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发展方式转变中的两种发展观

试论发展方式转变中的两种发展观

半官方的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的中国改革论坛上，自改版以来的重点推荐栏目上，一直贴着据说参加过国家许多改革设计的，原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办公室主任，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的一篇文章《走向消费大国的第二次转型》。该文是专为推荐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所著，据说是受国家发改委委托的《十二五改革规划研究》课题研究的主要成果《第二次转型——处在十字路口的发展方式转变》（《第二次改革》）。该文与该书中的两个主要观点极为流行，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我认为这两个观点，却正好是改革实践中背离基本路线和科学发展观，导致经济发展方式和严重社会问题的主要理论原因，也是对中央五中全会精神的错误解读。　　

两次转型核心主题的划分违背基本路线，其观念是经济发展方式陷入错误道路，导致严重社会问题的方法论与理论根源，更妨碍科学发展观的贯彻　　

文章误读了中央关于改革发展新阶段论断的内涵，把贯彻科学发展观，纠正改革实践中偏差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说成是第二次改革、第二次转型。说两次改革的核心主题不同：第一次改革的核心主题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而第二次改革的核心主题才是公平。　　

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与实现社会公平的任务分割开，分别作为前后两个阶段的不同核心主题，这种观点违背党的基本路线，误导对改革实践中产生经济发展方式和严重社会问题在理念上的错误的认识，客观上起到为改革实践中发生的错误开脱、阻碍科学发展观贯彻的作用，干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方向。　　

生产力是不可能离开一定的生产关系孤立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经济概念就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社会公平，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两个并行不悖的任务和目标，都必须贯穿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全过程。它们彼此之间是相互联系、互为条件的辩证关系，是不可分割的。科学社会主义为人类彻底解放的奋斗目标，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社会公平的辩证运动中才得以实现的。　　

我国改革的内涵，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纠正过去割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社会公平之间的关系，片面强调其中一个方面的偏颇。　　

中央关于改革的一系列理论和方向的规定，都包涵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与社会公平的辩证统一关系。例如，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中，前半句讲“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后半句“消灭剥削，清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讲实现社会公平。党的基本路线的主要内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之间也是辩证统一关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的直接目的主要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讲社会公平，中央一再强调要把它们统一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实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主要为实现社会公平，市场经济体制主要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纲领就强调，其中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基本目标、基本政策有机统一，不可分割；而且其中的经济建设内涵也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包括所有制和分配关系。　　

我国历来的五年计（规）划都是经济社会发展计（规）划，说明中央关于经济建设的内涵是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其中就内涵着公平等社会建设的内容。所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与社会公平是紧密相连、互为条件、不可分割的。　　

然而，前30年的改革实践中，正是所谓核心主题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观念作祟，才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与公平等社会问题割裂开，导致片面解读社会主义本质（只讲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讲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基本路线（只讲改革开放，不讲、甚至要从宪法中删除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讲市场化，不讲、甚至要取消社会主义），离开生产关系、社会公平片面强调生产力，陷入市场原教旨主义，认为只要经济完全市场化就会实现公平，认为只要生产力发展了其它一切社会问题就会自然解决，才不顾公平甚至侵犯劳动权益追求效率；又片面解读经济发展、以经济增长代替经济发展，脱离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因而滑向 GDP主义。以个人利益驱动的自发市场经济必然产生以资为本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获取利润，其手段是剥削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必然是重资权轻劳权，侵犯职工权益。这是经济发展方式和严重社会问题的理论源头。　　

在这种观念影响下，改革开放实践中发生了一系列的错误倾向。例如全面否定作为社会公平保障的公有制经济，曾一度刮起私有化歪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当程度地受到了削弱（一些人现在还在鼓动国有经济退出竞争领域）；把建国后实行的就业保障、劳动保护、社会保障和其它社会事业等维护社会公平的社会主义政策说成是包袱，实际取消了义务教育，摧毁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农田水利工程，取消或缩减了过去已经建立的社会保障政策；刮起了医疗市场化、教育产业化之风，取消了国家在住房问题上的社会义务；出现了全民经商、乱收费之风；国家对社会事业的投入占ＧＤＰ的比重跌到了世界末尾之列。正是这种影响导致了“新三座大山”、两极分化。实际国外的政学媒界普遍称我国的改革为资本主义改革，是搞中国特色（意为集中制）的资本主义。　　

新一届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就是从理论上诠释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社会公平的辩证统一关系。在实践层面就是为纠正把它们割裂开的错误。17大在描述新的阶段性特征的时候特别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这就是说经济建设仍然是中心。这就说明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不能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排除在核心主题之外。但是17大同时又指出：“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在这里，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列就说明，它们是一回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包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包括保障社会公平。　　

文章把两个方面割裂开来的错误，就方法论和理论逻辑讲，与改革开放前的主要错误，即离开生产力片面强调生产关系和社会公平是相同的。也与改革中相当长时期离开生产关系、社会公平孤立讲生产力，认为只要生产力发展了其它一切社会问题就会自然解决，因而忽视甚至损害社会公平，是一脉相承的。不过只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许多主流经济学家，按照这种逻辑和核心主题的阶段划分，至今还坚持说包括教育、医疗、住房和农田水利等方面的公平要求和“公共产品” 的需要，是改革发展的新阶段在物质财富增长以后才提出的。说什么第一次转型时人们温饱问题没有解决时，只是像动物一样求生存的生物性需求，到新阶段才产生公平和“公共产品”等社会需求。照此逻辑，第一次转型时，生产力、效率与生产关系、公平之间的辩证关系是不适用于的；作为社会保障的社会主义政策、“公共产品”也是不需要的。更荒唐的是，这等于说人们在温饱问题还没解决、基本生存都受到威胁的时候反而不要求公平、不要求社会保障。历史说明，越是物质匮乏越容易产生分配不公与权力腐败，人民的暴力革命正是在遭受剥削、压迫的极端不公平、人们生存权都遭受侵犯，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发生的；这种革命的直接目的就是争公平、求生存。这些说法，正如一些社会学家所批评的，是用“粉饰理论”去解释所有的新情况、新特点，不顾常识编造理由为过去违背基本路线、忽视公平，以致造成严重社会问题的错误开脱。这些说法，不但否定建国后的社会建设成就，甚至否定了近现代史上的一切革命的正当性。面对这样浅显的道理，这样明白的事实，这样荒唐的说词却出在至今还红得发紫的高级智囊之口，实在难以解释。　　

总之，这种割裂生产力与社会公平的核心主题划分论，妨碍科学总结改革开放实践中的经验教训，误导对经济发展方式和严重社会问题根本原因的正确认识，客观上会起阻碍科学发展观贯彻的作用。　　

提出消费主导、建设消费大国，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中央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大相径庭，以此指导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必将更深地陷入资本主义道路　　

文章也误读了中央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出发点和目标，说第二次转型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由生产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转变，要由生产大国向消费大国过渡。这种说法，是以“消费”置换“需要”概念，以“消费主导”改变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中的“满足人民需要”的命题。这就取消了中央“保障和改善民生”这个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违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纲领，与中央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目标大相径庭。　　

消费主导是以资为本，目的是为资本增殖，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理念。现在成为我国所谓主流经济学家的时髦，还很有市场，如任其泛滥，将会更深陷入资本主义道路。　　

上面说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的内涵，就包括生产关系和社会公平。17大在阐述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时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构成的基本纲领”，强调纠正过去对社会和资源、环境问题的忽视，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五中全会又强调“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文章提的消费主导、建成消费大国，与中央的决定是大相径庭的。　　

不错，消费在社会再生产中具有对生产的反作用。但是，消费在社会主义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却迥然不同。虽说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都重视发展经济，但其目的却完全两样。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满足整个社会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终极目的。满足这种需要就是为实现社会公平、共同富裕，最终为一切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就是以人为本。因此在社会主义建设全过程中，虽说也受制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但也要尽可能动态地维护社会公平。社会主义生产中也重视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但这只是在作为手段以促进经济发展、增强实现社会公平物质基础的层次上的作用，其目的则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以实现更高水平的社会公平。　　

但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终极目的，不是为满足人们的需要，更不是为社会公平，而是为资本家的资本增殖，为获取最多的利润。消费（consume）一词，在西方的最早含义是“摧毁、用光、浪费、耗尽”。资本主义生产中消费的作用和地位，是为了销售其产品，加速再生产过程、加速资本的循环，以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归根结底是为资本增殖，是以资为本。为此就鼓动无节制地物质享受和消遣，无限地占有和挥霍社会物质财富，以扩大（或说“拉动”、“撬动”，不是满足）消费。所以，资本主义生产中重视和鼓（拉、撬）动消费，虽说也可称为提高（拉动、撬动）社会购买力，但目的不是为满足社会需要，其实质却是赚钱的手段。资本主义生产，为了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还不顾对生态的被破坏和资源的无限消毫，扩大其生产规模。这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中资产阶级鼓吹的消费主义。所谓消费主义，是维持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加深对职工剥削，和不顾环境、资源遭破坏的一种意识形态。所谓消费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在追逐剩余价值中无限扩大以后，为了进一步扩大其剥削，把消费作为维持、拉动和刺激资本主义生产的主导动力的社会。美国就是这种典型的消费大国。　　

为了诠释消费主导，中国改革论坛最近转载的辜胜阻在财识网上的讲话《经济转型要改变六个过度依赖》中，举了美国福特的案例：“美国在中等收入阶段的时候，福特把工人的工资从2.3美元涨到5美元，福特当时只有2000万美元的利润，（所以）拿出1000万美元利润为工人涨工资，福特的思想是想让美国的生产福特车的工人能够成为消费者，能够购买福特车，所以工资涨了，福特工人从工人变为消费者，所以福特的利润从当时的2000万涨到6000万。所以从此美国成为汽车消费的国家。”这个例子清楚地帮助我们认识了西方消费主义和消费主导的本质，淋漓尽致地道出了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目的，即以资为本，是为更深剥削工人，与社会主义生产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目的以人为本是对立的。可见，消费主义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产物，消费主导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观。　　

以上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生产中的“消费拉动”与社会主义生产中的“满足人民需要”，前者是以资为本，后者是以人为本，是两条不同发展道路的概念与命题。我国改革开放中受自由化影响深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却抛弃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教条的照搬并大肆散布西方经济学的这种消费主义、消费主导观念。例如把继承革命和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节假称之谓“黄金周”，把房价上涨称为“楼市利好”，还有似是而非地“撬动消费拉动经济”的命题等，甚至把我国政府应对经济危机影响而出台的扩大内需政策也解读为消费主义。不可低估这些话语对广大群众的思想影响。这种以资为本的观念长期以来居于话语权的统治地位，甚至见诸于官方主流媒体，尤其是消费主导最近成了许多学术会议的时髦。以这种观念为指导，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目标设定为消费主导，建设消费大国，是对中央精神的误读。这同中央”十二五建议”以科学发展为主题，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背道而驰的，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不同现代化道路。如果还以这种观念指导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不但跳不出以资为本的套路，而且还会绑架改革更深地陷入资本主义道路。　　

端正发展观，贯彻基本路线，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　　

上述两个错误观念，实际都是发展观的问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技术层面，如该文提出的“三大终结”，和该书提出的“五个坎”，虽然也重要，但是，它们要解决的问题都是在上述观念下派生的。不从根本指导思想上认识改革实践中发生经济发展方式和严重社会问题的理论根源，彻底纠正错误观念，就不可能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贯彻基本路线和科学发展观，根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我们党的历史上所遭受的重大挫折，从方法论讲，大多缘于某种片面性。改革开放中同样发生了一种倾向掩盖另外一种倾向。由于过去曾犯过无限上纲上线的错误，现在又讳谈纲领、路线，甚至鼓吹“去意识形态化”。长期以来即便是官方的主流经济学家也很少讲基本路线、基本纲领。意识形态领域，社会主义不占领，必然会被资本主义占领。改革开放中在这方面的长期争论，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当然，资本主义的观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也是合法的，允许存在，但不能成为主导，更不能成为官方指导思想。本文涉及的一些专家学者，在改革开放所处的一定阶段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也是作过某种积极贡献的，但不能说一贯正确。作为官方的研究、智囊机构鼓吹与中央相悖的观念影响更大。鉴于这篇文章和这本书中的上述观点，对改革方向的重大影响，辨清这个问题，是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头等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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