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陷入错误方式、长期转变不过来，关键在对改革的认识从片面陷入了新的僵化。贯彻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首要的是解放思想。
一 、两种改革观和发展观的争论
胡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敢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继续奋勇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
事物的发展是个辩证过程。人们的认识也是个辩证过程。唯物辩证法要求我们全面地、辩证地、发展地看问题。认识上的形而上学、片面性正是改革当中发生背离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的方法论认识根源，也是经济发展方式发生失误和多年难以转变的深层认识根源。而僵化常常是与它们结伴而行的。胡总书记的这个讲话，对于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教训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意义。
但是，对于改革、方向、僵化、干扰等这些概念和命题，党内外、国内外都有不同解读。其中最主要的有两种。
一种解读，把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说成是“市场化”，按照自由市场经济理论，赋予这些命题的内涵是，坚持继续沿着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路径，把反思、纠正改革实践中发生的错误说成是“干扰”、是“左”的僵化，是倒退，是反对改革。
另一种解读，认为我国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其指导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的作用，但必须受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认为科学发展观正是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教训，纠正改革实践中发生的带有普遍性背离基本路线的偏差。认为这些命题的内涵是，与时俱进，不停留在改革初期，不能否定建国以后前30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
这种争论，由于立场、利益和观点、理念的不同甚至对立，一直随着改革的深入激烈地进行着，相当时期形成了胶着状态。而随着改革实践中错误发展方式孵化出的官商学既得利益联盟，占据了政治经济和舆论的高地，相当程度左右着改革的方向。这些人鼓吹的正是上述第一种解读。这种舆论甚至居于了主导地位，是阻碍贯彻科学发展观，深化改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思想障碍。
贯彻17届5中全会提出的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动真格贯彻科学发展观，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不能回避这种争论，就不能回避对改革开放也要一分为二，破除那种对改革内涵的僵化解读。
二 、一分为二地看待对改革开放
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人们的认识也不可能是直线的。史无前例的改革开放情况空前复杂，认识更不可能一次完成，必然也必须经历一个过程。对于过去的改革开放评价也必须要一分为二，全面地、发展地看。
一方面，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由单一公有制经济和纯计划经济体制向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以及由闭关锁国到全方位对外开放；这种改革开放大大推进了现代化的进程，提高了国力和国际地位，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大大增强了进一步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过去世界历史上的现代化都是走的资本主义道路，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而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速度大大超过了以往的现代化，被称为奇迹。
另一方面，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其是非、得失，不应只满足于与历史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比，应该按照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要求衡量。按照这个标准，我们的改革开放，虽然向多种所有制和市场经济转轨取得了经济高速增长，但发展的方式、道路违背了我们党的初衷。这主要表现在上世纪90年代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中，背离了党的13大确定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相当范围、相当长时期滑向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道路。
但是，主要是居于经济政治权势地位的既得利益阶层，尤其是许多所谓主流经济学家，却片面地、形而上学地看待和鼓吹改革开放的成就，一俊遮百丑，只讲经济增长，不讲生产目的，无视社会后果。对此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分析。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曾经高度评价过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曾起过的伟大作用，他们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现在政学媒界广泛认为，我们改革开放中对于经济增长起作用的因素，主要的是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私有经济和市场经济体制。发展速度超过它们，主要是因为我国幅源广大，加上是后发国家，汲取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过去的经验教训和利用了它们的资金与技术。但从取得经济增长因素中所采取的发展方式、道路讲，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对我国的改革开放一分为二，一方面，正像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作用的充分肯定一样，应该充分肯定其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但同时也必须认识其发展方式、道路是资本主义的。例如其中最重要、最主要的所谓外向型方式，虽然有其历史的合理性（急需解决物质基础薄弱和就业难题），是一种从长远利益考虑不得已的选择，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从性质讲，则是迎合了西方垄断资本向外转移劳动密集型和危害环境与资源保护产业的需要。我国被称谓是低成本发展战略的发展方式，实际上是出卖廉价的劳动力和牺牲环境与资源，并且还给了外资在我国合法的和非法的获取在它们自己国家不可能得到的“优惠”，实际上是“转让”（甚至可说是出卖）了我国人民的一部分权益，让西方垄断资本获取超额利润。虽然由于时代不同，采取的手段不同，但垄断资本在我国改革开放中获得利益的性质与过去通过武装侵略殖民地、半殖民地时的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为占领市场、掘取原料和廉价劳动力）。还有，这种美其名谓低成本的经济增长方式，包括所谓“新的增长点”新的民族资本在内，内资外资都长期压低劳动工资，加上对环境、资源的破坏，这种方式所得来的经济增长、GDP，所谓“世界工厂”等光环，实际上很大成分是靠牺牲全国人民特别是劳动人民的权益。这种经济发展方式不是资本主义的又是什么，难道是社会主义的吗？
经济对任何社会都很重要，因为它是物质基础。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都重视发展经济，但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是资本增殖，而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与资本主义的以资为本相对立，社会主义是以人为本。经济虽然是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物质基础，但也只是物质条件，归根只是一种手段。我们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理想的主词，义在以全社会的力量（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彻底解决社会问题，最终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地发展。社会问题和物质基础之间也是辩证关系，虽然特定时期的主次位置有所不同，但从社会主义价值观讲，经济发展应该服务于、服从于解决社会问题的需要，经济社会发展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但是，相当长时期，除了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的一些重要文献以及最主要的领导人在重要场合最重要的讲话以外，政学媒介少有讲社会主义价值观，有些人还标榜“去意识形态化”，尤其是受新自由主义影响深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相当长时期左右着改革的方向。而西方资产阶级的政客和学者却高调宣称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是其立国与外交的原则。按其标准，正因为看到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方式是走向资本主义的，是大大有利于国际垄断资本的，所以才欢欣鼓舞，并对西化我国寄予厚望。实际上西方的政学媒介的主流和老百姓一直称我国的改革为资本主义改革，是搞中国特色（意指集中体制）的资本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以此为荣，那就太可悲了。
虽然从长远讲这些年的经济增长可以成为发展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但是，如果其生产目的、发展理念、发展方式和道路不予纠正，继续这种发展方式，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就会变成向资本主义转轨，终将圆西方垄断资本之梦、成资本主义的嫁衣。
三、社会问题的关键是发展方式相当长时期、很大程度滑向了资本主义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难处理的是社会主义因素与资本主义因素的地位和关系。虽然社会主义因素所占比重受社会生产力的制约，不能一步到位实行只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以后建立的经典社会主义才能实行的纯粹公有制、按劳分配和纯计划经济，彻底解决社会问题，但是既然是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要充分发挥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私有经济和市场的积极作用，然而社会主义因素应该居于主体和主导的地位，应该保证公平正义，保证其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因素不是增强了，而是有很大的削弱。
首先看社会主义道路的制度保障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政治上，虽然法律和形式上共产党仍然保持领导和执政地位，人民代表大会仍然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唯一机关，但实际上在实践中，作为人民主体的直接生产劳动者却丧失了主人翁地位。这不但表现在他们在企业中实际沦为了雇佣劳动者，在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结构中只是凤毛麟角，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还孕育出官商学结盟左右改革政策向资本倾斜，侵犯劳动人民的权益。这是改革中所有问题发生的政治、组织根源。
文化上，相当长时期，马克思主义丧失了主导地位，改革的方向相当程度被资本主义价值观左右，这不但相当程度左右着改革的决策和实施，是改革中所有问题发生的意识形态根源。尤其是资本主义价值观把持着话语权，在社会和群众中将影响若干代人，长期对实现社会主义理想起渐行渐远的作用。
经济上，就连最早倡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造诣最深的著名经济学家，都质疑现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从上世纪90年代刮过私有化风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就遭到了削弱，虽然现在还缺乏所有制结构的量化数据，但从产值讲，私有制经济已超过公有制，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私有经济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尤其是对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应起主导作用的国有经济，理应保障全民的权益，但现在虽然名义上仍然是全民所有，然而在改革实践中，许多国有企业的这种性质和作用广泛受到质疑，它们以全民的名义占有和使用全民资源所得的收益，却为小团体甚至主要为高层领导占有，它们在经济活动中，不但没有起到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而且相反以全民所有的名义行危害广大中低收入阶层人民群众权益之实。这种行为与资本主义没有什么不同。国外专门研究我国改革开放的著名学者，甚至把这些企业划归为资本主义的一种经济。这虽然有失偏颇，但也至少说明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性质的主导物质力量在蜕变中。如果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没有了，能保证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吗？
其次看社会行为方向生产目的
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与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根本对立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以资为本，它追求经济增长实际是追求资本增殖，最终目的是最大限度攫取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创造的财富，是建立在对劳动群众剥削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是以人为本。
分配政策是生产关系和社会性质的集中表现。由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遭到削弱的结果，就导致了改革和现代化很大程度上以资为本。例如推行围绕“政绩”和利润、为效率牺牲公平和劳权的GDP主义；以妨碍经济效益和打破“大锅饭”为由摧毁了原来虽然覆盖面还不广、保障程度还不高的社会保障制度；为推卸社会责任摧毁了义务教育。国家在关系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中低收入阶层民生领域的投入占GDP的比重大大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名次竟排到全世界末尾行列。相当长时期不加区别地一概推行医疗市场化、教育产业化和住房商品化，导致权力腐败猖獗、干群党群关系恶化，形成了新的三座大山，致使贫富、城乡和地区差别急剧扩大。政策向资本倾斜，民生被抛脑后，劳动人民的权益受到侵犯，收入低，占人口多数的人民群众购买力低。这是内需不足的本质。它反过来又影响经济发展。
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描述资本主义的特征：与社会生产不断扩大的同时社会购买力却不断缩小；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另一极是贫困的积累。内需不足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的表现。所有这些，不但重演甚至超过了历史上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揭露的自由资本主义的弊端。因为后来资产阶级迫于其统治受到威胁作出了让步，他们汲取社会主义思想，实行了一些社会保障，发展成为现代资本主义。我国改革开放中的社会政策中的社会主义因素远不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甚至不如“四小龙”。
从以上的回顾和分析，虽然社会主义的一些因素，还有相当程度被保留了下来，尤其是保住了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框架还没被彻底摧毁，特别是这届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力图纠正这种错误，因而资本主义还没有能全面复辟。但是，从上世纪90年代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以后的相当时期，我国改革开放所走的轨迹，却是相当程度背离了我们党发动改革的初衷，违背了基本路线，离社会主义目标是越来越远了。发展方式就是其集中表现。这种发展方式是当前严重社会问题的主要根源。
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中强调，检验是非的标准是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我们的改革开放，大体上讲，前期使多数人受益，因而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但自上世纪90年代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虽然市场机制推动了经济增长，但由于陷入市场原教旨主义，背离社会主义道路，社会陷入贫富严重分化，而这以后改革的既得利益阶层，利用其有利地位对改革进行僵化的解读，力求维护既有的发展方式，阻挠纠正改革实践中发生的问题，而广大工农因为权益受损，相当时期以来，改革在他们的心目中已经变得很臭。
四、 必须与时俱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
我们党在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又加上了与时俱进，其意涵就在着重指出其动态性。所谓思想僵化就是认识不能与时俱进，无视事物和情况的变化。僵化的具体内容不同时期常常是不同的。
科学发展观的本义，即在为解决改革中发展观上的失误，在实践层面，实际是为纠正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改革开放实践中对基本路线的背离。贯彻17届5中全会提出的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动真格贯彻科学发展观，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首要的条件就是，必须与时俱进，勇于承认这个事实，彻底认清错误的严重性、系统性、全局性，纠正发展观上的失误。
可是，相当时期以来，一方面强调切实贯彻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方面又以各种含糊说法，例如 “理念的变革”、“模式的转型”、“路径的创新”等，回避错误的性质。与此相联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只在具体方法、途径和措施等技术层面打转，而避免触及指导思想。至今包括处于中央“智囊”地位的许多经济学家提出的对策，都没有跳出GDP主义的藩篱。不彻底认清错误的根源在发展观，就不可能从指导思想上根本拨乱反正，就不可能贯彻科学发展观、根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虽然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回避直截了当地讲改革在相当时期、相当程度滑向了资本主义的道路，但实际上近年来对这一点越来越有了广泛的共识，只不过有所顾虑不愿捅破这层窗户纸。例如许多学者都认同相当长时期以来改革开放方向上存在着重大偏差，纷纷争先恐后地提出改革要“重新出发”、“要有新思维”，应实行“第二次改革”、“第二次转型”等。又如中央领导同志也讲“转型是一种综合性、系统性、战略性的转变”，是“ 一场革命”。尤其是17届五中全会的公报鲜明地指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这些说法都内涵着这个论断。
回顾党的历史上发生的重大挫折，包括建国以后的，大多在思想方法上是缘于形而上学、片面性，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改革开放以来又重复这种错误。由于过去曾发生过无限上纲，现在又讳谈路线、纲领。然而过去的错不在上纲而在“无限”，路线、纲领正是关系全局方向道路的指导思想问题。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正是我们改革开放的指路明灯，违背它必然会犯全局性的错误，凡关系全局性的错误必然是违背了基本路线、基本纲领。中央一再强调要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就是讲坚持基本路线、基本纲领。不提到路线高度，怎谈正确方向？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人们最重要的是从自己的失败中汲取教训，所谓失败是成功之母。回顾改革开放前的文化大革命，虽然形式上把党的领导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实际上当时党的领导和执政的合法性和地位，却是处在了最危险的地步。正是小平同志等老一辈领导人，敢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承认指导思想上的错误，拨乱反正，彻底纠正，才重新取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开辟了新时期，取得了改革开放的辉煌成果。当前可以说，又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只有像11届3中全会那样彻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与时俱进，直面失误甚至错误，首先从关系全局的指导思想上找出问题，才能切实贯彻科学发展观、彻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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