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在时下的青年中，尤其是涉世未深的青年中，普遍对爱情、婚姻存有华丽的、浪漫的想象。各种“小资”的情调铺天盖地，而爱情、婚姻真的要如此才算的上有“面子”吗?去看看恋爱的高昂成本，去看看铺张的婚礼，去看看高昂的“份子钱”。婚姻看似是两个人的事，结婚看似是伦理道德范畴内的行为，而实际上早已被绑架。在从恋爱到婚姻乃至生育的过程中吗，多少商家赚的盆满钵满。本文在透视逼婚问题背后的政治经济学之外，更给我们提出了进一步的想象——生活什么时候能不这么累?
婚姻、家庭、生育是永恒的中国主题。
今年春晚一曲《时间都去哪儿了》击中了许多人的泪点。是啊，时间都去哪儿了呢?歌词是这样说的：“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生儿养女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柴米油盐半辈子。一生把爱交给他，只为那一声爸妈……”做父母的一辈子都围绕着孩子转，没有好好感受青春岁月，没有活出自己，这真不由得人感慨万千。然而，如此走过了一辈子的父母们却很少就此进行反思，他们看不到人生本来存在另外的可能性，也想不到应尊重儿女对另一种可能的追求，如今还试图把原有的生活方式强加给儿女、晚辈。春节里许多人在父母、亲戚逼婚、逼生孩子中经历了情与理的抉择、爱与恨的纠缠，许多人因此成了恐归族、恐聚族。这些看似个人的困扰，却反映了意识形态、经济模式、家庭制度中的一系列问题，让我们惊叹的是，中国的文明，特别在婚姻、家庭和生育方面，几千年来似乎没有一点进步。
逼婚问题里的经济利益
对逼婚问题的反思，首先让我们看到的是商品社会对经济利益赤裸裸的追求。最近百合网一则广告触犯了众怒：广告中一个女孩的外婆问她什么时候结婚。“外婆的追问”持续不断，从女孩读研究生到她毕业工作，从外婆身体健朗到卧床不起。压力之下，女孩决定立马去百合网找对象结婚。终于，在外婆弥留之际，女孩穿起了婚纱挽上了老公的胳膊。广告在此结束，画外音称：“因为爱不等待”。
广告传达的意思很明确，女孩不论学业、事业多么有成就，只要不结婚就是大逆不道，长辈死都不瞑目。传统的父权文化和家庭生活的主流意识，被铺天盖地的广告不断地挪用、重演和转移观念;结果，一种落后的意识形态，当遇上商机时，竟然可以成为一项时尚。正所谓，死人决定活人的生活方式，只要搬出一套道德的父权意识，假手于貌似进步的商品文化，一个行将命绝的老人，就可以轻易地在一个年轻的生命身上，复制自己的苦难，上映时代的过去式。
这条广告在春节期间激起了许多人的愤怒。网友们纷纷表示：“这种强加于人的价值观的广告怎么不去死，这样做生意你们会有生意吗”，“该广告严重伤害了已婚和未婚的人，广告制作过于惊悚，十分缺德，用陈旧的伦理道德绑架用户，严重伤害了网友心灵”，并在微博上发起了“万人抵制百合网”的活动，截止2月11日，支持这项活动的微博用户已经达到了四万五千余人。
婚恋网站制造催婚议题，它追求的可不是人的幸福，而是金钱和利润。而事实上，制造催婚、催生育议题并从中获取经济利益，已经成为不少行业生存发展的重要途径：房地产、婚纱影楼、珠宝店、酒店、旅游公司、妇产医院、婴幼儿用品。结婚、生孩子简直就是经济发展的永动机。这些行业的广告出现在报刊杂志里、影视作品里，制造剩女剩男、不孕不育的话题，同时创造婚姻幸福、育儿美好的现世神话。我们一点也不用惊讶，商品社会比起传统社会，更“关心”我们的性、婚姻和家庭生活。今天，不仅是父权，更是资本，更歇斯底里地要求人们过上婚姻和生子的“正常人”的生活。
房地产广告常常是最露骨的，如网络流传的《婚恋网广告中的性别、爱情与家庭》一文中引用的三则广告就写道：“丈母娘说了，婚房要三房!”，“你可以不买房，除非你搞定丈母娘”，“木有房子，就木有老婆!”。电视剧会植入妇产医院的广告，如最近热播的《乡村爱情圆舞曲》里一再提及不孕不育的问题，主人公四处检查、求医、找偏方，实在生不出孩子只得去领养，无论如何也要有人继承家业。常年守在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内化这些观念，在日常交往中互相攀比，由此生出的嫉妒、苦闷在过年时转化成对返家儿女施加的压力。在利益分化、价值多元的当下，似乎只有“孝”能击中人心最柔软的地方，在失去公共生活的目标下，“私人领域”已经成为一般人最后的情感堡垒。狡猾的商家也因此抓住了人们的软肋，从中赚得盆满钵满。
婚姻与阶级再造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早就指出，婚姻、家庭私有制、父权制并非在人类的历史上一直存在，而是和一定的生产制度联系在一起。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一夫一妻制是以私有财产和商品交换为基础的。而且，财产关系对婚姻关系具有强有力的决定作用，以至于婚姻关系变成一种权衡利弊的买卖关系。《新周刊》2014年第二期就以有人只爱公务员、有人想娶京籍女、有人愿做土豪妇为例讲述时代分泌的“荷尔蒙”如何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也改变了爱情。在婚姻的市场里，有人垄断了优势资源，在此基础上选择余地很多，可以达到各种资源的强强联合，以此延续优势地位，有人则处于缺乏选择的位置，甚至无法承担婚姻的成本。如今，以私有财产的父系延续为基础的婚姻制度对男性、女性的解放都造成了巨大的阻碍，并且不断生产着阶级的不平等。
有网友发帖子讲述自己大学毕业后独自在北京打拼的故事，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共鸣。帖子晒出了在北京的生活成本：工资10000元(这已经是看起来不错的工资水平)，在扣除了个人社保、房租、水电、生活用品、网络、交通、饮食、通讯、人情等费用后仅剩24元。帖子写到：“只要是在北京混过的朋友，应该知道并体会我的计算。如果你买了房子、买了车子、有了孩子、社交活动多、旅游多、还要抽烟喝酒的话，那请你自己酌情计算吧，不过，多申请几张信用卡就很有必要了，至于原因，呵呵。这就是北京，这就是最真实、最无奈也是最激励人的现实生活成本!”这位网友没有继续描述一个外地来北京打拼的年轻人在北京结婚生子所要付出的代价，但从北京学区房上涨至十余万一平米的楼盘、动辄几千一个月的幼儿园费用、中学十几万的择校费用就可见一斑。
北京不是特例，它透视的是所有大城市的现实。房地产的垄断资本地位，教育、医疗的产业化，还有先到者对后到者的各种歧视性的政策，都加剧了阶级地位的固化，不是仅仅靠所谓的公平竞争、个人拼搏就能改变的。在这种条件下，如果我们还要谴责未婚者不够勤奋、努力、踏实，不想承担婚姻、生育的责任，就是在谴责不平等的经济政治制度中的受害者。哪怕是收入更多的中产阶级，有条件成为“房奴”、“孩奴”，还是要更加兢兢业业的工作，他们不敢反抗超时加班、工作压力。他们甚至将“为了家人”作为唯一的立场和原则，不惜在竞争权力高位、强大经济利益的路途中相互倾轧。
而对于人数众多的无产和半无产者，那散落于城市各个角落的2.6亿农民工，家庭往往意味着压力源，远非安乐窝。为了在家乡建房或者买房、结婚、养育孩子，甚至交超生罚款，他们在建筑工地、流水线上苦熬着岁月，被迫成为蚁族、鼠族、柜族、井居人。企业管理者也利用家庭负担来迫使工人顺从、勤勉，接受工作中的不平等，让他们不敢为了自己的尊严反抗。但是即便如此，他们也无法保证孩子一个有希望的未来。经济资源的缺乏、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许多农民工的孩子早早便被抛下了“读书改变命运”的赛场，并且由于缺少父母的关爱而身心伤痕累累。工人们的早婚、多子，孩子的辍学，又源源不断为资本垄断者提供着廉价的劳动力。
改变的可能性?
在那则百合网的广告中，女孩说：“我不能再挑了”，这句台词也往往被家长用来告诫还未找到合适结婚对象的女孩。在婚姻市场，女性的外貌条件、生育能力常常是男性择偶时的重要参数，所以同龄的女性会比男性受到更大的压力。“世纪佳缘网站”的广告就传达了这一信息：一个男人在网站注册后即输入他的择偶条件，“二十出头-鹅蛋脸-眉眼带笑-鼻子挺直-嘴角上扬-唇红齿白”，而屏幕根据输入的文字不断闪现女性的照片，最后确定了一位符合他所有要求的女性照片。这让人想起了之前微博上关于美女博士被征婚的话题。一位女博士的照片被盗用为征婚帖子，即便当事人后来做出了澄清，还是成为网络上的一个话题，即“你愿意娶美女博士吗?”网上调查结果显示，6000多名参与话题讨论者中，约1700人表示不愿意娶美女博士。好像女博士只是被拣选的对象，似乎只要有人愿意娶，女博士就愿意嫁一样。华南农大教授、广东政协委员罗必良更是将女性物化、商品化，说女孩子是一个产品，卖了二十几年，还没把自己卖出去，“从恋爱角度讲，读博士是贬值的事。”罗的这种观念尽管遭到了很多女权主义者的抗议与批判，但其同情者其实不在少数。
网易针对15万网友的调查显示，65.9%的女性和47.6%的男性怕被问到何时结婚，女性被催婚的频率和压力都比男性更大。广州市妇联某领导就曾经似乎浪漫地说，女人，该开花时就开花，该结果时就结果。然而，婚姻于女性而言真的有那么美好吗?在婚姻关系中，女性承担了更多的义务：怀胎十月的不便、一朝分娩的剧痛、哺乳的职责，还有传统思想中认为女性应该负担更多的家内劳动的要求。同样是网易的调查显示：过年对中国大部分老妈、老婆而言，意味着几乎50%的时间都在厨房里忙碌，超过一半的中国家庭年夜饭，男人不沾灶台不进厨房;而在年夜饭的重要时刻，有四成家庭的女人无法坐主桌或主位;女人在忙碌时，七成男人在喝酒;而觉得老妈老婆太辛苦，会主动帮忙或希望改善的人，甚至不到三成。无酬的家务劳动，与升职的玻璃天花板，就业机会、薪酬水平的不平等互为因果，蚕食着已婚女性的事业追求、独立自主和自我效能感。如果婚姻是这样的，试问，有多少女性真正需要它?
所以，对于许多选择不婚或延迟结婚的女性，抗婚就理所当然具有了合理性。然而面对如此严酷的现实，女性不仅应该反思、自强，更应该团结和争取变革，以推动对女性友善的社会氛围和制度安排的形成。在欧洲，男女平权的运动给初为人母人父者双方赢得三月至三年不等的带薪、获补助的育儿假。在北欧的一些国家，工作安稳、待遇较好的公职部门会优先向女性开放，加上社会保障制度的相对完善，改善了职场的性别歧视以及由此造成的女性、独身者、单身母亲等群体经济地位、社会地位低下的问题。
或许有人说，在中国，连养老保险都要延长缴费时间，怎么能有那么好的制度安排来顾及性别平等的问题?对此，只能说真的没有救世主和神仙皇帝，只能靠反思现有经济和制度安排中的不合理因素，在工作场所和公共领域去争取更合理的资源分配方式，去推动良性的政策制度变革。道路虽然漫长，但是在团结和争取之下还是可能充满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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