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这里看来只有一字之差，一个要下马，一个要上马，却是表现了
两条路线的分歧。”“必须现在就要看到，农村中不久就将出现一个
全国性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这是不可避免的。”
话说1955年7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大2次会议正式通过了第1个五年计划。
7月31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会议原定在下午3时开始。
下午1时，毛泽东早早来到了怀仁堂东侧的游泳池。
1时40分，毛泽东找来陶铸、江华、周小舟3位省委书记谈话，大约有半个多小时。随后，毛泽东步入会场。
会议按原定时间准时开始，毛泽东首先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参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长篇报告。他一开头就说：
“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大风暴（毛泽东后来在8月下旬修改这篇报告时，将“大风暴”一词改为“高潮”——笔者注）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清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
据一位参加会议的省委书记回忆说：此时的会议气氛是比较平和的，毛泽东也显得轻松自如，他在批评“小脚女人”时还连说带笑。
毛泽东接着说：
“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这是5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我们应当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后退。运动中免不了要出些偏差，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不难纠正的。干部中和农民中存在的缺点或错误，只要我们积极地去帮助他们，就会克服或纠正。干部和农民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前进的，运动基本上是健康的。在有些地方，他们在工作中犯了一些错误，例如：一方面排斥贫农入社，不照顾贫农的困难；另一方面又强迫富裕中农入社，侵犯他们的利益。这些都应该向他们去进行教育，加以纠正，而不是简单地去进行斥责。简单的斥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要大胆指导运动，不要前怕狼，后怕虎。干部和农民在自己的斗争经验中将改造他们自己。要让他们做，在做的中间得到教训，增长才干。这样，大批的优秀人物就会产生。前怕狼后怕虎的态度不能造就干部。必须由上面派出大批经过短期训练的干部，到农村中去指导和帮助合作化运动；但是由上面派下去的干部也要在运动中才能学会怎样做工作。光是进了训练班，听到教员讲了几十条，还不一定就会做工作。
总之，领导不应当落在群众运动的后头。而现在的情况，正是群众运动走在领导的前头，领导赶不上运动。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毛泽东批评了在浙江采取的“坚决收缩”（毛泽东解释说不是浙江省委决定的）的方针，他说：
“这种‘坚决收缩’的方针，是在一种惊慌失措的情绪支配下定出来的。这样一件大事不得中央同意就去做，也是不妥当的。并且在1955年4月，中央就提出过这样的警告：‘不要重犯1953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那种错误，否则又要作检讨。’可是有些同志不愿意听。
在胜利面前，我认为有两种不好：1、胜利冲昏了头脑，使自己的头脑大大膨胀起来，犯出‘左’的错误，这当然不好。2、胜利吓昏了头脑，来一个‘坚决收缩’，犯出右的错误，这也不好。现在的情况是属于后一种，有些同志被几十万个小型合作社吓昏了。”
接下来，毛泽东从农业合作化与工业化相互关系的角度，论证了加快发展农业合作化的必要性。他说：
“我国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生产水平，现在是很低的，而国家对这些物资的需要却是一年一年增大，这是一个尖锐地矛盾。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3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即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的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经营，包括由国家组织的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移民垦荒在内（3个五年计划期内，准备垦荒4亿亩至5亿亩），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实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
“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个重要的部门——重工业，它的拖拉机的生产，它的其它农业机器的生产，它的化学肥料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现代运输工具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煤油和电力的生产等等，所有这些，只有在农业已经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的使用。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农业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由此可见，我们对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看，决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
“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有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这除了直接的农业税以外，就是发展为农民所需要的大量生活资料的轻工业的生产，拿这些东西去同农民的商品粮食和轻工业原料相交换，既满足了农民和国家两方面的物资需要，又为国家积累了资金。而轻工业的大规模的发展不但需要重工业的发展，也需要农业的发展。因为大规模的轻工业的发展，不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所能实现的，它有待于大规模的农业，而在我国就是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农业。因为只有这种农业，才能够使农民有比较现在不知大到多少倍的购买力。”
毛泽东还批评说：
“老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这里看来只有一字之差，一个要下马，一个要上马，却是表现了两条路线的分歧。”“必须现在就要看到，农村中不久就将出现一个全国性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这是不可避免的。”
1955年8月1日，邓子恢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就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工作作了自我批评。
毛泽东在各地代表发言后作了结论，提出了“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方针。
8月3日下午，毛泽东约见邓子恢，他们从下午2时30分一直谈到4时45分。
8月6日，毛泽东给刘思齐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在8月初，刘思齐由毛泽东安排准备去苏联留学，此时她患了重感冒，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马上回了一封信：
思齐儿：
信收到。患重感冒，好生休养，恢复体力，以利出国，如今日好些，望来此一看，否则不要来。最要紧是争一口气，学成为国效力。你要的列宁选集2卷，给你送上。
祝好！
父字
后来在9月间，毛泽东把刘思齐送到苏联莫斯科大学数学系学习。
在8月初的周六晚上，毛华初来到中南海看望伯父毛泽东。
此前，毛华初在1949年由东北随南下工作团到达湖南湘潭，先后担任中共湘潭县组织部长、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职务，在湘潭任职达5年之久。1955年5月，他调任省林业厅副厅长。这一次，他是从湖南来到北京参加林业部召开的全国林业工作会议的。在京参加会议期间，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会议开了五六天，一直没见到伯伯回信，就后悔不该去打扰伯伯。散会后，毛华初去看望爱人韩谨行的姑父、法学家张友渔。
这一天，叶子龙从中南海打来电话，说毛泽东约毛华初星期六晚上见一见。毛华初说：
“我要回去了，不打扰主席了。”
叶子龙说：
“好多年没见面了，主席说要见见你。”
毛华初如约来到了中南海。中南海的周末，华灯齐放，五彩缤纷。工作人员为了让毛泽东愉快地度过周末，特地安排了舞会。舞会在一个简陋的不大不小的平房里举行，厅里没有什么豪华的陈设，除了一套旧沙发外，就是木凳。参加舞会的大都是干部、警卫员、服务员和其他工作人员。
毛华初走进舞厅，见毛泽东坐在沙发上休息，他容光焕发，神采奕奕，只是比过去老了一些，胖了一些。这是毛华初在离开延安之后第一次见到伯伯，分别整整10年了。毛泽东认出了毛华初，连忙招呼他进去。毛华初走上前去，叫道：
“伯伯。”
毛泽东起身和侄儿握手。俩人落座后，毛泽东问起了韶山一些老人及堂弟毛泽连、毛泽荣的生活状况，毛华初一一作答。毛泽东又问道：
“你是什么时候来北京的？”
“来了一个星期了。”毛华初说：“我是来参加林业工作会议的。”
毛泽东想到了东北砍伐森林的现象严重，就说：
“你搞林业很好，林业要发展，还要靠你们多努力。你是林业厅副厅长，你告诉林业部，不要变成一个砍伐部、毁林部。要变成一个管林部，育林部。”
毛泽东左手手指间夹着香烟，又用右手掰着左手指，如数家珍地说着全国还有多少平原和丘陵，有多少森林覆盖率，还有多少荒地，分别占多少百分比。毛华初认真听着，非常佩服伯父管理着国家大事，还对林业状况如此清楚。
这时，一个小姑娘走了过来，蹲到毛泽东面前，请他跳舞。毛泽东朝毛华初望了一眼，对小姑娘说：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毛华初完全明白，伯父面对着的是小姑娘，而实际上这番话是说给自己听的。伯伯对年轻人寄于多大的期望啊！
正在此时，毛泽东的女儿李敏也来了，她拉着爸爸走进了舞池。那个小姑娘则拉着毛华初跳起了舞。毛华初隐约听到侧面的李敏问爸爸：
“这是哪一个？”
毛泽东低声说：
“他是我家里人。”
一曲舞毕，毛华初向伯伯告辞。毛泽东叫秘书把他送到门口，直至上了汽车。
8月7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了北戴河。
他每天下午到海水浴场游泳三四个小时，晚上工作，主要是修改7月31日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稿，直到次日凌晨两三点钟，有时到六七点钟。他根据8月1日省市区党委书记们讨论的意见，对报告稿作了必要的修改和补充。他加写的重要文字有：
“我们必须反对任何没有准备的不顾农民群众觉悟水平的急躁冒进的思想。”
“反对不顾质量、专门追求社和农户的数目字的那一种倾向。”
“必须一开始就注重合作社的质量，反对单纯的追求数量的偏向。”
“在发展了一批合作社之后，必须有一个停止发展进行整顿的时间，然后再去发展一批合作社。那种不许有停顿、不许有间歇的思想是错误的。”
此外，毛泽东每天还要阅读省市区党委送来的报告，读得非常认真，仔细地圈、点、批、画，还修改文字。
8月11日，国防部长彭德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签发《关于军士和兵评定军衔的指示》，全军评定军衔的工作正式展开。
8月13日，毛泽东在批转湖北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部署问题的报告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关于用大力、分几次、认真地而不是走马看花地整顿现有合作社的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湖北报告中没有提到，中央希望你们严重地加以注意。于9月20日以前，务必作出切实的部署，连同全省发展规划，一起报来为盼。”
8月21日，毛泽东通知陈伯达到北戴河，研究为党的七届六中全会准备的关于农业合作化决议的起草问题。
同时，毛泽东要廖鲁言负责修改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试行草案。
8月23日，毛泽东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修改本送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董必武、彭德怀、陈伯达、陆定一、陈毅、谭震林、邓子恢、李富春13人，征求意见。
8月25日，毛泽东为中央批转辽宁省委《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的报告》，他写道：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现将辽宁省委1955年8月12日《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的报告》发给你们参考。中央认为辽宁省委的方针是正确的。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相互关系问题，必须强调二者的紧密联系，而不可只强调前者，减弱后者。因为如果不使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速度相适应，则社会主义工业化不可能孤立地完成，势必遇到极大的困难。而目前党内正有许多人还不了解这一点。关于整社建社扩社的各项准备工作，辽宁省委指出，应包括“逐级做好思想发动，批判克服右倾思想，积极发挥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热情和积极性；逐级做好发展社的全面规划，特别是着重解决村一级（按即乡一级，东北各省还未改称乡）合作化的阶级规划；继续做好现有社整顿巩固工作，进一步贯彻合作化的具体政策，审查清理和纯洁合作社的组织；加强对互助组的领导，打好建社的基础；把整社建社和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密切结合起来”，这些都是适当的。辽宁省委决定于9月上旬召开全省县委书记和区委书记的联席会议讨论合作化问题，各省可以酌量仿行。辽宁没有地委一级，为了加强对合作化的领导，立即建立这一级机构，我们认为是必要的。
中央 1955年8月25日
8月2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通知，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修改本发给上海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并要求他们印发各级党委直到农村党支部。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发表后，在全国农村干群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酝酿建社办社，走社会主义道路．不仅成为舆论中心，而且成为广大干群的实际行动。
8月27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转发中央宣传部《关于学校教育工作座谈会的报告》给各地党委的指示，全文如下：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党组：
中央同意中央宣传部《关于学校教育工作座谈会的报告》，现发给你们，望认真研究执行。
在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必须相应地发展和提高学校教育，为国家培养建设人才和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不培养出足够数量合乎国家建设需要的德才兼备的优秀干部并把劳动人民的文化程度提高到相当的水平，要想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引起全党对学校教育工作的重视，应当明确地认识到办好一所大学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办好一所大工厂，而管理学校比起管理工厂来还有它许多特殊的困难。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是直接为国家培养建设人才的地方，对于国家各项建设事业的关系特别重大。资产阶级正在学校中同我们争夺领导权，敌视社会主义的分子以至敌人的特务奸细也正在经过这条路打进我们的工矿企业和国家机关中去。这里进行着严重的阶级斗争。要保证做好学校工作，首先必须建立起那里的强有力的党的领导。没有党的组织，没有强有力的党的领导，党委不管学校中党的工作，就等于把学校交给资产阶级去领导，就会犯很大的错误。为了建立起学校中首先是高等学校中党的强有力的领导，必须选派得力的干部到这些学校担任领导职务，办好这些学校。近几年来，各地党委对于学校教育工作的领导和监督虽已有所加强，但远赶不上工作需要，不重视或不大重视学校教育工作的现象，还相当普遍地存在，许多党委不注意学校中党的工作，对学校教育的政治思想领导还很薄弱，以致学校教育各项改革和建设工作的进行，显得不够有力。这种只重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重视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的作法，是缺少远见的，必须迅速加以改变。望各地党委按照中央宣传部这一报告的精神和所提出的建议，认真地把学校教育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定期在党委会议上讨论学校教育方面的重大问题，在党委书记或党委常委委员的分工上应有人专管学校教育工作，积极建立和健全党委管理学校教育的工作机构，以加强党委对学校教育工作的领导和监督。目前应尽可能拿出足够的力量来，领导学校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认真作好建党工作；下决心调配一批强的干部到高等、中等学校担任校（院）长、党委书记等领导职务，并经常注意加强对他们的教育和帮助。高等学校所需要的党员正副校（院）长，由中央宣传部会同中央组织部和各有关政府党组及省（市）提出具体方案，加以调配，党委书记则由各省（市）委和自治区党委负责调配。在学校中要积极宣传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健全人事制度，作好师生员工的政治审查工作；使学校教育工作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得到应有的改进，以保证教学质量的提高。
中央 1955年8月27日
1955年9月4日，毛泽东与周恩来、陈伯达、廖鲁言一起，审定了由陈伯达起草的为七届六中全会准备的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决议草案，以及由廖鲁言负责修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试行草案这两个文件。
9月4日晚，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福建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起草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现将福建省委1955年8月31日《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一件，发给你们参考。中央认为福建省委的方针是正确的。关于“依靠贫农（包括全部原为贫农的新中农在内）巩固地团结中农”这个口号，在目前基本上依然是正确的，但是因为（一）新中农中间出现了富裕中农（即上中农），这些人中间除了若干政治觉悟较高的人以外，其余的人暂时还不愿意加入合作社；（二）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由于他们的经济地位原来就不富裕，有些则因为在土地改革的时候不正当地受了一些侵犯，这些人在经济地位上和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大体相似，他们对于加入合作社一般地感到兴趣。因为以上两个原因，故在一切合作化还没有达到高潮，富裕中农还缺乏觉悟的地方，以首先吸收（一）贫农；（二）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在毛泽东同志报告的修正本中，对于中农只分为上中农下中农两部分，未提中中农，以免分得过细，不易区别。现在所说的下中农实际上包括原来所说的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和中中农两个部分）；（三）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这样3部分人加入合作社为适宜（并应依其觉悟程度，分作多批吸收进来，首先吸收觉悟较高的分子）。对于凡在目前不愿入社的富裕中农，即新老中农中间的上中农，则不要勉强拉入。目前许多地方发生强迫富裕中农入社，目的在打他们的耕畜农具的主意（作价过低，还期过长），实际上侵犯他们的利益，违反了“巩固地团结中农”的原则。而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我们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决不可以违反的。至于富裕中农中间资本主义思想浓厚的一些人，在目前一切合作社初办或者还不占优势的地方，不论是把他们拉进来，或者他们自己企图钻入合作社谋取领导地位（并非由于真正的政治觉悟），或者企图组织低级社如黑龙江双城县所发现的那样，对于树立贫农和下中农的领导地位都很不利（个别公道能干政治觉悟高的富裕中农，当然不在此例），而一切合作社是必须树立贫农和下中农的领导地位的。有人说，现在的提法似乎是放弃“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这个口号了，这是不对的，我们不是放弃这个口号，而是使这个口号按照新的情况加以具体化，即将新中农中间已经上升为富裕中农的人们，不算作依靠对象的一部分，而将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算作依靠对象的一部分，这是按照他们的经济地位和对于合作化运动是否采取积极态度来划分的。这即是说，贫农和两部分下中农，相当于老贫农，作为依靠对象，而两部分上中农，则相当于老中农，作为巩固地团结的对象，而目前团结他们的办法之一，就是不要强迫他们入社，侵犯他们的利益。
此外，关于在农村中依靠什么人的问题，还要明了几点。我们首先应当依靠党团员。我们区委以上的领导机关或者派到农村指导工作的干部，不去首先依靠农村中的党团员，而把党团员混同于非党团员群众，这是不对的。第二，应当依靠非党群众中比较更积极一些的分子，这种人应当占农村人口5%左右（例如一个2500左右人口的乡，应有这样的积极分子125人左右），我们应当努力训练出这样一批人，我们也不应当把他们混同于一般群众。第三才是依靠一般贫农和两部分下中农的广大群众。这个依靠什么人和如何依靠法的问题不弄清楚，合作化运动就会犯错误。
中央
毛泽东写完之后，将这个批语送给周恩来、陈伯达、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邓子恢传阅，并嘱咐说：
“如有不同意见，请少奇同志召集会议讨论一次，待我返京斟酌后再发。”
9月5日，毛泽东由北戴河返回北京。
9月5日晚，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颇具特色的关于在10月间召开党的七届六中全会的通知。他在通知中要求参加会议的上海局、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和区党委、地委的书记的发言，都要写成发言稿，并且根据各省地域的大小和各省、各地区合作化经验的多少，规定了各省委书记和地委书记发言稿的字数，而且还明确要求：
“发言内容主要讲合作化，应占字数十分之七之八左右，可以连带说一点粮食三定、社会镇反和建党整党等项工作的意见，连同召开‘八大’问题，总共占字数十分之二之三左右。发言内容应尽可能有较深刻的思想性，而以具体经验和计划数字充实和证明之。”
后来，毛泽东起草的这个通知稿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后，于9月7日正式发出。
9月6日，中共中央将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草案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章程试行草案印发给在京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各副秘书长、农村工作部各副部长和秘书长，征询修改意见。
9月6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草案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章程试行草案。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同陈伯达、胡乔木、廖鲁言对这两个草案进行了两次修改。
9月7日，毛泽东将他在9月4日晚为中共中央转发福建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所写的批语略加修改，作为中共中央《农业合作化必须依靠党团员和贫农下中农》（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党内指示，发往全国各地。
在夏末秋初的一天，中国美术家协会副秘书长钟灵在中南海怀仁堂筹办全国第一届美展。毛泽东要亲自看一看美展。
那一天，钟灵去菊香书屋迎接毛泽东。毛泽东一见钟灵，就高兴地说：
“噢，钟灵啊，是你在办这件事！”
毛泽东来到怀仁堂，同工作人员一一握手，与大家交谈，在钟灵和美协领导蔡若虹、王朝闻、张谔等人陪同下，漫步于美展展厅。他逐幅观赏，十分仔细，指着一幅木刻问：
“木刻就是版画吧？”
旁边的王朝闻说：
“木刻只是版画的一种。”
王朝闻给毛泽东讲了版画的种类。毛泽东认真听着，时不时地点点头。
参观结束了，众人在送毛泽东上车时，毛泽东邀请蔡若虹、王朝闻、钟灵、张谔说：
“我请你们几位去当当参谋。”
不等众人表态，工作人员就把他们请上了车，直驶勤政殿而去。进了勤政殿西门，只见贺龙、聂荣臻、徐向前、罗荣桓、叶剑英等人都在这里。毛泽东对贺龙等人说：
“我请来了几位美术家，也听听他们的意见。”
原来，人民解放军即将实行军衔制，今天是军委领导在这里审定军服的式样。毛泽东请钟灵等人来，是让他们以美术家的眼光审视一下军服。毛泽东和大家一起来到军服陈列厅，边看边议。贺龙指着北洋军阀的服装说：
“这种服装太难看，不能仿照。”
众人来到新式军服展柜前，彭德怀说：
“样子嘛，是见过的了，今天就是要看看穿起来怎么样，有没有一点威武之师的气派！”
一位领导指着新式军服的军官肩章说：
“这肩章倒是挺漂亮的，但是戴上它就不好参加劳动了，一挑担子，一背筐不就压坏了。”
贺龙说：
“你就不能脱下军服再劳动吗？”
一句话说得大家哈哈大笑。军衔办公室负责人李平将毛泽东引领到身穿大元帅服的模特前。毛泽东一边抽烟，一边打量着“大元帅”。李平说：
“主席，这是大元帅服。”
毛泽东脸上露出了不以为然的样子，诙谐地说：
“大元帅？你靠边站吧！”
他指着其它新式军服问钟灵等人：
“以你们美术家的眼光看这军服式样如何？”
钟灵等人都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意见。毛泽东最后对众人说：
“要从节约的原则出发，样式好看、统一、正规，又要节约。”
就这样，实行军衔制的新式服装算是审定了。
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部制定的初步方案，以毛泽东为大元帅，周恩来、刘少奇在元帅之列，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也在大将之列。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宋任穷和副部长赖传珠随着彭德怀、罗荣桓（总干部部部长、总政治部主任）来向毛泽东汇报授衔授勋工作。毛泽东听完汇报后说：
“你们搞评衔，是很大的工作，也是很不好搞的工作。我这个大元帅就不要了，让我穿上大元帅制服，多不舒服啊！到群众中去讲话、活动，多不方便啊！依我看呀，现在地方工作的，都不要评军衔为好！”
毛泽东指着周恩来、刘少奇说：
“总理和少奇同志，你们在部队搞过，也是元帅。”
刘少奇见毛泽东已经发表了意见，就说：
“不要评了。”
毛泽东又问周恩来：
“你的元帅军衔，还要不要评啊？”
周恩来连忙摆手说：
“不要评了，不要评了。”
毛泽东又转身问几位过去长期在军队担任领导职务，后来到地方工作的邓子恢、张鼎丞等人说：
“你们几位的大将军还要不要评啊？”
邓子恢等人也都说：
“不要评了。”
在讨论元帅问题提到粟裕时，毛泽东说：
“我看粟裕可以授元帅军衔。战功、资历、品德、才干、威望，粟裕都够当元帅。解放战争时期，谁不知道华东战场的粟裕，蒋介石的几大金刚谁不害怕粟裕！”
刘少奇说：
“抗日战争时期粟裕领导的苏中根据地和1师，在新四军中打的仗最多，消灭的敌人最多。”
朱德说：
“解放战争5年的任务3年提前完成，粟裕的功劳很大啊！他指挥打的大仗最多，消灭蒋介石的军队最多，给军委提出的好建议最多。”
有人提出异议说，解放战争时期粟裕是华东解放军副司令。毛泽东马上纠正说：
“粟裕两让司令，品德高尚，全军有名。1948年中央已经决定粟裕担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他再三请求中央把陈毅留在华野，实在不成，最后提出陈毅在华野的职务保留。中央只好同意。他当了华野的代司令员兼代政委，实际做的工作，担的责任与司令员兼政委没有两样。”
周恩来说：
“可是粟裕已经提出请求辞帅，态度很诚恳。他说，我党我军许多老前辈在，他们资历更老，威望更高，贡献更大，应该首先考虑他们，有利于全党全军团结。”
毛泽东一听此话被深深地感动了，他说：
“两让司令，再辞元帅，粟裕高风亮节！”
周恩来建议说：
“粟裕不当元帅，大将还是要当的。”
毛泽东依然在激动着，他说：
“而且是第一大将！”
会议最后决定：授10位元帅，10位大将。粟裕居大将之首。
许光达得知自己被授予大将军衔，接连3次提出要求降低军衔的申请书，军委一致意见不予批准。许光达在申请书中写道：
军委毛主席、各位副主席：
授我以大将衔的消息，我已获悉。这些天，此事小锤似地不停地敲击心鼓，我感谢主席和军委领导对我的高度器重。高兴之余，惶惶难安。我扪心自问：论德、才、资、功，我佩带4星，心安神静吗？此次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功绩授勋，回顾自身历史，1925年参加革命，战绩平平。1932年至1937年，在苏联疗伤学习，对中国革命毫无建树；而这一时期是中国革命最艰难困苦的时期：蒋匪军数次血腥的大围剿，3个方面军被迫做战略转移；战友们在敌军层层包围下，艰苦奋战，吃树皮草根，献出鲜血生命；我坐在窗明几净的房间吃牛奶面包。自苏联返回后，有几年是在后方。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里，在中国革命的事业中，我究竟为党为人民做了些什么？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实事求是地说，是微不足道的。不要说同其他大将们比，心中有愧，与一些年资较深的上将比，也自愧不如。为了心安，为了公正，我曾向贺副主席面请降衔。现在我诚恳地慎重地向主席、各位副主席申请：授我上将衔。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
许光达 1955年9月10日
毛泽东在军委会议上，举着许光达的降衔申请书，对朱德、彭德怀、贺龙等人说：
“这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
毛泽东越说越激动，他大步走到窗下，双手推开两扇窗户，说道：
“500年前，大将徐达，二度平西，智勇冠神州；500年后，大将许光达，几番让衔，英名天下扬。”
后来在1965年军队取消军衔制时，许光达坚持把自己应定的行政4级降为行政5级。
这个时期让衔的还有董其武，当他得知要给他受上将衔，就找到杨成武说：“杨司令，你是有功，我是有罪；你当上将，我不能当上将。我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请你帮我转递一下，无论如何我不能当上将。”杨成武将董其武的信交给毛泽东，毛泽东看了以后说：“成武啊，你告诉董其武两句话：杨成武是共产党员，当不当上将无所谓。董其武一定要当上将。”杨成武向董其武传达了毛泽东的两句话，董其武痴痴地望着杨成武，嘴角抽动着，泪水像小河一样往下淌，终于控制不住情绪，嚎啕大哭起来。
第二天，杨成武在中南海紫光阁参加国防委员会会议，见到了傅作义，他问：“傅先生，昨天董其武先生的事，你知道不知道？”傅作义激动地说：“知道了，知道了。我也只有两句话：毛主席伟大，共产党伟大！董其武昨天晚上在我那里折腾了一夜，又哭又笑，反复讲的就是这两句话。”
关于中将问题，毛泽东看了初步方案，说：
“中将定得多了，年轻的同志以后还有机会。”
总干部部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进行了调整，把卢仁灿的名字从拟定的中将部分移到少将里面。卢仁灿没有任何怨言。有人为自己的军衔找过领导，甚至上书中央，也有人替卢仁灿打抱不平，说在海军的将军里论起来，卢仁灿的年龄的确算年轻，但是，他的资历不浅、能力不低。
按照条件，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部副部长徐立清，应当授予上将军衔，因需要减少上将名额，他提出自己是主抓授衔工作的人，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要求降为中将。彭德怀几次找徐立清谈话，徐立清都坚持把自己降为中将。在兵团级干部中，他是仅有的几名中将之一。
总干部部根据皮定均的资历和历史职务，在初步方案中把他定为少将军衔。毛泽东一直记着皮定均在解放战争中，率领中原军区第1纵队第1旅，孤军千里突围的赫赫战功，他在审批时，大笔一挥，在皮定均的名字下面写了6个字：“皮有功，少晋中。”
孙毅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
“我只有从劳之苦，而乏建树之功，在评衔时要宁低勿高，授我少将足矣。我投身革命决不是为了升高官、要厚禄。”
军委考虑到孙毅资深望重，还是决定授予他中将军衔。
此一时期，与让衔的领导人相反，在一些人眼里，授衔就如同梁山好汉一百单八将排座次一样重要，有人哭了，有人笑了。毛泽东听说了这些情况，很不高兴地说：
“我们军队中有些人，打仗时连命都可以不要，现在为了肩上一颗星，硬是要争要闹，有什么意思？哪像共产党！”
朱德笑笑说：
“肩上少了一颗豆，脸上不光彩，回家没法向老婆说呀。”
毛泽东叹了口气，说：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评衔时。粟裕两让司令再辞帅，高风可嘉！”
欲知授衔情况如何，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本传从抗日战争初期一直到新中国建立后，按照历史发展顺序，先后叙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高级负责人多次要求军队授衔的整个过程。到1955年9月间，他们的要求总算有了结果，只待日后宣布、换装、分等级了。
当兵吃粮，论功授衔，光宗耀祖，这是中国军人几千年的追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人也不例外。从北伐时期的革命军，到后来的工农革命军，再到红军，一直到八路军、解放军、志愿军，经历了数十年的各类战争，那些领导者们终于从被统治阶级转化为统治阶级，坐上了自己的江山。如今按功分等级，论资加军衔，本也无可厚非，何况苏联老大哥早就这样做了。毛泽东不是不通“情理”的人。尽管他创建这支军队的初衷是要指挥员和战斗员一律平等，几十年来在军中禁忌使用“官”这个词，更不要说“划分等级”了。可是现在毕竟是江山稳固了，经济复苏了，面对着自己亲手培养起来的功臣们的请求，已经没有任何托词了。他的“猴气”不得不再一次表现出来，那就论资排辈分等级吧。毛泽东认为，目前的革命还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路还更长、更艰巨。因此，妥协是必要的，也是暂时的。以后一旦时机成熟，他的“虎气”还会占上风的。诸君如若不信，那就请看他后来是如何命令将军轮流下连队当兵、进而取消军衔制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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