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章
“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曾经是世界上劳动人民和进步
人类千百年来的梦想。十月革命破天荒地第一次在世界上五分之
一的土地上，把这个梦想变成了现实。”
话说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全文如下：
上海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党组，中直党委，国家机关党委，总政治部（此件可发至县委和相当于县级的党组织）：
自反右派斗争开始以来，不少地方和部门分别拟定了一些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并要求中央予以审查批准。考虑到斗争中的实际需要，中央认为有必要制定一个统一的标准，以免各单位在划分右派分子的时候有轻有重的地方。现在将经过中央讨论通过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发给你们，请即下达到一切进行反右派斗争的单位，予以认真研究，在划分右派分子的时候即以此件为标准。同时望注意：
一、全国反右派斗争一般是进行得健康的，所划的右派分子，一般是适当的，但是也有划多了和划少了的情况。而在运动进到深入阶段，在切实纠正了温情主义右倾情绪以后，一些单位把右派的标准放得宽了一些，以至多划了一部分右派的情况，比较更需要引起注意。无论划多了或者划少了，都应该按照正确的标准及时地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但是在右派划得多了需要改正的单位，必须注意保护群众和积极分子的热情和正义感，不要使人产生“反右派斗争过火了”的错误印象。有些中右分子有过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言行，但是不够右派，如果当作右派斗争了，现在不要当众宣布对他的批判是错了，因为既有错误言行就应该批判。但是应在内部改划为中右分子，按照中右分子对待，并注意多加教育争取，到适当时机可以宣布因情节轻微已有悔改，脱掉他们的右派帽子。
二、为了正确地划分右派分子，达到既不多划又不少划的目的，除了要有适当的标准，还要有适当的审查批准手续。凡是各单位确定为右派分子的名单，必须报告县一级或县一级以上的党的领导机关审查批准。高级知识分子、重要民主人士中的右派分子和其他有特殊情况的右派分子的名单，必须报告省一级或省一级以上的党的领导机关审查批准。
三、上级领导机关除必须认真地审查所属单位上报的右派分子的名单外，还必须教育党员和群众十分重视对于实际情况的认真研究和具体分析，力戒浮夸和片面性。同时，还必须经常主动地细心地抽查和调阅所属单位右派分子的详细材料，及时纠正其中偏宽偏严的错误，并且对于极右分子、一般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的界限举出具体的人物和材料作为实例，切实帮助下级掌握正确划分的标准。
中央 1957年10月15日
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
一、凡言论、行动属于下列性质者，应划为右派分子：
1、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城市和农村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关于社会经济的基本政策（如工业化、统购统销等）；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坚持资本主义立场，宣扬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剥削。
2、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民主集中制。攻击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和人民政府的外交政策；攻击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否定“五大运动”的成就；反对对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人事制度和干部政策；要求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代替社会主义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
3、反对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反对共产党对于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的领导；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为目的而恶意地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污蔑工农干部和革命积极分子、污蔑共产党的革命活动和组织原则。
4、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共产党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团结。煽动群众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煽动工人和农民的分裂；煽动各民族之间的分裂；污蔑社会主义阵营，煽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之间的分裂。
5、组织和积极参加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小集团；蓄谋推翻某一部门或者某一基层单位的共产党的领导；煽动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的骚乱。
6、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关系，通情报，向他们报告革命组织的机密。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划为极右分子：
1、右派活动中的野心家、为首分子、主谋分子和骨干分子。
2、提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意见，并积极鼓吹这种意见的分子。
3、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特别恶劣、特别坚决的分子。
4、在历史上一贯反共反人民，在这次右派进攻中又积极进行反动活动的分子。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错误应于批评纠正，但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1、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对于局部性的工作制度，局部性的不属于根本原则的政策，工作中的问题，学术性的问题，共产党的个别组织，个别工作人员表示不满，提出批评的人，即使意见错误，措词尖锐，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同样，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在思想意识上有某些错误的人，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2、有过类似右派的思想，但是并未发表过或散布过，而且已经认为错误、自动检讨出来的人，或者偶然讲过类似右派的话，现在已经承认错误，而在历史上一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3、对于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或共产党的领导发表了错误的言论，但是并未积极宣传，事实证明不是出于敌意，经过指正表示愿意转变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4、一度盲目地附和了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或者一度被蒙蔽参加了右派小集团，或者一度被右派利用，在了解右派错误以后，迅速地站在正确立场，同右派决裂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5、历史上曾经站在反动立场，现在也没有显著的转变，但是在右派进攻时期并未进行反动活动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6、凡是界乎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之间的疑似分子，在尚未查出足以确定为右派分子的充分材料之前，一概不划为右派分子，并且不用斗争右派分子的方法来对对待他们。
10月15日这一天，苏中双方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协定规定：由苏方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
10月间，刘思齐在毛泽东的关怀下，办好了转学手续，进入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学习。
毛泽东一直为刘思齐的婚事操心，可是劝儿媳改嫁的话又很难说出口，于是就在刘思齐转学后，趁着她和李敏、李讷等几个小姐妹在一起玩的时候，故意提醒她们说：
“你们可要考虑找对象啰！”
“没人要呀！”
“上哪儿去找啊！”
“我们找不着哇！”
几个女孩子害羞地乱嚷了一通。毛泽东就笑着说：
“那你们就主动点嘛！”
“怎么主动呀？”
“那你们闭着眼睛上街抓一个呗！”
毛泽东依然笑眯眯的。刘思齐也开玩笑说：
“那抓个麻子怎么办？”
大家一阵哈哈大笑；毛泽东却说：
“只要人品好，有点麻子又有什么不好！”
10月下旬的一天，毛泽东在散步时问身边的俄文翻译李越然：
“李银桥呢？”
“我在这儿。”
卫士长李银桥闻声跑过来。毛泽东站住脚，指着李越然和李银桥说：
“你们这二李，一个管说话，一个管安全，这次跟我一道出去，我看你们俩也算得上哼哈二将了。”
李越然和李银桥忍不住都笑了。此时，毛泽东即将去苏联参加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杨尚昆为了使李越然能够更好地完成翻译任务，特意安排他来到毛泽东身边，让他进一步熟悉领袖的言谈特色和日常生活习惯。毛泽东望了二人一眼，又对李越然说：
“今年5月，伏老（指伏罗希洛夫——笔者注）来的时候，我看到大半个翻译都是你，你帮了我好多忙啊。”
李越然赶紧说：
“主席，这是我应该做的，只是水平还不够。”
毛泽东说：
“你看，我说的许多事，如果你翻译不过去，那伏老也不能理解，而伏老究竟什么心情，你不翻给我，我也不知道，可不是你帮了我的大忙了！”
10月29日，毛泽东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参加了会见。
此前，苏共中央预先为将要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起草了一份会议宣言草案，先征求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意见，在遭到南斯拉夫的反对后，又于10月28日向中共中央征求意见。毛泽东就这份宣言草案表明了中共中央的态度，他告诉尤金说：
“我们讨论了一次，有些初步意见。就宣言本身来讲，对这个宣言草案，大部分意见我们是同意的，文件本身应当缩短。一些不同的看法，我们准备到莫斯科和赫鲁晓夫同志交换意见。现在就其中几个问题和你谈谈，请你转告苏共中央。”
关于和平过渡问题，毛泽东说：
“一般说来，在资本主义国家是存在着两种可能性的。第一，是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我们提出这种可能性，表示我们并不提倡战争，并不提倡要用暴力来推翻政府。第二种可能性就是如果资产阶级要用暴力来镇压无产阶级，要发动内战来反对无产阶级，那么无产阶级就将被迫以内战来回答。这样就使无产阶级一只手争取和平过渡，另一只手准备对付资产阶级的暴力镇压，不致没有准备而推迟了革命。”“这两个可能性要同时提出。”
关于对社会民主党的估价问题，毛泽东说：
“这个问题要讲得恰当。对社会民主党的工作是一定要做的，要争取社会民主党和他们影响下的工人阶级中的大多数，这样革命才有希望。同社会民主党建立统一战线很重要，很必要。还有，是否可以笼统地提出和资产阶级各种还有民主性的党派进行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关于在宣言中是否要提及苏共宣布为反党集团的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的名字，毛泽东说：
“有反党集团，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既然不愉快，是否就不提他们的名字了，只提反党集团。不提名字，一般干部和群众容易接受。就我们党内来说，许多同志不了解：这样一个老党员，几十年一直为革命斗争，怎么会反党？”
毛泽东最后说：
“在各国党的会议上要不要提出这个文件（指宣言草案——笔者注），值得考虑。现在看来，南斯拉夫是不同意发表这个文件的，波兰也可能不同意。这次庆祝大会，到会的人很多，全世界各国的党都会派人来参加。根据这些情况，我们提出一些想法，请你转告赫鲁晓夫同志考虑。我们认为有两种方式，从中选择一种。第一是求同。要使得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铁托在内，都能接受，要使这次庆祝会和会议表示出我们的团结，搞一个简短的公报，写上几点大家都能接受的东西，比如：1、要团结；2、要和平，反对战争；3、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支持各国的正义斗争，支持进步事业；4、如果有可能的话，写上‘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按照各国的民族特点进行工作’。至于其它的大家意见一致的问题，当然也可以写在公报上。第二种方案，就是把原来的文件（即宣言草案）加以修改和缩短后，让大家讨论。大多数同志同意，一两个国家不同意。发表这个文件就会告诉全世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大多数是团结的，有一两个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和我们是有分歧的。”
他又强调说：
“如果这个文件提出讨论，大家意见不一致，不能通过，帝国主义一定会大肆宣传。所以，需要考虑是否不提出来为好。”
1957年11月2日清晨，毛泽东和宋庆龄分任正、副团长，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离开北京，乘专机飞往莫斯科，参加庆祝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庆祝活动；同时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及工人党代表大会和64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代表团的其他成员有邓小平、彭德怀、郭沫若、李先念、乌兰夫、陆定一、陈伯达、沈雁冰、王稼祥、杨尚昆、胡乔木、刘晓、赛福鼎。
此前，毛泽东还点名要山东的老中医刘惠民随行，刘惠民带了一大堆中药来到了北京。
莫斯科派了两架图-104飞机来接中国代表团。毛泽东穿着工作人员为他此次出国费了好大的劲才说服他做的一套衣服，脚上穿的却还是1948年那一双橡胶底皮鞋。他和宋庆龄、翻译李越然、李银桥等卫士及医务人员同乘一架飞机，邓小平、杨尚昆等人则乘另一架飞机。
毛泽东的专机降落在莫斯科伏努克机场，赫鲁晓夫快步上前，与毛泽东热烈握手，又是拥抱，又是吻面颊，似乎没有什么隔阂，场面依旧感人。
迎接中国党政代表团的还有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等苏联党政领导人以及胡志明等其它国家领导人。毛泽东把宋庆龄、郭沫若、沈雁冰介绍给他们，说道：
“他们现在虽然不是党员，但我们是把他们当成我们党的同志一样看待的。”
初冬的莫斯科已是寒气逼人。赫鲁晓夫告诉毛泽东说，苏联方面组织了200万人上街欢迎他。毛泽东谢绝了，他说：
“能省的节目最好都省去，最多只能让300人欢迎我，再加上仪仗队。”
赫鲁晓夫表示尊重毛泽东的意愿。苏联方面在机场举行了简朴的欢迎仪式。毛泽东发表了简短的演讲，对苏联的盛情邀请表示感谢。他还说：
“40年前，苏联人民在伟大的列宁和伟大的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这个胜利，创始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在40年的建设过程中，苏联异常迅速地获得了辉煌的成就，许多方面都站在世界各国的最前列，为追求进步和幸福的人民树立了卓越的榜样。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不是一个简单事件，人类进一步征服自然界的新纪元从此开始了。美国人吹得神乎其神，天花乱坠，为什么连个山药蛋都没有抛上去呢？”
毛泽东所说的人造地球卫星是在1957年10月4日发射的。他说着伸手指指头顶，在场的赫鲁晓夫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听到翻译的话，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后来，就在毛泽东说过此话不久，美国人在1957年12月6日发射“先锋号”卫星，果然就地爆炸。1958年1月，苏联又把重达1120磅的第2颗卫星送上了轨道。美国在这一年的2月1日成功发射的“探险者一号”卫星，也仅仅只有8.2公斤。闲话打住，再说毛泽东在演讲中又说：
“以伟大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保证世界和平的坚强堡垒，是一切不愿意受帝国主义压迫和奴役的人民的忠实朋友。”
赫鲁晓夫陪同毛泽东在机场检阅了苏联三军仪仗队，尔后，二人同乘一辆轿车，驶向克里姆林宫。
毛泽东和中国代表团的主要成员，被安排在捷列姆诺伊宫，这原是过去沙皇的住处。宋庆龄被安排在过去公主住的房间里。毛泽东则被特意安排在沙皇的寝宫下榻。他拒绝使用盥洗室，坚持用自己从北京携带来的马桶。
苏联人因为有了1949年12月毛泽东访苏时不吃死鱼的教训，这一次早早准备好了活鲤鱼。即使这样，毛泽东看了为他的下属安排的房间后，还是以不喜欢豪华为由发了火。他叫来翻译李越然，说：
“你去告诉苏联同志，说这间房子太大。请他们给调一下。”
李越然没有办法，只得去找杨尚昆，让杨尚昆好好去劝劝毛泽东。
晚上，毛泽东与郭沫若、胡乔木及十来个工作人员一道吃饭，大家议论到了三国时打仗死了多少人的问题，郭沫若说：
“史书载，黄河流域，‘户口骤减，十不存一’。三国合计，人口大约有六七百万。”
毛泽东说：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曹操回到原籍，他所见到的情景是：‘旧土人民，死丧殆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现在有人害怕战争，这一点不奇怪。打仗这东西实在把人害苦了。第1次世界大战死了多少人？第2次世界大战死了多少人？比比么，三国又死了多少人？原子弹和关云长的大刀究竟哪个死人多？为什么要打仗哟！应该防止它，打不起来再好不过。可是光顾怕，也不行。你越怕，它就越要落在你头上。我们要着重反对它，但不要怕它，这就是辩证法。”
此后，毛泽东便全力投入到了外事工作，尽管工作很紧张，但他仍然坚持学习英语，往往在天色未明时，邀秘书林克到他的寝室帮他学英文。有时在休息时间，也把林克叫来，帮助他学习。他对林克说：
“决心学习，至死方休。”
11月3日晚，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进行会谈。赫鲁晓夫说：
“尤金同志已经把你们的意见转告给我们，我们正在根据你们提的意见修改原来的草案。我们同意你们提出的意见，比如说，不要提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的名字，把文件搞短一些等。各国共产党都同意在会议上通过这样一个文件，而且哥穆尔卡已表示同意在文件上签字。”
毛泽东说：
“现在的稿子可以压缩一半。从内容上来说，原来文件中90%或更多一些，我们都同意。我建议，由我们的小平同志，还有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同志，和苏联同志一起研究修改这个宣言。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党，可否在文件的适当地方或者在末尾提这么一段话：文件中的各点，对12个执政党（不包括南斯拉夫）来说，是必须执行的，它们对文件负有责任。而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兄弟党来说，所提到的事情只作为建议提出。因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情况很复杂。这样提一句，会使这些国家的党能机动一些，更多的让他们自己去考虑自己的问题。”
毛泽东还建议推迟会议召开的时间，使修改宣言的时间更加充裕。赫鲁晓夫表示同意。
赫鲁晓夫又提出要办一个指导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刊物，要成立一个统一的组织。毛泽东说：
“这样的刊物用处不大，而且也不容易办好，评论其他国家的情况很难，评论也不容易恰当，过去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
他还说：
“我们在原则上不反对成立组织。我们又考虑，暂时不搞组织，可以使一些国家安心一些。我不是指帝国主义，而是指亚非国家。”
他建议用定期召开会议的方式交换意见，由苏共作为会议召集者。赫鲁晓夫考虑到波兰同苏联的关系比较紧张，他说希望由毛泽东出面同他们谈谈。他还说：
“你们的处境好，你们的意见波兰同志能听得进去。”
赫鲁晓夫又说意大利、法国、英国共产党领导人也都提出想见见毛泽东。毛泽东欣然同意了。
毛泽东初到莫斯科，赫鲁晓夫殷勤招待他，与他交谈，并多次陪同他进餐，联络感情。俄语翻译李越然后来回忆说：“赫鲁晓夫向毛主席谈起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情况，说斯大林当年对南方前线的指挥有错误，使得某次战役惨遭失败；又说某某元帅胆小如鼠，一见到斯大林，两条腿像麻杆，吃败仗就是由于只会报告和俯首听命。而他自己又是如何如何的勇敢，向斯大林提出过正确的作战方案，遭到了拒绝。每当他津津乐道这些事情的时候，毛主席不是吃饭不做表示，就是把话题引开。当年只是一名中将的赫鲁晓夫自吹他比斯大林还高明，竟在指挥过千百次战役的毛主席面前显示他个人的军事才能，确实很不得体。”
毛泽东在和赫鲁晓夫谈话时，不断劝说赫鲁晓夫，敦促他不要与西方进行裁军谈判。他还说：
“如果苏联遭到西方的袭击，你们不应当抵抗，而应该后撤。”
毛泽东的观点使赫鲁晓夫大为惊讶，他问道：
“你说的‘后撤’是什么意思？”
毛泽东平静地解释说：
“就是有目的地撤退，准备打1年、2年甚至3年的持久战。如果你们后退到乌拉尔，到那时，我们中国就可以参战。”
在谈到中国国内事务时，毛泽东说：
“我准备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了。”
赫鲁晓夫问道：
“有人接替吗？”
“有。我们党内有几位同志，他们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条件。第一个是刘少奇。这个人在北京和保定参加了五四运动。后来到你们这里学习。192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无论能力、经验，还是声望，都完全具备条件了。他的长处是原则性强，弱点是灵活性不够。”
毛泽东搬动第2个手指头，指着邓小平对赫鲁晓夫继续说：
“第二个是邓小平。你看到那位小个子了吗？这个人政治性强，思圆行方，既有原则性，又有高度的灵活性；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很有发展前途。”
赫鲁晓夫说：
“是啊，我也感觉到这个人很厉害，不好打交道。他观察问题很敏锐。”
毛泽东说：
“今后他到这里来，同我到这里来一个样，你们怎么对待我，就怎么对待他。”
说罢，他扳下第3个指头，接着说：
“第三个是周恩来。这个同志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比我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的矛盾。但是周恩来在政治上的弱点是原则性不够强。但他是个好人。
朱德同志年龄大了，他德高望重，威望很高。但你不能指望他主持工作办大事了，年龄不饶人。总之，这些人不管谁到这里来，希望你们都要把他们像我一样来对待，都看做是你们的朋友。”
赫鲁晓夫告诉毛泽东说：
“那好，我们一定会这样做。实际上他们也是我们的朋友。我们都是6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里布尔加宁现在工作不得力。”
毛泽东问：
“谁可以代替他？”
赫鲁晓夫说：
“将由柯西金取代他。米高扬也是政治上原则性不够强，拿掉谁他都难过。但他是个好人。不过大家还是希望由我来管全局。”
11月5日，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拜谒了坐落在莫斯科红场的列宁墓和斯大林墓。
11月6日上午，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和由彭德怀率领的中国军事友好访苏代表团以及中国劳动人民代表团，应邀出席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的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赫鲁晓夫在大会上作了长篇报告。
中午，苏共中央在克里姆林宫的大厅里举行午宴。毛泽东举杯向各国代表团团长祝酒。他走到南斯拉夫的卡德尔面前时，说道：
“我们同你们的区别，只是你们有胡子，我们没有胡子。”
他还说：
“你们不断地攻击斯大林，我们就不攻击他。我可以告诉你们，斯大林给我们造成的危害比给你们造成的危害大得多。但今天，他在世界上是说明一点东西的偶像。你们又何必使这样一个偶像同自己作对呢？”
毛泽东利用午间休息的半个小时，第一次会见了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哥穆尔卡。
下午，毛泽东在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上作为外宾第一个发表了演说，他说：
“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曾经是世界上劳动人民和进步人类千百年来的梦想。十月革命破天荒地第一次在世界上五分之一的土地上，把这个梦想变成了现实。”
“苏联的道路，十月革命的道路，从根本上说来，是全人类发展的共同的光明大道。”“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从来就是十月革命所开始的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革命有自己民族的特点，估计到这些特点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不论在革命事业中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我们都充分地利用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的丰富经验。”
关于如何对待苏联的经验问题，毛泽东说：
“事情很明显，在十月革命以后，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如果忽视或者不认真研究俄国革命的经验，不认真研究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并且按照本国的具体条件，有分析地、创造性地利用这些经验，那末，他就不能通晓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列宁主义，就不能正确地解决本国的革命和建设的问题。那末，他就会或者陷入教条主义的错误，或者陷入修正主义的错误。我们需要同时反对这两种错误倾向，而在目前，反对修正主义的倾向尤其是迫切的任务。”
毛泽东最后说：
“亲爱的同志们！从世界各国来的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代表今天在这里参加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的盛会，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了世界人民力量的伟大团结，就象征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兴旺发达。让我们继续努力增强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增强全世界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团结，去迎接新的伟大的胜利！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和友谊万岁！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的国际主义旗帜万岁！
全世界无产者和爱好和平的人民联合起来！”
毛泽东的演讲先后赢得了全场23次暴风雨般的掌声。当他从讲台上回到座位上的时候，赫鲁晓夫立刻激动地上前与他握手、拥抱，感谢他的夸奖。
杨尚昆在日记中记载了这一天纪念会议上的一些情景，他写道：“今天主席出现在纪念会上，大受欢迎。主席一出场，全体即起立致敬。下午大会时，主席第一个讲话，全场起立，在他讲话中不断地鼓掌，讲完了全场又起立，为纪念会致最高敬意的表现。其余各兄弟党代表讲话，都是鼓掌没有起立。”
这天晚上，毛泽东同波兰的哥穆尔卡继续会谈。关于苏共起草的宣言草案问题，哥穆尔卡说，草案中一些措词可能会刺激美国等西方大国，使国际形势更加尖锐化。毛泽东说：
“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方面互相都怕，但总的说来，他们怕我们怕得多一些。第2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些时候美国占上风，有时又是势均力敌，现在是我们占上风，是东风压倒西风。”
哥穆尔卡担心这次会议通过共同宣言，会使共产国际或情报局复活。毛泽东解释说：
“这个共同宣言实际就是我们的纲领，它不涉及具体事，提的都是原则问题，并不管波兰和中国具体怎么做法。这次开会实质上就是成立一个新的国际，但是没有机构，由各国的领导人参加，一切事情都需要经过大家同意，不能强迫接受，每国的党也并不是其支部。”
11月7日上午，毛泽东参加了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典礼活动。
毛泽东被安排在检阅台极为显眼的位置上，他的左边是赫鲁晓夫，右边是主持阅兵典礼的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宋庆龄、邓小平也站在检阅台上。而在其他国家的代表团里，只有一人被安排在检阅台上。
苏联的群众游行队伍，在行进到中国代表团面前时，都情不自禁地高呼：
“苏中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
11月7日下午，毛泽东第一次会见了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陶里亚蒂就苏共要法、意两党在共同宣言上签字的问题发表了意见，他说：这样会造成一个印象，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从事共产主义运动的只有这两个国家的党。他表示不愿意在宣言上签字，但可以单独发表声明，对宣言表示原则上赞同。
陶里亚蒂的意见，与毛泽东3日与赫鲁晓夫谈话时提出的关于对待资本主义国家党的态度的主张不谋而合。毛泽东表示赞同陶里亚蒂的意见，他又说：
“关于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进行革命的问题，原来的文件比较强调和平过渡。我们和苏联交换了意见，最好两个可能性并提：一个是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一个是用战争的方法。”“我很关心这个问题。一年以来，我们没有表示态度，因为没有机会与苏共中央交换意见。”“和平过渡包括激烈的阶级斗争。或许到一定的国内和国际条件下，可以通过群众斗争逼得资产阶级无法使用暴力。但是，我们不大相信。现在的资产阶级都是武装起来的。还是两个并提：我们要和平，被迫的时候也要使用暴力。关于后者谈上几句，不会解除我们武装，我们就有两只手。要用战争的一只手，是从防御出发的。”
陶里亚蒂表示，基本上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接着说：
“现在的形势正处在转折点。社会主义力量走在前面了，资本主义力量后退了。这包括亚非国家反对殖民主义的因素，也包括法、意、英、美等西方国家的人民与政府、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不一致或不完全一致的因素，还包括资本主义世界不一致的因素，这些因素是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我在1946年就注意这个问题。社会主义力量与资本主义力量彼此都怕，我怕你，你怕我，问题是谁怕谁多一点。我觉得是资本主义怕社会主义多一点。”
陶里亚蒂赞同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正处在转折点的判断，但他又说：不能低估帝国主义国家克服自己一部分失败的努力。
毛泽东和陶里亚蒂虽然没有在所有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但在主要问题上已经达成了共识。
11月7日晚上，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参加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苏共中央委员会、苏联部长会议在克里姆林宫联合举行的招待会。
毛泽东在招待会上成为一位最受大家尊敬的领袖人物。他的言谈举止，使与会者们无不倾倒。
11月8日，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参加了由苏联各界劳动人民举行的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宋庆龄在大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演讲，博得了阵阵掌声。
是日下午，毛泽东和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举行了会谈。双方在主要问题上达成了共识。毛泽东最后说：
“我们的心是一致的，我们和苏联、你们的心是一致的，现在和意大利也一致了。”
这一天，毛泽东还会见了英国共产党主席波立特、总书记高兰。
11月9日下午，毛泽东同英国共产党主席波立特、总书记高兰继续会谈。他在会谈中还谈到了中、苏、美、英关于钢产量和其它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的问题，他说：
“苏联在15年后，将会在总产量方面和按人口平均的产量方面超过美国。中国在15年后将超过英国。我们今年的钢产量是520万吨，第2个五年计划之后将是1200万吨，第3个五年计划之后将是2000到2500万吨，第4个五年计划之后，也就是15年之后，将是4000到4500万吨。英国现在的钢产量是2000万吨。你们看，15年后能增加到多少？顶多3500万吨吧！”
高兰回答说：
“15年后，顶多增加到3000万吨。”
11月10日，中苏双方对起草的宣言草案达成一致意见，作为苏中两党共同提出的草案，于次日印发各代表团征求意见。
11月13日，中方会同苏方讨论修改后的宣言草案。
杨尚昆在他的日记中记述了讨论时的情况，他写道：“5时，小平、伯达、乔木、我去苏共中央大楼会商，苏方出席的以苏斯洛夫为首，其余人员与10日会议相同。大家态度都很认真，每页每页的讨论。到9时左右，主席来电话，要我与伯达回去。”“与主席谈话后，再返回会场，开到10时，因有些问题需与主席商量，我方提出休会1小时，经苏方同意后，我们大家返回。”“11时再到会场，开到12时半才散。”“回来后向主席汇报。”
11月13日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高潮》的社论。社论中说：
“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象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是符合于客观规律的。1956年的成绩充分反映了这种跃进式发展的正确性。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因为不懂得这个道理，不了解合作化以后农民群众的伟大的创造性，所以他们认为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是‘冒进了’。他们把正确的跃进看成了‘冒进’。”
后来，邓小平看到《人民日报》这篇社论，对毛泽东说：
“主席，现在谭震林（当时主管农业的副总理——笔者注）他们提出个大跃进口号，我看这个提法很好。”
然后，他扬了一下手中的报纸说：
“《人民日报》上登了。”
毛泽东说：
“拿来给我看看。”
邓小平把报纸递给毛泽东。毛泽东认真地看了一遍社论，点点头说：
“嗯，这个提法很好。”
欲知毛泽东此后在莫斯科的重要活动，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与赫鲁晓夫谈到接班人选时说：刘少奇的“长处是原则性强，弱点是灵活性不够”。邓小平是“政治性强，思圆行方，既有原则性，又有高度的灵活性；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周恩来是“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的矛盾”，“在政治上的弱点是原则性不够强”。这些评语的确恰如其分，且耐人寻味。但毋庸置疑，毛公看人也有看走眼的时候，例如华国锋、汪东兴等人。否则就不会有后来的覆舟沉船事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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