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正政府与人民的关系
从理论上看，国家是人民建立起来为全体公民提供公共服务的一个组织，政府就是履行国家为人民提供公共服务责任的执行机构，公务人员（包括政府行政和事业单位的官员和普通公务员）只是人民聘请来为全体公民服务的公共服务人员。因此，公务人员的责任是为全体公民提供服务，他们的权利就是从公民那里得到报酬（工资和资金）。公民的责任是交纳税金用于公共管理支出（包括向公务员支付提供服务的报酬），公民的权利就是从国家、政府和公务员那里得到服务。因此，笔者认为，在毛泽东思想中，中国共产党将政府公务人员定义为“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公仆”是有理论依据的，也是完全符合社会主义根本宗旨的。
但是，在目前的中国社会中，有相当一部分政府行政事业单位的官员和普通公务员的“公仆”身份已经退化成了“主人”身份，他们履行按照宪法、法律和社会主义理念规定给他们“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是被动的、虚假的，“为人民币服务”才是主动的、真实的。更有甚者，有相当一部分政府行政事业单位的官员和普通公务员甚至退化成了骑在百姓头上的作威作福者。而且，此种现象还正在变得越来越严重─在八十年代办事要请客吃饭、送礼（土特产品等实物礼品），而九十年代办事要直接送钱，二十一世纪办事要送银行卡。这就使老百姓办事越来越难，而官员和普通办事员的日子却过得越来越舒适。更为严重的是，有的人因为太穷而没钱送，这些人根本就没有找政府办事的可能而被排除在政府的公共服务之外，成为游离于社会正常秩序之外的潜在的社会仇视者。
从社会主义的根本宗旨而言，解决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质量问题是社会主义最基本的任务。因此，如何让普通劳动人民成本最小化地得到政府的公共服务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政府职能方面来看，为人民提供公共服务本身就是政府的基本责任。政府公务人员为全体公民提供公共服务是天经地义的事，而不是必须由要求政府办事者付费才提供服务的商业交易。因为，人民通过纳税的方式已经向政府公务人员支付了提供公共服务的一切报酬，政府公务人员在履行公务过程中再向任何人办任何事收取任何费用和好处都是不合情理的。
从法律方面看，政府公务人员在履行公务过程中收礼、收红包、收银行卡是索贿受贿，而索贿受贿本身就是在犯罪。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政府公务人员的索贿受贿行为是在制造社会矛盾，制造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从逻辑上看，在任何一个静态时点上，由于利益总量是既定的，因此，在百姓与官员之间的关系必然是：官员的日子好过，百姓的日子就不好过；而百姓的日子好过，官员的日子就不好过。老百姓怨声载道说明社会没有的正气，而政府官员和公务员怨声载道说明社会有了正气。因为，人民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人民的利益就是社会主义的全部内容。
昆明市在仇和同志担任市委书记前后的变化就从事实上说明了政府公务人员与人民之间的上述关系。下面，我们可以用“仇和案例”─“仇和昆明新政”的事实来说明上述政府、公务人员与人民之间的这种关系：
刚刚到任昆明市市委书记的2008年2月14日，仇和就在讲话中要求昆明市各个部门的官员要在电视上出来公开亮相对自己的服务进行承诺。随后即出现了在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政府部门的一把手轮流在电视上公开宣读承诺书的政治现象，这不仅是昆明市历史上的政治壮举，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壮举。虽然，我们从昆明市各个政府部门官员的表情中看到了发现他们为人民服务的被动性和不情愿性，我们也在全市甚至全省的政府公务员尤其是政府官员的不满中看到了相当一部分公务人员特别是那些贪官污吏们的日子不好过起来了。但是，昆明市一年来的“仇和新政”使“公仆”与“主人”位置从过去被颠倒了的状态一定程度地恢复到了正常状态，同时从老百姓怨声载道到政府官员怨声载道的转变也证明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正在在昆明市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
在“仇和昆明新政”一年多以来，昆明市政府的行政效率和行政质量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全市甚至全省的政府官员和普通公务员都开始比过去更好地为老百姓办实事了，工作态度也明显地比过去认真多了，很多情况下（但不是所有的情况）不送钱也可以办事情了，过去一个、几个月甚至不送钱根本就办不了的事情现在不用请客送礼就可以很快照章办理。因此，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好过了。
在仇和新政过程中，因为公务人员比过去要更加努力地工作才能保证行政效率的提高、才能保证公共服务质量的提高，并且，公务人员从过去大老爷们的地位一下子被置换到了本来就应该但他们就认为不应该的那个为人民服务的公务员地位。因此，相对于过去高高在上、拿着权力享受生活的日子而言，公务人员比过去压力更大了、付出更多了、地位也因被向正常的方向改变而越来越不让他们舒服了。说到底，公务员回到了本来意义的公务员位置上来以后，公务员尤其是那些当老爷成了习惯的官员们的日子不那么好过了。
总之，在老百姓服侍政府官员转变为政府官员服务老百姓的过程中，政府官员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而老百姓的日子却越来越好过了。
“仇和昆明新政”的过程就是一个政府与人民摆正位置的过程─使政府真正成为为便民服务的政府，使公务人员真正成为为人民服务的公务员、真正成为人民的公仆：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政府和社会主义公务员的根本宗旨─这也许正是“仇和昆明新政”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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