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煤“国有化”新旋涡
对于外界质疑的资源价款补偿过低的问题，李挺说，“从根本上来说，资源是国家的，本来就不应该以那么低的价格转让给个人，以前是政府疏忽了，要允许政府改正自己的错误。”他认为，很多煤老板之所以买矿的成本高企，是由于“他们花了很多黑钱，比如私下倒卖以及行贿的钱，这些钱当然政府不应该补偿。”
吕祖善的批复内容目前仍然成谜，而在晋浙商2008年直接、间接向浙江省返销煤炭占30％。考虑到浙江省前三季度GDP增速7.7%、增幅同比回落2.9%，民营经济大省浙江和强势整合方山西之间的“碰撞”正呼之欲出。
生为山西人、出身于大同矿务局和国家煤炭、安监系统的山西省省长王君，一年多前接替山西省前省长孟学农时，命中或已注定此局。“坐在煤炭的火山口上”，王君将如何开启山西经济的再次转型，他将同吕祖善展开怎样的“对话”？山西省政府如何回应外来质疑？在这场新旋涡中，山西省政府将如何应对？
本报封面故事将继上期《晋煤“国有化”的红与黑》之后，再次投下关注目光。
一线调查FIELD SURVEY
知情人透露，吕祖善过问浙商在晋损失
浙晋“煤争”箭在弦上
天骤冷，吴族春多少有点儿感冒。
“这算不了什么。省长有亲笔批复，大家都很着急，毕竟现在离11月底和年关不远了。”吴族春说。
吴是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资源与环境业务部首席律师。他口里的“省长”是浙江省省长吕祖善。而让他们着急的，则是浙江煤炭商人在2008年下半年开始的山西省煤炭整合中的遭遇及连锁反应。
在此次被称之为“晋煤新国有化运动”的整合中，浙商在山西投资的煤矿因“单井年产能无法达到90万吨的标准”，“基本要被兼并或关闭。”而据吴族春估算，目前浙商在晋投资煤矿企业超过450家，投资总额逾500亿元，控制煤炭资源年产能在5000万吨以上。“在2008年浙江省消耗的1.8亿吨煤炭中，山西浙商直接、间接返销煤炭占30％。”
寒潮来袭，杭州2009年的“冬天”来得比往年早一些：因整合、停产无煤可运往浙江销售之外，浙江煤商在山西整合中得到的赔偿额一般只有其投资总额的“1/4~1/3”，“浙江煤老板”们投资巨亏的阴影和全省经济保增长的压力，像是两块巨石，压在2009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前夕的浙江省。
暗流涌动
或许正是“保增长”的大背景，让吕祖善在“报告”上作出了亲笔批复。
2009年10月下旬，浙江省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前三季度，浙江全省生产总值为15828亿元，同比增长7.7%，增幅较一季度和上半年分别回升4.3%和1.4%，但较2008年同期回落2.9%。
吴族春透露，或许正是“保增长”的大背景，让吕祖善在“报告”上作出了亲笔批复。
这份全名为《浙商在晋投资的煤矿企业在山西煤矿企业兼并重组背景下可能遭受重大损失》的调研报告（下称《报告》），由吴族春主笔，其事实基础是2009年7月吴族春赴山西调研的主要成果。
“现在条件还不成熟，省长做了什么批复，还不便透露。”吴族春说，早在10月下旬“浙商转型会长论坛”召开之前，自己已经拿到了由省长和省府秘书长批复给浙江省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下称“协作办”）的《报告》。
“协作办在研讨应对方案时，找到了我们进行沟通。由于我们比较了解情况，因此，充分沟通后，我们拿出了《报告》第二稿，并通过协作办再次上递省政府。”吴族春表示，目前只有等待省政府的消息，“领导怎样批示还不好说”。
浙江省协作办官方网站的“工作职能”显示，该部门主要“负责开展国内经济技术合作情况的调查研究和信息综合……对我省企业在外省（市、区）和外省（市、区）企业在本省经济技术合作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协调处理”。
显然，在得到了浙江省政府的批复后，此前向来低调的吴族春和“夹着尾巴”的浙江煤商立刻“高调”了一把：10月31日，“浙商转型会长论坛”在杭州召开，吴族春和30多位“煤老板”集体亮相。这不仅是2009年8月晋煤整合补偿争端爆发以来，浙江煤商第一次集中出现在媒体面前，也是浙江煤商希望浙江省政府出面斡旋、维护浙商利益的第一次。
“泽大律师事务所是受了协作办委托的，我们知道11月底和年关不远，但我们必须通过法定程序谋求解决。”吴族春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第二次提交的应对预案中，重点是法律诉讼帮助浙江煤商讨回更合理的补偿款，以及浙江省内对煤老板投资亏损后的金融应急方案。”
但煤老板们并不都像吴族春那样冷静。
“万人签名”之后
“如果山西方面的主体（在11月18日）不出现，从解决事情的角度，（研讨会）起不到积极效果，我们就还会有一些动作出来，尽自己之所能。”
浙江煤商等不及自有其原因。
按照山西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领导组办公室（下称“整合办”）列出的时间表，2009年10月底，山西要基本完成整合主体企业到位和证照过户换发，11月底全面验收完毕。
等不及了的浙江煤商于11月5日在温州平阳县发起了维权的“万人签名活动”。
有浙江煤商估算，山西浙商中的煤老板大多数是温州人，其中又以温州平阳县居多。由于温州民间资本相互拆借活跃，平阳县85万人口中甚至可能有40万人与山西的煤炭生意有关联。
知情人士向《中国经营报》记者透露，温州煤老板们于11月6日早上7点左右，集聚在平阳县水头镇商贸街征集签名。尽管事发后，平阳县迅速采取了措施，拆除了签名桌子和横幅，但商贸街每家店铺门前的人群并未直接散去，反而有近百人逐渐转至去往平阳县的必经之地——水头镇大转盘附近。
同样等不及的还有浙江省浙商资本投资促进会（下称“浙促会”）。
11月9日，该会向全国人大、政协、国务院、山西省相关部门的办公室发出一份特快专递，要求对《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实施意见》（晋政发[2008]23号）、以及2009年4月《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有关问题的通知》（晋政发[2009]10号）的合法性、合理性问题进行审查处理。
同时，浙促会力邀山西省政府、发改委、煤炭工业厅等相关机构，派员参加11月18日在杭州召开的“地方产业政策延续性与企业投资信心”研讨会。
在浙促会11月9日发出的《从法理反思的角度探讨山西省对民营煤矿的征收补偿》一文中，浙促会认为，山西省将国家行政“引导鼓励”政策改为地方行政命令“强制”，将所有中小型煤矿都合并到山西地方国有、地方民营的大型煤矿集团，不顾现有煤矿布局的区域差异和投资来源的广泛性、投资途径的合法性，违背了国家依法行政的要求。
“希望能给回应。”浙促会该研讨会的策划人于微微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浙促会联系前述部门时发现对方态度并不友好，甚至根本不想接洽。浙促会随即动用了一些“高层关系”，但对方仍未给出答复，估计“周四五才可能有答案”。
说这话时，于微微还以为当日是周三，而事实上，彼时已是11月12日周四下午。
“你是站在哪边的？这事不要管了。”11月12日，山西省煤炭工业厅办公室一位负责人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记者报道新闻，不必管中间过程”；对于来自浙促会的特快专递是否到达，“我不清楚”。而于微微则透露，自己的特快专递正是发向山西省政府、山西省发改委和山西煤炭工业厅的办公室。
山西省煤炭工业厅是“整合办”的办公室所在机构，该厅厅长王守祯兼任整合办办公室主任。
“如果山西方面的主体（在11月18日）不出现，从解决事情的角度，（研讨会）起不到积极效果。我们就还会有一些动作出来，尽自己之所能。”于微微表示，“现在这个时间有点晚了，整合已接近尾声。但也是最关键的时期，到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会召开，等那时中央定好‘调子’，就彻底晚了。”
显然，尽管浙促会意在高举高打，但这场博弈的双方力量并不对等：浙促会仅是挂靠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的下属协会之一。
不过，于微微对此似乎还算“乐观”：“浙江省政府确实未曾公开表态，但连日来，包括《浙江日报》在内的多家浙江媒体都给出了醒目标题，省政府微妙处境下未曾出面，至少不反对。”
11月11日，《浙江日报》在6版经济新闻版面以《浙商欲破晋煤困局》的专题在二条位置对浙促会进行了报道。
11月13日，《中国经营报》记者获消息称，山西省将派出一位副省长参会。就此记者向于微微求证，于微微称，一切会在11月17日研讨会召开前一天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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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荡秋千”
“20多年没用过暖气，这辈子是用不上了。”83岁的张大娘说这话时，郭师傅正在刚打好的白铁烟囱口上划“×”。烟囱是使用蜂窝煤炉必不可少的辅助设备，带“×”的一端表示口窄，能套在另一节里。
郭师傅打烟囱的地段位于太原市三桥街，距此1公里左右，山西省政府、省政协和太原市政府分布周围。此前的10月11日，太原市物价局就城市居民供热价格调整举行听证会，两套方案调价增幅分别为38.89％和48.15％。
“这日子怎么过啊？因为金融危机，我们厂从2008年底到现在一直恢复不了生产，半个月就上几天班，生产出来的设备还卖不出去，只能放到仓库里。”在山西风雷机械厂工作的王师傅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自己现在每个月只能领取约500元，而因为煤矿重组，小矿关闭、大矿限产，电煤市价已从450元/吨上升至600元/吨。
资料显示，风雷机械厂制造的产品包括石材开采设备、大坝防渗漏工程施工机械、型煤机、石油机具等，在山西煤矿停产重组的大背景下，销量可想而知。
后遗症初显
身居同一条煤炭产业链的不同环节，与王师傅们境遇相同的大有人在。
刘朵顺的三四辆运煤车已在家趴了大半年。“正常情况，一年拉个两三万吨煤问题不大，一吨煤怎么也能赚个10元、20元的。”刘朵顺告诉记者，村里像他这样做煤炭贩运生意的车辆大概有100多部。
刘朵顺所在的晋城市泽利县苇町村位于山西省南部，与河南交界。2003年以前，苇町村共有4个矿井。虽然矿上一直没有发生过大型事故，但2005年山西省要求煤矿单井年产能必须达到30万吨，所以到2006年时只有1个矿井还在开采。
“本以为这个经过扩建的矿井不会再有问题，但省里2007年要求年产能必须达到60万吨，村里只好集资3000万元加上贷款投资1亿元再次扩产。”刘朵顺说，“没想到的是，2008年，这一要求再次增至年产能90万吨。”苇町村只好将矿井作股49%，被泽州县煤炭局所属的国有企业兼并。
“村里有矿，开票、洗煤、加工、短途拉煤、长途贩运等中间环节都能赚钱。现在煤矿并入了国有企业，人家有自己的经营体系，用人少，大家就都没事可干了。”刘朵顺贩煤时结识的朋友常虎亮说。
“2008年1~10月，我们创造了5亿元利润，今年同期1000万元利润都不到。”沁新集团副总裁郝维俊说。
与此相应，沁新集团所处的长治市沁源县财政收入同样大受影响。郝维俊介绍称，2008年公司累计缴纳税费7.8亿元，但2009年1~10月，公司缴费仅3.6亿元，预计2009年全年不超过4.5亿元。而2008年，沁新集团缴费占了沁源县财政收入的50%以上。
统计数据显示，山西省2009年一季度GDP增速-8.1%，2009年上半年GDP增速-4.4%，是全国唯一GDP负增长的省份。
再次转型
主政山西一年多来，山西省省长王君的大动作主要有二：除了煤炭重组外，八大产业振兴规划是重点。山西当地媒体将此称为山西调整产业结构的“新”转型，以区别于1999年时的“老”转型。
资料显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山西煤炭开始滞销，电力、冶金也下滑严重。1999年，山西省财政收入出现了负增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跌至全国倒数第一。
基于此，1999年6月，田成平接任山西省委书记。同年11月底，山西省召开了调整产业结构的运城会议。此次会议提出了山西产业结构的调整目标：2000年起步、2001年入轨、2002年初见成效、2005年明显见效、2010年达到全国中等水平。
然而，此次山西省产业调整仅仅持续到2002年上半年。2002年下半年开始，随着煤炭市场形势好转，山西省自然又回到了“挖煤”的老路上。
“从‘十五’到‘十一五’，山西经济一直贯穿的主线有两条：一是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二是资源型经济的转型。每一届政府可能侧重稍有不同，但主线鲜明。田成平书记任上力推‘1311’规划，后来刘振华省长提出了‘双兴’战略（指新兴能源和新兴工业），王君省长强调‘三个发展’（指转型发展、安全发展、和谐发展）。”容和平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但山西 经济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资源依赖型，一个是市场价格牵动型，由于培育替代产业需要较长周期，所以一旦煤炭价格好转，地方财政和税收就容易瞄准见效更快、更容易的煤炭挖掘。”
容和平是山西大学教授、山西省委联席高级专家。
十年一轮回，山西再次面临新的经济结构调整周期，而被认为是“新”转型的“八大产业振兴规划”进展似乎同样难如人意。
10月18日，来自山西省前三季度经济形势分析联席会议的信息称，山西省前三季度全省GDP同比增长仅0.5%。而在拉动这0.5%增长的主要因素中，1至9月，山西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0.2%，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0.8%，创近15年以来最高增速。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54.6%，高出全国平均值30多个百分点，列全国第二。
显然，“八大产业振兴规划”要发挥功效，尚需时日。而房地产、“铁（路）公（路）基（础设施）”的投资增长掩盖了煤炭重组的阵痛。
统计数据显示，1至9月，山西有26条高速公路先后开工，总里程2000公里。高速公路已投资360多亿元，全国排第四位、中部6省第一位。
政策摇摆
当然，对于运力紧张的山西来说，“铁公基”投资的加强并非坏事。在山西口碑甚佳的山西省前省长胡富国，就是因为修了太旧高速公路、引黄入晋、新机场建设三大功绩而广受好评。
“在我看来，煤炭整合是好事，但整合不应当是‘国进民退’式的。”容和平表示，“现在的情况，认识上有误区，操作上有偏差。”
容和平认为，现在山西省正处于经济、政府和社会三个转型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最基础的工作是保证就业增长、以就业为本。而在拉动就业方面，民营中小企业的贡献率在70%左右。
“山西省政策多变。”一不愿透露姓名的煤炭业知情人士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山西虽然是能源大省，但一直缺乏整体规划和布局。同时，山西省领导也更换频繁，不到5年换了三任省长。”
前述人士表示，新领导上任后都会出台新政策，这直接导致山西的煤炭政策晃来晃去：前任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后任严格控制，政策往往“一刀切”地在两端“荡秋千”。
确实，2006年于幼军任山西省长期间，其大力推动的煤炭“产权明晰”改革正成了今日王君推行煤炭整合的最大争议。被整合的很多温州煤商质疑，自己当年以“市场化”方式获得了煤矿运营权、缴纳了资源价款，而现在又被“行政指令”提高门槛、排除出了整合主体。
容和平表示，“山西省的资源转型之路没有可参照的样本。国际上，美国犹他州、德国鲁尔的转型都很成功，但借鉴它们的技术没问题，可体制、制度经验学不了。它们是‘邦联制’，可以给自己立法，但山西不行，山西多煤少水缺资本，没有区域性资本市场的大突破，山西转型很难成功。”
“安全发展最终也是为了发展。山西经济要改变对煤炭资源的过度依赖，政府实现审批为主到服务为主的转型，社会发展转变到以民生为中心，‘十二五’期间，观念是先导，体制是关键。”容和平说。
背景 BACKGROUND
“新政”出台始末
●本报记者
对于山西省政府来说，现在的日子并不好过，其强力推进的全省煤矿整合重组不断遭遇外界质疑和挑战。
虽然山西省政府方面宣称，整合重组工作进展顺利，已经接近尾声，但是这次“急行军”之后还有诸多麻烦有待解决。
“大方向不会变，可能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针对个别煤矿的实际情况会有些许调整。”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山西省政府人员告诉记者，“这次可能是手段急了一点，但总体上我觉得是对的，我们不能只看个案。”他说话的时候情绪有些抑制不住地激动。他认为现在媒体上不时出现的对于山西此次整合行动的质疑是受了一些人的蛊惑，并且有“割断历史”之嫌。
动议之初
事实上，山西省对本省煤矿资源进行整合是从2003年开始动议的，山西省发改委宏观研究院研究员李挺参与了那一次大规模的研究活动。“但最初的动机并不是要进行煤矿的整合，而是希望国家能够延长对于山西煤炭基金征收年限。当时山西省的煤炭基金从开始的40亿元经过多年的消耗使用已经减少到25亿元左右。”
从这个最初动机出发，山西省各相关部门和研究机构开始对本省作为“国家能源基地”近30年来的煤炭产业进行总结，得出结论和政策建议上呈国务院。“这也是山西省前省委书记王茂林推动的结果，他当时已经到中央任职，临近退休，他向总理提出要对山西煤矿进行调研并进行整合的思想，于是开始组织研究。”
经过一年左右的调研，课题报告形成，名为《建议允许山西省继续执行征收能源基地建设基金的政策》，提交全国人大和国务院。2004年10月，全国人大评审通过，“温家宝总理也专门做了批示，指示能源局、发改委等在制定能源政策时要注意吸收报告成果。”
李挺当时所在的是体制课题组，主要研究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如何把煤炭管理职能进行分离，建立专门的管理机构（之前，煤炭资源管理一直是安监局承担的职能），明确监管责任。二就要研究关闭小煤矿的问题。“首要的压力还是矿难频繁发生，矿工的安全得不到保证，每次一发生矿难，看着那些悲痛欲绝的矿工家属和不断抬出来的尸体，真是让人受不了。”
日益发达的媒体对矿难的报道让山西省各级官员压力倍增。因此课题报告形成的两大政策建议中，除了建议继续延长征收山西煤炭基金外，另一个建议就是要关闭整合小煤矿。
“尚方宝剑”
2005年6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促进煤炭工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坚持走资源利用率高、安全有保障、经济效益好、环境污染少的可持续发展道路，鼓励大型煤炭企业兼并改造中小型煤矿，鼓励资源储量可靠的中小型煤矿，通过资产重组实行联合改造。2006年，国务院第133次常务会议通过决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同意山西省开展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政策措施试点意见的批复》(国函〔2006〕52号)
这似乎是山西省的“尚方宝剑”，山西省于是开始制定具体的关闭整合方案。
事实上，在此期间，山西省内的探索也在进行，临汾市就是在2005年开始进行资源价款有偿转让的尝试（在此之前煤老板都是通过承包集体所有的煤矿而来），正好是对温家宝总理提出的“建立一个资源环境的补偿机制”的践行，契合了国家层面和省政府的思路，于是被迅速采纳，推向全国。煤老板们变得名正言顺。
但是，另一方面，山西省对于小煤矿的关闭整合也在不断推进。“这几年每年都有关闭任务。”临汾市汾西县安监局的郭局长告诉记者，在此次大规模整合关闭行动之前，整个汾西县的煤矿已经从最初的198个减少到了22个。
临汾，2007年三起瓦斯爆炸，都是30人以上的事故。给临汾的形象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从经济上来讲，一出事故就停产，所以经济的增长速度受到了严重的制约和羁绊。”临汾市煤炭局局长牛立冬告诉记者。
“要允许政府改正错误”
“晋官难做”，已经是人们的共识，前两任山西省省长于幼军和孟学农均没有完成对山西省小煤矿的整合关闭重组，就因为中途杀出的大型矿难去职，把这个棘手的任务留给了后来的王君。
“这次王君省长的压力确实很大，前面的脚步走的有点急了，整合力度不断加码，时间表不断加快，但这也是被舆论压得没办法的结果。”一位接近政府的知情人士说。
对于外界质疑的资源价款补偿过低的问题，李挺说，“从根本上来说，资源是国家的，本来就不应该以那么低的价格转让给个人，以前是政府疏忽了，要允许政府改正自己的错误。”他认为，很多煤老板之所以买矿的成本高企，是由于“他们花了很多黑钱，比如私下倒卖以及行贿的钱，这些钱当然政府不应该补偿。”
有山西省煤炭工业厅官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此次煤炭资源整合中，国家按照这些煤矿主原来实际缴纳价款的1.5倍或者2倍给予赔偿，已经是考虑了市场因素。“这些补偿是额外的，在省政府制定补偿标准的相关会议上，补偿倍数曾经引起了与会领导的激烈争论，部分省级领导坚决不同意以1.5倍或者2倍的价格补偿煤老板原来已缴纳的资源价款，因为拿全省人民所属的资源让少数人暴富，并不利于和谐社会的营造。”
李挺对山西煤矿产业的前景很乐观，“整合之后，主体少了，资本的集中度更高了，山西的煤矿会更加现代化，煤矿管理大大加强，安全事故会大大降低。”另外，他希望政府能够建立一个补偿基金，对于煤矿所在地的农民进行相应的补偿，以保障当地民众的收入和生活。
晋煤国有化的红与黑
王永强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现在，“煤老板”这个词汇包含的语义实在五味俱全。
有对他们一夜暴富的艳羡，有对他们如流水般花钱购房置车的讥刺和一点无奈，也有对他们曾经漠视煤矿生产安全、事故频发的痛加挞伐。
然而，始于2008年9月的晋政发[2008]23号《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实施意见》文，会让“煤老板”变成彻底的历史词汇。
对于这场被媒体称之为“新国有化”的晋煤整合，多数人站在了支持政府这边，毕竟，短短十几年内，一批煤老板确实暴富，但大多数山西人付出了环境的代价，却并未享受到本属国有资源出让带来的实惠。然而问题在于，时下之中国，早已不是过去的样子，《物权法》、《合同法》等经济法律相对健全之下，过于依靠行政指令暴风骤雨般推进的晋煤“国进民退”，总会激起经营权所有者的博弈与抗争。
此外，山西刚刚开了个头就可能被推向内蒙古、河南、新疆、陕西等能源矿产大省（区）的整合“经验”复制，也让人捏着把汗。终究，有好的目标，通过恰当的路径和方式，变革进行的社会成本才可能最小。这也正是本次晋煤重组最引争议的地方：用行政力量改变本该由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
一线调查FIELD SURVEY
博弈升级：“浙江煤老板”抱团求生
“对不起，我在开车。”
每当话题进入敏感区，吴族春常会用这样的结语婉拒对话的继续进行。4个月前，当他赶赴山西调查浙江商人在晋的矿产投资状况时，他并没有想到，自己现在会置身于一场旋涡的中心。
吴是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资源与环境业务部首席律师。日前，由他参与调研完成的《浙商在晋投资的煤矿企业在山西煤矿企业兼并重组背景下可能遭受重大损失》书面报告（下称《报告》）一经出炉，吴族春就成了媒体追逐的焦点：浙籍在晋“煤老板”们“欲语还休”，山西省各级政府“讳莫如深”，吴掌握的情况恰好能做更多的说明。
据吴族春估算，目前浙商在晋投资煤矿企业超过450家，投资总额逾500亿元，控制煤炭资源年产能在5000万吨以上。而这一切，很可能因为山西轰轰烈烈的煤炭重组而“盛景不再”：“浙商在山西投资的煤矿，单井年产能都无法达到90万吨的标准，这意味着这些煤矿基本要被兼并或关闭。”
曾经低调
“请理解我们的苦衷。”一位煤老板说，“确实有很多想法不吐不快，但我们有顾虑，有前车之鉴。”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浙籍在晋煤老板们的命运在2009年4月被突然扭转：山西省以“晋政发[2009]10号”的《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有关问题的通知》（下称《通知》），出台了《关于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所涉及资源采矿权价款处置办法的通知》等一系列相关配套规定，并宣告成立“山西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工作领导组”（下称“工作组”），拉开了山西省煤炭资源整合的大幕。
《通知》称，山西全省近2600座煤矿将由大同煤矿集团、山西焦煤集团等省属国有重点煤炭企业牵头重组，到2010年底仅保留1000座；兼并重组后的煤企规模原则上不低于年产能300万吨，单井年产能不低于90万吨。届时，山西的煤炭企业将从2200家缩减到100家左右；到2011年，形成3个亿吨级和4个5000万吨级的大型煤炭企业集团。大集团煤炭产量占到全省总量的75%以上；到2015年，大集团煤炭产量进一步提升至全省80%以上，单井规模达到120万吨/年以上。
毫无疑问，浙江煤老板们的矿井基本都不达标，但彼时，事态的严重性并未引发煤老板的足够重视，多数人选择了沉默和观望：由于经常遭遇安全整顿和停产，煤老板们并不知道这次“动真格”的力度到底有多大。
按照工作组的规划，2009年7月，山西省11个市的兼并重组整合方案将全部通过审查；8月则全部完成兼并重组的协议签订工作，主体企业与被整合煤矿企业进入资产评估、洽谈、协议签订阶段；9月底全部完成正式协议签订；10月底基本完成主体企业到位和证照过户换发工作，11月份全部通过验收。
但事情的进展并不顺利。七八月间，重组双方的谈判焦点集中在资产评估标准、补偿款数额及具体兑现时间上。这时，基本没人再认为这次重组会“雷声大雨点小”了。浙籍煤老板们也开始借助媒体零星发出重组补偿标准过低、民营资本投资亏损的声音。吴族春也于此期间赶至山西进行调研。
9月23日，山西省加快推进煤炭资源和企业兼并重组座谈会召开，山西省省长王君会上着重强调了兼并重组时间表的紧迫性。而此时，浙籍煤老板们媒体上的声音却近乎消失。
“请理解我们的苦衷。”一位煤老板说，“确实有很多想法不吐不快，但我们有顾虑，有前车之鉴。”该老板称，一位同乡就因“公开姓名”（温州煤商练祖前，曾接受央视采访，本报注）接受采访，结果在一次会议上被山西省主要领导点名批评。
集体亮相
这样的数字上报给中央，容易让中央认为重组会很顺利，进而误导国务院作出山西试点可以在全国推广的判断。
“我们是浙商在外投资者的娘家，也理解大家不愿走到台前的难处。”浙江浙商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徐王婴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10月31日的论坛，我们本想只邀请一名律师和一位煤老板探讨法律维权的问题，没想到，一下来了30多人。”
在浙商转型会长论坛上，“会议室的长桌两侧，分坐着煤老板和浙江法学界人士，这是一个可以用肤色来划分职业的小型聚会。煤老板大多精瘦黝黑，着装一律是刺眼的范思哲搭配古奇，私下交流习惯讲一口令人费解的苍南蛮话。”当天与会的《市场导报》记者万晓玲如此描述第一次集体亮相在公众面前的浙籍煤老板。
尽管“人多势众”，但当天与会的30多位煤老板却没有一人愿意首先发言，每个人的开场白都往往是“希望媒体不要公开姓名，电视画面也请处理一下”。
“山西有关部门披露的重组协议签订率达97.9%的数据是有‘水分’的。”吴族春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重组双方签订的是经济合同，但却没有经济条款，只是约定补偿款额度、支付等细节在补充合同里签订，但对于补充合同怎么签、什么时候签却没有规定。而这样的数字上报给中央，容易让中央认为重组会很顺利，进而误导国务院做出山西试点可以在全国推广的判断。
吴族春的担忧并不遥远。
10月26日，国土资源部召开“全国矿产资源秩序整顿规范总结表扬暨进一步推进整合工作部署电视电话会议”。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苗圩会上介绍称，经国务院批准，国土资源部等12部门发出了《关于进一步推进矿产资源整合工作的通知》，要求在2010年继续推行矿产资源整合工作。煤、铁、铜、锰在内的15个矿种仍然是矿产资源整合的主要内容，而山西推行“国进民退”的整合小煤矿模式或在全国范围内得以推广和复制。2010年年底前，按照已批准的进一步推进整合实施方案，我国将建立健全矿产资源管理有关制度，初步建立矿产资源开发利用长效机制。
“既然产业调整是国家性政策，不是一个省的行为，那就没有办法说好或者不好。但既然是公私合营，那么，怎样才能既完成目标，又减少民营资本的损失，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就是个很重要的难题。”徐王婴表示，在保持国有控制力和调动民企积极性之间，稳妥、和谐的处理方式有助于减少潜在影响，给投资者树立信心，营造好的投资环境。
“晋煤重组的最大问题，在于采用了下指标、时间表、责任制的行政方式，把已经过市场确认的资产分解到11个地市，限期完成，违背了民法的自愿原则。”吴族春表示，这种由政府自行确定补偿比例，是强制定价，以行政权干涉市场的资源配置，混淆矿产资源出让与转让行为的性质，加剧了兼并与被兼并方的矛盾，损害了市场配置资源机制。
“我们还没有走到山穷水尽，到那时会举行更高规格的集会。”研讨快结束时，煤老板中忽然有人大喊，鼓掌声此起彼伏。即便如此，徐王婴仍然没有收到一张煤老板的名片。
签名抱团
温州煤老板们在11月5日发起的“万人签名活动”已被平阳县暂时平息。
实际上，吴族春能够成为山西浙商的“代言人”，多少有些巧合。
2008年11月，受浙江省国土资源厅与浙江省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下称“协作办”）委托，吴族春开始了“浙商矿业发展研究”项目调研。
“调研的本意是浙商在外投资的矿业分布，煤炭只是其中一部分。但浙江属于资源小省，省内基本不出产煤炭，在2008年浙江消耗的1.8亿吨煤炭中，山西浙商直接、间接返销煤炭占30％，一旦断供，势必将对浙江经济造成负面影响，因此，山西浙商的遭遇尤其引人侧目。”吴族春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
凭借同乡优势，吴族春手中掌握了大量温州煤老板资料。他在《报告》中写道，山西119个县市区中，有90多个县市区产煤，产煤的地方均有浙商投资的煤矿，初步估计浙商在山西投资煤矿企业约450多家、煤矿500多座，投资总额在500亿元到1000亿元，占民间投资山西煤矿资金总量近1/6。
有温州煤老板估计，山西浙商中的煤老板绝大多数是温州人，其中又以温州平阳县居多。由于温州民间资本相互拆借活跃，平阳县85万人口中估计有40万人与浙商在山西的煤炭生意有关。
也正是基于上述考虑，吴族春主动撰写了《报告》，呈递给浙江省国土资源厅和协作办，希望能得到来自浙江省政府的支持，出面帮助浙商维护在晋利益。
“这个事情我们并不清楚，最清楚的应该是吴族春。”11月4日，协作办机要室人士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而协作办官方网站的“工作职能”显示，该部门主要“负责开展国内经济技术合作情况的调查研究和信息综合……对我省企业在外省（市、区）和外省（市、区）企业在本省经济技术合作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协调处理。”
针对此前媒体传言浙江省已就山西浙商煤炭重组事宜与山西省政府进行过交涉，吴族春表示，据了解，尚未进行；而他呈递有关部门的《报告》，有望引起相关部门回应。
“浙江省政府官员做事其实相对保守。既然煤炭重组是国家性决策，浙江省政府肯定不会轻易出手，同山西省政府沟通。”知情人士透露，“反而是浙江省某局领导曾就此事发表过谈话，表达了要同浙籍山西煤老板沟通，并在必要时出面同山西沟通的意愿。但不巧的是，目前由于温州平阳的煤老板们准备举办万人大签名，该局也怕被误解为组织者，因此还在观望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而来自温州平阳县的消息人士透露，温州煤老板们在11月5日发起的“万人签名活动”已被平阳县暂时平息。11月6日早上7点左右，平阳县水头镇商贸街的签名桌子和横幅已全部被拆除，商贸街每家店铺门前都有三三两两的人群在议论；后来人群逐渐转至去往平阳县的必经之地——水头镇大转盘附近，大约近百人。现场有人称，早上警车来过，而平时，城管肯定不会在7点这么早就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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