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学术机构的商业化嬗变
车 辉
从11月16日起，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何志毅，一名大学学术研究机构———北大管理案例研究中心的负责人，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一起成为了站在风口浪尖上的新闻人物。
张维迎，出生于陕西一个农民家庭，去年9月，被正式任命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近年来常因诸如“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学费不够贵”等言论引发社会争议。
何志毅，企业家出身，1999年进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2001年起担任北京大学管理案例研究中心主任。2003年，《北大商业评论》创刊，何担任执行主编。
两个学者之间发生了什么争斗?争斗背后又是什么？
“在大学里教师争斗实属平常，但是原来多为学术争辩，现在已经开始倾向利益 争斗。”这是记者在采访中，听到的最有力度的一句评论。
职务任免之争
11月16日，一封署名何志毅的公开信出现在网上，该信直指学院院长张维迎品行“卑鄙肮脏”，公开信宣称张免除自己北大管理案例研究中心主任职务是“不顾事实，霸道的”。
11月21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在其网站上发布“关于何志毅问题的说明”，声称免除何志毅职务是“为防止何志毅继续利用北京大学案例研究中心名义从事有损光华管理学院利益的活动”。
第二天是感恩节，何志毅发表“感谢信”，反驳了光华管理学院对他的指责，声称“张维迎践踏了我做人的基本尊严，超越了我忍辱负重的底线”。
11月26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接受南方某媒体专访，声称“教授在欺负院长，不是院长欺负教授”。11月29日，该媒体用两个半显要版面大篇幅报道了此事，两者的激烈冲突完全公开化。
12月8日，在第十一届世界管理论坛与东方管理论坛现场一个角落，前一天刚从福建老家赶回北京的何志毅神情略显落寞：“没想到那家媒体会用那么大的版面刊登免除我职务的事情，我的母亲身患重病，她看到后很紧张，我是特地回去向她解释，让她放心。”
12月8日的会议上，当主持人介绍何志毅的头衔时，仍然称其为“北京大学管理案例研究中心主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淡淡地说：“我是教授，我绝对没有欺负院长，哪个教授敢欺负院长？”
张何之争无定论
在采访中，何志毅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在光华十年了。”在他看来，十年来他为学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据他介绍，这个中心最早是源于1997年的一个“九五”社科重大项目，后经“985”项目继续支持而发展，项目完成后，由于觉得仍然有做下去的必要，北大于2004年4月成立了这个虚体性研究机构，在一本介绍该中心资料的小册子上，记者看到这样一句话：“中心隶属北京大学，由光华管理学院托管。是从事管理案例教学、案例研究、案例资料库建设的非营利性研究机构。”
目前该中心已经向社会公开发行出版了1000多个企业案例，其中26个进入了国外著名商学院的课堂。
在何志毅接受记者采访的同时，就在北大百年讲堂的另外一侧大厅，张维迎正在进行一个关于中国宏观经济的主题演讲。演讲结束后，他拒绝了记者关于他和何志毅一事的采访要求，摆摆手连说：“该说的都说了，不谈了不谈了。”
“我已经就此事向学校提请申诉，学校目前没有回应，也就是说我还是中心负责人。”何志毅认为，教授在学院的问题处理上需要更多知情权、参与权和表达权，需要更大发挥教授委员会的力量。“我不会放弃自己申诉的权利，我已经向校级领导提请申诉，并单独找光华的老师谈话，全学院200多老师我已经找了七八十个了，我要一个一个向他们解释清楚。”何志毅很坚定。
学术机构的商业化倾向
对于“张何之争”，外人则更多从另一个角度表达了看法。
一位未透露姓名的北大教师称：“目前高校里很多研究机构都自筹经费，在利益分配上也会与学院有协商。如果协调不好，就会出现问题。”
在很多人看来，“张何之争”的背后实际是利益之争。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发展速度之快有目共睹，但是也有很多北大职工认为光华管理学院商业化气息太浓，这一点，从光华管理学院门口停着众多名车，以及经常在学院正门悬挂着的“热烈欢迎EMBA学员”的条幅中可见一斑。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在商界的影响力无形中已经化成了巨大的商业利益，而“利益的归属”在一些高校老师看来恰恰是“张何之争”的焦点。
北京某高校一位教师认为，目前高校体制一个最大的矛盾就是越来越多涌进高校的资源和落后的资源配置体系之间的矛盾，而行政主导的方式无疑是这一矛盾形成的根基。
“现在很多学校的学术机构已经浸溺在商业化浪潮中，这些学术中心依托学校资源和影响力可以和社会商业机构合作，获取经济利益。作为这类机构的领导，就可以拿到更多资源，包括学科建设资金、研究经费、教学收入分配等。”北京师范大学一位王姓老师告诉记者。
而正是学术机构商业化的利益使得两者在根本看法上不一致。整个事件过程中，何志毅认为光华无论在人事还是财务都没有给过中心一点支持，是全体工作人员几年来不断努力才有的今天。按照道理，张维迎没有权限免除自己职务。张维迎则认为他借用光华的名义谋取私利，侵犯了学院利益，他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没有出卖北大的利益，关于杂志的广告和发行实行外包，这是经过编委会一致投票通过的。在杂志的主办方面，北大一直把握主导权。”何志毅说。
据何志毅介绍，机构开始运营的时候非常艰难，中心编辑的《北大商业评论》开始连刊号都没有，在找刊号的4年中，他采取了“以书代刊”的形式，即把杂志做成书，按书的销售走。后来，他找到了河南一家杂志社，双方达成了合作意向，借用河南这家杂志的刊号正式发行了《北大商业评论》。“当时这一事情我们经过了校内程序，经过了北大校级领导的审批。”何志毅说。
“最坏的结果就是学校也不让我干了，如果出现这样的结果，我自己将采取一种民间经营的方式继续运作这个事情，因为我始终认为将转型期中国的企业发展案例保留下来是我的一个使命。”当记者问到他关于此事的预期，他如此回答。
“在大学里教师争斗实属平常，但是原来多为学术争辩，现在已经开始倾向利益争斗。”这是记者在采访中，听到的最有力度的一句评论。
（《环球视野》摘自2007年12月13日《工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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