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
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
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话说1956年10月12日晚，毛泽东会见了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议会副主席申特尤尔茨为团长的妇女代表团，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波波维奇也在座。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在我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有12%是妇女；在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中，女代表占17%。在北京、上海、天津3个中央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中，女代表占20%。
将来女同志的比例至少要和男同志一样，各50%。如果女同志的比例超过了男同志，也没有什么坏处。这个目标只能在全世界不打仗了，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那时生产有了高度的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才可以完全实现。不尊重妇女权利的情况，是在阶级社会产生后才开始的。在阶级社会出现以前，有一个女权时代，妇女是占统治的地位，听说那时候她们不需要打扮，而相反的男人却要打扮，以获得她们的欢喜。只有当阶级社会不存在了，笨重的劳动都自动化了，农业也都机械化了的时候，才能真正实现男女平等。”
会见将要结束了，申特尤尔茨真诚地对毛泽东说：
“感谢毛主席今晚的接见，我们能有机会同你谈话，觉得很高兴。在中国期间，我们看到了很多东西。我们看到了生产力的发展，也看到了工人们高度的热情。你们对工人福利的关怀，对母亲和孩子的照顾，给我们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我们是到了一个友好的和同志般的国家，在各地受到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妇女的热烈欢迎，就好像置身在老同志和老战友之间。”
波波维奇也说：
“我也要感谢毛主席和其他在座的同志们。每一个南斯拉夫的代表团来到北京时，毛主席总是予以接见，南斯拉夫政府的领导人和人民深切感谢毛主席这一盛情的表示，他们非常懂得这种表示的意义。”
10月19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18日到京来访的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参加了会见。毛泽东对苏拉瓦底说：
“我们愿意进一步搞好我们两国的关系，如果你们也有同样的愿望，我们两国的关系是可以搞好的。亚非各国，根据万隆精神，都应该建立和平共处和友好的关系。”
毛泽东对巴基斯坦参加马尼拉条约和巴格达条约（巴格达条约即1955年2月在巴格达签订的《伊拉克和土耳其间互助合作公约》；英国、巴基斯坦、伊朗等国于同年相继加入）表示了中国的态度，他说：
“我们原来希望你们不参加这两个条约，但是你们已经参加了，没有办法。你们有自己的政策，我们只能作为朋友提出建议，不能干涉，无权告诉你们采取什么外交政策。我们建议你们不反对中国和印度，而且对整个亚非地区国家都以团结为重。”
10月20日上午，新华社负责人吴冷西接到中央办公厅会议科通知，要他列席下午在颐年堂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吴冷西不知道这次会议的内容是什么，但他想起最近几天的国外动态有些反常：从10月17日开始，外国通讯社就传说，苏联与波兰关系骤然紧张，苏军在波兰边境调动频繁，正向波兰东部移动，苏联的波罗的海舰队也正向波兰海域前进，华沙空气非常紧张。10月18日，杨尚昆打电话告诉他说：新华社要注意收集这方面的消息，迅速报告中央。自此，吴冷西及新华社各有关部门一天24小时值班，一有重要消息，马上报告总理办公室和中央办公厅。吴冷西估计这次政治局会议与此事有关。于是，他马上到参考资料编辑部了解最新消息。
原来，苏联与波兰关系紧张的起因是，在波兹南事件后，苏联担心波兰会摆脱自己的控制，决定进行干涉。10月19日，在波兰党举行二届八中全会之际，赫鲁晓夫未经邀请，率领一个阵容强大的代表团飞赴波兰，同时调动军队包围华沙。赫鲁晓夫要求参加波党会议，遭到断然拒绝。在二届八中全会上，被批评为“有右倾民族主义倾向”的哥穆尔卡当选为波兰中央第一书记，新改组的党中央为波兹南事件平反，释放被捕者。赫鲁晓夫指责波党关于新领导层的安排排斥了优秀共产党员，为反动派和反革命分子开辟道路，指责波党对领导层擅自进行调整是对苏联的蔑视，因而反对改组政治局。哥穆尔卡等人坚决拒绝赫鲁晓夫的指责，并要求包围华沙的苏军撤离。赫鲁晓夫被迫妥协，同意哥穆尔卡等人进入政治局，但坚持不能把罗科索夫斯基排除在政治局以外。罗科索夫斯基原是苏联元帅，他在1949年10月应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担任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部长，获波兰元帅军衔，并被选为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议会议员。面对赫鲁晓夫的要求，哥穆尔卡明确指出，在波兰人民眼中，罗科索夫斯基是“苏联控制的象征”。这就是波兰“十月事件”。
下午3时许，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除了因病请假的林彪、林伯渠、刘伯承、康生外，全部到会；王稼祥、胡乔木、杨尚昆、田家英和吴冷西列席了会议。与会者正谈论着从莫斯科发来的电报，毛泽东穿着睡衣缓步走进颐年堂，落座后，一讲话就开门见山，他说：
“苏共中央给我党中央发来一份电报，说波兰反苏势力嚣张，要苏军撤出波兰。苏联根据华沙条约有权驻兵波兰，有义务保卫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苏联不能允许反苏事件继续发展，准备调动军队来解决问题。苏共在通知中表示想知道我们党对此有何意见。看来，苏联要对波兰实行武装干涉，但还没有下最后决心。情况很严重，很紧急，所以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如何答复苏共中央。”
毛泽东说罢，回过头问吴冷西：
“有什么新消息？”
吴冷西报告说：
“今天收到外国通讯社的消息，说波兰军队已动员，保安部队也处于紧急状态，华沙工人也纷纷拿起武器。同时，从斯德哥尔摩、赫尔辛基传出消息说，除苏联军舰已到达波兰港口格但斯克港外，原驻在苏联西部和民主德国东部的苏军也在调动中。”
毛泽东听了，说道：
“现在情况非常紧急，我们要早定方针。儿子不听话，老子打棍子。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对另一个社会主义邻国武装干涉，是违反最起码的国际关系准则，更不说违反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的原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这是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
他一说完，与会者议论纷纷。有人说这是亲者痛仇者快的严重事件；有人说，我们一定要坚决反对，尽最大努力加以制止；有人建议，中央采取紧急措施，向苏共中央发出严重警告，表明我们坚决反对苏联武装干涉波兰。
正在此时，吴冷西接到他的秘书从新华社打来的电话，说外国通讯社报道：苏联一个代表团到达华沙与波兰谈判。吴冷西马上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说：
“事不宜迟，我们应马上警告苏方，坚决反对他们对波兰动武。”
与会者一致同意毛泽东的决定。毛泽东说：
“会议到此结束，马上约见苏联大使。胡乔木、吴冷西留下作陪。”
胡乔木见毛泽东仍旧穿着睡衣，就说：
“主席，您是不是换上中山装？”
毛泽东说：
“就这样也没什么关系！”
大约有半个小时，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被召到菊香书屋毛泽东的卧室里。毛泽东和尤金是朋友，过去两人多次在一起讨论哲学问题。尤金见毛泽东穿着睡衣，表情严肃，预感到这次紧急召见非比寻常。他刚一坐下，毛泽东就直截了当地说：
“我们的政治局刚才开过会，讨论了你们中央发来的通知。我们政治局一致认为，苏联武装干涉波兰是违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中共中央坚决反对苏共中央这样做，希望你们悬崖勒马。如果你们竟然不顾我们的劝告，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将公开谴责你们。就是这几句话，请你立即打电话告诉赫鲁晓夫同志。情况紧急，时间无多，谈话就此结束。请你赶紧去办。”
尤金满头大汗，连声称是，迅速退走了。毛泽东转对胡乔木、吴冷西说：
“你们也没事了。新华社要密切注意情况发展，有新消息随时报告。”
10月21日，苏共中央致电中共中央，说波兰情况极为严重，要求中共中央派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苏共中央和波兰党中央的会谈。
这天晚上，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波兰问题。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胡乔木、李富春、彭德怀、王稼祥、康生、李维汉、薄一波、李先念出席会议。
零时45分，毛泽东紧急约见尤金，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在座。毛泽东答复尤金说，我党同意派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并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对波兰问题的意见。
尤金走后，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进行，决定由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胡乔木组成代表团，于23日前往莫斯科。代表团的任务是调解。毛泽东提出的方针是：批评苏共的大国沙文主义，劝说波兰党顾全大局。方式是分别同苏共或波兰党会谈，不参加他们两党会谈。
10月22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讨论波兰问题。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又一次约见尤金，对他说：
“看来波兰还不像马上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加入西方集团。他们要改组政治局似乎是坚决的。对于这种情况，苏联方面到底采取什么方针？无非一种是软的办法，一种是硬的办法。所谓硬的办法就是派军队，把他压下去，比如武装干涉；软的办法是劝告。劝他，他不听，剩下一个就是让步。他要改组政治局，就让他改组，承认哥穆尔卡为首的中央，同他打交道，在平等的基础上跟他合作。他不是要独立要平等吗？就让他独立，跟他讲平等。这样，就可以争取到波兰留在社会主义阵营里面，留在华沙条约里面。”
尤金立即通过电话将毛泽东的谈话报告给赫鲁晓夫。
10月23日晚，刘少奇、邓小平等一行飞抵莫斯科，在苏波之间进行斡旋。
世间的事情可真是无独有偶，这边苏联与波兰“十月事件”在中国共产党的调解下刚刚趋于和缓——赫鲁晓夫同意将苏军撤回，并把罗科索夫斯基调回苏联，那边匈牙利又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事态。
早在10月21日，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内外受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改组的影响，纷纷要求效法波兰，走独立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人民群众也对拉科西时代的错误政策严重不满。一些右翼团体也乘机活动。10月23日，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爆发了20万人的示威游行，各种反动分子、亲法西斯分子混进了示威群众队伍。一些军警同示威群众发生了冲突。一些示威游行者在右翼势力的煽动下，提出了反政府口号，占领了电台和一些军事设施，冲击劳动人民党和政府机构。就在这天晚上，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原先在1955年4月被撤销总理职务、12月被开除出党、1956年10月恢复党籍的纳吉，重新当选为党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并出任政府总理。
此时，正在莫斯科同苏共领导人会谈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闻知匈牙利发生了暴乱，由刘少奇通过电话将这一消息报告给毛泽东。
10月24日，毛泽东召开会议，讨论匈牙利十月事件，并直接与刘少奇保持电话联系。
10月25日，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选举卡达尔为中央第一书记。
10月29日，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布尔加宁来到中国代表团驻地。在双方谈话中间，毛泽东与刘少奇通了一次电话，要他跟苏方商量：苏联是不是可以对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放手，放开，让这些国家独立发展。苏方最终接受了中方的建议。
10月30日，苏联政府发表了《苏联政府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承认了过去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上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
这一天，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从米高扬来自匈牙利的报告中得知，匈牙利的形势继续恶化，纳吉政府已经宣布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实行多党制，解散保安队和保安机关，人民民主专政的体制已经解体。暴乱分子烧死、绞死、活埋保安队人员和共产党人。全国出现了无政府状态。
就在这严重的局势面前，苏共领导却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们决定从匈牙利撤军。中国代表团获悉了这一情况后，由刘少奇立即报告给毛泽东。
10月30日晚，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电告在苏联的代表团：立即约见苏共中央主席团，声明他们是受中共中央的委托，反对苏联军队从匈牙利撤退。
此时，苏共领导对匈牙利已经完全绝望，他们认为匈牙利政变已经完成，反革命已经取得了政权，没有采纳中方的意见。
10月31日，刘少奇、邓小平会见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再次表达了中共中央在匈牙利问题上的态度。
这天晚上，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就要归国了，赫鲁晓夫在送刘少奇去飞机场的汽车上，告诉刘少奇说：
“主席团开了一整天的会，最后决定苏军仍然留在匈牙利，帮助匈牙利党和人民保卫社会主义。”
此时，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也到机场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送行，他们纷纷表示说，中国共产党在波兰问题上帮助了他们，现在又在匈牙利问题上帮助了他们。
正是：百年孱弱每受欺，一从朝战始扬眉。民族之林三鼎立，问尔称霸敢是谁？
再说10月31日晚，邵力子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了《在中山先生爱国感召下重新团结起来》的广播演说。
此前，北京为隆重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成立了“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由周恩来担任主任，邵力子担任副主任兼秘书长。
1956年11月1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支持《苏联政府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
这一天，刘少奇、邓小平等一行回到北京。
是日晚，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代表团莫斯科之行的汇报。汇报结束后，毛泽东说：
“代表团的同志们长途飞行劳累，现在暂时休会，改日再开。”
11月2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波、匈“十月事件”。这次会议的时间不长。毛泽东最后说：
“在匈牙利，完全照过去的一套是不行的，而新的一套还要靠匈牙利的同志自己去摸索，我们也要支持他们。现在摆在世界各执政党的共产党面前的问题是如何把十月革命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结合的问题，这是个大问题。波、匈事件应使我们更好地考虑中国的问题。苏共二十大有个好处，就是揭开了盖子，解放思想，使人们不再认为苏联所做的一切都是绝对真理，不可改变，一定要照办。我们要自己开动脑筋，解决本国革命和建设的问题。”
11月3日，中国政府就10月29日下午5时英法帝国主义不顾中苏的多次警告，指使以色列军队向埃及的西奈半岛发动大规模进攻的侵略行为，向英法和以色列提出严重警告，坚决要求英法和以色列立即停止对埃及的侵略，从埃及撤走侵略军。
在此后的几天之内，中国各大城市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英、法、以色列侵略者滚出埃及”的口号声响彻云霄。
以色列军队向埃及发动进攻后，不几天便占领了西奈半岛；英法军队也在11月5日开始进攻苏伊士运河的北口重镇塞德港。
美国出于独霸中东的战略需要，也出面反对英法、以色列的军事行动。
后来，在中美苏三大国一致反对英法以侵略、声援埃及的情况下，埃及的纳赛尔在惨遭失败之后戏剧性的取得了最后胜利，成为埃及的民族英雄。
再说11月4日，以卡达尔为总理的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宣告成立。
这一天，应卡达尔的请求，苏联军队重新回到布达佩斯。布达佩斯和匈牙利全国各地的暴乱很快被平息下来，卡达尔政府重新稳定了国内局势。
后来，纳吉因在匈牙利十月事件期间，公开宣布要苏军立即撤退，匈牙利政府废止华沙条约并实行中立，请求联合国干预，在1958年以推翻匈牙利人民民主国家制度罪和叛国罪，被判处死刑，6月16日在布达佩斯被处决。
11月4日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列席了会议。周恩来说：
“当前西方世界利用匈牙利事件大肆反苏反共，各兄弟党内出现动摇分子以至变节分子。苏共领导人表现软弱无力。我们党应做中流砥柱，力挽狂澜。”
毛泽东说：
“苏共二十大后，我们在4月间曾经写过一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回答已经暴露出来的问题。现在，经过半年之后，事实证明我们的观点是正确的。但又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需要做出回答。可以考虑再写一篇文章。”
毛泽东提出问题后，与会者发言活跃，纷纷提出需要回答的问题，有西方宣传机器污蔑攻击的问题，也有属于国际共产主义队伍内部的问题。毛泽东说：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泄露后，各兄弟党先后发表声明和文章，或作出决议。我们已经收集起来出版两本集子。这些都是正式发表他们的观点的，我们可以仔细研究。还有最近波兰和匈牙利问题发生后，又有许多材料需要研究，看看有哪些主要问题需要回答和如何回答，以后再开会讨论。乔木同志、冷西同志和家英同志可以预先准备，开过二中全会之后再议。”
11月8日，毛泽东的外家亲戚文家兄弟子侄4人在西郊宾馆已经住了一段时间，转眼到了晚秋季节，北京的风变得有些刺人了，他们因未带暖衣，有些抵挡不住了。一天早饭后，文涧泉将侄子文风良叫到跟前，轻声说：
“风良，现在天气冷了，寒气侵人。你能不能给办公厅打个电话，要他们想点办法？”
文风良说：
“试试看吧。”
11月9日，毛泽东为《我们一个社要养猪两万头》一文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请尚昆办。
此文印发八届二中全会各同志阅看。请各省市区负责同志注意：如果你们同意的话，就把这篇文章印发一切农业合作社以供参考，并且仿照办理。要知道，阳谷县是打虎英雄武松的故乡，可是这一带没有养猪的习惯。这个合作社改变了这种习惯，开始养猪，第一年失败，第二年成功，第三年发展，第四年大发展，平均每人约有两头，共计两万头。这个合作社可以这样做，为什么别的合作社不可以这样做呢？
毛泽东 1956年11月9日
11月10日，中共中央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84人，候补中央委员65人；列席会议的有中央和地方的有关负责人147人。
刘少奇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就时局问题作了报告，他详细叙述了代表团与苏共中央关于波兰、匈牙利问题商谈的经过和中共中央采取的方针，分析了波匈事件发生的原因，以及应当吸取的教训。
周恩来作了《1957年度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财政预算的控制数字》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对1957年的基本建设规模作适当的压缩，并调整各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以适应国家的财力和物力的可能性。
11月10日下午，毛泽东秘书处派一辆小车来到西郊宾馆，来人对文风良说：
“主席今晚要接见你们，他老人家吩咐，要你先去一步。”
来人又对文涧泉、文运昌、文梅清3位老人说：
“请你们稍等一会儿，我们少顷就会来接你们。”
文风良来到了中南海，独自步入毛泽东的会客厅，见毛泽全正一个人坐在那里。毛泽全见他来了，忙起身让座。正说话间，毛泽东人未到声已至：
“嗬，风良来了。”
只见毛泽东缓步走来，文风良急步上前，双手握着毛泽东伸过来的手，恭恭敬敬地叫了一声：
“毛主席！”
毛泽全也上前向毛泽东问安。毛泽东用左右手拉着毛泽全和文风良走向他的座位，让二人坐在左右侧，给他们各送一支烟，自己也点上一支，转问文风良：
“你们来了多久？生活过得惯吗？在北京参观了哪些名胜？你涧泉伯伯他们有什么反映？”
文风良一一作了回答，并且说：
“他们说，北京是祖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这几年变化真快，他们每来一次，就有新的感觉。他们初来北京时，这里大都是四合院的平房，是一座地道的消费城市。现在北京已成为一个新型的工业城市。”
毛泽东笑着问道：
“他们还说些什么呢？”
“他们经常谈论的话题，是建国以来祖国各地和首都建设的辉煌成就，除此以外，他们没有说过其它什么了。”
毛泽东“嗯”了一声，以怀疑的口气对文风良说：
“我却不信他们就只谈这些，难道他们就没有谈论别的东西吗？”
文风良正要回答，王季范领着文涧泉、文运昌、文梅清3人进来了，他们同毛泽东一一握手，互致问候。宾主落座后，毛泽东点燃一支烟，吮了吮嘴唇，笑着说：
“听风良说，你们这次来京，游览了北京各处名胜，还有不少感想是吗？”
文涧泉说：
“是的哩，风良没有讲错。俗话说：‘乡里人上趟省，嘴巴都讲穷。’咱们这次上北京的见闻，3天3晚都讲不完呢！”
“那好啊！”毛泽东笑着说：“你们回去向乡下的亲友们演讲演讲，3天讲不完就讲4天嘛！不过，你们可要实事求是地讲。切不可讲大话吹牛皮啰。你们大家知道，解放前全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民不聊生的境地，我们从蒋介石手里接过来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既要医治战争创伤，又要恢复国民经济，一切都是要从头做起。解放前的中国，连一架缝纫机也要靠进口，一盒火柴加洋字，说成洋火，煤油都要说成洋油，一匹机织布也要说成洋布，一双纱织袜子也要叫它洋袜子。水泥成洋泥，还有什么洋枪洋炮等等。其实，像指南针、火药以及造纸、印刷、纺织技术都是中国发明的，输出到国外后，便变成了‘洋’的。”
他喝了一口茶，接着说道：
“新中国成立后到今天还只有7年，我们花了3年时间来恢复国民经济，1953年开始了第1个五年计划，到今年是第1个五年计划的第4年，在这短短的几年中，我们的工农业、国防科技、交通运输、文教卫生等事业都已初具规模，原来靠进口的东西现在也能造了，包括飞机、火车、汽车、轮船等等。当然我们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根本的差距。不过我们中国地大物博，人才众多，因此，我们完全有信心在不久的将来赶上他们，甚至超过他们。”
他还对文涧泉、文运昌和文梅清说：
“你们都是年逾花甲的人了，有的工作是力不从心了，可是就凭你们的一张嘴，做做宣传工作，还是完全可以胜任的。因此，你们回去后，面向群众，把你们那些3天3夜说不完的事，再加上我刚才说的那些话，向群众宣传宣传。不过，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提醒大家，我们是任重而道远的。我们的今天来之不易，我们的事业是坚持继续革命。还有一条，就是我先讲过的，要实事求是的讲，不说大话、空话、假话。”
时针已经指向晚上7点。一位工作人员走到毛泽东跟前说：
“请主席和客人就餐。”
毛泽东笑着说：
“今天，我特意要他们加了个燕窝汤，让大家尝尝。”
于是，大家在餐厅依次入座，毛泽全和文风良依然坐在毛泽东的两侧，负责为各位老人夹菜。
饭后，大家随毛泽东回到客厅，品尝茶点、水果。毛泽东对文风良说：
“我有一笔稿费存在中央特别会计室，我很想对唐家圫各家的老人在生活上给予一些帮助，但不知道他们的实际情况，你给我参谋参谋好吗？”
文风良如实地将文泮香十阿婆、文南松二十阿婆寡居，文涧泉十一阿公老年无伴，文梅清十七阿公和十七阿婆老年膝下无子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详细的汇报。毛泽东说：
“帮助。我看还是平均主义的好，不然他们会有意见的。”
文涧泉插话说：
“主席，你还有表兄暮陶十八老倌，他辛勤一生，现在脚残疾，家境亦不佳哩。”
毛泽东问文风良：
“这情况属实吗？”
文风良说：
“涧伯说的全是实情，暮陶十八叔勤劳节俭，可算是唐家圫的典范。”
毛泽东点头称好。文涧泉又插话说：
“主席，唐家圫的堂屋已是百年的老屋了，年久失修，堂屋中的椽木已有好几根断了，如不及时抢修，将可能酿成大患。可是唐家圫各家目前的经济状况又无力维修。”
毛泽东转向文风良询问道：
“你说呢？是不是要急于抢修？”
文风良本来觉得涧伯不应该提这些问题，见毛泽东问他，只好随声说：
“堂屋椽木多数断了，急于维修，这是实情。”
毛泽东说：
“既然如此，那么经费就由我来支付。你们回去后，好自为之。”
文梅清乘着酒兴，也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
“主席，你刚才讲到飞机，这家伙飞在天上，我们看是看见过，可硬是没有坐过哩。”
毛泽东听了，说：
“嗬！看来你们还想坐飞机啰。”
在一旁的秘书叶子龙趁机说：
“主席，正好明天有架飞机去武汉。”
毛泽东说：
“那好，明天就让他们坐飞机回去嘛！”
叶子龙又向毛泽东报告说：
“照相的来了。”
“来了就照吧。”
毛泽东说罢，起身与各位客人合影留念。他对文涧泉说：
“从乡下到我这里来的人，不要东西的还只有风良。”
他转对叶子龙吩咐：分别给文涧泉、文运昌、文梅清3位表兄每人人民币各300元；给文泮香、文南松二十阿婆和文暮陶十八阿公各200元；给文风良150元；再给堂屋维修费200元。由叶子龙点交给文风良，再由文风良转交各位老人。
此时已经将近晚上9点钟了，秘书提醒毛泽东该休息一会儿。毛泽东就对各位表兄说：
“好吧，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
客人们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和毛泽东握手告别。
次日清晨，文风良护送3位老人离开宾馆，由叶子龙陪同去机场。由于昨晚下了一场小雪，飞机不能按时起飞。叶子龙领着众人步入候机室。约一个小时后，天气转晴。忽听得机场上人声喧哗，大家临窗一看，只见周恩来站在一架大型客机的舱口，正在向为他送行的刘少奇、朱德、陈云等中央领导人挥手告别。叶子龙告诉大家说：
“今天是周总理出访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各国。”
周恩来的座机启航后不到5分钟，叶子龙把毛泽东的客人送上一架小型飞机，飞向南方。
11月12日，北京各界举行盛大的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大会。
由于邵力子等人在筹备活动中出了很大的力，使这次纪念大会和整个纪念活动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毛泽东对邵力子做出了很高的评价。
11月12日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参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毛泽东在文章中对孙中山先生的历史功绩进行了客观公正的评价，同时又写道：
“事物总是发展的。1911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45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45年，就是2001年，也就是进到21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960万平方公里土地和6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但是要谦虚。不但现在应当这样，45年之后也应当这样，永远应当这样。中国人在国际交往方面，应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
11月13日，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小组长会议上作了简短讲话。讲话记录如下：
一、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生产都有所增长。
二、1956年的国家建设事业是有成绩的。1956年的基本建设投资和其他事业开支，大部分是正确的，一部分不正确。在308亿元（旧价）的预算开支中，有20亿元到30亿元用得不恰当或者用多了，其中基本建设投资约占15亿元左右。
三、1956年的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就业有所增加，人民是高兴的。但是，人民生活的改善，必须是渐进的，支票不可开得过多。过高的要求和暂时办不到的事情，要向人民公开的反复的解释。
四、1957年的预算，收支各为308.65亿元（其中包括自筹资金2.15亿元。308.65亿元折合旧价为317.65亿元）。在预算支出中，经济建设支出为157.26亿元，社会文教支出为39.3亿元，国防支出为57亿元，行政支出为25亿元，债务支出为8.42亿元，援外和其他支出为6.41亿元，国家物资储备支出为5亿元，信贷资金为5亿元，总预备费为5.26亿元。在经济、文教、国防、行政支出中，基本建设投资合计为126.73亿元（折合旧价约为135.73亿元），其中自筹资金2.15亿元。1957年度预算是平衡的，但是打得较紧，并且应该使它与现金平衡相结合。
五、钱和材料只有这样多，1957年的年度计划，在某些方面必须比1956年作适当压缩，以便既能保证重点建设，又能照顾人民生活需要。压缩的重点在中央，地方也应尽可能的压缩。虽然如此，总的说来，我们的建设事业还是前进的，因为1957年的收支均比今年有所增加，收入增加22.5亿元，即增长8.2％；支出增加9.53亿元，即增长3.2％。关于压缩问题，必须做到合理安排，不出乱子。物资不足，应该首先支持必要的生产，同时注意平衡。
六、要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发动一个增产节约运动。增产必须在原料有保证和社会需要的条件下进行，同时必须保证质量和减少工伤事故。节约是有希望的，必须在不降低质量和减少工伤事故的条件下讲求节约。在企业、事业和行政开支方面，必须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作风，厉行节约。在生产和基本建设方面，必须节约原材料，适当降低成本和造价，厉行节约。
七、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但是应该注意仍然存在的一部分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对于资产阶级分子和知识分子的旧思想和旧习惯的改造，要在巩固团结他们的方针下，继续进行长期的教育。人民内部的问题和党内问题的解决的方法，不是采用大民主而是采用小民主。要知道，在人民方面来说，历史上一切大的民主运动，都是用来反对阶级敌人的。
在会议休息时，吴冷西走进政治局常委休息室，见毛泽东正和常委们议论铁托11月11日在南斯拉夫西部海滨城市普拉的演说。铁托在这次演说中，从匈牙利事件讲起，攻击所谓的“斯大林主义”和所谓的“斯大林主义分子”。他还说：“问题不仅仅是个人崇拜，问题是使得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在于官僚主义的组织机构”。他号召把各国党内的斯大林主义分子赶下台。
毛泽东见吴冷西来了，就说要他让新华社把铁托讲话的全文译出来，还说让在座的胡乔木和吴冷西一起，研究起草文章回答铁托。
11月14日，周恩来将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小组长会议上讲话的数字核对后，退还给毛泽东。毛泽东在稿件上写了一个批语：
“即刻印发明天到会全体人员。”
11月15日，八届二中全会就要结束了，毛泽东发表了重要总结讲话，他说：
“我讲4个问题，经济问题，国际形势问题，中苏关系问题，大民主小民主问题（参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关于经济问题，他在谈到第1个五年计划和国家预算时说：
“我们对问题要做全面的分析，才能解决得妥当。进还是退，上马还是下马，都要按照辩证法。”“看电影，银幕上那些人净是那么活动，但是拿电影拷贝一看，每一小片都是不动的。《庄子》的《天下篇》说：‘飞鸟之景，未尝动也。’世界上就是这样一个辩证法：又动又不动。净是不动没有，净是动也没有。动是绝对的，静是暂时的，有条件的。”
“青年要犯错误，老年就不犯错误呀？孔夫子说，他70岁干什么都合乎客观规律了，我就不相信，那是吹牛皮。”“犯一点错误也并不坏。成绩有两重性，错误也有两重性。成绩能够鼓励人，同时会使人骄傲；错误使人倒霉，使人着急，是个敌人，同时也是我们很好的教员。”
关于中苏关系问题，毛泽东说：
“关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我想讲一点。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欧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也批评苏联，这个领袖就是陶里亚蒂。帝国主义也拿这把刀子杀人，杜勒斯就拿起来耍了一顿。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丢出去的。我们中国没有丢。我们第一条是保护斯大林，第二条也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我们不像有些人那样，丑化斯大林，毁灭斯大林，而是按照实际情况办事。
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大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
“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
关于大民主小民主问题，毛泽东说：
“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
“现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是古人有言，其人叫王熙凤，又叫凤姐儿，就是她说的。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
“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搞不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这里再讲个达赖的问题。佛菩萨死了2500年，现在达赖他们想去印度朝佛。让他去，还是不让他去？中央认为，还是让他去好，不让他去不好。过几天他就要动身了。劝他坐飞机，他不坐，要坐汽车，通过噶伦堡，而噶伦堡有各国的侦探，有国民党的特务。要估计到达赖可能不回来，不仅不回来，而且天天骂娘，说‘共产党侵略西藏’等等，甚至在印度宣布‘西藏独立’；他也可能指使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来一个号召，大闹起事，要把我们轰走，而他自己却说他不在那里，不负责任。这种可能，是从坏的方面着想。出现这种坏的情况，我也高兴。我们的西藏工委和军队要准备着，把堡垒修起来，把粮食、水多搞一点。我们就是那几个兵，横直各有各的自由，你要打，我就防，你要攻，我就守。我们总是不要先攻，先让他们攻，然后来它一个反攻，把那些进攻者狠狠打垮。跑掉一个达赖，我就伤心？再加9个，跑掉10个，我也不伤心。我们有经验一条，就是张国焘跑了并不坏。捆绑不成夫妻。他不爱你这个地方了，他想跑，就让他跑。跑出去对我们有什么坏处呢？没有什么坏处，无非是骂人。我们共产党是被人家骂了35年的，无非是骂共产党‘穷凶极恶’、‘共产共妻’、‘惨无人道’那一套。加一个达赖，再加一个什么人，有什么要紧。再骂35年，还只有70年。一个人怕挨骂，我看不好。有人怕泄露机密，张国焘还不是有那么多机密，但是没有听见因为张国焘泄露机密，我们的事情办坏了。”
“我们党有成百万有经验的干部。我们这些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是土生土长，联系群众，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我们有这么一套干部：有建党时期的，有北伐战争时期的，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有抗日战争时期的，有解放战争时期的，有全国解放以后的，他们都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产。东欧一些国家不很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这样一套干部。我们有在不同革命时期经过考验的这样一套干部，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要有这个信心。”
“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
“我赞成在和平时期逐步缩小军队干部跟军队以外干部的薪水差额，但不是完全平均主义。我是历来主张军队要艰苦奋斗，要成为模范的。1949年在这个地方开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将军主张军队要增加薪水，有许多同志赞成，我就反对。他举的例子是资本家吃饭5个碗，解放军吃饭是盐水加一点酸菜，他说这不行。我说这恰恰是好事。你是5个碗，我们吃酸菜。这个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解放军得人心就是这个酸菜，当然，还有别的。现在部队的伙食改善了，已经比专吃酸菜有所不同了。但根本的是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很多苹果，我们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我看了那个消息很感动。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我们的纪律就建筑在这个自觉性上边。这是我们党的领导和教育的结果。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一个苹果不吃，饿死人没有呢？没有饿死，还有小米加酸菜。在必要的时候，在座的同志们要住棚子。在过草地的时候，没有棚子都可以住，现在有棚子为什么不可以住？军队这几天开会，他们慷慨激昂，愿意克己节省。军队这样，其他的人更要艰苦奋斗。不然，军队就将你的军了。在座的有文有武，我们拿武来将文。解放军是一个好军队，我是很喜欢这个军队的。”
八届二中全会决定：增补黄克诚、粟裕、陈赓、谭政、萧劲光、王树声、许光达、萧华、刘亚楼、洪学智为中共中央军委委员。
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确定从1957年下半年起，开展党内整风运动：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
这次全会未作正式决议，会后发表了公报。
欲知八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如何继续处理国际关系？请看下一章详细叙述。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说到“军队要艰苦奋斗，要成为模范的”话题时，强调“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这个真理一万年也不会过时！而反对他的人，看重的基本上都是物质刺激的作用。二者相较，的确有天壤之别！如果认真地将毛泽东时代人人比奉献的社会新风尚，与资本主义社会物欲横流的丑恶现象做一比对，就不难明白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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