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媒体热议：2013年，累计有3800万人中断缴纳养老保险费。按全国有3亿人参加城市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计算，“弃保”的人数要大于10%。对此，媒体称之为“怪现状”。
其实，此“怪”并不怪。有专家认为：中断缴纳社保主要集中在三类人群：一是下岗失业人员，这类人员大都属于被动中断；二是小微企业员工，企业为了降低成本不给员工缴纳社保；三是流动性比较大的务工人员。据媒体披露：“很多外来务工人员中断社保的问题非常凸显”，所以对上述第三类人员应该是没有异议的。进一步分析，对于第一类人群，下岗失业人员，他们被动中断社会缴纳社保应该已经是个“历史问题”（7—10年前），但现在所说的3800万是2013年的数据，所以下岗失业人员在其中应该只是少数。这也就是说，如果算上历年断保的下岗失业人员，这个数字要大于3800万。至于第二类人群，小微企业员工，其实绝大多数也是外来务工人员。如果单说“为了降低成本”企业从未给缴费的，可能也不能算是“弃保”（根本就没参保）。“弃保”的小微企业员工，可能是因为当前很多企业不景气或倒闭，不得不重新找工作，从而造成“中断社保”。总之，绝大多数“弃保者”应该是外来务工人员，既包括农民工，也包括从中小城市向大城市、特大城市流动的劳动者。尤其要强调的是，后者更值得关注，因为从现行的制度安排看，他们也许就不在政策视野之内。说到外来人员，“社保中断”的问题由来已久，其根本的原因是没有一个可行且可操作的养老保险“转移接续”办法。4年前，有关部门曾经出台了一个《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这个办法规定：在参保者发生跨省转移时，个人缴费可以带走，同时还可以带走单位缴费的12%。看起来，这个资金转移的办法同时考虑转出地区和转入地区的利益。但是，站在地方社保机构的立场来看：转出地区会认为：辛辛苦苦收上来的养老保险费，一旦发生转移，20%的社会统筹部分就只剩下8%，差不多等于白辛苦;转入地区会认为：本盖20%社会统筹部分只缴来12%，但将来支付时却必须是足额的，这不明摆着亏大发了吗?所以，流动人口的转移接续问题迄今都是个大难题。这应该也是十八大报告中，专门对养老保险制度提出“适应流动性”要求的原因。
3800万人“中断社保”只是从另一个角度去看流动人口转移接续存在的问题而已。在研究2011年社会保障基金审计结果时发现，流动人口养老保险缴费的问题在统计和审计时是发现不了的，因为统计和审计都有一定的“时点性”。在某个时点上看，可能所有的流动人口都“在册”，都在缴费。但一流动，前面缴的养老保险费可能就都白缴了。最后到退休时，就不能领到或足额领到应得的养老金。一辈子都在缴费，但最后得到的很少或者根本得不到。最近，笔者在几篇文章中都谈到，这是当前养老保险制度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但却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当然，有关方面可能认为，问题已经解决了——不是出了文件吗？对此，也许公众想了解，这几年，或者就说2013年，全国办妥转移接续手续的外来务工人员究竟有几何？从来没见过相关的统计数字。“弃保”的问题又引出了“自保”，亦即“主动弃保”的问题。有网友在网上放言，说“25岁工作，不交养老金，每月存500元，这样30年后，55岁总计可得381203.44元，存5年定期可得利息90535.82元，分到每月是1508.93元。再等5年拿自己存的退休金，每月就可以得3376.23元，而你的本金还是38万多元。我看也别给国家添麻烦了，都自己养老吧。”这个说法有点天真，天真之处就在于完全把物价上涨排除在外了。今天算出来的3300多元，35年后还值多少?够不够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个问题现在不太好计算，不过可以对比一下，35年前一斤大米是多少钱。第二问题则可以肯定地回答：“不够”。上述物价上涨还不能简单地等同于CPI，因为CPI还包括了耐用消费品、家具类、装修类等消费。但在老年生涯中，主要消费的生活必需的商品和服务是食品支出，医药费支出，水、电、燃气费用，等等，这些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上涨会远远超过CPI。当然，这样说的人不少，但真正这样做的人却没见过，就当是调侃吧。
不管怎样，作为个人，参加社会保险是必须的。因为养老是政府的基本责任之一，这是宪法所规定的。同时，社会保险保障的是基本生活需求，而不是商业保险承诺的或自己存银行的一笔金额（这是死数）。当物价上涨，造成养老金标准过低而不敷家用时，政府是要作出调整的。之前的9年，政府已经连续9次调整企业职工养老金。虽然企业退休人员还不满意，但毕竟是调整了。若是市场化的金融机构（保险公司和银行，等等），是不会因此而作出调整的。
参考阅读一：唐钧：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反对延迟退休
核心提示：养老保险问题不在于几个人养几个人，而是取决于这个社会能够创造多少财富，以及财富怎么分配。
延迟退休年龄为何屡遭反对？养老金并轨存在何种误区？上周六，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唐钧做客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就养老制度改革与社会保障与公众交流。唐钧表示，对“延迟退休年龄”被写入《决定》感到非常遗憾，但《决定》的措辞是“研究制定”而不是“制定”，因此似乎还有讨论的余地，还有发表不同意见的空间。当然，不同意见被采纳的可能性很小，就当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吧。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阶层结构不同
唐钧说，我国第一次提出延迟退休年龄应该是在2004年，9年来我一直表示反对。发达国家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搞延迟退休，但并不是为了弥补养老金短缺，而是因为发达国家人口出生率一直在减少，劳动力逐渐地就不够了。越是小的国家，这种压力越明显，最早延迟退休年龄的动议，其实就是为了增加劳动力。
所谓渐进式的延迟退休，以美国为例，从八十年代开始，每年往后推一个月，用30年左右的时间将退休年龄从60岁调整到65岁，这恐怕就是所谓渐进式的延迟退休。要说明的是，美国在70年代就建立起第二支柱和第三止住的养老金。开始实施延退时，这两个支柱已经起作用，可以填补延退造成的收入间隙。
“就国际经验而言，白领阶层比较容易接受延迟退休，但是在一线劳动的这些蓝领工人就比较难接受”，唐钧表示，发达国家白领和中产阶级是多数，占到60%以上。但在中国不一样，蓝领工人占到60%甚至70%。此外，欧洲国家、发达国家一般实行6小时工作制，有的一星期休息3天，年龄歧视也相对较少，职业环境与工作条件也与中国不同。
“养老保险问题不在于几个人养几个人，而是取决于这个社会能够创造多少财富，以及财富怎么分配”。唐钧表示，想要靠单位缴费和个人缴费来支付全部的养老金是不可能的，这其实早有定论，而且几乎所有的社会保障教课书中都有。随着社会老龄化，交社会保险的人越来越少、领社会保险的人越来越多，要通过财政补贴、国有资产填补等其他手段来补充。
解决“双轨制”应该继续提高企业职工养老金
谈到养老金并轨的争议，唐钧表示，其中存在一个误区，应该争取的不是简单的并轨，而是要将企业职工的养老金往上提，而不是将其他人的养老金往下拉。因为中国退休人员的养老金不光涉及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还要考虑医药费的自付和自费部分。
唐钧表示，延迟退休年龄本身和养老金并轨没有关系，但一些学者把养老金并轨的“公平问题”说成是延退的前提，说只要并轨公众就愿意延退，这恐怕是一个陷阱。
唐钧建议，根据国际经验，可以将养老金分为两部分，一个是基本养老金，追求公平，以公民的身份根据自己收入的一定比例来缴纳，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百姓都在一个水平上领取，保障基本生活需求，并随物价上涨每年调整；另一个是补充养老金，跟效率挂钩，收入多就可以多缴，将来可以多得，由国家托底的准市场来运营。现在大多数国家的养老金都是这样的结构，这才是真正的国际趋势。
参考阅读二：唐钧：养老问题已成政治问题
核心提示：如今，“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给公众的印象是：政府在不断地对以前的承诺反悔，千方百计地想多收钱、少发钱。另一方面，最终承受“改革后果”的总是中低收入者，尤其是50—70年代出生的那几代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养老保险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万万不可等闲视之。
1.官方不参与“共识”的“闭门会议”
10月中旬关于养老保险问题的“闭门会议”已经过去半个月了，盘点一下此次会议经媒体披露而“泄”出来的“利好”或者“利不好”消息，似乎看不到什么那怕是可以谨慎乐观的成果。据媒体报道：与会者达成的“共识”有二，即“延长养老保险缴费年限”和“养老金实行并轨”，并谓之“基本没有悬念”。
然而，随即媒体上又传出有关部门的领导讲话，表达了几层意思：其一，达成共识的只是“来自4家国内和3家国际研究机构的专家”，“相关部门并没有发表具体意见。”其二，关于“延长养老保险缴费年限”，“具体政策还在研究”，“希望职工和居民参保者在有能力时先自愿增加缴费年限。” 其三，关于“养老金实行并轨”，“下一步人社部的工作重点首先就是改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人社部也会及早提出合理建议，但目前并轨问题暂无明确时间表。”——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媒体曾经趋之若鹜，试图给予特别关注的民生大事，就此GAME OVER，至少在目前好像只能这样解释。
2.为什么对“延迟退休”如此情有独钟?
根据媒体报道，在社会舆论中纷纷扰扰将近10年的“延迟退休年龄”，似乎没能成为这次会议的主题(那怕是之一)。当然也有可能议是议了，但分歧很大，因此最后被排除在会议的“共识”之外。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会后不久，有关部门领导再次表态：虽然“因问题争议较大，还暂无定论”，但“延迟退休可应对劳动力减少”。领导的意见是值得商榷的，因为领导对此给出的论据是：“延迟退休年龄，考虑的不仅仅是养老金的长期收支平衡，更大的背景，是随着老龄化社会加速，中国的新增劳动力已开始减少。”中国16—25岁的新增劳动力其实从2004年开始就逐年减少，但这不是“老龄化社会的加速”造成的，而是长期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结果。新增劳动力（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是使老龄化社会加速的原因之一，领导显然是把因果倒置了。
还有一个社会背景，领导讲话没有涉及，这就是中国16—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目前正处于峰值，有9亿多，而且这个规模将一直会延续到2025年。到2035—2040年，中国老龄化最高峰时，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仍然有8亿多。所以，就绝对值而言，与中国的经济规模相适应，中国可能并不缺乏劳动力。何况今后中国经济改革的主要方向是 “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按照国际经验，这就意味着要减少劳动密集性产业。用大白话来表述：就是会少用人。同时，有研究表明，中国目前有将近1亿人处于失业或就业不足的状态，经济学家专门为此创造了一个新词，叫做“总量性失业”。如果劳动力总量减到8亿，正好可以缓解严峻的就业问题。所以，退一步说，中国将来会不会缺乏劳动力?何时会缺乏劳动力?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说，中国的劳动市场能否容纳这么多劳动力?今天看来，至少还是一个“悬案”。
当然，按这样的发展趋势，中国劳动力的年龄结构会逐渐偏大。但延迟退休年龄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而且只会使劳动力的年龄结构更加偏大。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放开计划生育，仅以常识而言，显然只有提高生育率将来才会有更多的新增劳动力。现在放开，还来得及，按照中国社会的法律和惯习，16年就能养成一条“好汉”;而到老龄化高峰，至少还有22年。
接下去，也有媒体跟着起哄：“延迟退休5年 每月养老金可多拿900多元”。网友评论：这是典型的“占小便宜吃大亏”。因为在延迟退休的5年中，不但不能领取养老金，而且还要缴纳养老保险费。一进一出之间，每月多交400元，少领3000元，5年中“损失”204000元。这笔“损失”，按每月多领900元计算，要19年才能找补回来。也就是说，65岁退休，到84岁时，他每月多领的900元才有实际意义。当然，更为关键的是：在中国，现在有多少人可以一直工作到65岁。一旦被辞退，不但没有稳定的收入，还要继续缴养老保险费，这日子怎么过?
鉴于以上所说的种种原因，近日“人民网”发表的调查，仍然是将近70%的受访者反对“延迟退休年龄”。其中，外企工作人员反对声最高，达79%;党政机关中也有53%的人不赞同。在这个方面，不知道为什么有关领导就是不愿意“走群众路线”。
3.中国式养老：不患贫而患不安
在谈到中国人的民族性时，孔子的一句名言常常被引用。这就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实际上，这样引用并不完整。因为后面紧跟着还有一句，这就是：“不患贫而患不安”。一个社会，要可持续发展，就要消除不安定因素。这个知识点常常有领导叨叨，所以在人民群众中也很普及。在所有的不安定因素中，是否能够看清未来，或者说对未来的可预期性，实在很重要，但这一点领导却不常提及。延迟退休的问题，讨论至今，已经将近10年。反复地试探，反复地提出，反复地被人民群众所否定，但有关领导依然对此情有独钟，于是就形成了反复地反复的局面。其理由不外乎“国际趋势”(也许就是“闭门会议”中要请3个国际机构参加的原因)，进而就是“大势所趋”，或曰“迟早的事”。
如今，在这个问题上，广大人民群众是“尚未被蛇咬，已然怕井绳”。只要是与退休养老相关的事情，几乎第一反应就是质疑。如最近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事业的意见》中提到“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到媒体上就变为“以房养老”;继续发酵，在坊间就以讹传讹地变成“政府要打老百姓住房的主意”。相关部门再三解释，但人民群众依然报以疑虑慌忽的眼神。
更重要的是，社会保障和社会保险所提供的仅仅是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资金和服务。也就是说，人民群众得到的仅仅是政府给予的一个保底的承诺，为什么有了这样的制度社会就会安定？实际上这与社会心理有很大的关系。公众的社会心态永远是一面凸透镜，常常不会“如实”地反映社会现实，而是不是放大就是缩小。社会保障或社会保险本身是利用社会心态的放大作用，把对基本生活需求的保障放大为一张可期待、可依靠的安全网。现在，部分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一再强调“社会保障安全网”不可靠，使公众的社会心理向“不可预期”的方向逆转。加上中国人的国民性“不患贫而患不安”，最终是否会造成社会的不安定乃至动荡？如今，中国的大多数退休人员拿着不到1800元的养老金，过着不那么富裕的日子，但他们却是中国社会最安分守己的一个群体。他们安贫乐道地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着——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尤其是女性，退休生涯的第一选项就是帮子女带孩子，在怡儿弄孙中享受天伦之乐。孙子上学了，他们又将服侍上一代老人和老伴视为己任。也有一部分人，自己在生活中找乐，拉着老哥们老姐们扭秧歌、唱大戏、跳舞唱歌，下棋打牌，写字画画，忙得不亦乐乎。也有人把健康长寿作为目标，把锻练身体，听健康讲座当作每日功课，乐此不疲。老年生活的最高境界应该就是旅游，逛逛名山大川，看看异国情调。这样一个自得其乐的社会群体，虽不富裕，但与世无争，令从7岁起就要为学业、为工作疲于奔命半个世纪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年人好生羡慕，总想着能够早日加入其中，一舒身心。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有些官员和学者就不能理解和体谅中国人的这份心情，非要打破他们的好梦，非要让他们既患贫、又不安呢?
如今，“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给公众的印象是：政府在不断地对以前的承诺反悔，千方百计地想多收钱、少发钱。另一方面，最终承受“改革后果”的总是中低收入者，尤其是50—70年代出生的那几代人。因此，学者也好，官员也好，考虑问题应当从养老保险的一些最基本的原则出发，譬如社会保障的“刚性”原则，譬如社会保险的“三方筹资”原则。这对于社会保障理论来讲就是基本常识，圈内的官员、学者都可以倒背如流。不要违背社会保障和社会保险的基本原则和常识去进行顶层设计，不要开口闭口美国怎样、欧洲怎样、日本怎样，但实际上又是选择性地对国际经验采取“拿来主义”。如今，从某种意义上说，养老保险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万万不可等闲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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