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海蓉：粮食不够吃了，让主吃土豆可以保卫粮食安全么？ -

如果不从根本上改革中国粮食区域分工体制，不去深刻反思市场化的发展主义体制下的制度性浪费问题，而只是希望通过扩大“主粮”范畴——马铃薯主粮化——来增加粮食总产量，依然是治标不治本之举。

　　【摘要】如果不从根本上改革中国粮食区域分工体制，不去深刻反思市场化的发展主义体制下的制度性浪费问题，而只是希望通过扩大“主粮”范畴——马铃薯主粮化——来增加粮食总产量，依然是治标不治本之举，不是确保粮食安全的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对策。

　　1月6日，中国农业科学院等相关机构在北京召开研讨会，商讨马铃薯(土豆)主粮化发展战略，意在促成马铃薯逐渐成为水稻、小麦、玉米之外的第四大主粮，以此确保中国的粮食安全。但人民食物主权网络认为，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粮食不安全隐患的结构性问题，以马铃薯主粮化来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只能是治标不治本。

　　中国的粮食不安全

　　联合国粮农组织最新公布的《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2014》报告显示，中国到2014年底仍有约1.5亿食物不足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0.6%，是“严重的地方性粮食不安全”国家之一。中国政府向来重视国家粮食安全，无论是划定18亿亩耕地红线，还是对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激励，都是为了保证国家的粮食安全，确保中国人自己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根据国家统计局2014年12月份公布的数据，2014年我国粮食总产量已经达到12142亿斤，比2013年增加103.2亿斤，粮食生产实现“十一连增”。但吊诡的是，在粮食总量实现“十一连增”的情况下，中国粮食的进口量却是有增无减，以谷物进口为例，从2000到2012年，进口量从300万吨，增加到1400万吨。难怪已有专家、学者对粮食“十一连增”提出了质疑。生产和进口数据同比增长这一现象，一般的解释会认为，城市人口的增加、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均消费量增加，当然使得中国的粮食消费量越来越大。然而，消费增加这一点不足以完全解释我国目前的粮食不安全状况。那到底是什么因素在威胁着我国的粮食安全?

　　中国粮食不安全隐患的结构性问题

　　1、粮食区域分工体制的结构性失策。2001年，国家进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重新划分布局，划定了13个粮食主产区、7个主销区和11个基本平衡区。但这一原本想发挥“比较优势”的制度设计，反而是成为威胁粮食安全的一个制度性顽疾。它不仅没有加强粮食安全，反而导致了粮食主产区的不断萎缩和粮食主销区的不断增加。目前，原先划定的13个粮食主产区中，只有5个省份(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南、安徽)可以稳定输出粮食;5个省份只略有盈余(江苏、山东、江西、湖南、河北);而辽宁、湖北、四川已经成为缺粮省。在这一体制下，主销区卸下了粮食生产的任务，进而导致主销区粮食产量和耕地数量的急速下滑。十多年间，长三角、珠三角的良田沃土被大量圈占，用以推动工业化和城镇化，粮食缺口越来越大。而作为承担国家粮食生产重任的主产区，以及承担自身粮食生产任务的平衡区，在“发展”的压力下，也纷纷仿效主销区的发展模式，力争实现GDP的快速增加，结果就是导致主产区数量不断减少、生产潜力持续萎缩。一些名为“主产区”的省份，实际上已经成为缺粮省。以四川为例，整个成都平原，粮食安全缺口近400万吨。这些都是粮食区域分工体制的失灵产生的后果，并且在现有粮食生产和流通体制下，是很难被克服的。如果不对这种区域分工体制进行一个根本性的反思，我国粮食安全问题的隐患还将持续存在。

　　2、耕地数量、质量的双重降低。就耕地“量”的问题而言，城镇化导致我国耕地资源急剧流失。据国土资源部调查数据显示，在1996-2006的十年间，全国耕地减少总数约1.24亿亩，平均每年减少近1240万亩。这还不包括每年因为沙漠化而流失的近200万亩耕地。而与此同时，我国耕地的“质”也在大幅下降。首先，在现有的城镇化发展路径之下，农地质量不断下降。尽管《土地管理法》规定，要做到数量和质量的“占补平衡”，但实际上，补回来的耕地质量远不及所占去耕地的质量。其次，农地污染化也直接导致耕地质量受损。据报道，全国受污染的耕地已占到耕地总面积的近20%，而受重金属污染的耕地已占全国耕地面积的16%以上，其中大城市、工矿区周边情况尤其严重。当前，我国耕地总数已不足18.26亿亩，接近18亿亩红线。如果耕地数量、质量不保，国家粮食安全问题就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3、发展主义和市场体制下的制度性浪费。 “光盘行动”的口号依旧萦绕在我们耳边，但餐桌上的浪费不见减少。根源在于以消费促发展的发展策略，导致消费主义与发展主义相伴生，成为制度性浪费的一个显著方面。根据全国政协委员、华中科技大学教授郑楚光的估计：我国消费者仅在中等规模以上餐馆的消费中，每年至少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倒掉的食物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全国各类学校、单位规模以上集体食堂每年倒掉的食物至少可以养活3000万人;而个人和家庭每年也将近浪费粮食110亿斤，相当于1500万人一年的口粮(参见，“中国粮食现状：一边进口，一边浪费”)。消费性浪费是在消费主义的煽动下，浪费型需求而非实质型需求空前增加的后果。这不仅增加了对农业生产本身的压力，更是危及到了国家的粮食安全。除此之外，制度性浪费更有不为人们所重视的方面，即市场体制下生产过剩的浪费。例如时常见诸报端的奶农倒奶事件，以及各类农产品因为没有销路而堆积腐烂的事件，这些过剩当然不是因为缺少真实的社会需求而过剩，而是市场建构的过剩，因而是市场体制性浪费相对隐蔽的一面。制度性浪费不仅是对农产品本身的浪费，更是对土地、水等自然资源的浪费。在中国这样人地、人水资源长期紧张、保障粮食安全任重道远的国家，这些体制性浪费，显得尤其荒诞。

　　马铃薯主粮化，治标不治本

　　研讨会宣称，推进马铃薯主粮化，将坚持不与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抢水争地。诚然，马铃薯主粮化本身一个重要原因很可能就是中国日益严重的水危机，特别是华北平原地区。不过，谁来坚持和保证马铃薯不与小麦、水稻、玉米争地呢?因为到目前为止，全国各省、各地区粮食总产排名不分作物种类，因此不能排除地方政府可能为了产粮排名，推动马铃薯与其它作物争地。

　　同时，马铃薯种植被认为具有四“省”优势，即“省水、省肥、省药、省劲儿”，因此在耕地资源日渐缩小、水资源日渐匮乏的中国，推广马铃薯种植具有相对的优势。但情况果真如此吗?“省水”当然不用说。但对于种植马铃薯“省肥、省药、省劲儿”，可就未必。根据笔者2014年暑期在甘肃榆中县的调查，马铃薯种植并没有给农民带来这三“省”。当地农民介绍，一亩马铃薯在肥料的投入上平均需150元，缺乏肥料的投入将会导致产量的缩减;而农药的投入也不可缺，平均需投入费用100元，因为随着马铃薯种植的普及，相应的病虫害开始增多，一年至少喷洒2次农药，如若不然，势必减产。由此可见，在马铃薯的种植上并非“省肥、省药”，进而也就不能“省劲儿”。除此之外，农民自己也没法留种马铃薯种子，需要逐步更换种子，每年每亩平均需要种子费用约50元。如此算来，一亩马铃薯每年的农资投入上就需要约300元。当地马铃薯亩产平均约为2000斤，2014年每斤收购价格为3毛，每亩毛收入为600元，除去300元的农资投入，每亩纯收入仅为300元。随着马铃薯种植的普及，收购价格未必就会上扬，到最后只能是再次出现“小农民，大市场”的矛盾，“受伤”的还是普通农民。当然，在当前如此低的亩产收入下，农民的种植马铃薯的积极性会是一个问题。

　　马铃薯主粮化，实质上是扩大了包含在“主粮”范畴内的作物。随着“主粮”包含范畴的扩大，粮食总产量也势必会随之增加，我们不久将会看到中国粮食总产量“十二连增”的消息。当然这都是建立在马铃薯主粮化后，产量会稳步上升的前提下。但我们不要忘记1845-1852年发生在爱尔兰的“马铃薯饥荒”，造成此一饥荒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单一种植的马铃薯无法应对马铃薯病虫害而造成大面积绝收。列出“马铃薯饥荒”的例子，并不是说中国在马铃薯主粮化后也会遇到此一情况，我们要说的毋宁是，马铃薯主粮化也并不一定能确保中国的粮食安全。

　　总之，如果不从根本上改革中国粮食区域分工体制，不去深刻反思市场化的发展主义体制下的制度性浪费问题，而只是希望通过扩大“主粮”范畴——马铃薯主粮化——来增加粮食总产量，依然是治标不治本之举，不是确保粮食安全的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