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说过:“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
当这样的话从中共领袖嘴中吐出,再反映于执政作风中去,使人明显感到人民领袖的无穷底气与内心坦荡情怀,当初共产党人光明磊落的政治作风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社会大众民主风气,人民真正当家做主的前所未有的政治面貌恍若眼前浮现。时至今日,我们再次想起这句话,除过上述方面,又分明能感觉领袖对人民、对后辈、对继任者具有那样一种警世、告诫的良苦用心。
2013年9月2日,《学习时报》刊文《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谈谈人民群众的历史决定作用》,借中国历史中周厉王的故事讲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执政大忌,得出结论如:“无论是在什么时代,不要以为掌握了大权,就可以为所欲为,就能够把老百姓的嘴巴堵住;当然,这可能得逞于一时,但是,终归是要被老百姓赶下台的。一些古代的统治者在总结经验教训时常常说出这样的道理:‘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所谓民意难违,就是说的这样一个基本道理。 ”
接下来指出:
“但是,我们现在有这样一些思想糊涂的领导干部,他们的思想水平几乎比那些明智的封建君主还要‘落后’,他们对如下的信条深信不疑:有了权,就有了一切,谁掌握了权力,谁就能决定一切。所以,‘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根本动力’等说法,只不过是说说而已。这些人认为,芸芸众生,名义上是‘国家主人’,其实只不过一些由当权者随意驱使的阿斗罢了。 ”
应该说,这里提及的所谓“一些思想糊涂的领导干部”确实存在,并且还不是少数。但这些问题的产生,已远非“思想糊涂”那样轻描淡写能概括了。必须承认,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以及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地位,决定了其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任何国家都是一定阶级的专政,都是一个经济镇压另一个阶级的工具。而无产阶级专政就意味着镇压被推翻的剥削阶级的反抗,要执行镇压的职能。这是一个明显区别于其他任何性质的国家的地方。以往的一切类型国家都是少数剥削者对广大劳动者的专政,无产阶级则把这种关系改变了,破天荒第一次把国家变成了劳动群众自己的国家。我们常说的人民当家做主的表现就在这里得以体现。但是,“特别是”以来,随着私有化改革的渐进,随着以发展经济为名而又得以恢复起的社会剥削,一个政档依靠谁、为谁服务的问题又出现在人们面前。决不能否认,由于一段时间来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由于“猫论”误导与推波助澜,“特别是”的政权性质也不可避免发生偏差。有些权力拥有者随着信仰的背叛,又因一己私欲作祟,借所谓“普世”接鬼之名,非但视昔日的国家主人——人民群众为“维稳”与“河蟹”对象,更利用所把持权力对人民而进行封口。自去年以来至今的封闭左网,给人民“胶带”即是例证。
关于专政,毛泽东同志论述道:
“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个专政是干什么的呢?专政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专政还有第二个作用,就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在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专政就担负着对外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的任务。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谁来行使专政呢?当然是工人阶级和在它领导下的人民。”……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
一个问题无法回避:GCD依靠谁?是依靠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而于此,利益又不得不提。是为无产阶级,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还是为少数“特别是”以来既得利益群体谋利益?
那么,领导阶层与人民的关系又该是怎样的关系?
“不要怕群众,要跟群众在一起。有些同志怕群众跟怕水一样。”……
“打个比喻,人民就像水一样,各级领导者,就像游水的一样,你不要离开水,你要顺那个水,不要逆那个水。不要骂群众,群众是不能骂的呀!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学生群众,民主党派的多数成员,知识分子的多数,你不能骂他们,不能跟群众对立,总要跟群众一道。群众也可能犯错误。他犯错误的时候,我们要好好讲道理,好好讲他不听,就等一下,有机会又讲。但是不要脱离他,等于我们游水一样不要脱离水。刘备得了孔明,说是‘如鱼得水’,确有其事,不仅小说上那么写,历史上也那么写,也像鱼和水的关系一样。群众就是孔明,领导者就是刘备。”……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1957年7月9日
而“特别是”以来,由于“不争论”、由于与时俱进、由于精蝇专政等等所致,昔日的“鱼水”今天还依旧吗?
而一个不让人民说话的社会,其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结果将会是什么难道还用说明吗?
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
“现在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它几十万也不怕。……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我刚才讲,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那时搞大民主还是可能的。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
……
或曰:《学习时报》提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个问题,决不是无病呻吟或是危言耸听。它是看出了当前社会存在的极大危险所在。果真如此吗?提请注意,在该文结尾,却又“此地无银三百两”式作出如下结论:
“我国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开始的改革开放,农村由人民公社制度变为‘联产承包责任制’,从根本上说,这是由广大农民群众的意志决定的,而不是上面什么人设计出来的。这就是说,国家的农业政策、农村的经济体制,归根到底是由农民的根本利益、农民的根本愿望决定的。……”
但如“特别是”私有化之始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都能被认为是“由农民的根本利益、农民的根本愿望决定的”,那么,在一个受几十年私有化、西化思潮误导、极力抹杀中共执政公信力的特别是时代,借所谓的“民之口”而为取缔中共领导,实现与普世民主接鬼道路造势又有什么不可能?所以,对此必须提起警惕。
由于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社会几千年的历史传承,由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与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还存有差距,由于私有制观念仍一定程度的存在于少数人意识里,更由于被打倒的剥削阶级伺机进行的政治反扑,由于窃取与把持权力的政客所作的路线复辟,社会主义制度出现反复亦属正常。但将一种制度的倒退复辟之因强说成是所谓“由农民的根本利益、农民的根本愿望决定的”却不免使人们感到可笑。
但还要指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绝对是利令智昏的统治者所作出黔驴技穷的最后伎俩显现,而人民群众的历史决定作用又绝对是不以任何个人意志而发生改变的。三十多年的私有化改革,也促使更多人民日渐觉醒。要实现人人都有民主权利,个个畅所欲言的政治环境,要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状态,非公有制发展道路不可。而此,才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才是广大人民的根本愿望!
所以说,要避免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社会状况,必须要让人民讲话。而一旦真正做到让人说话,私有化改革又必然面临极大挑战。回避或是无视这一巨大矛盾,都必将收到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政治尴尬。三十多年的“特别是”改革,虽是让人民失去许多,但也让人民明白了许多。再靠政治演戏、经济抄底、路线利己那一套早已不能再持续下去了。人民明白,不只要看怎样说,更还要看怎样去做。
但从未听说,一个秉承私有化发展的社会,能真正做到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与根本愿望。而一旦松绑人民口上的“胶带”,“特别是”政治演戏的把戏又必将被无情揭穿。
于是,一个现实的政治尴尬不可避免出现了:不让人讲话,必然导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持续演绎下去,直至最后崩溃。一旦让人讲话,那就应该放开左网,取缔网络河蟹,但那样一来,有些把戏却难以演下去。如此两难,还当真不好办。
还是一句话:都是特色惹的祸!……
附《学习时报》原文:
中国古代的历史常识告诉我们,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主义社会中,封建帝王是至高无上的,他对所有的臣民都有绝对的生杀大权。所以,一般的大臣,对皇帝只能是唯命是从,至于那些所谓“草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更是不值一提了。
由此,有些人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封建社会中,是统治者决定国家的命运,而芸芸众生,对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这样说来,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这个原理,在这个历史时期岂不是错误的了吗?
其实,这个认识显然是片面的,因为就是在封建专制主义的时代,老百姓——人民群众——归根到底还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为了说明这个道理,这里引用我国的古典文献《国语》中的一部典籍,作些分析。其中《国语捠周语》中的《邵公谏历王弭谤》一文说:
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纷纷指责他。贵族大臣邵穆公告诉他说:“人民已经忍受不了您的暴虐了。”厉王听了大怒,找来一个卫国的神巫,让他监视指责自己有过失的人。根据卫巫的报告,厉王就把被告发的人杀掉。
于是,人们就不敢再有议论了,大家只能在相遇时彼此用眼睛示意而已。厉王高兴了,告诉邵公说:“我能消除对我的指责了,老百姓不敢说话了。”于是,邵公对周厉王讲了这样一番道理:您这只不过是在用堵百姓口的办法罢了。不过您要知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道理啊!因为筑堤堵塞河水,而河水壅塞一旦溃决泛滥,结果会伤害更多的人,企图封住老百姓的嘴,这比堵塞江河的后果还要严重。因此,治水的人应该疏通河道,使水畅流无阻;统治者应该引导他们,使他们畅所欲言。……
人有嘴巴!就好像大地有高山大河一样,国家的财富用度都从这里产生出来;又好像大地有平洼高低各种土地一样,人民衣食资源都从这里产生。让人说话,国家政事的好坏才能真正反映出来,从而能够推行善政、防范败亡,就能使百姓财用增多,丰衣足食。百姓们心里有意见,就要用口表达出来,这怎么可以堵塞呢?如果堵住百姓的嘴,不让说话,这样做是不能长久的啊!周厉王根本听不进邵公的这些忠言劝告。这样,老百姓就不敢再说活了。
但是,仅仅过了三年,周厉王就被驱逐到晋地去了。
这个典故的寓意很深,它说明一个很重要的道理:无论是在什么时代,不要以为掌握了大权,就可以为所欲为,就能够把老百姓的嘴巴堵住;当然,这可能得逞于一时,但是,终归是要被老百姓赶下台的。一些古代的统治者在总结经验教训时常常说出这样的道理:“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所谓民意难违,就是说的这样一个基本道理。
但是,我们现在有这样一些思想糊涂的领导干部,他们的思想水平几乎比那些明智的封建君主还要“落后”,他们对如下的信条深信不疑:有了权,就有了一切,谁掌握了权力,谁就能决定一切。所以,“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根本动力”等说法,只不过是说说而已。这些人认为,芸芸众生,名义上是“国家主人”,其实只不过一些由当权者随意驱使的阿斗罢了。
果真是这样的吗?从一时的现象上,也许可以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是,如果从比较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就未必是如此了。比如说,我国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开始的改革开放,农村由人民公社制度变为“联产承包责任制”,从根本上说,这是由广大农民群众的意志决定的,而不是上面什么人设计出来的。这就是说,国家的农业政策、农村的经济体制,归根到底是由农民的根本利益、农民的根本愿望决定的。这自然不是说领导者没有任何作用,但是,看一个领导者是不是高明,他能够在社会发展中起什么样的作用、起多大的作用,要看他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正确反映人民群众的意志!
历史的发展一再告诉我们:那些不把人民群众放在眼里的领导者,人民群众也不会把他们放在心里!而且,说到底,他们的所谓“官运”,是由“民心”决定的!因为,归根到底,社会发展是由人民群众的意志决定的,人民群众是历史进步的真正动力。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根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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