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章
“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
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我们找到了这个形式，适合现在这
个群众斗争的内容，适合现在阶级斗争的内容，适合正确处理人民
内部矛盾的问题。抓住了这个形式，今后的事情就好办得多了。大
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革命的问题也好，建设的问题也好，
都可以用这个鸣放辩论的形式去解决，而且会解决得比较快。”
话说1957年10月3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国防部部长斯彼哈尔斯基率领的波兰军事代表团，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在座。毛泽东说：
“斯大林在后期犯了一些错误，那是局部的、暂时的现象。应把局部的、暂时的现象与整体的、长远的现象区别开。错误和缺点，当然会引起不愉快。不愉快的事我们也遇到过。但十月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打垮法西斯、帮助全世界无产阶级等是主要的，从这方面看，就可以想得通了。尽管苏联有缺点，它是反对帝国主义、保卫和平的主要力量。我们也有机械搬用苏联经验的问题并曾受到损失。我们不把此事归罪于第三国际和斯大林，我们把此事看作应由自己负的责任。第三国际后期的那种生硬作风是错误的，但谁叫你中国人听呢？我劝波兰同志也自己负起责任来。我们在1942年进行整风批评了教条主义以后，一方面反对硬搬，另一方面强调学习。近15年来我们得了很大好处。在此期间硬搬的情况也还有，但只是局部的，已没有大危险了。苏联的经验有两种，正确的和错误的，正确的是主要的、大量的，错误的是局部的、暂时的。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错误经验，也可以教育我们。那些错误已经犯过了，只仇恨是不行的，应该以科学的态度客观地对待错误，取得经验。波兰同志们可能气还未完全消，我劝同志们让过去的问题慢慢过去，气慢慢消下来，把错误当成教训，自己担起担子来。要解决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需要时间。资产阶级是我国文化最高的阶级，他们在社会上还造成了一种习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影响很深。但是，我们不能不要他们，否则就没有教授、工程师、科学家、艺术家，所以对他们是改造的问题。我们认为，大部分知识分子、富裕中农、地主、资本家是可以改造的。我们相信社会主义一定胜利，这是不可动摇的，但可能性和现实性这是两个问题。我们需要争取和平时间，如果20年内无战争，事情就好办了。中国是在一片落后的基地上开辟了道路，落后的尚未扫清，基本道路已开辟了。我们的经济计划搞得是否对，还要10年到15年后才能断定。”
10月7日下午1时半，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各组组长会议。他在讲话中说：
“我们有两次革命。一次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集中打倒国民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个体经济采取保护的方针，财产不动，只是在党内反资本主义思想。第二次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在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1953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到现在4年半，基本上改变了私有制。反映到‘八大’文件上是肯定基本上解决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现在看，这也没有错。基本上解决，并不是说完全解决。所有制解决了，政治上、思想上还没有解决。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富裕中农中有一部分人不服。‘八大’没有完全看清楚。那时对阶级斗争强调得不够，因为他们表现服服帖帖。现在他们又造反，所以又要强调，青岛会议文件是一个补充。过渡时期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阶级斗争，10年、15年以后还会有。只要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活动，不但总是带着阶级斗争的性质，而且总是同国际上的反动派互相呼应的。现在按青岛会议的文件去讲，但不要登报，不要广播。我们确有三个主义，现在大讲阶级矛盾是主要的，就容易把党内的三个主义都挂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的账上。实际上不完全都是这个矛盾，还有领导与被领导、这一部分与那一部分、老工人与新工人、群众与官僚主义的矛盾。否则，只把主要矛盾集中到资产阶级与富裕中农身上，容易放松了对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阶级矛盾与敌我矛盾有区别。资产阶级同我们的矛盾，有对抗性的和非对抗性的两面。一般说来，资产阶级、富裕农民同我们的矛盾仍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是非对抗性的，但处理得不好也会转化成敌我矛盾。阶级矛盾，重要的是在同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他们的知识分子这3部分人民之间，有的不对抗，有的对抗。人民内部矛盾包括着阶级矛盾（因为资产阶级还有选举权）。敌我矛盾是阶级矛盾，但阶级矛盾不一定就是敌我矛盾。阶级矛盾内有敌我矛盾，但不是主要的，大部分是人民内部矛盾。总起来讲，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八大’文件上只讲所有制、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没有讲人与人的关系。‘八大’反映那时的情况，现在反映现在的情况。‘八大’决议说，目前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将来还会有，因此这句话从长远讲也对，但现在看则不适当。现在我们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基本上还是适合的，现在我们经过价值法则来管理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是比较好的。但也有不完善的地方，如三个主义。为什么说现在的社会主义制度基本适合？如搞水利，不搞不能增产，但没有合作社，搞水利是搞不起来的。如搞工业，那么多项重点建设，没有社会主义制度不行。印度第1个五年计划只发展了几十万吨钢，证明我们的社会制度是优越的。所以说，我们的社会制度基本上是适合的，但不是完全适合，与斯大林的提法不一样。‘八大’决议的那句话是不适当的，但也没有坏处，它不妨碍生产，不妨碍反右派等。同时它也反映了一个要求，要求加强物质基础（和外国比较，我们是很落后），那句话并非专门从矛盾这个范畴来讲的。既没有害处，现在就不必去改它，否则引起麻烦和争论，将来再作适当的解释。”
10月9日，是中共中央扩大的八届三中全会的最后一天。会议通过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有关工人、职员的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规定（草案）》。
这天下午3时，毛泽东在闭幕式上作了重要讲话。他的讲话提纲是这样写的：
这次会议的评价：明确方针，交流经验，统一意志。
我们的革命如此丰富，工作进展异常迅速。不论革命工作、建设工作都是如此。
最好每年开一次这样的会议。
整风：大胆地放，彻底地放，坚决地放。大胆地改，彻底地改，坚决地改。
1957年中国革命创造了一个最革命最生动最民主的群众斗争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和大字报。革命的内容找到了适合自己发展的形式。从此无论大是大非、小是小非的问题，无论是革命的问题、建设的问题，都可以用辩论的形式去迅速地解决。发挥群众的主动性、责任心，克服领导者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领导与群众就容易打成一片了。从此形成传统，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在此基础上建立巩固的集中制，建立巩固的对反动派和坏人的专政。
农业：四十条大约几天之后，即可改好发出，请你们在农村中组织一次很好的鸣放辩论，发扬正气，驳倒歪风。
省、地、县、区、乡、社都要搞农业规划。“全面规划，加强领导，书记动手，全党办社”。
整风生产两不误。又要领导整风，又要领导生产，生产就要有规划。
何时可以做好一个长远规划？已有几年经验了，今冬明春是否可以做好？明年五一以前做好？或者明年做好？只有10年了，要完成“四、五、八”。
6级规划都要在农村中鸣放辩论，是否要分期分批，不然恐农民吃不消。
粮食有了底了，以后将好办得多，准备对付大荒年。
国家积累外，合作社积累和家庭积累，均很重要。湖南办法：总产值（30亿元）扣20％为生产费（6亿元），其中以20％为基建费（1.2亿元），按照社章抽5％的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在外。管理费必须缩小到1％。
积累丰歉不同，以丰补歉。
全国每个人都要有大志，远大理想目标。
要将大吃大喝、不善持家的风气转变过来，经过大鸣大辩的方法。
红白喜事中的陋习和浪费，也要经过鸣辩逐步解决，10年改革完毕，是否可能？
振起精神，一定要灭掉4害，乐昌县岐乐社的经验立即推广到全国。两年试点，5年突击，3年扫尾，全国基本上变成4无国。
人口问题：3年试点，3年推广，4年普做，达到计划生育，是否可能？
工农商学的综合计划，完全必要，浙江文件，值得一阅。
红安县的经验值得注意，各级领导办试验田。我们不但政治要摸底，技术必须摸底，业务必须摸底。
也是10年计划，10年内必须精通工业、农业各种技术业务，将自己和许多人都交得“又红又专”，基本上完成建立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伟大任务。对此，各级均要有计划。“十年树人”极为必要，非此不能建立社会主义。加上过去8年，18年树人，估计可以基本造成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的专家队伍。往后是扩大加深，再有10年，到第5个五年计划，形势就更不同了，争取以28年基本上达到苏联40年的水平，是否可能？
在以重工业为中心任务的条件下，实行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逐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与现代化的农业。
两种方法：都可达到目的，一种慢一点、差一点，一种快一点、好一点。
实事求是的合乎实际的多快好省，反对主观主义的所谓多快好省。
党委还是促进委员会，不是促退委员会。有些暂时地局部地促退正是为了促进。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
千方百计，想尽一切办法。
厉家寨（被毛泽东称为“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一个典型——笔者注），每一社。
省、县、地的规划。
每年开1次3级干部会。
黄敬、彭真（只改一个字）、韶关三发言。
军队要整风。
将来农业粮食生产要亩产800斤，1000斤，2000斤。21世纪初。
苏联、东欧、中国，主要矛盾。
振作精神，下苦功学习，10年学会马列、技术科学、哲学、文学、艺术学、新闻学、教育学。打纸牌、下棋、看电影、跳舞也要一点，但不可着迷，把主要精力放在工作、学习二件上，玩是需要的，但是第三位。人的脑力能够有很大的发展。萧楚女、齐白石、高尔基、玄奘、惠能、梁鸿、富兰克林为例。
毛泽东这个讲话全文后来被收录在《毛泽东选集》第5卷中，题目是《做革命的促进派》，摘要如下：
“这次会议开得很好。这样扩大的中央全会，有省委和地委的同志参加，实际是3级干部会，对于明确方针，交流经验，统一意志，有好处。
这样的会，恐怕是有必要一年开一次。因为我们这么一个大国，工作复杂得很。去年这一年没有开，就吃亏，来了一个右倾。前年来了一个高涨，去年就来了一个松劲。当然，去年开‘八大’了，也没有时间。再开这样的会议，可以掺少数县委书记和一些大城市的若干区委书记，比如再加百把人是可以的。我建议各省也开一次全省性的3级或者4级干部会议，掺一部分合作社的干部，把问题扯清楚。”
“讲一讲整风。要大胆地放，彻底地放，坚决地放；要大胆地改，彻底地改，坚决地改。我们要有这样的决心。那末，还要不要加一个反右派，大大的反？可以不加。因为反右派是上了轨道的，有些地方已经结束了。现在的重点是基层的放，基层的改，就是县、区、乡3级的鸣放和整改。中央和省市一级，有些部门放还是要放，但重心是改的问题。
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现在我们革命的内容找到了它的很适合的形式。这种形式，在过去是不能出现的。因为过去是打仗，五大运动，三大改造，这样从容辩论的形式不能产生。那个时候，从容辩论，摆事实，讲道理，搞它一年，不许可。现在许可了。我们找到了这个形式，适合现在这个群众斗争的内容，适合现在阶级斗争的内容，适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抓住了这个形式，今后的事情好办得多了。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革命的问题也好，建设的问题也好，都可以用这个鸣放辩论的形式去解决，而且会解决得比较快。左派不仅同中间派一道鸣放辩论，而且完全公开地同右派一道鸣放辩论，在农村里头同地主、富农一道鸣放辩论。公开登报，不怕出‘丑’，什么‘党天下’呀，什么‘共产党要让位’呀，‘下轿’呀。刚刚‘上轿’，右派要我们‘下轿’。这种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最适合发挥群众的主动性，提高群众的责任心。
我们党有民主的传统。没有民主的传统，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大字报。延安整风的时候，写笔记，自己反省，互相帮助，七、八个人一个小组，搞了几个月。我接触的人都感谢那一次整风，说改变主观主义就是那一次开始。土地改革的时候，有事同群众一道商量，打通思想。我们军队里头，连长给战士们盖被子，同战士很平等地友谊地谈话。延安整风，土地改革，军队里头的民主生活，还有‘三查三整’，后头的‘三反’‘五反’，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等，这中间都有丰富的民主形式。但是，这样的大鸣、大放、大争、大辩，然后还要搞和风细雨，商量，启发，这种形式只有现在这个时候才能产生。找到了这种形式，对于我们的事业会有很大的好处，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所谓命令主义，就是打人骂人，强迫执行），领导干部同群众打成一片，就容易做到了。
我们的民主传统今年是一个很大的发展，以后要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传下去。这种形式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民主。这种民主，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有，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有。在这样的民主基础上，不是削弱集中，而是更加巩固了集中制，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因为无产阶级专政要靠广大的同盟军，单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不行。中国无产阶级数量少，只有一千多万人，它要靠几亿人口的贫农、下中农、城市贫民、贫苦的手工业者和革命知识分子，才能实行专政，不然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发动了他们的积极性，无产阶级专政就巩固起来了。”
“我看中国就是靠精耕细作吃饭。将来，中国要变成世界第一个高产的国家。有的县现在已经是亩产千斤了，半个世纪搞到亩产两千斤行不行呀？将来是不是黄河以北亩产800斤，淮河以北亩产1000斤，淮河以南亩产2000斤？到21世纪初达到这个指标，还有几十年，也许不要那么多时间。”
“中国人要有志气。我们应当教育全国城市、乡村的每一个人，要有远大的目标，有志气。大吃、大喝，统统吃光、喝光，算不算一种志气呢？这不算什么志气。要勤俭持家，作长远打算。什么红白喜事，讨媳妇，死了人，大办其酒席，实在可以不必。应当在这些地方节省，不要浪费。这是改革旧习惯。把这个习惯改过来，要通过大鸣大放，也许是小鸣小放，争一番。还有赌博，这样的问题过去是没有法子禁止的，只有大鸣大放，经过辩论，才能改过来。我看，改革旧习惯也要列入规划。”
“计划生育，也来个10年规划。少数民族地区不要去推广，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广。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进行试点，逐步推广，逐步达到普遍计划生育。计划生育，要公开作教育，无非也是来个大鸣大放、大辩论。人类在生育上头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
“我们要摸农业技术的底。搞农业不学技术不行了。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统一的，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但是，专搞政治，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也不行。我们的同志，无论搞工业的，搞农业的，搞商业的，搞文教的，都要学一点技术和业务。我看也要搞一个10年规划。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所谓先专后红就是先白后红，是错误的。因为那种人实在想白下去，后红不过是一句空话。现在，有些干部红也不红了，是富农思想了。有一些人是白的，比如党内的右派，政治上是白的，技术上又不专。有一些人是灰色的，还有一些人是桃红色的。真正大红，像我们的五星红旗那样的红，那是左派。但是单有红还不行，还要懂得业务，懂得技术。现在有许多干部就是一个红，就不专，不懂业务，不懂技术。右派说我们不能领导，‘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我们驳右派说，我们能领导。我们能者是政治上能。至于技术，我们有许多还不懂，但那个技术是可以学懂的。
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庞大的技术队伍和理论队伍，社会主义是不能建成的。我们要在这10年内（科学规划也是12年，还有10年），建立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我们的党员和党外积极分子都要努力争取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各级特别是省、地、县这3级要有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计划，不然，时间过去了，人还没有培养出来，中国有句古话：‘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百年树人，减少九十年，十年树人。十年树木是不对的，在南方要25年，在北方要更多的时间。十年树人倒是可以的。我们已经过了8年，加上10年，是18年，估计可能基本上造成工人阶级的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专家队伍。10年以后就扩大这个队伍，提高这个队伍。”
“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好、省我看没有哪个人反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人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本来，好、省是限制多、快的。好者，就是质量好；省者，就是少用钱；多者，就是多办事；快者，也是多办事。这个口号本身就限制了它自己，因为有好、省，既要质量好，又要少用钱，那个不切实际的多，不切实际的快，就不可能了。我高兴的就是在这个会议上有个把同志讲到这个问题。还有，在报纸上我也看见那么一篇文章，提到这个问题。我们讲的是实事求是的合乎实际的多、快、好、省，不是主观主义的多、快、好、省。我们总是要尽可能争取多一点，争取快一点，只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所谓多、快。去年下半年一股风，把这个口号扫掉了，我还想恢复。”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现在的任务跟过去不同了。过去主要是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那个任务已经完结了。那末，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着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八大’的决议没有提这个问题。‘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我们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全国胜利以后，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后头没有公开提，但是事实上在那里做了，革命已经转到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干的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件事。三大改造是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已基本完成。这是尖锐的阶级斗争。
去年下半年，阶级斗争有过缓和，那是有意识地要缓和一下。但是，你一缓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主、富农以及一部分富裕中农，就向我们进攻，这是今年的事。我们缓和一下，他进攻，那也好，我们取得主动。正像人民日报一篇社论说的，‘树欲静而风不止’。他要吹风嘛！他要吹几级台风。那末好，我们就搞‘防护林带’。这就是反右派，就是整风。
整风有两个任务：一个任务是反右派，包括反资产阶级思想，一个任务是整改，整改里头也包含两条路线斗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党内存在这3个东西，这个帐要挂在资产阶级身上。一两百年以后，还可不可以挂呢？那个时候恐怕不好挂了。那个时候有没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还是有的，那就挂在落后帐上。社会上总有左、中、右，总有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那时你犯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那你就是落后。”
10月13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13次会议，并在会议上发表了长篇讲话，后来以《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摘要如下：
“现在整风找出了一种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是群众创造的一种新形式，跟我们党历史上采取过的形式是有区别的。延安那一次整风，也出了一点大字报，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提倡。后来‘三查三整’，也没有采取这种形式。在革命战争时期，没有人给我们发饷，没有制造枪炮的工厂，我们的党和军队就是依靠战士，依靠当地人民，依靠群众。所以，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民主作风。但是，那个时候，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是什么理由？就是那个时候金鼓齐鸣，在打仗，阶级斗争那么尖锐，如果内部这么大闹，那就不好了。现在不同了，战争结束了，全国除台湾省外都解放了。所以，就出现了这种新形式。新的革命内容，它要找到新的形式。现在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它找到了这种新形式。这种形式，可以很快普及，很快学会，几个月就可以学会。
对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主要有两怕：一个是怕乱。你们怕不怕乱？我看有许多人是怕乱的。还有一个是怕下不得台。当工厂厂长的，当合作社主任的，当学校校长的，当党委书记的，怕一放出来，火一烧，怎么下台呀？”“为什么可以不怕？为什么放有利？大鸣大放有利，还是小鸣小放有利？或者不鸣不放有利？不鸣不放是不利的，小鸣小放不能解决问题，还是要大鸣大放。大鸣大放，一不会乱，二不会下不得台。当然，个别的人除外，比如丁玲，她就下不得台。还有冯雪峰，他在那里放火，目的是要烧共产党，就下不得台。那是少数人，是右派。其他的人就不要怕下不得台，可以下台的。无非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之类的毛病，有则改之，不应当怕。基础就是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相信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是好人。工人的大多数是好人，农民的大多数是好人。共产党里，青年团里，大多数是好人。他们不是想要把我们国家搞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本家、民主党派成员的多数，是可以改造的。所以我们不要怕乱，不会乱，乱不了。应当相信多数，这里所谓多数，是不是51%呢？不是的，是90%到98%。”
“现在是过社会主义的关，有些人就难过。比如，湖北有那么一个雇农出身的党员，他家是三代要饭，解放后翻身了，发家了，当了区一级干部。这回他非常不满意社会主义，非常不赞成合作化，要搞‘自由’，反对统购统销。现在开了他的展览会，进行阶级教育，他痛哭流涕，表示愿意改正错误。为什么社会主义这个关难过呢？因为这一关是要破资本主义所有制，使它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要破个体所有制，使它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当然，这个斗争要搞很多年的，究竟多长时间叫过渡时期，现在也还很难定。今年是斗争的一个洪峰。以后是不是年年要来一个洪峰？象每年黄河的洪峰要来一样，我看恐怕不是那样。但是，这样的洪峰，以后也还会有的。
现在，全国究竟有多少人不赞成社会主义？我和许多地方同志摸了这个底。在全国总人口中间，大概有10%的人，是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这里包括地主阶级，富农，一部分富裕中农，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部分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甚至个别的工人、贫下中农。6亿人口的10%是多少呢？是6000万人。这个数目不小，不要把它看小了。
我们说要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有两个出发点：第一，我们有90%的人赞成社会主义。这里包括无产阶级，农村里头半无产阶级的贫农，下中农，还有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多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多数，以及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第二，在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人里边，最顽固的分子，包括极右派，反革命，搞破坏的，还有不搞破坏但很顽固的，可能要带着顽固头脑到棺材里面去的，这样的人有多少呢？大概只有2%左右。全国人口的2%是多少呢？就是1200万。1200万人，如果集合起来，手里拿了枪，那是个很大的军队。但是，为什么天下又不会大乱呢？因为他们是分散在这个合作社，那个合作社；这个农村，那个农村；这个工厂，那个工厂；这个学校，那个学校；这个共产党支部，那个共产党支部；这个青年团支部，那个青年团支部；这个民主党派的支部，那个民主党派的支部；是分散在各处，不能集合，所以天下不会大乱。”
“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他们里头的右派和中间派，对于共产党、无产阶级的领导是不服气的。讲拥护共产党，拥护宪法，那也是拥护的，手也是举的，但是心里是不那么服气的。这里头就要分别了，右派是对抗的，中间派是半服半不服的。不是有人讲共产党这样也不能领导，那样也不能领导吗？不仅右派有这个思想，中间派有些人也有。总而言之，照他们的说法，差不多就完了，共产党非搬到外国不可，无产阶级非上别的星球不可。因为你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嘛！无论讲那一行，右派都说你不行。这一次辩论的主要目的，就是争取半服半不服的中间派，使他们懂得这个社会发展规律究竟是一件什么事，还是要听文化不高的无产阶级的话，在农村里头要听贫农、下中农的话。讲文化，无产阶级、贫农、下中农不如他们，但是讲革命，就是无产阶级、贫农、下中农行。这可不可以说服多数人？可以说服多数人。资产阶级的多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多数，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多数，是可以说服的。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员、艺术家、文学家、科学家、工程师中的多数，是可以说服的。不大服气的，过若干年，慢慢就会服气了。
在多数人拥护社会主义这个基础上，在现在这个时候，出现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很有益处。这种形式是没有阶级性的。什么大鸣、大放、大字报，右派也可以搞。感谢右派，‘大’字是他们发明的。我在今年2月27日的讲话中， 并没有讲什么大鸣， 大放，大辩论，没有这个‘大’字。去年5月，我们在这里开会讲百花齐放，那是一个‘放’，百家争鸣，那是一个‘鸣’，就没有这个‘大’字，并且是限于文学艺术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后来右派要涉及政治，就是什么问题都要鸣放，叫作鸣放时期，而且要搞大鸣大放。可见，这个口号无产阶级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左派可以用，中间派可以用，右派也可以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究竟对哪个阶级有利？归根结底，对无产阶级有利，对资产阶级右派不利。原因是，90%的人不愿意国家乱，而愿意建成社会主义，10%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人中间，有许多人是动摇的，至于坚决反社会主义的分子，只有2%。你乱得了呀？所以，大鸣大放的口号，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方式和方法，归根结底有利于多数人，有利于多数人的自我改造。两条道路，一条社会主义，一条资本主义，归根结底有利于社会主义。
我们不要怕乱，也不要怕下不得台。右派是下不了台的，但也还是可以下台。按照辩证法，我看右派会一分为二。可能有相当多的右派分子，大势所趋，他们想通了，转好了，比较老实，比较不十分顽固了，那个时候把帽子一摘，就不要叫右派了，并且还要安排工作。少数极顽固的，可能死不改悔，戴着右派帽子进棺材，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这样的人总是会有的。
右派这么闹一下，使我们摸了一个底：一方面，赞成社会主义的，是90%，可能争取到98%；另一方面，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是10%，其中坚决反社会主义的死硬派只有2%。摸了这样的底，就心中有数了。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在多数人拥护社会主义的基础上，用我们这个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办法，可以避免匈牙利那样的事件，也可以避免现在波兰发生的那样的事件。我们不需要象波兰那样封一个刊物，我们只要党报发一两篇社论就行了。对文汇报，我们写了两篇社论批评它，头一篇不彻底，没有讲透问题，再发第二篇社论，它就自己改。新民报也是它自己改。在波兰就不行，他们那里反革命的问题没有解决，右派的问题没有解决，走那条道路的问题没有解决，又不抓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所以封一个刊物就惹起事来了。我看中国的事情好办，我是从来不悲观的。我不是说过，乱不了，不怕乱吗？乱子可以变成好事。凡是放得彻底的地方，鬼叫一个时候，大乱一阵，事情就更好办了。”
“资产阶级要灭掉。不是讲把人灭掉，是把这个阶级灭掉，人要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改造，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要改造，可以逐步地改造过来，改造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我讲过，‘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知识分子如果不附在无产阶级身上，就有作‘梁上君子’的危险。现在许多人进了工会，有人说进了工会岂不就变成工人阶级了吗？不。有的人进了共产党，他还反共，丁玲、冯雪峰不就是共产党员反共吗？进了工会不等于就是工人阶级，还要有一个改造过程。”
“一个工厂，大字报一贴，几千张，那个工厂领导人也是很难受的。有那么10天左右的时间，有些人就不干了，想辞职，说是受不了，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北京那些大学的党委书记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那时候右派他们说，你们不能驳，只能他们鸣放。我们也讲，要让他们放，不要驳。所以，5月我们不驳，6月8日以前，我们一概不驳，这样就充分鸣放出来了。鸣放出来的东西，大概90%以上是正确的，有百分之几是右派言论。在那个时候，就是要硬着头皮听，听了再反击。”
“世界上有些事就是那么怪，3年不整风，共产党、青年团、民主党派、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员、新闻记者、工程师、科学家里头，又要出许多怪议论，资本主义思想又要抬头。比如房子每天要打扫，脸每天要洗一样，整风我看以后大体上一年搞一次，一次个把月就行了。”
“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承认有改造的必要。右派就不承认自己有改造的必要，而且影响其他一些人也不大愿意改造，说自己已经改造好了。章乃器说，改造那怎么得了，那叫做抽筋剥皮。我们说要脱胎换骨，他说脱胎换骨就会抽筋剥皮。这位先生，谁人去抽他的筋，剥他的皮？许多人忘记了我们的目的是干什么，为什么要这么搞，社会主义有什么好处。为什么要思想改造？就是为了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建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些老知识分子会要逼得非变不可，因为新知识分子起来了。讲学问，你说他现在不行，他将来是会行的。这批新的人出来了，就对老科学家、老工程师、老教授、老教员将了一军，逼得他们非前进不可。我们估计，大多数人是能够前进的，一部分是能够改造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
无产阶级必须造就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这跟资产阶级要造就它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一样。一个阶级的政权，没有自己的知识分子那是不行的。美国没有那样一些知识分子，它资产阶级专政怎么能行？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一定要造就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包括从旧社会来的经过改造真正站稳工人阶级立场的一切知识分子。右派中间那些不愿意变的，大概章乃器算一个。你要他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就不干，他说他早已变好了，是‘红色资产阶级’。自报公议嘛，你自报可以，大家还要公议。我们说，你还不行，你章乃器是白色资产阶级。有人说，要先专后红。所谓先专后红，就是先白后红。他在这个时候不红，要到将来再红，这个时候不红，他是什么颜色呀？还不是白色的。知识分子要同时是红的，又是专的。要红，就要下一个决心，彻底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这并不是要读很多书，而是要真正弄懂什么叫无产阶级，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只有无产阶级有前途，其他阶级都是过渡的阶级，为什么我们这个国家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为什么一定要共产党领导等等问题。”
“反击右派总要告一个段落嘛！这一点，有的右派估计到了。他说，这个风潮总要过去就是了。很正确呀，你不能老反右派，天天反，年年反。比如，现在北京这个反右派的空气，就比较不那么浓厚了，因为反得差不多了，不过还没有完结，不要松劲。现在有些右派死不投降，象罗隆基、章乃器就是死不投降。我看还要说服他，说几次，他硬是不服，你还能天天同他开会呀？一部分死硬派，他永远不肯改，那也就算了。他们人数很少，摆到那里，摆他几十年，听他怎么办。多数人总是要向前进的。
是不是要把右派分子丢到海里头去呢？我们一个也不丢。右派，因为他们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所以是一种敌对的力量。但是，现在我们不把他们当作地主、反革命分子那么对待，其基本标志，就是不取消他们的选举权。也许有个别的人，要取消他的选举权，让他劳动改造。我们采取不提人，又不剥夺选举权的办法，给他们一个转弯的余地，以利于分化他们。不是刚才讲分两种人吗？一种是改正了以后，可以把右派分子帽子摘掉，归到人民的队伍；一种就是顽固到底，一直到见阎王。他说，我是不投降的，阎王老爷你看我多么有‘骨气’呀！他是资产阶级的忠臣。右派跟封建残余、反革命是有联系的，通气的，彼此呼应的。那个文汇报，地主看了非常高兴，他就买来对农民读，吓唬农民说，你看报纸上载了的呀！他想倒算。还有帝国主义、蒋介石跟右派也是通气的。比如台湾、香港的反动派，对储安平的‘党天下’，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是很拥护的。美帝国主义也很同情右派。我曾经跟各位讲过，假如美国人打到北京，你们怎么样？采取什么态度？准备怎么做？是跟美国一起组织维持会？还是跟我们上山？我说，我的主意是上山，第一步到张家口，第二步就到延安。说这个话是极而言之，把问题讲透，不怕乱。你美国占领半个中国我也不怕。日本不是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吗？后来我们不是打出一个新中国来了吗？我跟日本人谈过，要感谢日本帝国主义，他们这个侵略对于我们很有好处，激发了我们全民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提高了我国人民的觉悟。
右派不讲老实话，他不老实，瞒着我们干坏事。谁晓得章伯钧搞了那么多坏事？我看这种人是官越做得高，反就越造得大。章罗同盟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最喜欢了。他们利用这两个口号反对我们。我们说要长期共存，他们搞短期共存；我们说要互相监督，他们不接受监督。一个时期他们疯狂得很，结果走到反面，长期共存变成短期共存。章伯钧的部长怎么样呀？部长恐怕当不成了。右派当部长，人民恐怕不赞成吧！还有一些著名的右派，原来是人民代表，现在怎么办？恐怕难安排了。比如丁玲，就不能当人民代表了。有些人，一点职务不安排，一点工作不给做，恐怕也不好。比如钱伟长，恐怕教授还可以当，副校长就当不成了。还有一些人，教授恐怕暂时也不能当，学生不听。那末干什么事呢？可以在学校里头分配一点别的工作，让他有所改造，过几年再教书。这些问题都要考虑，是一个麻烦的问题。革命这个事情就是一个麻烦的事情。对右派如何处理，如何安排，这个问题请诸位去议一下。”
“我们预计，经过3个五年计划，钢的年产量可以搞到2000万吨。今年是520万吨，再有10年大概就可以达到这个目标了。印度1952年钢产量是160万吨，现在是170几万吨，它搞了5年只增加十几万吨。我们呢？1949年只有19万吨，3年恢复时期搞到100多万吨，又搞了5年，达到520万吨，5年就增加300多万吨。再搞5年，就可以超过1000万吨，或者稍微多一点，达到1150万吨。然后，搞第3个五年计划，是不是可以达到2000万吨呢？是可能的。”
这天下午，毛泽东乘专机从北京到达杭州。
原来在前些时候，苏共中央提议利用各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庆祝活动的机会，召开一次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毛泽东来杭州就是为下个月访问苏联做准备工作的。
欲知毛泽东后来访苏情况如何？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1957年10月9日在中共八届扩大的三中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做革命的促进派》和10月13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3次会议上的讲话《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是两篇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凡是对那个时期开展党内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不理解或不明白的人，都应该好好读一读。只有了解了历史真相，才能够看清楚在这两个问题上向毛泽东泼污水的人是多么的荒唐！
[咨询微信号：qunfeiyang2014, 13937776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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