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徐友渔确实有理由感到很委屈。在他看来，他只是尽知识分子的本分，践行自己的价值理念而已；即使以政府的标准衡量，也只是稍稍“越线”而已，政府怎么就敢让他“出门也受到限制”呢？——你们难道不知道我很有名吗？不知道我有着国际影响力吗？这种名气难道不能兑换成某种赦免权吗？你们怎么就敢把对待网上发帖人的那一套，用到我身上？你们这不是逼我越走越远吗？这不是在“制造敌人”吗？——所以说你们“非理性”，“发疯”了。
这种抱怨确实很有道理，但他可能不知道的是，政府方面拿他们这些稍稍“越线”的名人，也很为难。管吧，其实又不能就此把他们怎样，反而会激起知识分子因尊严受损而迸发的愤怒，推使其越走越远，实际效果确实等同于“制造敌人”；不管吧，又怕他们胆子越来越大，就像当年的方励之：试着试着觉得没有什么事，于是越走越远，最终走到美国大使馆去了。当然，还有个取巧的办法：杀鸡儆猴。惩罚那些名气小的，以警戒名气大的。这样做，成本较小，但结果不确定。有可能警示成功了，让那些名气大的人切身感受到：这样做确实有风险，自己以后没必要再这么冒险，要践行责任和理念，还有其他方式嘛。但也有可能警示不成功，甚至适得其反，让人想入非非：看看，他们敢对付这个人，就是不敢拿我怎样，可见我的名气够大，够特殊，他们不敢轻易惹我；既然他们怕我，那我就没必要怕他们了，下回不妨胆子再大一些——如此一来，自然也越走越远，终将成为“敌人”。
可见，“越线”的第一步一旦迈出，后面的变化往往已不是双方主观所能控制的，它经常会循着一种诡异的轨迹自动地延伸到位。所以，除非已经做好自己的生活必将发生重大改变的心理准备，否则知识分子应注意分寸火候的把握，不宜轻易迈出看似无风险的第一步。在这方面，何清涟是典型案例。
反观吴思，就高明得多。论价值立场，吴思与徐友渔差别不大；论影响力及对民主政治的推动作用，吴思更远非徐友渔可比。而吴思之所以能为大事而避大险，关键在于始终只“踩线”不“越线”。对他的言行，政府或不喜，但可以容忍。这就是政治智慧的体现。
中国要向前走，需要左中右各种力量共同发挥作用。为保持战斗的韧性，减少前行的反复和社会的颠簸，不妨以只“踩线”不“越线”为守则。这样，才能保持持久的作用力，积蛙步以致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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