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晁晁
按：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此人最近连续发表文章，污蔑和抵毁社会主义公有制度，极力鼓吹所谓市场化改革的新体制，为偏离社会主义方向和造成中国社会危机的私有化改革开脱罪责。现本主对之一《中国问题目前的症结》进行评论和批驳。如有不当之处，望大家批评指正。
吴敬琏说：改革的时间拖得越长，新旧两种体制之间积累的矛盾就会越多；既得利益者积累了更多的利益，也就有更多的动力去阻挠可能影响自己利益的进一步改革。
评论：何为新体制旧体制。勿庸置疑，新中国的建立就是新体制的建立，旧中国的灭亡就是旧体制的灭亡。新体制和旧体制的根本区别在于其先进性和没落性上。社会主义新体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人民当家做主，这种体制符合并顺应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代表先进。旧中国的旧体制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地主资本家官僚买办当家做主，人民是奴隶，这种体制违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代表腐朽和没落。在旧中国，中国人民曾在这种体制下受尽了剥削和压迫，所以，资本主义私有制在中国不得民心，人民痛恨和反对这种剥削制度。对此问题吴敬琏竟然信口胡言，说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是旧体制，由他鼓吹和现行推行的市场化改革是新体制。吴敬琏的市场化改革的是什么呢？市场化改革就是取消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私有制。请问敬琏，所谓市场化改革就是全面私有化，恢复被新中国消灭了的旧中国的私有制，它究竟是新还是旧呢？是彻头彻尾的旧体制。吴敬琏所标榜的新体制玩的是“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的鬼把戏，贴上改革的标签搞的是复辟和倒退。
改革到底是什么，邓小平对此说得很清楚：改革就是社会主义体制的一种完善。完善即是修整和补充，使体制更完整、更充实和更具有活力。吴敬琏把建国60年拦腰一断分成前后30年新旧体制的说法违背了客观现实和改革的含义，是极端错误的。改革是原事物基础之上的东西，不能先于事物存在，没有原事物原基础便无从改革。然而这个原事物原基础则就是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公有化体制。30年来的改革开放正是在这个根基上开展起来的。对此邓小平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一百年不动摇”，并将它写进宪法，目的就是要保护社会主义公有化根基，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保证社会主义公有化制度不变。因此，凡脱离“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或把社会主义公有化体制作为旧体制的看法、认识和做法，都是错误的，是违背国家宪法的。既是改革，其完善和补充也必然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事物是发展变化的，因此，改革从发展变化上说总需要对事物进行不断的修整、完善和补充；事物发展变化不停止，改革就不能停止。所以总体上说这里并不存什么时间长和短的问题。而且改革也一定是一个局部的完善和补充过程，不能是全部的全面的，全部的全面就不叫改革，是彻底的推倒和推翻。这样必然从根本上改变了原事物的性质。当然当今中国改革就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和保持社会主义公有化体制不变这个总方针。公有制企业目前已不到30%就是实例。即使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有企业也应占有50%，不能低于50%，低于50%就不该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叫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才对，才更合适（所有制决定社会性质）。然而中国目前情况正是这样。而吴敬琏还是嫌这步子太慢了迈的太小了，时间拖得太长了，恨不一下子飞过去才好，把余下不足30%的国有企业也要统统改掉，一个不留，从而彻底走向资本主义。
改革既然是对原有体制的完善和补充，所以不管怎么说改革后其矛盾应该是越来越少，不能越来越多。如果说改革时间拖长了，也只能对应说，时间更充裕了而矛盾解决的更多和更彻底了，而不会矛盾越积累越多。除非改革没有解决矛盾而是在制造矛盾，又制造了许多矛盾，否则不会出现矛盾越积累越多这种怪现象。然而事实上，社会矛盾也真的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尖锐，大有对抗动荡之势。其一就是“既得利益者”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即两极分化。要问吴敬琏，两极分化这一矛盾是因改革速度造成的，还是因改革方向造成的。如要是速度造成的，速度为什么让改革的利益在极少数人一边，不在人民大众一边，它的原理性是什么？难道说两极分化不是社会问题，不是阶级利益问题，而是由改革速度引起的物理现象和物理问题吗？如果说改革就是发展私有化（这些年除了搞私有化也没干别的），而私有化就是变卖国有资产，变卖国有资产使极少数人成为“既得利益者”——0。4%的人占居了社会70%的财富，如此两极分化程度远高于有上百年资本主义历史的国家，请问吴敬琏这个速度是慢了还是太快了。显然是太快了。由此可见，吴敬琏所说的“改革的时间拖得越长，新旧两种体制之间积累的矛盾就会越多；既得利益者积累了更多的利益，也就有更多的动力去阻挠可能影响自己利益的进一步改革，”其实是个借口，是骗人的。事实上从这些年改革中看到，私有化改革的速度越快而产生的“既得利益者”也就越多，“既得利益者”所得的利益也就越多，而人民大众失去的也就越多。没有私有化改革他们什么利益都没有。这一点人民现在已看得清清楚楚。
吴敬琏说：社会存在的种种矛盾，尤其是与经济问题相关的不公事实，根源在于改革不彻底，而非改革本身，这一点在中央决策层已经明确，并指出“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但要将改革深化推进，还需要有更切实、有力的措施。
评论：要说的还是前面说过的那句话：即使改革不彻底它也是改革，也是在解决矛盾，因此矛盾只能越来越少而不会越来越多。这和打仗一样，即使我们没有完全彻底全部干净地消灭敌人，敌人也必然是越来越少，而绝不会越消灭越多。而吴敬琏对此的逻辑就是：就打仗而言，谁被消灭的人越多反过来谁的人就越来越多；就炒股票而言，谁赔的钱越多到后来谁的钱就越来越多。而且又在于速度和时间，速度快时间短则不会这样，速度慢时间长就会这样。吴敬琏所说的社会存在种种矛盾的根源在于改革不彻底和改革时间拖的太长，就如同此理。地道的鬼话。改革不彻底不是社会种种矛盾产生和越来越多的理由。
改革本身并无问题，社会也需要改革，中国人民和社会左翼力量坚定不移地支持改革。但问题是怎么改革，改革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改革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应在哪里。这是改革问题的性质所在。因此，改革彻底和不彻底它只能立足于改革的目的和方向上进行考量：偏离改革目的和方向的“不彻底”是好事不是坏事。这个“不彻底”是应该的，需要的，并越“不彻底”越好。反之偏离改革目的和方向的“彻底的”是坏事不是好事。这个“彻底的”是不应该的，不需要的，并越“彻底的”越坏。现在需要审视的正是这个改革方向问题。邓小平曾经明确说过，改革如果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出现了两极分化，就走了邪路，改革就失去了意义，我们的改革就失败了。此话精练，即可成为检验改革成功与失败的标准。按此标准，在当今中国社会两极分化、道德沦丧、信仰丢失、环境污染、资源枯竭、官商勾结、黑社会横行、黄赌毒泛滥成灾等事实面前，有谁能说有谁敢说这个改革是成功的。面对这些种种恶劣问题难道我们不应该反思改革和纠正错误吗？我们希望改革成功，但改革成功不是说出来吹出来的，它需要实实在在的好的成果和事实，这些好的成果和事实必须要让人民得到。这才是改革的成功，反之就是失败，承认和不承认事实上都是失败。是站在最广大人民一边，还是站在极少数既得利益者一边，决定我们的看法和认识。吴敬琏的立场和观点是错的，他没有站在人民大众一边，所以他说改革是成功的，并要坚定不移地把私有化改革进行到底。反问吴敬琏，改革的成功即是这等模样，那改革不成功又是何等模样，请给我们勾画出一个改革不成功的图样来，让人民有所比较，然后再喊你的私有化改革和成功万岁不迟。然而事实牢牢摆在这里，还用得着去画吗？
不管中央作出什么样的决策，它都应该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这话没错，但它一定是有前提的，前提就是我们现在走的路是不是正确的。如果我们走的路不正确，是错的，那“停顿和倒退”就是出路。市场化改革使中国社会出现了种种矛盾，这不能不让我们冷静下来反思改革和纠正错误，反思改革和纠正错误不是“停顿和倒退”而是进步，是我们必须要做的工作。在此不妨让我们重温一下著名的“摸论”，或许能从中受到新的感悟和启发。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论曾经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指导，如不是一句俗语会有人把它写进宪法和党章，但此论的原理性和实效性究竟在哪里呢？“摸着石头过河”是告戒中国改革要趟着来，趟着来就是摸摸走走，走走摸摸，摸对了就走一步，摸不对就停下，走错了就回来。这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不是“搬着石头过河”，也不是扎猛子。搬着石头过河是“笨蛋”，不知好
资改派现已在水下发出警报：目前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大阻力和压力，步履蹒跚行进艰难，但要咬牙挺住，打“攻坚战”，深化改革。说到了“深水区”这不能不让人联想到那令人恐怖的“深水炸弹”，资改派要玩命了，跟谁玩命，跟人民玩命。“通钢事件”就是一例。但不幸，那个总经理被人民一阵拳脚的“深水炸弹”炸死了。死就死了，以身试“弹”炸死活该。吴大官人也想伸手一试吧，当回“西门庆”，莫不是“王婆”出马一个顶俩？但结果想必也同样是一个“血溅狮子楼”。告诉吴敬琏，忽悠人民是罪过，忽悠自己的同类也是罪过，定要明知。其实，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本身就犯了大忌，祖师爷“摸着石头过河”的伟大现实意义就在于它禁止勿入“深水区”，勿入了“深水区”就意味着偏离了“过河”的正确方向和初衷。是战略和战术上的错误。所以，中国改革进入了“深水区”也就意味着它已偏离了正确方向。进入“深水区”就如同把整个部队带入了“敌人”的雷区，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错误导向。对危险此地要绕道而行，切莫勿入，这是一个聪明的带路人。然而中国资改派“军事家的不是，战略战术的不懂。”他们是以自己捞取好处为战略，以如何能捞取最大的好处为战术；浅滩资源已捞取一空，要想吃到更大的鱼他们必须向深海进发。这就是他们不顾风险进入“深水区”作战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因此，目前中国改革的出路就在于反省改革和纠正错误，退出“深水区”。只要从改革的泥潭中走出来，哪怕是连滚带爬，哪怕是“停顿和倒退”都是正确的。对此资改派不会反省，吴敬琏不会反省，但是人民已经开始反省了，人民已经不再相信他们的了，不然这里哪来的“深水区”和令人恐怖的“深水炸弹”呢？！——“深水区”就是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深水炸弹”就是人民保护国家资源的锐利武器。告诉吴敬琏，“深水区”深不可测，“深水炸弹”当量极大，数量是供大于求，请好自为之。
吴敬琏说：由于实行“双轨制”的社会存在法治的市场经济和权贵资本主义这两种不同的发展前途，于是，近年来就一直存在这样的情况：当市场化改革大步推进，例如，当20世纪90年代初期商品价格放开，商品市场寻租的可能性大幅缩减时，腐败被抑制，大众满意的声音占有支配地位。
评论：“商品价格放开”可以抑制腐败，说明腐败与商品价格有着必然关联，如此中国社会腐败的原因是因为商品价格没有放开。这是吴敬琏的一大发现。问吴敬琏，现在商品价格放开没有，哪些商品价格还没有放开，为什么腐败现在愈演愈烈，莫不是腐败只存在于商品价格没有放开的经济领域，“腐败被抑制，大众满意的声音占有支配地位”的依据是什么？问吴敬琏，教育、司法、军队等部门与商品价格和价格放不放开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这些地方也出现腐败，也是彻底腐败。告诉吴敬琏，中国社会腐败或是说中国社会的大腐败、全面腐败正是从20世纪90年代后开始的。正是由你所说的”当市场化改革大步推进“后开始的。这是事实。道理是：私有化是腐败之源。快速私有化必然导致快速腐败，全面私有化必然导致全面腐败。固然中国社会腐败的原因很多，但私有化是它最直接和最根本的原因。这上点从现在或从旧中国的蒋介石那都已证明的了。
吴敬琏说：又如，当世纪之交包括大量“苏南模式”的乡镇企业在内的中小企业实现“放小”改制，促成了沿海地区经济的大发展，居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时，虽然出现了某些局部性的不公正行为，满意的声音仍然占有优势。反之，当进一步的改革受到了阻碍，比如说国有垄断企业的改革停顿不前，或者改革遭到扭曲，比如说推行了所谓“斯托雷平式”的权贵私有化时，就会造成腐败活动猖獗，贫富差别进一步扩大的态势。
评论：在之前本主从心敬重吴老先生，他是经济学家，学术方面有所建树。但看了他的几篇文章后便改变了先前看法：在经济方面吴先生不仅没有悟性而且文风也是极差。上面的论述他只顾硬说而没有跟随一条让人信服的依据。那个年代中国沿海地区主要城市本主都曾去过，对此有所了解，可以说当初这些地区经济的大发展不是靠什么正经合法生意，主要靠走私和制造假冒商品发展起来的。由于当地政策极为宽松，使这些地区成为全国走私和假冒商品的集散地，由此又带动了当地“黄赌毒”相关产业的兴旺发达。这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而且这些地区不当的经济发展对内地企业造成了极大的恶性冲击。要说这与“放小”改制有什么关系，就是那些被私有化的企业在当时成为了走私和制造假冒商品的骨干力量和急先锋。再说“促成了沿海地区经济的大发展，居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时。。。。。。满意的声音仍然占有优势，”它不能代表全国。即是当地也代表不了。当地两极分化现象也是极其严重，乡下农村经济没有什么发展，农民没有富裕。“斯托雷平式”的权贵私有化是一个什么概念？弄得神兮兮的，显得高深？是文风极差的一种表现。
对此网友江西李建军说：又在说谎！所谓的“苏南模式”，是集体经济为主体的模式，而“温州模式”才是私有经济为主体的模式。人民对天下第一村的华西村为代表的“苏南模式”满意，是对公有公正为目标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满意，不是对“放小”、开门纳窃贼、饲养更多的腐败分子的窃贼式私有化改革的满意。。。。。。吉林通钢，无产阶级反抗官商勾结化公为私的“改革”“停顿”了，腐败更猖獗了吗？人民回答是腐败被制止了、人民的公有财富被保护了，窃贼没有得逞，资产阶级没有暴富，贫富差距没有扩大。相反，吴某人盼望的公有企业全面私有化改革后，窃贼权贵、窃贼资本家将进一步暴富，人民将进一步遭难！制止腐败的根本的措施是狙击窃贼式私有化、创建公有公正、恢复底层无产阶级独享的监督当权派和剥削阶级的四大自由！
吴敬琏说：面对这种形势，提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解决方案：支持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改革的人们认为，既然中国社会存在的种种不公是由市场化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和政治改革严重滞后，权力不但顽固地不肯退出市场，反而强化对市场自由交换活动干预压制等寻租活动基础所造成的，根本解决之道就只能是坚持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铲除权贵资本主义存在的经济基础，并使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
评论：把中国社会存在的种种不公归为是“由市场化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和政治改革严重滞后”造成的。但怎样才能使市场化经济改革完全到位，吴敬琏没有指出要点和方向，他有意含糊着，含蓄着，不便太露骨，按其理念就是实行全面私有化——全面私有化“市场化经济改革”就完全到位了。如此“中国社会存在的种种不公”就可以消失，可以解决。我们知道，现阶段中国当务之急是反思改革和纠正错误，平衡社会各种矛盾关系，防止矛盾进一步尖锐化，以免出现社会大的动荡。如不这样矛盾问题就得不到解决，会随时引爆“深水炸弹”，于此“通钢事件”、“林钢事件”、“翁安事件”、“新疆75事件”就会层出不穷。什么安定团结，什么和谐社会，什么保民生保稳定通通成了空话。由改革所引起的社会种种矛盾在没有解决之前，改革每深入一步矛盾激化程度就会加深一步，恶化一步，直至暴发，这一点没有疑义。吴敬琏提到政治改革问题。其实目前中国的经济问题就是政治问题。与当年红军长征路上“遵义会议”一样，在党和红军生死存亡面前，军事问题就是政治问题，解决军事问题就解决政治问题。现在无论从国际政治和经济上看还是从国内矛盾上看，党和国家无疑又面临着一次生死决择。因此，我们现在应该首先解决的就是中国改革的方向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就会重新涣发出青春，冲出险关，蓬勃向上。这是中国目前最大的政治。目前中国老百姓所看到所体验到和所担忧的也正是这个问题。
资改派把中国改革领进了不该勿入的“深水区”，当不当正不正地把它挂在那里，上不能上下不能下，除了苦苦挣扎而别无它法。在大脑极度缺氧下资改派想出了两招：一是“救美国就是救中国”。不然美国死中国也死，美国先死中国后死，是脚前脚后的问题不是死不死的问题。此观点一出立即遭到中国左翼力量的猛烈抨击，但无济于事。资改派心向美国。就在拱手送去美钞和签署大笔订单后，随之脑门子上迎来了美国抡下的“轮胎特保案”大棒，锤得两眼“金星闪烁”，不知南北。二是呼吁紧急输入政治氧气，要求“政治改革”。鬼知道当下中国怎么样进行政治改革，吴敬琏知道但他就是不说，是不好说，是要求全面西化，多党执政，如不是这些东西政体究竟如何去改。对此网友江西李建军说：“由于吴某人的市场化，是去掉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定语的市场化，继续搞私有化改革，将把中国引向灾难！如果全面私有化，无产阶级经济基础将全面崩溃，无产阶级不仅在经济上全面退出，政治上也全面让位于资产阶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上全面被剥削，政治上就全面被专政。”原来如此，吴敬琏所要求全面私有化下的政治改革是根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是与私有化经济基础全面配套的政体改革，这种改革只能是共产党让出权力，在政治上实行全面西化。就是这点破事《08宪章》已早有宣言，吴敬琏却羞羞答答的绕来绕去不敢直说，有失大家风范。
吴敬琏说：然而，也有人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解决方法，这就是回到1976年以前极“左”路线支配下的旧体制去。一些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诿过于市场化改革，将腐败猖獗、分配不公等消极现象的正当不满，南辕北辙地引向反对改革开放的方向，挑起了新的一轮改革大辨论。改革开放30年来，类似的争论已经有过多次。例如，1981年到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进行过一次，1989年到1992年的十四大又进行过一次，2004年－2006年已经是第三次。这次争论的焦点问题，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路线，究竟是一条应当坚持的正确路线，还是一条应当否定的错误路线？
评论：真理怕辩论吗？真理不怕辩论，真理越辩越明。当改革出现了种种社会问题，而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反而变得越加猖獗的时，对于改革者来说本身应该对改革的路线、方针、政策、方式、方法等问题进行认真的反省和思考，从中找出病根并着手解决。你不思考反省人民就要提醒你思考反省，你不会思考反省人民就要帮助你思考反省，只要你思考反省了人民就高兴了，这是多么好的人民呵，难道这有什么不对吗？中国改革是中国人民之事，不能把人民抛出在外而想咋改就咋改。改革的目的是国富民强，让大多数人受益共同富裕，不能只让你们精英少数人受益。为了辩明真理没有什么东西不可以探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人民有权力在实践的基础上探讨真理，人民有权力对改革的方方面面提出种种置疑，人民有权力指出和指责你们的无能和错误，人民有权力和你们进行评理和辩论。不是口口声声的要民主吗？这不就是地地道道的民主吗？真正的民主到来了你们反而害怕了，搞什么不争论不辩论，莫不是心里有鬼，心里没鬼为什么不敢把问题摆在桌面上进行争论和探讨呢。难道你们害怕人民不成？
你们确实害怕人民，因为从改革一开始你们就没有为人民着想，侵害了人民的利益，伤害了人民的感情。吴敬琏例举了改革以来的几次大辩论，说是左翼人士挑起的，意为没事找事，辩论的不必要也不应该。吴老先生你太霸道了，哪怕你们判了人民死罪，人民在法庭上还有申诉权力和机会，况且改革是打着人民的旗号。不是辩论多了，而是辩论少了，现在到了人民说话的时候了，以前辩论是党内少数人，人民没有参与，现在人民参与了，是人民和你们辩论，你们辩也得辩，不辩也得辩，如果胆敢硬来人民会用铁拳回应。通钢工人就是这么干的，干得好极了。人民从不反对改革，人民支持改革，人民宁愿买断下岗失业也支持改革。中国几千万下岗失业工人就是铁证。他们现在是怎样的生活，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养不起老、结不起婚的正是他们。在残酷的现实生活面前人民开始清楚了，觉醒了，人民反对和不再支持损害人民和国家利益的窃贼式私有化改革，人民不希望为了极少数人利益和所谓GDP而付出社会两极分化、道德沦丧、信仰丢失、环境污染、资源枯竭、官商勾结、黑社会横行、黄赌毒泛滥成灾等这样要花几代人都无法挽回的沉重代价。
吴敬琏说：在这场争论中，改革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发表讲演，印发书刊，组织“学习”，重弹他们在1989年--1991年大争论中唱过的“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就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旧调，指责改革的市场化方向。他们把中国改革说成是“由西方新自由主义主导的资本主义化的改革”，指责改革的领导人是“背叛了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走资派”和“资改派”； “一是经济上继续推行私有化”；“二是在政治上继续推行自由化”；“莫名其妙地提出一些没有阶级性和革命性的口号和主张，例如什么‘以人为本’‘和平崛起’‘和谐社会’‘小康社会’等”；“三是在外交上继续实行投降妥协的路线”；“根本不讲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了”，“反而跟着帝国主义的屁股后面污蔑那些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是什么‘恐怖主义组织’‘破坏稳定的力量’”。“在改革中，私化、西化、腐化、分化基本完成，并且一再借改革开放在制度上肯定下来，培养了一些亲美的新资产阶级分子。”他们还攻击说，当前医疗、教育体制存在的弊端以及国有资产流失、贫富两极分化乃至矿难频发等问题，都是由这种市场化的“资改路线”造成的。”这些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捍卫者极力鼓吹，目前我们遇到的种种社会经济问题，从腐败猖獗、分配不公直到看病贵、上学难，甚至国有资产流失、矿难频发等都是由市场化改革造成的，由此鼓动扭转改革开放的大方向，重举“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旗帜，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平反昭雪”，“七八年再来一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实现“对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改革开放前旧体制和旧路线的支持者对中国现状所作的这些主张，不论就他们的“诊断”，还是就他们的“处方”来说，都是不正确的。
评论：吴敬琏哭诉着人民对他们的揭露和批判，显得很冤屈，并象告状似例出了条条“罪状”。然而这些条条“罪状”大都是对的，说到了问题的要害。下面我们例举一些事实，从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所谓市场化改革给中国社会所带来的种种危害。
1，中国医疗公平性全球倒数第四。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对成员国卫生筹资与分配公平性的评估排序中，中国位居第188位，在191个成员国中排倒数第4位。有数据还显示，每年有接近50%的人应该到门诊看病、30%的人应该住院，但他们却因各种原因得不到救治。
2，中国现阶段大学学费是世界最高。英国《观察家报》的报道，独立组织“教育政策研究所”5月8日公布“全球高等教育排行榜”，日本成为学费开支最昂贵的国家，学生平均一年的教育支出为8930英镑。从绝对数字上看，日本的学费是世界最高。但以人均gdp算，中国仅在1000美元上下，日本超过3.1万美元，是我们31倍。从支付比例看，其支付11万元仅相当于我国居民支付3550元！我国现阶段大学费用支出，包含学费、住宿费等所有开支平均每年在1万元以上，有的光学费每年就超过1万元。也就是说从支付能力看，中国现阶段大学支出是世界最高的3倍以上！还应该考虑到，从人均数万美元收入里支付11万元人民币跟从人均不到1000美元里支付3550元，是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绰绰有余，后者可能连养命钱都不保。更何况我们现在 8亿农民每年人均年纯收入远不到3000元。
3，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世界最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过数年跟踪所做出的一份全国性调查报告显示，近年，城乡收入差距在不断拉大，如果把医疗、教育、失业保障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世界最高。报告指出，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没有涵盖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实物补贴，比如城镇居民很多享受公费医疗，而农村居民却没有这种待遇。城镇的中小学能够获得国家大量财政补贴，而农村学校得到的补贴非常少，农民还要集资办学。城镇居民享受养老金保障、失业保险、最低生活救济，这些对于农村居民来说却可望而不可及。如果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估计城乡收入差距可能要达到四倍、五倍，甚至是六倍。
4，中国税务负担全球第二。在2005年《福布斯》发布的“全球2005税务负担指数报告”中，中国被列为第二位。
5，中国“清廉指数”排名全球第71位。总部位于德国柏林的“透明国际”(transparencyinternationa
6，中国环境可持续指数144个国家地区中仅排名133位。2005年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期间正式对外发布的评估世界各国(地区)环境质量的“环境可持续指数”(esi)显示，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位列第133位。
7，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曲格平在向人大常委会作“关于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的说明”时公开披露，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去年公布的报告，在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排名中，中国有包括北京在内的七个，山西省的太原市名列第一，是世界上空气污染最重的城市。当前中国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居高不下，去年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高达2100万吨，烟尘排放量1400万吨，工业粉尘排放量1300万吨，是世界上大气污染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在实行环境统计的300个中国城市当中，70%处于或超过大气环境质量三级标准，目前中国已有七成城市不适合居住。
8，中国的矿难死亡人数占全世界矿难死亡总人数的80%。作为世界最大的产煤国，2004年，我国共产煤16.6亿吨，占世界33.2%，但是全国的矿难死亡人数是6027人，占全世界矿难死亡总人数的80%。
9，中国为全球自杀人数最多的国家。中国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自杀人数则占世界自杀人数的四分之一，为全球自杀人数最多的国家。根据卫生部2003年发布的统计数字，我国每年至少有25万人死于自杀，有200万人自杀未遂。而专业研究机构根据文献和调查结果推算出来的数字比这还要高。在中国，自杀是人口死亡的第五大死因；而在15-34岁的人群中，自杀是首位死因。
10，中国是全世界行政成本最高的国家。中国是全世界行政成本最高的国家。”政治和行政问题专家、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杜刚建接受《财经时报》采访时说，行政审批制度是造成高成本的主要原因之一；繁琐的行政审批程序使政府机构设置臃肿，人员增加，不仅直接导致政府行政成本最高。
11，中国又是世界上文盲半文盲数量最多的国家。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有数量最庞大的剩余劳动力，人口负担是将长期困绕中国的社会问题和沉重负担。同时，中国又是世界上文盲半文盲数量最多的国家，我国15岁以上人口中，有1.8亿文盲半文盲，占总人口的15.88。
篇幅有限只例举这些，象这样在世界上“出类拔翠”的实例还有很多很多，如“黄赌毒黑”在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高房价也是世界无人能比的。对照一下吴敬琏哭诉的这些条条“罪状”，哪一条和市场化改革没有直接关系呢？
关于“对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是个敏感话题，既然吴敬琏把它摆到了桌面，也不妨说上几句。首先说吴敬琏是承认有阶级的，因他提出了中国有“权贵资本主义”这一问题，无疑这就是阶级。因此，至于谁对谁专政以及该不该专政则是第二问题。问吴敬琏，大部原国企工人下岗失业这是谁对谁的专政？人民又重新受到资本家和官僚资本的剥削和压迫这是谁对谁的专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没有了工人和农民这是谁对谁的专政？老百姓利益受到损害而上告无门这是谁对谁的专政？不让老百姓说话、对资改派所做所为不许提出置疑和批评这是谁对谁的专政？剥夺左翼进步力量话语权这是谁对谁的专政？可以任意攻击和污蔑党和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是谁对谁的专政？等等。现在不是吴敬琏承认不承认有什么专政问题，而是党内外资产阶级已经对人民进行了全面专政。经济上实施的剥削和压迫就是专政，政治上剥夺话语权就是专政，精英治国文匪当道就是专政。所以，吴敬琏反对和不允许“对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但他不反对党内外资产阶级对人民进行专政。现在人民大众所处境地和现状不正是对资产阶级专政的反面吗？上述事实如不代表资产阶级对人民大众的专政，难道那是党内外资阶级对人民大众的大恩大德和菩萨般心肠的关心和爱护吗？莫不是让人民大众当了鬼也不要放过他们，感谢他们的八辈祖宗？
吴敬琏说：以贫富分化为例。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捍卫者宣传说，赞成市场取向改革的人们主张扩大贫富差距，而市场化改革也正是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罪魁祸首。这种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中国收入差距过大，正是一批主张改革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提出并逐渐引起社会注意的。问题的焦点在于，中国社会中的贫富分化加剧的原因何在，解决这一问题的着力点又应当在哪里。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捍卫者断言，这是由市场取向改革造成的，因此，他们主张把矛头对准在市场经济中由于勤于劳动、善于经营而取得中高收入的人们，以便拉平他们和低收入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主张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中国面临的社会问题的人们则认为，目前中国社会中贫富差距不正常拉大的主要原因是机会不平等，也就是由于各级党政机关有过大的支配资源的权力，能够接近这种权力的人就可以凭借这种权力靠寻租活动暴富，或者由于部分企业的行业垄断所造成。根据这种分析，缩小贫富差距的着力点应当是通过推进市场化改革，挖掉寻租活动的基础，打破对竞争性领域的行业垄断，坚决打击“权力搅买卖”的腐败行为。
评论：笑话。改革的主张者即应是改革的主导者，事实也是，不是非改革主张者主导改革。中国改革就是在它的主张者和主导者推动下进行和发展的。事实上“主张改革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无一不是改革主导者之成员，并是重要成员。如吴敬琏，厉以宁，成思危等人就是。因此中国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与市场化改革有关，与这些重要成员和干将的错误主张及错误做法也是有关。邓小平主张改革，是中国改革主张者和主导者之领袖。动听浪漫的中国改革之“春天的故事”就源于此。在20世纪90年代他开始担忧中国的两极分化问题。他曾说：改革如果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出现了两极分化，就走了邪路，改革失去了意义，我们的改革就失败了。近20年过去了，中国现在怎么样，两极分化问题解决了吗，不仅没有解决反而要比那时严重的多得多。为什么会这样，根本的一条就是路线错了。路线错了一切皆错。为了既得利益“开左灯向右转”是资改派贯用的伎俩和拿手好戏。邓小平他老人家现在要是能从大海中走来，看到当前社会如此情景他又会怎么说？对照上面的话他会说：出现了资产阶级，出现了两极分化，没有了公有制主体，走了邪路子喽，是啥子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嘛！邓小平理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一百年不动摇”是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然而中国资改派的所做所为完全违背了“四项基本原则”，违背了国家宪法。中国资改派连自己祖师爷的教诲也敢公然违背，真太流氓了，不孝子孙，大逆不道。
私有化就是剥削，剥削必然导致两极分化。吴老先生不要再狡辩了，狡辩也没用，中国社会两极分化就是市场化改革即私有化造成的，改革前30年中国社会没有出现两极分化是因为没有搞私有化，毛主席不让搞，如果搞了中国社会也早就出现两极分化了，不用等到现在。这就是原理。
说吴敬琏的文风极差一点不过，文风最差的表现莫过于造谣。问吴敬琏，“主张把矛头对准在市场经济中由于勤于劳动、善于经营而取得中高收入的人们”这话的根据是什么，它是谁说的，在何时何地说的，哪些人是“勤于劳动、善于经营而取得中高收入的人们”，这样的人在目前中国有多少。吴敬琏在造谣。中国人民历来是敬富爱富而不恨富仇富，中国人民恨的仇的是那些欺压百姓的贪官污吏。中国左翼力量始终力举“勤于劳动、善于经营”发家致富这一主张。但在精英文匪贪官污吏当道之下，靠“勤于劳动、善于经营”发家致富比蹬天都难。仅当道者的“同盟军”黑社会这只非正规部队就可以致勤劳致富者于死地。中国有少勤劳致富者最终被黑社会逼得企业破产倒闭，和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目前中国早已失去安居乐业的生态环境了。国庆期间北京超市菜刀全部下架就是说明。再说，中国贪官和买办官僚遍地皆是，那个“权贵资本主义”里面还要有大批大批的成员，这些人的不义之财只要少了那么一点而回归到人民手里，中国贫富差距就会小了许多，犯得上对准连鬼都不知道的“勤于劳动、善于经营而取得中高收入的人们”吗？现在重庆那边已公开打倒了一批，里面好象没有这样人材。如果全国都能象重庆那样，问题也就好解决了。人民是劳动者，所以人民不反对的劳动者，人民反对是那些不劳而获的剥削者，象资改派这样的“既得利益者”。吴敬琏作为一个著名经济学家和国务院官员，竟然如此无中生有，造谣蛊众，实属不该。其实他所说的“勤于劳动、善于经营而取得中高收入的人们”是意指他们自己，但他们不是。
吴敬琏从开始的速度问题现在又说到了机会问题：“目前中国社会中贫富差距不正常拉大的主要原因是机会不平等，也就是由于各级党政机关有过大的支配资源的权力，能够接近这种权力的人就可以凭借这种权力靠寻租活动暴富，或者由于部分企业的行业垄断所造成。”笑话，有私有化在，有人吃人的剥削制度在，机会怎能平等。他所说的各级党政机关有支配资源的权力的人，其实正是党内走资派和资改派。大权力者是大走资派，大资改派；小权力者是小走资派，小资改派，其它是喽喽。一个个团伙，一个个山头，一个个帮派，这种大大小小的群带体系带着罪恶高效的运转，通吃天下。“有钱大家赚”，它们之间寻求利益和机会的平等，在利益上永远不会有老百姓的机会。有了老百姓的机会他们吃啥喝啥贪啥占啥偷啥抢啥。道理就是如此简单。总之，有走资派在，有资改派在，有汉奸在，就永远也不会有中国老百姓发家致富的机会，中国老百姓永远摆脱不掉被剥削被压迫的悲惨的历史命运。
吴敬琏说：我国社会中目前存在的种种权贵资本主义现象，究其根源，就在于不受约束的权力对于经济活动的干预和对于经济资源的支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要求加强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加强政府及其官员不受约束的“专政”权力，不正是强化腐败的制度基础，和他们所宣称的目标南其辕而北其辙吗？这样，虽然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利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煽情和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某种优势。在对医疗、教育、住房以及国企改革等具体问题的讨论中，通过蒙蔽蛊惑大众，取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但是一当他们亮明底牌，即扭转历史车轮，回到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民族灾难的旧路线和旧体制去的时候，那些虽然对于改革开放的某些具体做法和中国社会的现状怀有意见，但能够理性思考问题、并不反对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大方向的人们，也就离他们而去了。
评论：对此要说：一、中国左翼力量强调国有企业的地位，是强调社会主义以公有制为主体，从中也是强调人民大众当家做主的权力和地位。这完全符合国家宪法。二、“意识形态领域的某种优势”，即是国家宪法和党章以及毛泽东思想，这是人民大众反抗剥削和压迫的有力武器。三、不是“利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煽情”，是因为你们对外卖国对内剥削，所以，人民开始反对你们。四、不是“蒙蔽蛊惑大众，取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是因为你们做的太次，哪怕做的好一点点，人民就不会如此痛恨你们。五、人民创造历史，历史车轮由人民推动，所以，历史车轮前进的方向由人民选择。六、现在中国左翼力量越来越大，这是人民开始觉醒的标志，中国左翼力量始终站人民大众一边。七、附：“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民族灾难的旧路线和旧体制”部分成果表。改革30年来，象这样的成果一件也没搞出来。为了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中国需要这样的“灾难”。
新中国于1964年爆炸成功第一颗原子弹
1967年爆炸成功第一颗氢弹
1970年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
1975年发射成功了第一枚洲际导弹“二弹一星”
1965年研制成功人工合牛胰岛素
1971年研制成功复方蒿甲醚
1975年研制成功杂交水稻
1978年研制成功汉字激光照排－－四大新发明
以上八大成果完成时间：1960-1978年，共计18年
此外，1959成功发现并开采了我国第一个世界级大油田-大庆油田
1971年，第一艘万吨巨轮下水
1975年中国人90％以上接受了初等以上教育
1975年中国人均寿命达到6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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