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茅于轼先生《解析‘刘汉黄案’及穷人的出路》一文的解析与点评
中庐布衣
按：茅于轼先生还在一如既往的“语不惊人死不休”，但其中表演的色彩越来越浓厚，他到底是在表演给谁看呢？即将把人们推入地狱的人，往往会模仿上帝的口吻说话，说随着我的指引，你就会进入天堂。看完茅先生的这篇文章，我已经没有语言了，一切反驳都显得苍白无力。最无奈的事情就是当你想认真思考问题的时候，不知道从哪里跳出来那么多“楷模们”，发表一些令人震惊的、突破道德底线和良知的“高明”言论，乱人视听，而当你去批判它们时，你不得不一次次忍受一个个自大狂们的语言和病态心理的折磨。
众所周知，我一直“替富人说话，给穷人办事”，也因此遭到猛烈的批评。其实，我为富人说话不仅仅为了富人，更是为了大多数的穷人。因为他们最终也要变富。如果把富人都打倒了，穷人还有前途吗？中国穷了几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
中庐布衣点评：且看茅于轼先生的历史观幼稚到何种程度？人类的历史基本上是为生存和资源（当然也包括权力）而竞争的历史，一句“他们最终也要变富”就把逻辑的预设当成了活生生的现实，或许您应该反问一句：把穷人都打倒之后，富人还有前途吗？在劳动和资本这两股力量之间，资本是更为强大的力量，而中国正处在转轨期，又缺少相应的约束机制，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部分暴富起来的人（就像在资本市场所暴露出来的那样），就是以牺牲穷人的利益为代价的。所谓仇富只不过是某些精英虚构出来的幻象而已，普通中国人还没有疯狂到要剥夺富人财富的那种程度吧？看来极左思维还在禁锢着某些精英的头脑。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中产阶层的规模日益缩小，这本身就反应了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严酷现实。说中国穷了几千年更是无知之语，虽然“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但作为一个国家，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中国还是相当富有的，曾有过辉煌的过去，只不过在近代才逐渐落后于西方国家。
刘汉黄正是因为其穷，受不到教育，不懂法，有时就会去干一些违法的事。他杀死了养活他的老板，以后靠谁来养活呢？他的行为不仅害了自己，而且还害了他的众多工友们。——经济学家看问题会比一般人看得更加长远。
中路布衣点评：不懂法、知法犯法的似乎正是那些“懂法”的人。把原因归结到“贫穷”、“没有素质”和“缺乏教育”等个人特征上看来一直是某些精英特别擅长采用的手法。“他杀死了养活他的老板，以后靠谁来养活呢”，看来茅先生是甘愿为老板做牛做马做奴隶的，即便老板不拿他当人。
比如我，既拿外国人的钱，也拿资本家的钱。我不拿他的钱，我拿谁的钱？谁给我钱？政府的钱，我们很难拿到。有没有老百姓拿钱给我们？有，那是少数，给个两万三万的，靠这个根本活不了。
中庐布衣点评：看样子茅先生还真看不懂现实经济是如何运转的，忘记了资本家的钱是由谁创造出来的？有奶便是娘，这就是茅先生的逻辑。既然您的“道德”逻辑如此赤裸裸，就不要拿什么“道德楷模”来忽悠人！
什么？哦，资本家拒绝支付他的赔偿……，这个，我认为，如果资本家不给我们钱，肯定是我们自己做错了什么。
中庐布衣点评：茅先生是深谙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而且可以无限制地自我检讨，可以突破各种底线。
客观地讲，刘汉黄生活在今天是很幸运的。穷人真正得解放的是改革后的这三十年。现在一个进城打工的农民一个月能挣一千块钱，能买三辆自行车或八百斤粮食。改革前辛苦一年的工分钱也未必能买一辆自行车。可惜人们至今还不觉悟，还以为49年是翻身得解放的一年。谎话说得多了也会变真理的。
中庐布衣点评：茅先生竟然搞不懂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根本差别及其各自的运行逻辑，改革前农民们是没有钱去买自行车，但是除了自然灾害等特殊年份外，基本生活还是可以保障的，至少不用自己支付医疗卫生费用，不用把一辈子都搭上去买房子，我必须承认计划经济有它的弊端，但绝非茅先生所说的一无是处。农民们真该满足了，一个月能拿一千块钱，管他什么医疗、什么教育、什么住房，不然茅大爷们又该嚷嚷了：你们已经够幸运了！
要说中国的进步，最大进步应该说是人权的进步。改革前杀一个人真是轻如鸿毛。现在政府想杀一个人可不那么容易。杀一个完全符合法律要判死刑的杨佳，也闹出轩然大波。前日的邓玉娇，现在的刘汉黄，也都为网络关注，这正说明他们有人权了。
由于大众受马克思剥削理论的灌输，富人被认为是剥削者。经济学是一门伟大的科学，很可惜的是我们现在还不断地教的马克思理论，连很多简单的逻辑都讲不通：为什么用一头羊换一匹布，因为这包含着劳动相等，这很奇怪，既然劳动相等我为什么拿羊换布呢？我自己生产一匹布就行了嘛。
中庐布衣点评：经济学是一门伟大的科学？我表示怀疑，如果是茅先生眼中的科学的话，我简直会质疑经济学的存在。对于一个连交换的起源都搞不清楚的人，我很怀疑他的经济学素养，我甚至怀疑他到底懂不懂经济学。
穷人容易受欺侮，受压迫。这大家都知道。但是如果我们问一问任何一位企业家，当企业家容易吗？他们要交纳各式各样的苛捐杂税，要对付不讲理的官员，给他们上贡，请吃饭，陪娱乐，说好话，低三下四地做人。中国的企业家是全世界最难当的，风险最大的，负担最重的。但他们作出了伟大的成绩。中国改革三十年，财富的创造增加了十倍之多。这主要是企业家的功劳。人们常说，工人农民创造财富。这固然不错，但更重要的是企业家创造财富。改革之前也有工人农民，为什么财富那么少？现在就多了一个企业家，财富就蓬蓬勃勃地创造出来了。
中庐布衣点评：我不否认企业家参与了财富的创造过程，茅先生还是没有搞清楚国家的财富与个人的财富之间的区别，没有改革前那么庞大的“存量”财富和国民积累，企业家拿什么去创造财富？当然，时代不同了，对不同类型的企业家也应区别对待，不能都一棍子打死。但是把改革开放之后财富的积累主要归功于企业家，则是不符合事实的。似乎中国政府与拉美国家的掠夺型政府没有什么区别，似乎工人与农民的劳动都没有产生什么价值，建议茅先生多去看看《资本论》，或者看看国外的经典理论也行，当自己的理论激起了大多数人的反对的时候，多想想是不是自己的理论有问题，而不要冒充全能的上帝说话。
顺便交待一下，“交换创造财富”，是我对于经济学理论的一个贡献。严格讲，改革以前的三十年我没有能为社会服务，没有为人民创造什么财富，而是用挨整的痛苦来满足阶级斗争的需要。人们问中国为什么没人能得诺贝尔奖，简单说，有得奖潜力的人都挨了整，根本没有机会去做认真的科学研究。
中庐布衣点评：我想没有人会认为“交换创造财富”是对经济学的一个贡献吧。严格来说，交换并不能创造财富，而只能实现所生产物品的价值，财富的创造只能在生产过程中产生，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又不得不通过交换来实现，所以“交换创造财富”是一个伪命题。
个别企业家难免有暗箱操作，做见不得人的事。但是这不能全怪他们，主要是制度环境造成的。可以说，企业家都得搞点桌下交易，你不同流合污事情就做不成，这叫做逼良为娼。所以，骂资本家不骂政府是愚蠢的。这也是此前我在邓玉娇案中没有替富人（邓贵大）说话的原因。——主要是因为邓贵大是共产党官员。但这决不等于要改变我一贯“为富人说话，给穷人办事”的原则。如果以后洗浴中心的女服务员，都学习邓玉娇向富人动刀，富人都杀没了，谁来养活穷人？这反而害了洗浴中心里的所有服务人员。
中庐布衣点评：好一句：“如果以后洗浴中心的女服务员，都学习邓玉娇向富人动刀，富人都杀没了，谁来养活穷人”！邓玉娇们是暴徒，不分青红皂白动辄就要杀人，要以杀尽天下富人为己任，这就是茅先生的逻辑，所以他教导我们要逆来顺受，就像他对资本家逆来顺受一样。
有些人认为刘汉黄之类的穷人是企业家剥削造成的，他们追逐利润，不愿意为大众服务，见利忘义。他们在舆论面前经受很大的压力，有口难辩，自己也说不清楚。我认为企业家的任务就是创造利润，企业的目标就是利润最大化，如果想着别的反而不是好企业家。
当前，有左派人士期待这一次的“刘汉黄案”也能像上一次的邓玉娇事件那样出现“左右一致”。如果你听懂了我上面的谈话，就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了。
谎言将导致社会道德水平的迅速降低。所以我一向以说真话著名。比如我第一个承认，1957年反右时我是被准确地打成了右派，我确实想走资本主义。到1978年才被平反，补发工资时连利息都没给。
许多人表面上替穷人说话，实际是损害穷人的似是而非的观点，如要求小额贷款低利息，要求大学降低学费，制造富人搭穷人便车的政策，让穷人上当受骗。倒是我一直脚踏实地为穷人做着实事，具体有在山西办的扶贫性小额贷款、在北京办的富平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在北京办的富平家政服务中心。
有认识邓玉娇的朋友，可以通知她在困难时可以找我。如果她想办扶贫性小额贷款，年利率是18%；想在富平培训学校培训21天收费600至800元；想到富平家政中心找一保姆工作收取中介费780元。
中庐布衣点评：“许多人表面上替穷人说话，实际是损害穷人的似是而非的观点”，好像正是茅先生在做的事情！我一直有一个疑问：茅先生办小额扶贫贷款和家政服务中心的钱是不是来自于为某些资本家鞍前马后“服务”所得的报酬？我敬佩那些诚挚地为穷人办事的人，但是对茅先生却怎么也佩服不起来，一面拿刀杀人，一面却又假装抹眼泪。
在这里我要向是中央有关部门呼吁一下：小额信贷政策仍需放宽，给“地下金融”合法化地位。现在对于金融业的控制，我觉得很多是多余的。 我做小额贷款做了十几年，我觉得管理得好，风险是很低的，也能赚钱——金融就是玩风险嘛。但这个不叫金融，金融是玩别人的钱，玩自己的钱叫什么金融？玩别人的钱能赚大钱，玩自己的钱只能赚小钱。我在山西做得很小的，才100多万，是从最初的500元发展起来的，我们在北京又做了一个200万的，现在又在山西永济做了个600万的，我们马上要注册一个3000万的小额贷款公司。我们要让出资人赚钱，但是不是赚大钱，赚小钱，他的好处就是能扶贫，从而解决三农问题。
至于刘汉黄及类似的穷人的脱贫问题，我认为还应该用涨房价、涨医疗费、涨学费、涨火车票、涨水电费以及涨一切生活资料的办法解决，这样穷人少消费或不消费，富人多消费，举个例子，穷人家的房子可以不安电灯和自来水，穷人不坐火车、不吃肉，然后再涨水电费。这可以防止富人搭穷人的便车，让富人多支出，国家再补贴给穷人。
中庐布衣点评：茅先生真是深谙经济学的供求理论啊，我不知道，把这一切费用都涨起来之后，有多少中产阶级会变成穷人，富人能拉动多少消费，这种方案不知道要把多少穷人逼上绝路，恐怕任何一个有着健全心智的富人和企业家们也不会同意吧。富人搭穷人便车？这么新鲜的理论我还是第一次听说。看样子，在茅先生眼中，什么都可以拿来卖，包括良知。从这段话可以看出，茅先生对起源于西方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理论还有进一步的发挥，他要让20：80的喂奶式经济在中国变成彻底的现实！
我反对控制物价，不能用低价买任何一种商品。因为那没有物尽其用。比如，一个房子能卖80万，你就不要卖50万，卖50万太糟蹋它了。只要有人出高价，我就把它卖到尽可能高的价位，这是一个社会能够致富的原因。不光是房子，什么都是越便宜越好，就会伤害了生产者的利益，人家不生产了，大家还是买不着。这就是改革以前的情况。57年凭票买猪肉时，我就是因为主张猪肉涨价，被打成了右派。
中庐布衣点评：在这里，茅先生只看到了生产者的利益，没看到消费者的利益，如果消费者没有购买力或购买意愿了，生产那么多东西靠谁来消化？因为主张猪肉涨价被打成右派，还真没冤枉您！
那么大多数人买房、上学、看病的希望在何处呢？答案是进一步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现在看起来好像很渺茫，但是我们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变化，我们的人均收入已经增加了差不多十倍。再过二十年，人均收入还能增加五倍以上。如果现在你挣两千元的月薪，将来职位不升，也能挣到一万元。
中庐布衣点评：茅先生的欺骗能力真是惊人！人均收入指标只不过是一个欺骗性的指标罢了，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人怀疑自己的工资被增长了。只考察总量，不考察收入分配的状况，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中国式增长放大了经济总量，但是并不见得每个人的处境都会改善，相反，收入两极分化问题越来越严重了。让我替茅先生说出他想说而又未说出的话吧：进一步改革开放，建立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体系，逐步从经济改革过度到政治改革，最终建立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西方式政治民主制度。
话又说回来，一个社会人人都能买房、看病、上学，在未来的三五十年中还不大可能，即使富有像美国，照样也有穷人。所以另一方面也要靠个人奋斗。奋斗成功的人更有希望买房、看病、上学。等待政府帮助解决，对大多数人而言最终是会失望的。
中庐布衣点评：在未来的三五十年中还不大可能，我倒要问问茅先生所构筑的理想社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美好社会，值得大家用三五十年的时间去等待。美国的穷人是一个经过了发达阶段的社会中的少数，而中国的穷人还是大多数，茅先生的理想社会还是一个只有有钱人的、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
我知道，多数人不理解这些高深的理论，要骂我。但真理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所以屈原悲叹“众人皆醉我独醒”，胡星斗感慨“万家酣梦几人醒”，马立诚痛心“人啊，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当初，有人就说马立诚的“对日关系新思维”发表的太早了，晚5年刚合适。是的，真理从来都不并同时代的人所接受，只有到了后世才能发出满眼的光芒：布鲁诺因“日心说”遭火刑；舒伯特的一部《摇篮曲》手稿生前只换了一盘土豆，死去三十年后在巴黎拍出了四十万法郎的高价；焚高生前没有卖出一幅画，死后每一部作品都价值连城；“南辕北辙”的主角被嘲笑了几千年，直到人类发现地球是球体时才知道该嘲笑的正是嘲笑他的人。——这就是精英的悲哀。我不在乎做新版“南辕北辙”的主角，我相信后世的某一天，骂我的人会到我的墓碑前惭悔自己当年的短视。
有些问题你们一时难于搞清楚，但是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是一定不错的。让我们勇敢地去做吧。
中庐布衣点评：人人都会拿真理为自己的谬论做挡箭牌，连猴子也懂得把屈原们搬出来证明自己的“独醒”，胡星斗教授一直倡导民生经济学，大概是耻于与先生为伍的吧？有些“真理”是无需等到后世就可以得到验证的，尤其是歪理邪说！看样子茅先生一直没有分清何谓科学、何谓意识形态、何谓理论假说，还以为自己干的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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