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国宝讲坛：茅于轼解析“刘汉黄案”及穷人的出路
【画面】
【画外音】
他是中国经济学界少有的走出书斋、真正“行动”起来的人，他以年逾古稀的老迈之躯、敏锐深邃的社会视角，身体力行，实实在在地求证着他的社会理想。
他的言论代表着来自学者、精英知识分子阶层的一份冷静的思考。在这个浮躁的年代，他让那些一味迎合大众观点的“经济学家”们相形见绌。深厚的学养和惯用的通俗易懂的经济学语言让他更加善言。
宽容大度，海纳百川，茅于轼纵论天下！
【字幕】
当代最伟大的绅士，国家的道德楷模，一代人心中的丰碑。
【茅于轼】
各位观众，大家好。感谢精英卫视“国宝讲坛”节目为我提供了一个和观众交流的机会。
最近发生的“刘汉黄案”引起了网民的广泛关注，甚至有人把刘汉黄称为“英雄”。我认为这是非常不足取的。
众所周知，我一直“替富人说话，给穷人办事”，也因此遭到猛烈的批评。其实，我为富人说话不仅仅为了富人，更是为了大多数的穷人。因为他们最终也要变富。如果把富人都打倒了，穷人还有前途吗？中国穷了几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
刘汉黄正是因为其穷，受不到教育，不懂法，有时就会去干一些违法的事。他杀死了养活他的老板，以后靠谁来养活呢？他的行为不仅害了自己，而且还害了他的众多工友们。——经济学家看问题会比一般人看得更加长远。
比如我，既拿外国人的钱，也拿资本家的钱。我不拿他的钱，我拿谁的钱？谁给我钱？政府的钱，我们很难拿到。有没有老百姓拿钱给我们？有，那是少数，给个两万三万的，靠这个根本活不了。
什么？哦，资本家拒绝支付他的赔偿……，这个，我认为，如果资本家不给我们钱，肯定是我们自己做错了什么。
客观地讲，刘汉黄生活在今天是很幸运的。穷人真正得解放的是改革后的这三十年。现在一个进城打工的农民一个月能挣一千块钱，能买三辆自行车或八百斤粮食。改革前辛苦一年的工分钱也未必能买一辆自行车。可惜人们至今还不觉悟，还以为49年是翻身得解放的一年。谎话说得多了也会变真理的。
要说中国的进步，最大进步应该说是人权的进步。改革前杀一个人真是轻如鸿毛。现在政府想杀一个人可不那么容易。杀一个完全符合法律要判死刑的杨佳，也闹出轩然大波。前日的邓玉娇，现在的刘汉黄，也都为网络关注，这正说明他们有人权了。
由于大众受马克思剥削理论的灌输，富人被认为是剥削者。经济学是一门伟大的科学，很可惜的是我们现在还不断地教的马克思理论，连很多简单的逻辑都讲不通：为什么用一头羊换一匹布，因为这包含着劳动相等，这很奇怪，既然劳动相等我为什么拿羊换布呢？我自己生产一匹布就行了嘛。
穷人容易受欺侮，受压迫。这大家都知道。但是如果我们问一问任何一位企业家，当企业家容易吗？他们要交纳各式各样的苛捐杂税，要对付不讲理的官员，给他们上贡，请吃饭，陪娱乐，说好话，低三下四地做人。中国的企业家是全世界最难当的，风险最大的，负担最重的。但他们作出了伟大的成绩。中国改革三十年，财富的创造增加了十倍之多。这主要是企业家的功劳。人们常说，工人农民创造财富。这固然不错，但更重要的是企业家创造财富。改革之前也有工人农民，为什么财富那么少？现在就多了一个企业家，财富就蓬蓬勃勃地创造出来了。
顺便交待一下，“交换创造财富”，是我对于经济学理论的一个贡献。严格讲，改革以前的三十年我没有能为社会服务，没有为人民创造什么财富，而是用挨整的痛苦来满足阶级斗争的需要。人们问中国为什么没人能得诺贝尔奖，简单说，有得奖潜力的人都挨了整，根本没有机会去做认真的科学研究。
个别企业家难免有暗箱操作，做见不得人的事。但是这不能全怪他们，主要是制度环境造成的。可以说，企业家都得搞点桌下交易，你不同流合污事情就做不成，这叫做逼良为娼。所以，骂资本家不骂政府是愚蠢的。这也是此前我在邓玉娇案中没有替富人（邓贵大）说话的原因。——主要是因为邓贵大是共产党官员。但这决不等于要改变我一贯“为富人说话，给穷人办事”的原则。如果以后洗浴中心的女服务员，都学习邓玉娇向富人动刀，富人都杀没了，谁来养活穷人？这反而害了洗浴中心里的所有服务人员。
有些人认为刘汉黄之类的穷人是企业家剥削造成的，他们追逐利润，不愿意为大众服务，见利忘义。他们在舆论面前经受很大的压力，有口难辩，自己也说不清楚。我认为企业家的任务就是创造利润，企业的目标就是利润最大化，如果想着别的反而不是好企业家。
当前，有左派人士期待这一次的“刘汉黄案”也能像上一次的邓玉娇事件那样出现“左右一致”。如果你听懂了我上面的谈话，就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了。
谎言将导致社会道德水平的迅速降低。所以我一向以说真话著名。比如我第一个承认，1957年反右时我是被准确地打成了右派，我确实想走资本主义。到1978年才被平反，补发工资时连利息都没给。
许多人表面上替穷人说话，实际是损害穷人的似是而非的观点，如要求小额贷款低利息，要求大学降低学费，制造富人搭穷人便车的政策，让穷人上当受骗。倒是我一直脚踏实地为穷人做着实事，具体有在山西办的扶贫性小额贷款、在北京办的富平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在北京办的富平家政服务中心。
有认识邓玉娇的朋友，可以通知她在困难时可以找我。如果她想办扶贫性小额贷款，年利率是18%；想在富平培训学校培训21天收费600至800元；想到富平家政中心找一保姆工作收取中介费780元。
在这里我要向是中央有关部门呼吁一下：小额信贷政策仍需放宽，给“地下金融”合法化地位。现在对于金融业的控制，我觉得很多是多余的。
我做小额贷款做了十几年，我觉得管理得好，风险是很低的，也能赚钱——金融就是玩风险嘛。但这个不叫金融，金融是玩别人的钱，玩自己的钱叫什么金融？玩别人的钱能赚大钱，玩自己的钱只能赚小钱。我在山西做得很小的，才100多万，是从最初的500元发展起来的，我们在北京又做了一个200万的，现在又在山西永济做了个600万的，我们马上要注册一个3000万的小额贷款公司。我们要让出资人赚钱，但是不是赚大钱，赚小钱，他的好处就是能扶贫，从而解决三农问题。
至于刘汉黄及类似的穷人的脱贫问题，我认为还应该用涨房价、涨医疗费、涨学费、涨火车票、涨水电费以及涨一切生活资料的办法解决，这样穷人少消费或不消费，富人多消费，举个例子，穷人家的房子可以不安电灯和自来水，穷人不坐火车、不吃肉，然后再涨水电费。这可以防止富人搭穷人的便车，让富人多支出，国家再补贴给穷人。
我反对控制物价，不能用低价买任何一种商品。因为那没有物尽其用。比如，一个房子能卖80万，你就不要卖50万，卖50万太糟蹋它了。只要有人出高价，我就把它卖到尽可能高的价位，这是一个社会能够致富的原因。不光是房子，什么都是越便宜越好，就会伤害了生产者的利益，人家不生产了，大家还是买不着。这就是改革以前的情况。57年凭票买猪肉时，我就是因为主张猪肉涨价，被打成了右派。
那么大多数人买房、上学、看病的希望在何处呢？答案是进一步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现在看起来好像很渺茫，但是我们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变化，我们的人均收入已经增加了差不多十倍。再过二十年，人均收入还能增加五倍以上。如果现在你挣两千元的月薪，将来职位不升，也能挣到一万元。
话又说回来，一个社会人人都能买房、看病、上学，在未来的三五十年中还不大可能，即使富有像美国，照样也有穷人。所以另一方面也要靠个人奋斗。奋斗成功的人更有希望买房、看病、上学。等待政府帮助解决，对大多数人而言最终是会失望的。
我知道，多数人不理解这些高深的理论，要骂我。但真理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所以屈原悲叹“众人皆醉我独醒”，胡星斗感慨“万家酣梦几人醒”，马立诚痛心“人啊，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当初，有人就说马立诚的“对日关系新思维”发表的太早了，晚5年刚合适。是的，真理从来都不并同时代的人所接受，只有到了后世才能发出满眼的光芒：布鲁诺因“日心说”遭火刑；舒伯特的一部《摇篮曲》手稿生前只换了一盘土豆，死去三十年后在巴黎拍出了四十万法郎的高价；焚高生前没有卖出一幅画，死后每一部作品都价值连城；“南辕北辙”的主角被嘲笑了几千年，直到人类发现地球是球体时才知道该嘲笑的正是嘲笑他的人。——这就是精英的悲哀。我不在乎做新版“南辕北辙”的主角，我相信后世的某一天，骂我的人会到我的墓碑前惭悔自己当年的短视。
有些问题你们一时难于搞清楚，但是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是一定不错的。让我们勇敢地去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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