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章
“现在有几十万以至几百万干部头脑发热，有必要组织大家学习这
本书和另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以澄清许多糊涂观念，
保持头脑清醒，否则，急于过渡，搞产品调拨，农民会起来造反的。”
再说毛泽东和吴冷西、田家英谈话结束后，将这天晚上的中央工作会议从专列上移到了河南省委招待所继续进行。刘少奇、陈云、邓小平、谭震林、杨尚昆等人都来了，参加了会议。
毛泽东在会议上提议由邓小平代替吴芝圃主持新四十条的起草工作。并提议搞一个《郑州会议纪要》。他认为，四十条纲要，问题甚大，建议把时间拉长，将十年改为十五年，将文件定名为《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
他提出3个问题要大家研究：第一、什么叫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什么叫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实现这些过渡需要什么条件，要多长时间？第二、研究钢生产的指标。第三、城市人民公社如何搞？
1958年11月7日晚上，郑州会议在省委招待所继续进行。
11月8日，邓小平主持补充、修改过的《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略作修改后，送还邓小平阅。
11月9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就《纲要四十条》有关内容发表了意见，提出了几个重要问题。
第一、关于家庭问题，毛泽东主张在纲要里写进这样的话：“废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家长制。在住宅方面，注意使住房适宜于每个家庭的男女老幼的团聚。”
第二、关于商品问题，毛泽东说：
“许多人避而不谈商品和商业问题，好像不如此就不是共产主义似的。人民公社必须生产适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个人的工资。在生活资料方面，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并且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在过渡时期内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利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
“列宁曾经大力提倡发展商业，因为苏联那时城乡商品流通有断流的危险。我们在1950年也曾有过这种危险。现在运输情况不好，出现半断流的状态。我看要向两方面发展：一是扩大调拨，一是扩大商品生产。不如此，就不能发工资，不能提高生活。”
第三、关于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毛泽东说：
“有一些资产阶级法权必须破除，例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这些方面，必须天天破除。破了又生，生了又破。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这些东西都必须破除，彻底破除。但有一部分，则是应该保留的，如保留适当的工资制和一些必要的差别，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等。”
第四、关于高指标问题，纲要中提出到1967年要达到年产4亿吨钢。毛泽东问：
“许多问题，我不清楚你们是根据什么这样提的。工业方面为什么搞4亿吨钢？到1962年搞多少吨？”
有人回答说：1亿吨。毛泽东说：
“5年就增长3亿吨，怎么增法？”“现在有些问题相当混乱。不仅在公社方面，就是在中央、省、地这3级里头，都相当混乱。钢、机床、煤、电4项高指标吓人，四十条发到哪一级，要做政治考虑。”
第五、关于工作方法问题，毛泽东说：
“第四十条，一大堆观点，使人看了不满意。中心是要解决实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要捆人、打人、骂人、辩论人、罚苦工，动不动‘辩你一家伙’。要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人民日报》最好要冷一点。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
尔后，毛泽东把话题转到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上，他要求省委常委、地委常委以上干部都要研究其中的第一、二、三章。他还说：
“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调拨的产品只是一部分，多数产品是通过买卖进行商品交换。”
“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快越好。实现共产主义是要有步骤的。山东范县提出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派人去调查一下。现在有些人总是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我看还是慢一点好。”
毛泽东批评河南省提出的要4年过渡到共产主义，说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太多”了。
11月9日这一天，毛泽东还写了一封关于读书问题的建议信。他在信中写道：
同志们：
此信送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这4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同志们。
不为别的，单为一件事：向同志们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每人每本用心读3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确的（我以为这是主要的）；哪些说得不正确，或者不大正确，或者模糊影响。对于所要说的问题，在某些点上，自己并不甚清楚。读时，三五个人为一组，逐章逐节加以讨论，有两至三个月，也就可能读通了。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的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予澄清。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在最近几个月内，就是如此。他们在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者，一临到目前经济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了。现在需要读书和辩论，以期对一切同志有益。为此目的，我建议你们读这两本书。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乡级同志如有兴趣，也可以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读这类书最有兴趣，同志们觉得如何呢？
毛泽东 1958年11月9日于郑州
原先毛泽东提议起草的《郑州会议纪要》已经在11月7日形成了初稿，毛泽东连续改过了两遍，并把文件名称改成了《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
11月10日，毛泽东先后在上午和下午发表了两次讲话，谈他对《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修改意见及对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看法，批评了混淆集体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和取消商品的错误观点。这些讲话实际上是对第1次郑州会议的总结。关于所有制，毛泽东说：
“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形式的界限，必须分清，不能混淆。听说徐水县已经把人民公社宣布为全民所有制，实际上最多也只是大集体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还是根本不同的。我们决不能把集体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混同起来，把人民公社与国营工厂混同起来。不要像徐水县委书记那样急急忙忙往前闯。不愿划这条线的人，认为现在时间已到，已经上了天，集体所有制可以立即宣布为全民所有制，可以立即进入共产主义，谁不赞成，就说谁是右倾。事实上，我们现在只是一部分是全民所有制，农村大部分还是集体所有制。即使将来把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搞成了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如国有工业那样，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也还不能马上过渡到共产主义。”
“现在的人民公社仍然是集体所有制，还不是全民所有制。我国现阶段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而不是共产主义社会。即使将来全国实现全民所有制，也不等于实行共产主义。”
毛泽东针对不要商品生产的错误思想，说道：
“现在仍然是农民问题。有些同志忽然把农民的觉悟看得很高，以为农民是第一，工人是第二了，农民甚至比工人还高，是老大哥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农民唯一可以接受的形式。我们没有宣布土地国有，而是宣布土地、种子、牲畜、大小农具社有。这一段时期内，只有经过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才能引导农民发展生产，进入全民所有制。
我们的商品生产制度，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发展生产，为了巩固工农联盟。如果废除商业，实行调拨，那就是剥夺农民。中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一个国家，商品生产不是要消灭，而是要大大发展。”
“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生产？无非是怕资本主义。现在是国家同人民公社做生意，早已排除资本主义，怕商品生产做什么？不要怕，我看要大大发展商品生产。”
“有的同志读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时是马克思主义者，一碰到实际问题即要打折扣。”“于是小心谨慎，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第三十六条的写法就是证据，尽量用不明显的词句，来蒙混过关，以便显得农民进入共产主义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这是关系到几亿农民的事。”
“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商品生产就必然存在，并且极其有用。所谓商品，不光包括个人消费品，而且包括一部分生产资料。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之势，一提商品就发愁，就觉得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和资本主义商品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是不认识5亿农民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时期，应当利用商品生产来团结几亿农民。我以为有了人民公社以后，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发展，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例如畜产品、大豆、黄麻、肠衣、果木、皮毛。
现在有人向往共产主义，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不要商业了。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这是违背客观法则的。我们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表现得更‘左’，主张现在就消灭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这种观点是违反客观规律的。如果不实行商品交换，把陕西的核桃拿来吃，陕西的农民干吗？把七里营的棉花无代价的调出来行吗？你如果这样做，马上就要打破脑袋。有些同志虽然没有像苏联那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样直截了当地说，要剥夺农村中的中小生产者，而他们说的却是要废除商品实行调拨。如果这样做，实质上就是剥夺农民。如果照他们的意见去办，在政策上犯了错误，就有脱离农民的危险。”
毛泽东在论述商品生产的必要性时，第一次使用了“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提法。
他带领与会者们逐段逐章的读斯大林撰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小册子，上午和下午都是边读边议。他还说：
“这本书，省委、地委的同志都要好好地读，都要研究，过去大家看了印象不深，现在应当结合中国的实际加以研究。现在有几十万以至几百万干部头脑发热，有必要组织大家学习这本书和另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以澄清许多糊涂观念，保持头脑清醒，否则，急于过渡，搞产品调拨，农民会起来造反的。”
毛泽东根据斯大林小册子的章节，发表了不少评论。斯大林在这本书里说，生产资料不是商品。这是斯大林的一个重要观点。毛泽东提出了与斯大林相反的观点，他说：
“这个观点是值得研究的。在中国农业生产上，有很多生产资料还应是商品。只要有两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存在，生产资料不可能不作为商品。”
他在谈到斯大林关于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必须具备3个基本先决条件这一观点时，说道：
“缺点是没有讲一个政治条件，没有讲用一套什么办法来实现这3个条件。”“只谈经济关系，不谈政治挂帅，不讲群众运动。不讲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不对资产阶级法权进行分析，哪些应当破除，如何破除，哪些应当限制，如何限制。”
“如果没有政治挂帅，没有定期的整风运动，没有逐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没有办工业、办农业、办文化的群众运动，没有几个同时并举，斯大林这3个先决条件是不容易达到的。”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认为，生产关系包括所有制、劳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分配形式3个方面。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解决了所有制问题以后，人们在劳动生产中的平等关系是不会自然出现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一定要从各方面妨碍这种平等关系的形成和发展。”
毛泽东认为对书本还有个鉴别的问题，他在谈到对待书本的态度问题时说：
“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做坏人是错误的，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纣王伐徐州之役，打了胜仗，但损失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使商朝亡了国。史书说：周武王伐纣，‘血流漂杵’，这是夸张的说法。孟子不相信这个说法，他说：‘尽信书，不如无书。’”
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评论，无不使与会者和党内外干部们大吃一惊，而且是耳目一新。
11月10日，秘书将新华社编印的第2504期《参考资料》，送到了毛泽东手上。毛泽东认真地阅读着。资料中有两篇题目为《美官员竭力污蔑我人民公社运动，但承认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南十分注意这一发展》。这两篇资料引用了合众国际社的电讯内容，其一是说：
“毛泽东已经使他的国家野心勃勃地执行过去从来没有执行的共产主义原则。这比苏联曾试过的任何办法要厉害得多，而中国的统治者们的成败，取决于这个办法是否成功。”
毛泽东一边看，一边在这些话下面划了横线，有的还画了着重号。他又在这则电讯的开头和旁边，写下了唐朝诗人刘禹锡的一首诗：
高髻云鬟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苏州刺史肠。
郑州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对陈伯达说：
“你马列主义没学好，你到广州去向陶铸同志学习！”
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人在会议结束后返回北京，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会议精神。
11月11日，毛泽东在河南省委第2招待所召集新乡、许昌、开封、洛阳地委书记，还有商丘、登封、南阳等县县委书记，举行座谈会。
南阳县县委书记魏兆铭参加了座谈会。此前，魏兆铭曾精心准备了两本有关大跃进方面的汇报材料，没想到毛泽东一见到他就想起了京剧中诸葛亮的一段唱词：“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提出了一个让魏兆铭意想不到的在历史上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毛泽东说：
“南阳有个卧龙岗，襄阳有个古隆中。诸葛亮早年隐居处究竟是在南阳卧龙岗，还是在湖北古隆中，从明朝时候开始，持这两种不同看法的人就争论不休。顾嘉衡有一幅对联，评价了诸葛亮隐居处是在南阳或是在襄阳之争，他说：‘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你是南阳的父母官，你怎么看呀？”
魏兆铭虽然在南阳县工作多年，却从来没有关心过这方面的问题。他只好老老实实地回答说：
“我没有研究过，搞不清楚。”
毛泽东把话题转向了老百姓的生活方面，问道：
“现在社员们每个月能吃到多少油呵？”
魏兆铭回答说，每人半斤。毛泽东又问：
“能保证吗？”
魏兆铭一时语塞。毛泽东见他如此，就问道：
“你是南下干部吧，家中有几口人啊？”
魏兆铭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笑着批评他说：
“你这个同志啊！不知古不知今，只知家中几口人。”
11月11日晚上，毛泽东专门同遂平县委书记谈话，对公社的供给制询问得很详细。县委书记说：
“现在最苦恼的是全国来参观的人太多，每天少则500多人，多则3000多人，难以应付。”
11月12日，毛泽东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想了一下，那个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还是稍等一下（大约两个星期左右），带到武昌会议上再谈一下，得到更多同志的同意（可能有好的意见提出，须做若干修改，也说不定），然后作为正式文件发出，较为妥当。这并不妨碍各省同志按照他们带去的草案立即在干部中传达、讨论和实行。是否如此，请你和北京同志们商量酌定。既然如此，郑州会议就是一个为武昌会议准备文件的会议，因此不要发公报。”
11月12日下午2时30分，河南省的7位县委书记提前赶到省委第二招待所会议室，等待毛泽东接见。会议室里的摆设非常简单，中间是一排木制长桌，桌上铺着白色桌布，放着几个茶杯和茶叶筒，桌子一边及两端放着方木凳，另一边放着两把藤椅。7位县委书记并排坐在方凳上。等待接见的还有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戴苏理和史向生。
3点时分，毛泽东身着浅灰色中山装在吴芝圃陪同下来到会议室，跟在后面的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谭震林和农业部长廖鲁言。众人起立相迎，毛泽东微笑着挥手让大家坐下，自己也从容地在县委书记们对面的藤椅上落了座。他见这些县委书记都有点拘谨，便指着廖鲁言开玩笑说：
“农业部长来了，可有粮食吃啰!”
说得大家都笑了，会议室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毛泽东拿起吴芝圃事先准备好的名单点名，并同他们一一握手。毛泽东说：
“你们来自基层，工作很艰苦。你们直接和群众打交道，政策要通过你们去贯彻执行。你们最了解群众，最了解实际，最了解人民的生产生活。今天咱们在一块谈谈。”
他在座谈中第5个问到的是孟津县县委书记卫乃如。据记者范兴运等对卫乃如的访谈记载，毛泽东问卫乃如：
“你是哪里人？”
卫乃如回答说：
“济源县人。”
“干县委书记几年了？”
“5年。”
“孟津的历史你知道吗？”
“知道一些，说不很清楚。”
毛泽东转向众人说：
“孟津是个古县，历史上就是军事战略要地，中国历史上几次大统一，军队在孟津过河的次数最多。武王伐纣，就是从孟津过河的。历史上有‘八百诸侯会孟津’一事。”
他又饶有风趣地说起伯夷、叔齐叩马而谏的故事。接着，他问卫乃如，孟津县的人民公社有多大？卫乃如汇报说：
“以乡为单位，平均4万人，下设管理区、生产队。”
毛泽东又问：
“公社以什么为基础？哪一级为核算单位？穷队富队关系怎样处理？如何分配？”
卫乃如说：
“公社就是以公社为基础，不分穷队富队，平均分配。”
毛泽东说：
“你们不要以为公社越大越好，不要把社会主义误认为是共产主义，不要把集体所有制误认为是全民所有制。人民公社还是集体所有制。修武县委书记说：‘丰收了，国家把粮食调走，欠收了，再把我们包起来。’国家这么大，这么多人，怎么能包起来呢？目前不是全民所有制，穷队富队拉平是不对的，要按劳分配，要有合理差别，不要急于过渡，不要急于改变生产关系。”
他又问：
“孟津的公社这么大，一个公社4万来人，生产是怎么进行的？”
卫乃如说：
“群众都很听话，指向哪里就干到哪里，具体以生产队为单位来领导生产。”
毛泽东说：
“不要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不要违背群众的生产和生活规律，不要随便打乱原来高级社的生产基础，要有利于生产，有利于生活，方便群众。要贯彻自愿互利的政策，不能剥夺群众的利益。还要注意群众的劳逸结合，每天工作时间不要超过8小时。有人提出工作6个小时，我还不敢执行6小时工作制，那只是设想。”
他问到孟津县的粮食生产情况，卫乃如说：
“按农业发展纲要达不到，但是亩产有400斤（事实上那年孟津粮食产量亩产只有300来斤——原注）。”
毛泽东说：
“粮食产量一定要实事求是。”
卫乃如又汇报说，他们调动2万名劳力，修建了70华里长的黄河渠，同时在丘陵区修建了8个中小型水库，打成20多眼大口机井，还兴建了中州渠，可浇地9万多亩。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又关切地问起群众生活情况，问大食堂里每人每天吃多少粮、多少油？老人、小孩、病人、孕妇都能吃好吗？能合口味吗？他听了卫乃如的回答，强调说：
“一定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人民以食为天，要保证每人每天吃到1斤4两粮食，少了不行。要执行8小时工作制，确保人民群众有足够的休息时间和睡眠时间。历史上，几千年来一家一户吃饭，老百姓能做到粗细搭配，好坏搭配，粗粮细吃，过年过节饭菜调剂。现在几百人一个大食堂，不是小事，人命关天，吃饭第一。食堂要养猪、养鸡，要种些菜。注意群众的生活规律，不断调剂改善生活，达到群众满意。”
谈话一直进行到下午6点多，吴芝圃请示毛泽东后，宣布散会吃饭。7位县委书记同毛泽东在一个食堂就餐，没有省委领导陪同，也没有特殊照顾，6个菜，3荤3素，没有鸡、鸭、鱼之类，主食是大米饭、馍。
是日晚，7位县委书记在省军区礼堂同毛泽东一起看了一场地方戏。
11月13日，毛泽东在专列上找信阳地委负责人、信阳县委书记谈话，特别称赞他们没有拆散家庭，又关照他们说，要保证社员有8小时睡眠，4小时吃饭时间。
这一天，毛泽东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提出在北京召开的政治局通报会议还要讨论两个问题，他写道：
“1、讨论郑州起草的两个文件，当作问题提出，征求意见。2、讨论斯大林苏联经济问题‘意见书’部分的第一第二第三章。这样做，是为了对武昌会议先做精神准备。所谓当作问题提出，即对每一个问题，都提出正反两面。例如对划一条线弄清界限问题，提出划线好，还是不划线好？对商品问题，提出现阶段要商品好，还是不要商品好？”
11月13日下午，毛泽东乘专列离开郑州，继续南下，吴冷西和田家英跟随前往。毛泽东在去武昌途中，继续向一些地委、县委、公社的负责人做调查。
专列进入湖北境内，停在湖北孝感车站外。毛泽东要对中央向湖北提出的年产600亿斤粮食的事摸摸底。
王任重、谢滋群及负责警卫工作的负责人提前赶到了孝感地委，和地委书记王家吉、县委书记王振明一起安排了参加座谈会的人员。毛泽东的专列一到，王任重便带领孝感地委、县委部分干部和农民代表们上了专列。代表中有一个农村小姑娘叫晏桃香，她正患感冒打喷嚏，保卫人员怕她传染给毛泽东，就不让她进毛泽东的车厢。毛泽东说：
“怕什么，少奇肝炎多年也没有传染给我。进来，小姑娘，请坐。”
晏桃香刚坐下，忍不住又打了一个大喷嚏，在座的人都紧张起来，晏桃香也面有惧色。毛泽东却微笑着说：
“不要紧，我是60多岁的老头子，不怕死。人家说身经百战，我也是身经百战不死，你的一个喷嚏打得死我吗？你比美帝国主义厉害？比日本侵略者厉害呀？比蒋委员长厉害吗？”
毛泽东如此一说，气氛顿时缓和了。他接着问晏桃香：
“你为什么感冒的啊？”
晏桃香说：
“报告毛主席……”
毛泽东马上打断她的话说：
“不要报告。大家平起平坐，随便谈心。”
晏桃香说：
“昨晚我通宵开夜车锄棉埂，天亮才通知我开座谈会。一直打喷嚏，来这儿之前我先吃了药的。”
“你们开夜车点灯吗？”
“点灯，300瓦电灯，20盏汽灯。”
“你赞成开夜车吗？”
“说实话不赞成。但上面要我们开夜车，我是妇联主任，不能不开。我认为开夜车划不来，花钱很多，费力很大，第二天还打不起精神，大家都不愿意。”
毛泽东转对王任重说：
“我今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就讲过，要劳逸结合，有张有弛。一说搞大跃进了，人们就拼命干，这是不能持久的，还会因过分疲劳使人害病。”
王任重向毛泽东汇报说：
“我们这里朋兴乡有一块高产田，亩产万斤稻谷。”
毛泽东摇摇头，说：
“我不相信。”
王任重言之凿凿地说：
“这是农村工作部部长王良来验收的。”
毛泽东还是不相信，他说：
“验收的也靠不住，除非派解放军站岗放哨，单打单收，才能算数。”
他问晏桃香说：
“你认为你所在的生产队粮食产量能达到指标吗？”
晏桃香说：
“差十万八千里。”
参加座谈会的其他农民代表感到晏桃香说的话很不简单，大家都鼓了掌。
11月14日，毛泽东看到一个消息，反映河北邯郸地区伤寒疫病流行，主要原因是：领导干部只注意生产，忽视了群众生活，致使社员过度劳累，身体抵抗力下降。毛泽东立即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很值得注意，是一个带全国性的问题，注意工作，忽视生活，必须立即引起全党各级负责同志，首先是省、地、县3级的负责同志的注意，方针是：工作、生活同时并重。”
11月15日凌晨1时许，毛泽东到达武昌，住在东湖宾馆。
毛泽东要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和张平化召集和主持了一个座谈会。要吴冷西和田家英也参加这个座谈会。毛泽东在座谈会上先后听取了王任重及恩施、孝感、沔阳、襄阳等县公社化情况的汇报。
这个座谈会一直开到11月20日，麻城、鄂城、黄冈、枣阳等县的县委书记，以及一些公社书记和钢铁厂厂长、下放干部，先后作了汇报。毛泽东有时不出席，吴冷西、田家英就将会议上的情况向他汇报。他俩汇报的情况大致是：在办大社中富队和贫队之间出现了矛盾；群众对“军事化”、“食堂化”抵触情绪很大；群众在大办钢铁中生产的好铁只有两三成；干部作风浮夸、粗暴等等。
11月1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卫生部党组《关于组织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的总结报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上海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中央卫生部党组关于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经验的意见很好。现在转发给你们。请你们研究执行。
中国医药学是我国人民几千年来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它包含着中国人民同疾病作斗争的丰富经验和理论知识，它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必需继续努力发掘，并加以提高。我们必须组织力量认真地学习、研究，加以整理。根据中央的方针，卫生部曾经举办了少数西医离职学习中国医药学的学习班，经验证明这种办法很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凡是有条件的，都应该办一个70人到80人的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学生的条件，应该有大学毕业水平和二三年的临床经验，最好能有看中医书籍的中文水平。这样，在1960年冬或1961年春，全国大约就可以有2000名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请你们积极办理。
中央 1958年11月18日
11月19日，毛泽东在谭震林、廖鲁言关于农业生产和农村人民公社情况报告上批示道：
“生产和生活两方面，必须同时抓起来。不抓生活，要搞好生产是困难的。生产好，生活好，孩子带得好，这就是我们的口号。”
11月21日上午，毛泽东在武昌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武昌会议”。参加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一部分部长外，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也参加了会议。
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
“睡不着觉，心里有事。翻一番，作为第一本账，出点题目，请大家研究，你们写文章。我有我的一些想法。我们现在是破落户，一穷二白，还有一穷二弱。我们之穷，全国每人平均收入不到80元，大概在60到80元之间。全国工人平均每月60元（包括家属）。农民究竟有多少？河南讲74元，有那么多？工人是月薪，农民是年薪。5亿多人口，平均年薪不到80元，穷得要命。
我们说强大，还没有什么根据。现在我们吹得太大了，不合乎事实，我看没有反映客观事实。苏联41年，我们只有9年，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验，我看要过渡到共产主义，一定要让苏联先过，我们后过。这是不是机会主义？他是12年只有1亿吨钢。我们不能先过，也有理由。我们10年4亿吨钢，160万台机器，25亿吨煤，3亿吨石油，我国有天下第一田，到那个时候，地球上有天下第一国。搞不搞得到是另一个问题。
郑州会议的东西，我又高兴又怀疑。搞4亿吨钢好不好？搞40亿吨更好。问题是有没有需要？有没有可能？今年到现在，11月17日统计，只搞了890万吨钢，已经有六千万人上阵。你说搞4亿吨要多少人？当然条件不同，鞍钢现有10万人，搞了400万吨。让苏联先过，免得个人突出。我担心，我们的建设有点像白杨树。有一种钻天杨，长得很快，就是不结实。钻的太快，不平衡。可能搞得天下大乱，我总是担心。什么路线正确不正确，到天下大乱，你还说你正确啊？
有计划按比例，钢铁上去各方面都上去？什么叫比例？现在我们谁也不知道什么叫比例，我是不知道，你们可能高明一点。什么是有计划按比例，要慢慢摸索。恩格斯说，要认识客观规律，掌握它，熟练地运用它。我看斯大林认识也不完全，运用也不灵活，至于熟练地运用就更差，对工、农、轻、重工业都不那么正确，重工业太重，是长腿，农业是短腿，是铁拐李。现在赫鲁晓夫大有两条腿走路之势。我们现在摸了一点比例，是两条腿走路，三个并举，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我们按三个并举，就是两条腿走路。几个比例，大中小也是个比例，世界上的事总有大中小的。现在12个报告，我看了，大多数写得好，有些特别好。口语与科学名词结合也是土洋结合。过去我们常说经济科学文章写得不好，你自己看得懂，别人看不懂。希望大家都看一遍，我们有这么多天，一天看一个就容易看完了。似乎我们有点按比例，三个并举，有个重点，重工业为纲，但真正掌握客观规律，熟练地运用它还有问题。
我们也有缺点。北戴河会议讲三、四年或五、六年或更多一点时间，搞成全民所有制。好在过渡到共产主义还有5个条件：1、产品极为丰富；2、共产主义思想觉悟道德提高；3、文化教育普及和提高；4、3种差别和资产阶级法权残余消灭；5、国家除对外作用外，其它作用逐渐消失。3个差别、资产阶级法权消灭没有一、二十年不行，我并不着急，还是青年人急。5个条件不完备，不过是社会主义而已，这个问题请大家想一想。这不是说我们要慢腾腾的，多快好省是客观的东西，能速则速，不能勉强。图101飞机高到一万多公尺，我们飞机只几千公尺。速度是客观规律。今年粮食九千亿，我不信，七千四百亿已经翻了番，是可能的，我就很满意了。我不相信八千亿斤，九千亿斤，一万亿斤。
四十条这个问题，如果传出去，很不好。你们搞那么多，而苏联搞多少？叫做务虚名而受实祸，虚名也得不到，谁也不相信，说中国人吹牛。说受实祸，美国人可能打原子弹，把你打乱，当然也不一定。我看还是谨慎一点。粮食多一点没关系，但每人1万斤也不好。听说有几个姑娘说，不搞亩产8万斤不结婚，我看她们是想独身主义的，把这个作挡箭牌。据伯达调查，她们还是想结婚的，八万斤是不行的。
四十条纲要要有两种办法，一是认真议一下，作为全会草案讨论通过；另一种办法是根本不讨论，不通过，只交待一下，说明郑州会议的数字没有把握，但有积极意义。
划线问题。要不要划线？如何划法？郑州会议有5个标准，山西有意见。建成社会主义的集中表现为全民所有制，也与斯大林在1938年宣布的不一致。什么叫完成全民所有制？什么叫建设社会主义？斯大林在1936年、1938年两个报告提出两个标志：一是消灭阶级，一是工业比重已占70%。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照他们的办，我们讲5个标准，我们以完成全民所有制为第一标准。另外一个办法，是不这样讲，像北戴河会议一样，只讲几个条件，什么时候建成不说，可能主动一些。
苏联生活水平比我们高，还未过渡。北京大学有个教授，到徐水一看，他说‘一块钱的共产主义，老子不干’。徐水发薪也不过二、三元。现在就是吃穷的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向共产主义过渡少者三、四年，多者五、六年，我有点恐慌，怕犯什么冒险主义的错误。刘少奇脑子也活动了，认为长一点也可以。还有完成‘三化’：机械化、电气化、园林化，要5年到10年。占压倒优势才叫化。”
刘少奇插话说：
“达到150元到200元的消费水平，就可以转一批。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反而不利。就是三化不容易做到，尤其园林化。”
彭真插话说：
“我们搞了土改，就搞大合作，又搞公社，只要到每人150元到200元就可以过渡。太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比工人收入多时，就不好转了。把三化压低，趁热打铁，早转比晚转好，三四年即可过渡。”
“照你的说法，18年建成社会主义大有希望？”毛泽东看着彭真，显然有点不高兴。他扫了一眼会场，说：“按照少奇、彭真的意见，是趁穷之时来过渡，趁穷过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难过渡？我的意见会不会泼冷水？要人家吃饱饭，睡好觉。特别人家正在鼓足干劲，苦战几昼夜，干出来了。除特殊外，还是要睡一点觉。现在要减轻任务，水利任务。去冬今春全国搞五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全国还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多了3倍多。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
广西死了人，陈漫远不是撤了吗？！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安徽要搞那么多，你搞多了也可以，但以不死人为原则。一千九百多亿土石方总是多了，你们议一下，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要比去年再加一点，搞六、七百亿，不要太多，希望你们讨论一下。此外，还有什么别的任务，实在压得透不过气来的，也可以考虑减轻些。任务不可不加，但也不可多加。要从反面考虑一下，翻一番可以，翻几十番就要考虑。钢三千万吨，究竟要不要这么多？搞不搞得到？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虽然你们说要搞基点（钢、煤），但要几个月才能搞成？河北说半年，这还要包括炼铁、煤炭、运输、轧钢等等，这要议一议。我看还是稳一点，水利照五百亿土石方，一点也不翻，搞他10年，不就是五千亿了吗？我说还是留一点儿给儿子去做，我们还能都搞完啊？此外，各项工作的安排，煤、电、化学、森林、建筑材料、造纸，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明天搞个上半年计划，如果行有余力，情况顺利，那时还可起点野心，7月1日再加一点。不要像唱戏拉胡琴，弦拉的太紧了，有断弦的危险。这可能有一点泼冷水的味道。下面干部搞公社，有些听不进去，无非骂我们右倾，不要怕，硬着头皮让下面骂。翻一番，自从盘古开天地，全世界都没有，还有什么右倾啊？！农业指标搞多少？”
刘少奇说：
“对外面说搞一万亿斤差不多，每人有两千斤就差不多了。”
毛泽东说：
“北戴河会议的东西还要议一下。机床8万台，明年翻4番，搞32万台，有那么厉害？我看非亩产8万斤不结婚，也是非现实的可能性。
人民公社要整顿4个月，12、1、2、3月要搞万人检查团，主要是看每天是否睡了8小时，如只睡7小时是未完成任务。我是从未完成任务的，你们也可以检查，贴大字报。食堂如何，要有个章程。人民公社要议一下，搞个指示。4个月能不能整顿好？是不是少了，要半年。现在据湖北说，有百分之七八十的公社搞得比较好了，我是怀疑派，我看10个公社，有1个真正搞好了的就算成功。省、地委集中力量去帮助搞好1个公社，时间4个月。到那时候要搞万人检查团，不然就有亡国的危险。杜勒斯、蒋介石就骂我们搞人民公社，都这样说，你们不搞公社不会亡，搞会亡。我看不能说他没有一点道理。总有两种可能，一亡，一不亡。食堂会亡，托儿所也会亡，湖北省谷城县有个食堂就是如此。托儿所一定要亡掉一批，只要死了几个孩子，父母一定会带回的。既然托儿所、幸福院会垮，人民公社不会垮？我看什么事都有两种可能性：垮与不垮。合作社过去就垮过的，河南、浙江都垮过，我就不相信你四川那么大的一个省，一个社也没有垮？无非是没有报告而已。
我是提问题，把题目提出来。去讨论，哪样为好？各个同志都可以提问题。这些时候，这些问题在我的脑子里，总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究竟哪个方法好？这次会议是今年这一年的总结性会议，已快到12月了嘛，安排明年，主要是第一季度。”
11月22日凌晨1时，毛泽东夜不能寐，对1959年钢生产指标放心不下，又把李富春、薄一波、王鹤寿、赵尔陆叫到一起，征询意见。他最后提出：不是3000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而是1800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
11月22日，主管计划工作的负责人在工业会议上提出，1959年的钢生产必须完成2200万吨，争取2500万吨。
11月22日晚上，毛泽东与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人召集7个协作区组长谈话。毛泽东力图要说服各大区组长，把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确定的1959年钢产量指标，由3000万吨减为1800万吨，还反复问他们：
“1800万吨靠不靠得住？”
没想到反而是各大协作区组长力图说服毛泽东维持原来的指标。与协作区组长的谈话结束后，毛泽东又找吴冷西和田家英谈话。刘少奇、彭真等人也在座。毛泽东对吴冷西说：
“办报的，做记者的，凡事要有分析，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正确态度。”
毛泽东说到他和各大协作区组长的谈话，他说：
“他们都想打通我的思想，我硬是想不通，因为他们缺乏根据。他们有的大区明年要增加钢产2倍，有的省要增加4倍，有的省要增加十几倍，有的省竟然要增加30倍。这怎么能叫人相信？
中央已有12个部长写了报告，指标高得吓人，似乎要立军令状。但我看完不成也不要杀头。铁道部长说，1959年要修2万公里铁路。周总理制订的第2个五年计划草案，规定5年内才修2万公里。他夸下海口要1年完成，怎么完成得了呢？如果真的完成了，我甘愿当机会主义者。
其实1800万吨钢的指标不是机会主义，能否完成还是个问题。因为今年预计练出1000万吨出头的钢产量中，好钢只有850万吨。看来郑州会议读了几天书并没有解决问题，大家头脑还是发热。1958年钢铁翻一番就使得6000万人上山，闹得天下大乱。明年再来个翻一番以至翻几番怎么得了？
一定要压缩空气。空气还是那么多，只不过压缩得体积小些，不要虚胖子，要结实些。我看明年要减任务，工业这样，农业也这样。去冬今春就不要再搞500亿土方了，要减下来。
我这次找你们来，是为的把压缩空气的精神，赶快告诉《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记者、编辑。现在宣传上要压缩空气，不要再鼓虚劲，要鼓实劲，自己不要头脑发热，更不要鼓动人家头脑发热。
做新闻宣传工作的，记者和编辑，看问题要全面。要看到正面，又要看到侧面。要看到主要方面，又要看到次要方面。要看到成绩，又要看到缺点。这叫辩证法，两点论。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不让讲缺点，不让讲怪话，不让讲坏话。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好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好，也还有坏的一面。反之，坏的事情也不是一切都坏，也有好的一面，只不过主次不同罢了。听到人家都说好，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坏处也没有？听到人家都说坏，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好处也没有？大跃进当然是好事，但浮夸成风就不好。”
毛泽东问道：
“你们看虚报好还是瞒产好？我看瞒产比虚报好。没有打那么多粮食，你硬是充胖子，虚报了产量，结果国家按报的产量征购，多购了过头粮，受害的是农民。瞒产少报，当然也不好，但我很同情。粮食丰收，干部要实报，农民想少报一点，无非想多留点，多吃点。多少年来，中国农民不得温饱，想多吃点不算犯罪。瞒产了粮食还在，虚报了没有粮食。虚夸危害很大。
天下事有真必有假。虚夸古已有之。赤壁之战，曹营号称83万人马，其实只有二三十万，又不熟水性，败在孙权手下，不单是因为孔明借东风。安徽有个口号，说：‘端起巢湖当水瓢，哪里缺水哪里浇’，那是作诗，搞水利工程不能那样浪漫主义。
大跃进中有些虚报是上面压任务压出来的，问题的危险性在于我们竟然完全相信下面的报告。有位县委书记强迫农民浇麦，下令苦战3昼夜，结果农民夜里在地头挂起灯笼，让小孩子放哨，大人睡觉。那位县委书记看见点亮了灯笼，就以为已经浇麦了。鉴于虚夸作假成风，我们对下面送来的报表不能全信，要打折扣，恐怕还要打它3分虚假，比较妥当。否则，按虚报的数字来订生产计划很危险，订供应计划更危险。
做新闻工作，无论记者或编辑，都要头脑冷静，要实事求是。下去采访，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报道什么，要自己动脑筋想想，是否真实，是否有理。据一些省委反映，《人民日报》在大跃进中搞各省进度表，如水利工程完成土石方进度表，放‘卫星’，粮食和钢铁的高产‘卫星’，对各地压力很大，结果你追我赶，大搞虚夸。这要引以为戒。第一，要实事求是，报道时要弄清事实真相。不是新闻必须真实吗？一定要查清虚与实，是虚夸作假还是真实确实。新闻报道不是作诗写小说，不能凭想象虚构，不能搞浪漫主义。第二，现在要下明矾，把混乱的思想加以澄清。听说《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论，讲到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时，把时间缩短了，说三四年五六年就行了，不要北戴河决议上写的‘或者更长一些时间’那半句话了。那半句话是我特意加上的，当时想法是谨慎一点好。现在看来还是太急了。你们删去那半句话就更急了，不知是听了哪一位政治局委员的意见。”
毛泽东所说的这篇社论，就是刘少奇、邓小平审定的《人民日报》社论《高举人民公社的旗帜前进》，他们把决议中关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时间中“或者更长一些时间”的话删去了，并且在决议公布的前一周，提前将这篇社论发表了。
毛泽东又说：
“这半年大家头脑都发热，包括我在内。所以要下明矾，要压缩空气，说泼点冷水也可以，但要保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有错误领导上承担责任就是，不要责怪下面。第三，要考虑国际影响。今年我们宣传上吹得太厉害，不但在国内搞得大家头昏脑胀，而且国际影响也不利。我在成都会议上就曾经说过，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就有这个危险。杜勒斯天天骂我们，表明他恐慌，害怕我们很快强大起来。美国人会想到是不是对中国发动预防性战争。这对我们不利。何必引人枪打出头鸟呢？何况我们的成就中还有虚夸成份呢。即使真的有那么大成绩，也不要大吹大擂，还是谦虚一点好。中国是个大国，但是个大穷国。今年大跃进，即使根据现在汇报的数字，全国农民年平均收入也只有70元上下，全国工人每月平均工资也只有60元左右。现在有些县委不知天高地厚，说什么苦战3年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不是发昏说胡话？说是‘穷过渡’，马恩列斯哪里说过共产主义社会还是很穷的呢？他们都说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必要条件是产品极为丰富，否则怎么能实行按需分配呢？有些同志要‘穷过渡’，这样的‘穷共产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和吸引力呢？
现在人民公社搞的供给制，不是按需分配，而是平均主义。中国农民很早就有平均主义思想，东汉末年张鲁搞的‘太平道’，也叫‘五斗米道’，农民交五斗米入道，就可以天天吃饱饭。这恐怕是中国最早的农民空想社会主义。
我们现在有些同志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非常危险。北戴河会议规定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5个条件，哪一条也不能少，缺一条就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
刘少奇、彭真插话说：
“穷过渡比富过渡容易。”
毛泽东情绪激动地说：
“反正我不准备急急忙忙过渡。我今年65岁，即使将来快要死的时候，也不急急忙忙过渡。过渡要有物质条件、精神条件，还要有国际条件，不具备条件宣布过渡也没有用。要画两条线：一条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一条是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区别。不要轻易宣布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更不要轻易宣布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
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不仅把杜勒斯吓了一跳，也把赫鲁晓夫吓了一跳。不过看来赫鲁晓夫还比较谨慎，他现在只讲12年内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并没有说到时就要过渡。我们有些同志头脑发热，想抢在苏联前头过渡，这很不好。苏联同志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9年，就想当先锋，还不是头脑发昏？人有少青中老，水有溪河湖海。事情都有一定的量度，有相对的规定性，从量变到质变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想过渡就过渡。
我在郑州批评了陈伯达主张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批评起草新40条的同志想入非非，要生产2亿吨到4亿吨钢。现在有些同志说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实际上把科学也破除了。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作迷信破掉。比如，人是要吃饭的，这是科学，不能废除。人是要睡觉的，这也是科学。破除这两条，就要死人。自然界有个抵抗力，这是一条科学，你不承认，它就把你砸死。破除迷信以来，有一小部分破得过分了，把科学真理也破了。这是不能破的。凡是迷信一定要破除，凡是真理，凡是科学，一定要保护。资产阶级法权，一部分要破除，如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等级森严、娇骄二气，非破不可。但还有相当一部分不能破除，如工资制度、国家强制、上下级关系，还得保持。如果把这些现在必要的、有用的东西也破得体无完肤，就会天下大乱，总有一天要承认错误，还要赔礼道歉。
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记者和编辑，头脑都要冷静，多开动自己的脑筋，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随声附和。要调查，追根问底。要比较，同周围比较，同前后左右比较，同古今中外比较。唐朝有位太守，他审理案件，先不问原告和被告，而是先要了解原告和被告周围的人和环境，调查好了才去审问原告和被告。这叫做勾推法，也就是比较法。记者和编辑要学会这种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其实也就是思想方法，实事求是的方法。记者，特别是记者头子——”
毛泽东指着吴冷西说：
“像你这样的人，头脑要清醒，要实事求是。你要尽快把这个精神告诉记者，你看用什么办法可以快些？”
吴冷西说：
“新华社正在北京召开全国分社会议，主席的意见可以向会议传达。”
毛泽东说：
“可否把会议搬到武汉来开？不过临时安排不便，而且中央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接着要开六中全会，要来很多人。”
田家英说：
“中央办公厅每天有专机来往京汉之间，可以明天回去传达，后天回来开会。”
吴冷西认为可行，毛泽东也同意这么办。于是，吴冷西就在23日回到北京，传达了毛泽东的部分讲话精神。
欲知武昌会议后来的情况如何？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内容虽然多，但读起来并不枯燥。这些话揭开了一些历史真相，告诉人们在大跃进时期到底是哪些人要消灭家庭？哪些人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甚至提出要“穷过渡”？弄清楚了这些问题，就可以明白后来一些人在毛泽东生前（如七千人大会）和身后往他身上泼脏水的真实意图了！
[咨询微信号：qunfeiyang2014, 13937776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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