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茅于轼：“富人在美国是榜样在中国成挨骂对象、不敢露富”
这篇为中国的富人鸣不平的文章在“经济参考”、“腾讯财经”、“南方网”等等甚至在“求是论坛”都堂而皇之的出现，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
据说最近全球首富盖茨和巴菲特来华，举行慈善宣传宴会。但其目的不外乎是来劝募慈善捐款。茅于轼认为“因为中国经济增长非常高，涌现大批亿万富翁。”还“因为中国的高档消费品市场极其繁荣，高级轿车，艺术品，名表，豪宅销售极旺”。故此，“在这样的背景下，募捐慈善用款理应不成问题”。
却不料“可是大出人们的意料，响应者寥寥。这种状况引起一片责骂声，中国富人的良心哪里去了？中国的慈善事业还有希望吗”？
明白了茅于轼的主观认为，再到“响应者寥寥”这样的无情事实对他承欢逢迎洋主子心理的打击，不知人们会是什么样的心理？还是先说说茅于轼其人：
茅于轼（汉奸事迹：市场经济原教旨主义者，积极损害国家和民众利益，满足西方利益集团需求，曾配合美国福特基金会企图危害我国粮食安全）。
茅于轼这厮，据说还是著名经济学家。任职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茅于轼，现为该所法人代表及担任亚洲开发银行注册顾问、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能源工作组中方专家、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能源组国际顾问组成员、LEAD国际培训项目中国国家理事会成员、China Economic Review顾问编辑、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等职务。他还有过这样的经历：1958年，茅于轼被划为右派，下放至山东农村劳动。在随后的全国性的大饥荒中，他饱尝过饥饿的滋味，甚至有过以蚂蚱为食的奇特经历。“文革”中，他再次受到冲击，被抄家、批斗甚至殴打，最后发配至山西农村接受劳动改造，直到1978年才获平反。
明白茅于轼曾经的右派历史，再要是相信了他制造的“有过以蚂蚱为食的奇特经历”，一个苦大仇深、“文革”岁月里饥寒交迫的茅于轼便呈现眼前。倘按照这厮的历史编造而言，都饿得要以蚂蚱为食果腹的右右，对当年社会主义中国抱有什么样态度可想而知。但以他的逻辑推断，老外来中国为慈善事业募捐之所以响应者寥寥，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并非茅于轼分析得出的什么慈善事业受政府垄断，还有什么呢富人在中国得不到尊重。而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富人比“文革”时的茅于轼生活并强不到哪里去，因为许多的富人都还以野菜果腹，还有的要跋山涉水甘冒违法狩猎的危险而捕食走兽飞鸟才能维持饱肚子的需要。现在还要他们捐款，这岂不是比要他们的老命还残忍吗？
人说话做事总是需要讲点良心的。一个人是以国家利益为重还是以个人利益为重？在上世纪50年代那场反右运动中被波及的人不是少数，但反右是出于当时国内的实际情况需要而不得不进行的遍及全国的运动。如同每一次大的事件一样，不可能没有确实被冤的。但有的人在当时甚至撰写文章来证明反右以及“文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随着国内政治风向的更改，又不遗余力的发表言论否定和反对。茅于轼是极端否定中国过去走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的，甚至连那个大学者季羡林也于“文革”前后仿佛判若两人，这不能不令人深思。
茅于轼经典语录摘汇：
“贪污5000亿不是大事，我们国家一年被贪污的钱顶多是5000个亿，而全部生产是20万亿，5000亿只占了百分之二点几，所以这么一看，贪污不是一个很大的事。”
“降低学费是让不穷的人搭了便车”。
“真正的经济学家都是自由派，你主张计划经济，那么你根本就不懂经济学。真正懂得经济的，都是赞成自由的。”
“过去我们把富人打倒了，全世界都是穷人造富人的反，可是把富人打倒了，一小部分穷人变成了富人，世界上还是分穷人和富人，然后历史重新再来一遍。但是我们过去是造富人的反，全部人都变成穷人。”
“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危险就是贫富差距的扩大。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建立保护财富的体系，保护穷人和富人的财产。穷人的财产虽少，但对之性命攸关；而保护富人的财产，就是鼓励穷人争取成为富人。如果富人的财产得不到有效保护，那就没有人敢做富人了；只有富人队伍扩大了，社会才更稳定”。
中国人的道德前景：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从个人动机来说是高尚的，但在普遍意义上看，提倡这种行为并不能达到提高社会道德水平的目的。‘私’是人类本性，也是市场机制运行的基础。市场经济社会的道德前景并不暗淡，重要的是肯定私利，反对特权，保护个人财产，使私心从破坏力变成创造力。”
炮轰耕地红线：
“根据2008年12月25日《每日经济新闻》报道，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日前在其主持的‘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课题学术成果发布会上指出：确保18亿亩耕地以保障粮食安全的观点是错误的，并且直接导致了房地产价格大幅上升，也延缓了中国城镇化进程。他认为中国已经不存在粮食安全问题，主张在市场经济机制下通过国际社会购买。 茅于轼先生曾宣称‘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果真能够‘为穷人办事’，为富人说说话倒也无妨，穷人至少得到了真实惠。但是茅先生此次的一番宏论，却难免让穷人惊悸。
资料显示，到2006年，在国务院扶贫办重点调查的100个贫困村中，仍有36.4%的农村不同程度缺粮，贫困地区的粮食安全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以此来看，茅先生自己有饭吃，并不代表所有人都温饱了。
茅先生主张放弃18亿亩耕地红线，即便在缺粮的情况下富人也可以通过向国际社会购买来丰衣足食，但并不一定是包括低收入群体在内的所有人都买得起。资料显示，预计未来5到10年间全球粮食价格还有可能上涨10%-20%，这是低收入者不能承受之重。另一方面国际社会也未必有充足的粮食可以购买，为应对30年来首遇的全球粮食危机，5月3日至5日联合国粮农组织举行全球粮食安全高级别会议，预计到2025年世界粮食产量必须增长75%才能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实际上，目前全球有37个国家存在粮食短缺危机。而粮食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全球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和人口不断增加。
茅先生将房价上涨归咎于耕地红线的限制，似乎经不起推敲。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占地130多平方米，而国际上只有80多平方米。具体来看，香港地区和日本城市居民人均住房面积分别为7.1平方米和15.8平方米，而中国内地人均住宅面积在2006年就达到了26平方米。住宅建设上暴发户式的摆阔心态，使得大户型、复式结构、别墅豪宅层出不穷。这种情况下，即使提供再多的耕地开发住宅，恐怕也只能延续“全球最大建筑浪费国”的窘境和加深“土地财政”的自我束缚，很难有助于房价下降。
而他极力鼓吹的“教育产业化”、“高校学费涨价”，实践证明，是一次彻底的失败。
至此，茅于轼的真实面目暴露无遗。这是一个甚么东东人们都会明白，他是替什么样的说话，实质上是替什么样的人办事也一目了然。现在，又借洋人来中国募捐不成一事大放厥词：
“中国富人不愿意出钱做慈善，其原因何在？是他们吝啬，舍不得花钱吗？不是。他们的钱很多，几辈子都用不完，出一点钱对他们来讲不会对生活造成丝毫的损失。他们的心态和一般人不同，用普通人的心理猜测他们的行为得不出正确的结论。对他们来讲，他们缺的不是钱，而是财产的安全和社会的声望。如果出钱能够挣来财产的安全和社会的声望，对他们来讲是十分合算的。用多余的，用不完的东西，交换他们最稀缺的东西是非常理性的行为。”
但茅于轼认为：“问题就出在这里。在中国做慈善并不能给富人带来财产的安全和社会的名望，而是恰恰相反。富人露富的结果是更不安全，名声更糟。这是中国富人不愿意出钱做慈善的根本原因。中国的环境很不同于美国。在美国财富象征着个人的成功，是大家学习的榜样。在中国则不同。中国的富人是挨骂的对象，是剥削的典型。不露富还好一点，露富是一点好结果都不会有的。”
因为他认为在中国对富人的尊重还远远不够，所以“拥有财产会带来剥削者的坏名声，财产的安全缺乏保障。在这样的社会中露富是最愚蠢的做法。所以富人的对策是不声不响地把财产转移去外国安全的地方，而不是捐款做慈善。这就是近年来大批富人移民西方国家的背景。”
“这一基本情况注定了在中国靠富人做慈善是没有多大希望的。改变这一情况有可能吗？”茅于轼说“……其原因是和国家对慈善事业的垄断企图有关。问题在政府的慈善事业往往毛病丛生。这就大大地阻碍了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
一是对富人的尊重不够，再是因为有国家的参与，所以中国的慈善事业前景不好。是否国家从此放开对一切领域行业的管理，而让资本来驾驭主宰社会，中国面临的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绕了一个大圈子，中心意思还是两个不变的论点：即尊重富人和对现政府的权力进行削弱，这和私有化多党制政改的企图又殊途同归了。
说什么在中国对富人的尊重，和美国比远远不够。但中国的富人大部分是靠什么样的手段暴富的？可经得起推敲和法律的考量吗？茅于轼心里不会不清楚的，但他仍厚着老脸为富人鼓与呼，其真实的意图就不外是为了谋得一点残汤剩饭和碎骨头而已。
所谓的慈善捐款不过是富有者对忍辱负重的财产产出者——穷人们一点装模作样的虚伪施舍而已。它根本掩饰不了也解决不了将由此产生的巨大社会问题。
一条颓废但依旧依附权贵、对穷人张牙舞爪的为富人拉皮条，给穷人开毒药的恶狗而已！
附文：茅于轼：富人在美国是榜样在中国成挨骂对象 不敢露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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