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汉黄案，我们需要另一种正义

刘汉黄案，我们需要另一种正义　　

蓝熊

蓝熊不大看新闻，今天才从网友群聊中听说东莞刘汉黄案。我查看了一下，案情是一个贵州到广东的打工仔，发生工伤事故，右手截肢成了残疾人，经劳动仲裁可获赔偿17万元，但资本家拒绝支付。万般无奈之下持刀捅杀台商，造成两死一伤的惨祸。显然其遭遇值得同情。另据报道：按刘汉黄的伤残标准，法院判17万太低，合理的赔偿金额应该在25万左右，还不能解除刘汉黄的劳动合同。但17万太低的赔偿他也拿不到，为胁迫老板支钱，刘汉黄还爬到宿舍顶楼作自杀状，终因台商老板心肠很硬毫不动摇，酿成了这起悲剧。

刘汉黄案更具有代表性，全国有8000万血汗工厂的打工者，人人都可能成为刘汉黄！为什么如此受人冷落？受人忽视？右派对此患失语症，情有可原，因为他们的屁股坐在另一边。

所以蓝熊这文章非写不可，虽然不过是沧海一瓢，无补于时代浪潮。我想起卡夫卡，可能算不得左派小说家，且是制度中人，在政府部门供职，却为普通工人的工伤赔偿做过不少好事。他深知那些伤残工人的疾苦。刘汉黄如果拿不到足够的赔偿金，他的残生会变得很悲惨、很痛苦，失去了劳动能力，无力自养，就像《变形记》里的变成昆虫，最终连父母亲人都会厌憎他，只好活活饿死。因此工伤赔偿是一项与工人切身利益攸关的基本人权，在任何国家都最早立法，优先执行。在我们社会主义（哪怕是初级的）国家怎么会出现拿不到法定的工伤赔偿金，反要被赶出工厂的情形呢？那该死的资本家是不是应该先被判上20年？

为什么邓玉娇案激起如此多的网友义愤，造成网络民意审判的有利条件，最终赢得胜利？而刘汉黄案却关注度很低，左派网友也没呐喊几声？蓝熊实在感到憋气，要思考一下了：

其实对邓玉娇案，最初三分之一的网络舆论批判是针对官员的道德行为的，再三分之一是批判政治腐败，又三分之一是愤恨司法不公。后来巴东警方把“按倒”改成“推坐”，否定强奸的事实，销毁证据，撤换律师，控制当事人家属，倒行逆施，使公众对当局枉法曲判的可能性大为担忧。于是大部分舆论都纷纷质疑当地司法的公正性，右翼自由主义律师萧瀚、刘晓原、朱明勇等人的声音逐渐占据主流。他们不断地揭露出巴东警方以法律的名义玩弄出的遮掩真相的愚蠢把戏，告诉人们在这起审判案中许多不合法的破绽，激起公众对公正审判和社会正义的强烈义愤。自由主义右派主导了对丑恶司法的批判，当然背后追随着冲锋陷阵的75%还是“不明真相”的左派群众，包括蓝熊。

在这种自由主义批判语境中，有两项民主规则不断被强调和强化，构成公众义愤的基点。一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邓玉娇是贫民之女，而对方是一群“黑领”官员，“黑领”无疑具有政治经济的巨大优势。在官与民的两极社会现实中，贫女邓玉娇能否获得公平的法律裁判？牵动着千万网民的心。所以不难理解当巴东警方在公告中显示出对邓贵大、黄德智的偏袒性时，网上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反响和激愤的抗议。

二是要求尊重公众知情权和裁判权，这是确保司法公正的法治环境的必要程序。在西方民主国家，任何罪案都必须放到光天化日之下来审判，允许公众质疑，允许自由聘请律师辩护，允许公众陪审团参与审案及作出与法官不一致的裁决。这些似乎是天经地义的。而在邓玉娇案中，当地警方和司法部门恰恰做出了与此相反的愚蠢举动：封锁消息，控制网络传播，殴打媒体记者，软禁当事人家属，直接插手改换律师，甚至全城戒严，道路封锁，不让外地人进入。正是这些愚蠢举动一次次激怒公众，让受到蔑视的网民汹涌怒骂，为自己的神圣知情权而战，誓不罢休。

所以邓玉娇案的经典意义——它肯定会成为中国法治建设的经典案例，在于确立上述两种自由主义的公正观念。网络公众在自由主义法律正义引导下，向当道腐败司法现实发起挑战。即使事实真相真是邓玉娇主动拨刀刺杀官员，就凭当局警方遮头藏尾的龌龊举动，就能让公众认定邓玉娇无罪。

而在刘汉黄案中，上述情形根本不存在。没见报道当地公安对刘汉黄的歧视待遇，也没见揭露此案层层黑暗内幕。所以基于自由主义公正观念的网络声讨无由成立，右派不吱一声，左派好像也无话可说。

但如果我们不再去捧自由主义的臭脚，不再相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是主张政策和法律应该向弱势阶级倾斜，给弱者更宽容的待遇，而对强者实施更严厉的约束，那么，我们左派就有理由为刘汉黄呐喊鼓舞了，就能掀起新一轮网络审判热浪。事实上这也正是经过上世纪六十年代新左派运动洗礼过的西方知识分子新确立的社会正义观，这种正义观就写在罗尔斯那部名著《正义论》里边。（手头恰好没有这部书，要不钞两段给大家瞧瞧！）

50年代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人自认为已经达到了民主政治的顶巅。按照边沁的定义，民主就是争取“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而美国已经进入一个中产阶级为主的社会，福特汽车厂的工人工资已接近普通白领，享有股份制红利的工人阶级上层已与资产阶级同流合污，因此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就成为社会的普遍正义。在这种普遍正义的照耀下，在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竞争中，民主政府充当着公正的裁判，一切社会冲突都可以在法律的框架内通过民主协商来解决。阶级斗争已化为乌有，所需要的只是民主秩序下的利益协调，社会达到空前的稳定。而到60年代，随着黑人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反越战和争取教育平等的大学生造反运动的高涨，那种普遍正义的幻觉突然被戳穿了。人们发现了在民主的帷幕下隐藏着对于少数裔民族的歧视，一些社会处境不利者的权利被忽视，妇女忍受着日常生活和社会文化的双重压迫，以及自由竞争中的教育的巨大不公平。人们意识到，民主不只是保障个人自由选择的权利，还需要创造一种社会平等的条件，让人们能够行使自由。而平等也不能仅仅是起点公平和机会均等，还需要保障弱者事实上的平等。于是出现了约翰逊时代的各种社会立法，制订向下层阶级倾斜的种种福利政策。而一些左翼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罗尔斯，开始修正边沁的原始定义，重新把民主阐释为“在保障少数人基本人权的前提下的多数人利益”。正义首先是使社会弱势阶级的权利得到保护，然后才是强者的自由竞争和利益公平。

以此观照当今中国社会，改革和资本主义化造成的社会割裂，使少数先富起来的资产者与官僚相结合，利用政治和经济的特权，顺理成章地攫取大部分社会财富。而大多数平民无产者和乡村农民则日益沦为雇佣劳动者，遭受前者的掠夺和剥削，在改革过程中被利益边缘化，并且这种边缘化有被不断固化的倾向。也就是说，大量下层阶级的成员事实上被社会所隔绝，没有得到任何关怀。而占据主流地位的中产阶级则试图建立其民主和法治——当然这种民主只能是少数精英的民主，他们却傲慢地把特殊阶级的价值观说成是全社会的正义，主张起点平等，在市场经济中自由竞争，政府垂裳而治，充当公正裁判。这种保守主义气氛与美国50年代十分相似。

至此我想左派朋友应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了。如果不想让社会共同体彻底分裂，不愿发生60年代那么多的暴力事件，那就赶快推动政府制订保护劳工立法吧，尽快出台覆盖农村的福利制度。我们需要一种新的价值观和新的正义，为弱势人群呼吁援助。把极大多数民众隔绝在外的少数人民主是没有意义的，也是不人道的。对下层阶级的同情正是对中产阶级的道德拯救。除非重新获得民众对于司法公正的信任，和谐的法治社会只是虚幻的泡影。

设想在刘汉黄案中，若是社会具有同情和保护伤残工人的正义，政府制订有工伤赔偿的完备法律，那就根本不可能出现刘汉黄拿不到赔偿金的事情，也不可能求告无门铤而走险。他可以从政府理赔机构先拿到赔偿金——卡夫卡当年在布拉格就是做这种事的，然后由政府向资本家强制收取赔偿金。政府应该提供这种社会服务，而不是拱手垂裳作裁判，静等劳资纠纷演变成暴力冲突。所以刘汉黄的杀人实际上是社会立法的缺陷和政府管理的缺位，他的罪恶应该由全社会来分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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