参保者在有能力时先自愿增加缴费年限。” 其三，关于“养老金实行并轨”，“下一步人社部的工作重点首先就是改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人社部也会及早提出合理建议，但目前并轨问题暂无明确时间表。”——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媒体曾经趋之若鹜，试图给予特别关注的民生大事，就此GAME OVER，至少在目前好像只能这样解释。
2.为什么对“延迟退休”如此情有独钟?
根据媒体报道，在社会舆论中纷纷扰扰将近10年的“延迟退休年龄”，似乎没能成为这次会议的主题(那怕是之一)。当然也有可能议是议了，但分歧很大，因此最后被排除在会议的“共识”之外。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会后不久，有关部门领导再次表态：虽然“因问题争议较大，还暂无定论”，但“延迟退休可应对劳动力减少”。领导的意见是值得商榷的，因为领导对此给出的论据是：“延迟退休年龄，考虑的不仅仅是养老金的长期收支平衡，更大的背景，是随着老龄化社会加速，中国的新增劳动力已开始减少。”中国16—25岁的新增劳动力其实从2004年开始就逐年减少，但这不是“老龄化社会的加速”造成的，而是长期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结果。新增劳动力（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是使老龄化社会加速的原因之一，领导显然是把因果倒置了。
还有一个社会背景，领导讲话没有涉及，这就是中国16—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目前正处于峰值，有9亿多，而且这个规模将一直会延续到2025年。到2035—2040年，中国老龄化最高峰时，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仍然有8亿多。所以，就绝对值而言，与中国的经济规模相适应，中国可能并不缺乏劳动力。何况今后中国经济改革的主要方向是 “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按照国际经验，这就意味着要减少劳动密集性产业。用大白话来表述：就是会少用人。同时，有研究表明，中国目前有将近1亿人处于失业或就业不足的状态，经济学家专门为此创造了一个新词，叫做“总量性失业”。如果劳动力总量减到8亿，正好可以缓解严峻的就业问题。所以，退一步说，中国将来会不会缺乏劳动力?何时会缺乏劳动力?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说，中国的劳动市场能否容纳这么多劳动力?今天看来，至少还是一个“悬案”。
当然，按这样的发展趋势，中国劳动力的年龄结构会逐渐偏大。但延迟退休年龄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而且只会使劳动力的年龄结构更加偏大。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放开计划生育，仅以常识而言，显然只有提高生育率将来才会有更多的新增劳动力。现在放开，还来得及，按照中国社会的法律和惯习，16年就能养成一条“好汉”;而到老龄化高峰，至少还有22年。
接下去，也有媒体跟着起哄：“延迟退休5年 每月养老金可多拿900多元”。网友评论：这是典型的“占小便宜吃大亏”。因为在延迟退休的5年中，不但不能领取养老金，而且还要缴纳养老保险费。一进一出之间，每月多交400元，少领3000元，5年中“损失”204000元。这笔“损失”，按每月多领900元计算，要19年才能找补回来。也就是说，65岁退休，到84岁时，他每月多领的900元才有实际意义。当然，更为关键的是：在中国，现在有多少人可以一直工作到65岁。一旦被辞退，不但没有稳定的收入，还要继续缴养老保险费，这日子怎么过?
鉴于以上所说的种种原因，近日“人民网”发表的调查，仍然是将近70%的受访者反对“延迟退休年龄”。其中，外企工作人员反对声最高，达79%;党政机关中也有53%的人不赞同。在这个方面，不知道为什么有关领导就是不愿意“走群众路线”。
3.中国式养老：不患贫而患不安
在谈到中国人的民族性时，孔子的一句名言常常被引用。这就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实际上，这样引用并不完整。因为后面紧跟着还有一句，这就是：“不患贫而患不安”。一个社会，要可持续发展，就要消除不安定因素。这个知识点常常有领导叨叨，所以在人民群众中也很普及。在所有的不安定因素中，是否能够看清未来，或者说对未来的可预期性，实在很重要，但这一点领导却不常提及。延迟退休的问题，讨论至今，已经将近10年。反复地试探，反复地提出，反复地被人民群众所否定，但有关领导依然对此情有独钟，于是就形成了反复地反复的局面。其理由不外乎“国际趋势”(也许就是“闭门会议”中要请3个国际机构参加的原因)，进而就是“大势所趋”，或曰“迟早的事”。
如今，在这个问题上，广大人民群众是“尚未被蛇咬，已然怕井绳”。只要是与退休养老相关的事情，几乎第一反应就是质疑。如最近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事业的意见》中提到“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到媒体上就变为“以房养老”;继续发酵，在坊间就以讹传讹地变成“政府要打老百姓住房的主意”。相关部门再三解释，但人民群众依然报以疑虑慌忽的眼神。
更重要的是，社会保障和社会保险所提供的仅仅是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资金和服务。也就是说，人民群众得到的仅仅是政府给予的一个保底的承诺，为什么有了这样的制度社会就会安定？实际上这与社会心理有很大的关系。公众的社会心态永远是一面凸透镜，常常不会“如实”地反映社会现实，而是不是放大就是缩小。社会保障或社会保险本身是利用社会心态的放大作用，把对基本生活需求的保障放大为一张可期待、可依靠的安全网。现在，部分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一再强调“社会保障安全网”不可靠，使公众的社会心理向“不可预期”的方向逆转。加上中国人的国民性“不患贫而患不安”，最终是否会造成社会的不安定乃至动荡？如今，中国的大多数退休人员拿着不到1800元的养老金，过着不那么富裕的日子，但他们却是中国社会最安分守己的一个群体。他们安贫乐道地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着——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尤其是女性，退休生涯的第一选项就是帮子女带孩子，在怡儿弄孙中享受天伦之乐。孙子上学了，他们又将服侍上一代老人和老伴视为己任。也有一部分人，自己在生活中找乐，拉着老哥们老姐们扭秧歌、唱大戏、跳舞唱歌，下棋打牌，写字画画，忙得不亦乐乎。也有人把健康长寿作为目标，把锻练身体，听健康讲座当作每日功课，乐此不疲。老年生活的最高境界应该就是旅游，逛逛名山大川，看看异国情调。这样一个自得其乐的社会群体，虽不富裕，但与世无争，令从7岁起就要为学业、为工作疲于奔命半个世纪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年人好生羡慕，总想着能够早日加入其中，一舒身心。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有些官员和学者就不能理解和体谅中国人的这份心情，非要打破他们的好梦，非要让他们既患贫、又不安呢?
如今，“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给公众的印象是：政府在不断地对以前的承诺反悔，千方百计地想多收钱、少发钱。另一方面，最终承受“改革后果”的总是中低收入者，尤其是50—70年代出生的那几代人。因此，学者也好，官员也好，考虑问题应当从养老保险的一些最基本的原则出发，譬如社会保障的“刚性”原则，譬如社会保险的“三方筹资”原则。这对于社会保障理论来讲就是基本常识，圈内的官员、学者都可以倒背如流。不要违背社会保障和社会保险的基本原则和常识去进行顶层设计，不要开口闭口美国怎样、欧洲怎样、日本怎样，但实际上又是选择性地对国际经验采取“拿来主义”。如今，从某种意义上说，养老保险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万万不可等闲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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