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9章
“大跃进本来是好事，但4大指标（钢、铁、粮食和棉花）订
高了，结果天天被动。”“过去一年头脑发热，现在冷静下来就
是了。人不要不如猪，撞了墙就要拐弯。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
没有经验，一定会出现许多新问题，应当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话说毛泽东不再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职务，退居二线，轻松多了。他在休息时就练练书法，与民主人士的往来也更多了。
黄炎培珍藏有一本王羲之的真迹摹本，毛泽东借来看，说好借一个月。此后，他一有闲暇便翻开摹本看，爱不释手。李银桥去倒茶时，常常见他看着字迹琢磨，有时，又抓起笔来对照着练。毛泽东练笔不同于别人，不是照着摹仿，而是取其所长，取其神韵，消化吸收，将前人的精华变成自己的东西。每每练到兴头上，连吃饭都叫不应他。
大约是真迹摹本太珍贵了，黄炎培借出去以后很不放心。刚借出去一个星期，他便频频打电话询问毛泽东看摹本的情况。电话往往是打到办公室里，问主席看完了没有？什么时候还？还有一次，黄炎培那边竟然把电话直接打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慢条斯理地问道：
“不是讲好借一个月吗？”
电话那边马上说：
“对，对、对。”
可是不足一个月，黄炎培那边又把催着还书的电话打到了菊香书屋的卫士值班室里。卫士尹荆山来到毛泽东的书房，见毛泽东正在看那本书法摹本。他的头照着书上的笔画晃动，好像下巴就是一支笔。尹荆山借倒茶机会，向毛泽东报告说：
“主席，黄炎培先生那边又来电话了，他们……又催呢。”
毛泽东一听，非常生气，将手中的烟嘴摔在桌子上，说道：
“怎么也学着逼债了？不是讲好一个月的？还差7天，我是给他数着呢。”
尹荆山见毛泽东真的生了气，连忙解释说：
“主席，他们……他们不是催要，是问问。就是问问主席还看不看？”
“我看!”毛泽东喝口茶，重新拿起烟嘴，语气缓和多了，说:“到一个月不还，我失信。不到一个月催讨，他们失信。谁失信都不好。”
可是不久，黄炎培亲自来电话了，这次电话直接打给了毛泽东。他先谈了一些别的事情，末了，还是问那本真迹摹本。毛泽东问：
“任之先生，一个月的气你也沉不住吗？”
李银桥在一边嘟哝着说：
“跟向主席讨债似的，没深浅。”
毛泽东听了，却微笑着说：
“不够朋友够英雄。”
等到了一个月期满，毛泽东将王羲之那本真迹摹本用木板小心翼翼地夹好，交给卫士尹荆山，说：
“送还吧，零点前必须送到。”
尹荆山说：
“黄老那边已经说过，主席只要还在看，尽管多看几天没关系。”
毛泽东摆摆手说：
“送去吧，讲好一个月就是一个月，好借好还，再借不难。朋友交往要重信义。”
1959年5月2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采取非常措施解决当前食油供应问题的紧急指示》，全文如下：
目前食用植物油供应四处告急，国家无法面面兼顾，大有顾此失彼之势。
哪四处告急呢？第一，出口情况很不好，1至9月出口计划3.48亿斤，到4月底只完成6千万斤，按照这个进度，预计只能完成1亿几千万斤，有2亿多斤出口计划要落空；第二，城镇居民食油供应每月7千万斤，货源没有保证，现在京、津、沪和其他若干大、中城市都是随调随销，不少城镇食油时有脱销；第三，工业用油和行业用油供应很紧，目前月销4千万斤的水平不能维持，影响的方面很大，特别是肥皂生产无法正常进行；第四，农村食油供应每月9千万斤，所占供应比重虽然很大，但是供应面广、点多，难以保证供应，脱销的现象在很大的地区内已经发生。这些情况如果继续发展，国家在政治上将会处于非常被动和十分不利的境地。
现在的问题十分明显，解决目前食油供应问题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方针，一种方针是，继续被动的维持现状，上述4方面都想照顾，让全面紧张的情况自流发展下去，它的结果必然是到处受挤，顾此失彼，出口计划根本不能完成，城市居民食油到处脱销，工业、行业用油大量减少，农村供应也是七零八落，国际政治信誉和国内市场秩序都将受到极其不利的影响。另一种方针是，在今后6月至9月的4个月内，基本上停止农村供应；就是说，除了出产油菜籽的地区可以适当供应，除了病号孕妇等特殊需要、大车用油、农业机械用油和侨汇地区可以适当供应以外，其他所有的农村供应一律暂时停止4个月；以便把缩减下来的食油用来坚决保证出口需要，适当保证城镇和工业、行业的必不可少的供应。这样做，就可以使我们变被动为主动，闯过目前食油供应紧张的关口，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权衡利害得失，中央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四处脱销不如一处脱销，多头紧不如一头紧，必须当机立断，坚决采取后一种方针。事实上，不少地方特别是很大一部分农村已经脱销了，今后几个月不管怎样总还有不少地方要脱销，既然这样，倒不如有计划地停止农村供应反而较为有利，反而可以避免经济生活发生更大的混乱。这是万不得已的临时措施，望各地党委向全党解释清楚，并且立即根据这个方针，妥为安排当前的食油工作。
为了实现这种方针，中央决定，各省（区）在今年5月至9月，必须保证调给国家食油五5.4亿斤，不得减少。宁可农村暂时停销，减少食油库存，也要坚决调油支援国家建设。各省（区）只能在按期完成中央调出任务的条件下，根据本省（区）的实际可能，具体安排自己地区的食油供应；并且还要狠狠地抓住油菜籽和其他油脂油料的收购工作。中央要求所有的城镇，适当缩减居民的食油供应标准，大中城市少减一些，小城镇多减一些，这也是完全必要的。
中央估计到，采取上述这些措施，可能在人民群众中间，特别是在农民中间，引起很大的反应，因此要求各级党委实行政治挂帅，加强领导，充分作好说服解释工作，以保证这项措施能够顺利地贯彻执行，保证在执行过程中不出乱子或不出大乱子。
1959年6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大力紧缩社会购买力和在群众中解释当前经济情况的紧急指示》，全文如下：
1959年1月以来的工农业生产发展状况，基本上是良好的。今年1至4月份全国工业总产值566亿元，比去年同期的283亿元，增长了96.5%。重要的工业品产量与去年同期相比，钢增长68%，煤增长119.6%，发电设备增长361.4%，棉纱增长68%。许多产品的质量也开始好转，铁路货运量比去年同期增长53.4%。农业方面，虽然主要产麦区受了旱灾，小麦、夏杂粮、早稻3项合计，初步预计仍将同去年夏季特大丰收的实际产量相当，或者还有所增加，比1957年夏收则将增加约一倍。在市场供应方面，1至4月份社会商品零售额199.5亿元，比去年同期的151亿元增长了32%。在财政方面，收入超过支出33亿元，也比去年同期收入超过支出的部分为多。这些情况说明，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为实现1959年的大跃进所作的努力，正在取得十分巨大的成就。1959年一定能够成为继续跃进的一年。
但是在经济工作和经济生活方面，还有许多迫切问题，需要迅速加以解决。除工农业生产方面的问题中央已另有指示和安排以外，目前还有一个严重问题，即市场供需关系方面的紧张现象。由于1958年各地使用预算外资金和挪用企业流动资金，扩大了计划外的基本建设，多招了大量的职工（1958年年底县以上各类职工总数达到4532万人，比1957年年底的2450万人增加了2082万人，新招收的职工虽然工资一般较低，今年又减少了一部分，但今年1至4月份全国工资总额仍然达到88亿4千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29亿8千万元），在商业中实行了预付货款和赊销商品的办法，这一切都过多地扩大了社会购买力，过多地消耗了储备物资。国家财政对1958年群众炼铁亏损部分的补助23亿元，在今年1至4月份陆续拨发，这也是增加目前社会购买力的一个临时性的因素。社会购买力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商品生产的增长速度，目前两者的差额据估算已达50亿元左右。这就造成了今年市场淡季商品库存反而下降、货币流通量反而上升的不正常现象。此外，粮食由于在去年农村夏收后和秋收后一段时间内吃得过多，油料由于农村消耗量大增和收购不及时而没有完成收购计划，猪和鸡鸭的生产在公社化初期有一个时间下降，某些农副产品、手工业品和轻工业品的生产由于劳力和原料安排中的疏忽也有些下降，还有些产品由于片面地追求数量以致降低了质量，这就加重了目前市场的紧张状态。这种不正常的紧张状态必须迅速扭转，以便保证1959年的国民经济能够继续跃进。
为了缓和目前的市场紧张状态，除了必须继续努力增加工农业生产、积极安排副食品和其他日用必需品的生产以外，必须大力控制城乡消费量的增长。鉴于工农业生产的增长需要有一定时间和一定条件，并且在一定期间内有一定限度，不可能赶上目前过分膨胀的社会购买力的需要，又鉴于城乡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水平目前一般已经压得很低，因此，中央认为，解决目前的市场问题，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压缩社会购买力。
一、坚决压缩公用开支，紧缩集团购买力。一切机关、部队、企业、事业单位，必须厉行节约。所有办公杂支、器具购置等费用，必须大大节省（非商品支出而工作需要的费用如邮电费等不要勉强压缩）。中央决定从本年6月起3个月内，除了特殊情况以外，暂时停止拨发这方面的行政经费。一切开支较宽裕的机关，应当向开支较节省的机关看齐，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向行政机关看齐，坚决削减可以削减的开支，坚决减少和停止可有可无的购置。一切请客送礼、讲排场、讲阔气、铺张浪费、开会提高伙食标准等恶劣风气，最近又有抬头，必须从上而下地坚决纠正和制止。1957年全国公用开支只有46亿元，1958年增加到56亿元，1959年预计将达到70亿元左右。中央要求减缩到一般不超过1958年的水平，从6月份起到年底共7个月，要求至少节约8亿元。
二、控制企业职工人数和工资总额。按照今年经过调整了的生产建设计划，全国县以上企业职工人数，必须在去年职工增加过多的基础上，减少800万到1000万人（包括第一季度已经减少的300万人），能够减到1000万人以上更好。社办工业也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加以调整和收缩。工资今年已经决定不增加，工资级别的某些必要的调整也必须严格控制。只有这样作，才可能减轻市场物资供应的压力，才可能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管理水平，才可能增加农业劳动力，因此应当坚决执行。减少人员首先是减那些来自农村的临时工、合同工，使他们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其次减那些多余的学徒工，特别是年龄过小的学徒，使他们回去重新上学；其次减那些新吸收的有家务负担的女工。各省市县必须根据当地工业生产和建设的具体情况，经过通盘考虑，迅速定出减少职工的具体计划和具体办法，并监督执行。一般地说，从城市吸收的职工可以少减，以免造成失业。没有原料材料而停办的基本建设和缺少原料材料燃料而停工窝工的企业，应当多减先减。县办企业和生产技术落后的企业应当多减。有技术的工人，应当调剂使用，不要减退；城市服务行业职工去年已经减得很多的地方，今年也不要再减（减得太多的地方还要适当恢复）。估计这样裁减的结果，大体上国家今年在工资方面的支出可以减少15亿至18亿元。减少800万到1000万职工，这是一项繁重而艰巨的任务，工作中必然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是不这样作，就会造成更大的困难。各地方各部门必须按照中央在1959年5月27日发出的指示，在认真进行动员和安置工作的基础上，把这项工作做好。
三、按照国家计划严格控制农村货币投放。中央决定，各地农业贷款指标一律不再增加。农产品预购定金必须控制在指标的范围以内，不许超过。国家对人民公社的财政补助，应当主要用于扩大生产方面，不要用于生活开支方面。商品赊销和预付货款的办法，必须坚决停止（必要的生产资料赊销要经中央批准）。公社和生产队算账当中，有钱退钱，有物退物，无钱无物应当交代清楚在以后退还，决不能由银行贷款退还。去年银行从公社收回的贷款中，未到期不应收回的坚决退还，已到期应当收回的，只要查对账目，办理手续，不应再去退款。去年公社向国家交纳的税款和其他财政收入，一律不要再去算账退款。夏收较多的地区，夏收以后还应当收回一部分到期农贷、预购定金和其他欠款。
四、大力开展储蓄工作，动员城乡居民积极参加存款储蓄。这是把一部分社会购买力推迟实现的有效办法之一。今年国家停止了公债的发行，城乡储蓄应当有所增加，但是1至4月储蓄总数反而比去年年底减少了2亿元。应当在人民群众中大力开展勤俭持家、储蓄爱国的教育，暂时不十分必要的东西不要买，把钱存入银行帮助国家建设（但是娱乐性、服务性等消费，可以回收货币而不需要付出商品，对于这类消费切勿向群众去提倡节约）。应当经过一切努力，力争城乡储蓄数字能够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增加，并且把相当于过去认购公债的数额，通过储蓄的方式吸收回来，增加国家手中可以运用的资金，减少社会购买力。在开展储蓄的工作中，一定要注意贯彻执行存款自愿、取款自由的原则，防止强迫命令和摊派现象发生。
在采取上述措施的同时，必须立即在全体党内外干部中，在城乡广大群众特别是城市各阶层人民中，由各级主要负责同志报告目前全国经济情况和党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动员广大干部和群众团结起来，为克服暂时困难，实现1959年的伟大跃进而奋斗。在宣传解释中，应当首先肯定成绩，同时作适当的自我批评，并且一定要注意把9个指头和1个指头的关系摆得正确，要鼓舞而不要打击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应当举出具体事实和数字，着重说明目前市场的紧张并不是由于工农业生产没有跃进，而是由于城乡消费量和社会购买力的增长太快。应当向城市人民说明目前农村中粮食油料等供应困难的情况和原因，并且把今年2月郑州会议以来中央对人民公社和农村工作的各项指示告诉城市人民，使他们消除疑虑和误解，获得力量和信心。应当说明，有些日用工业品和副食品，如油料、肉类、蛋类等，需要有一个时间才能有较大的增产，所以在这些方面我们还得忍受一个时期的困难。其他有关工业、交通运输业、对外贸易等方面的情况，也应当向城乡人民作适当的说明。向群众说真话，依靠群众解决问题，在这一点上不应有任何动摇。事实证明，凡是由负责同志作了这样的报告的地方和单位，广大群众是完全能够体谅我们和支持我们的，群众的情绪可以迅速稳定下来并且努力增产节约，排队现象可以设法减少，抢购套购等类现象可以基本停止。即使有少数人说怪话捣乱，也决不可怕。因此，这种报告应当认真地做，迅速地做，广泛地做（但是在做报告以后市场方面仍应有一定准备，报纸上的宣传仍应控制，并且由中央统一掌握）。要使所有群众了解，像中国这样一个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大国，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在经济文化上翻过身来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一定可以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建成高度发展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彻底改变现在的面貌。1958年我国已经打开了一个跃进的局面，1959年的计划现在看来虽然有若干指标可能偏高一些，但是总的形势是好的，无论如何，我们必然能够继续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目前工作中遇到一些问题，根本上由于缺乏跃进的经验（这种经验本来是历史上所没有过的），有些步子迈得大了一些，只要在得到经验以后，把步子放稳了，许多暂时性质的现象就会过去，我们就会走上稳步跃进的道路。现在党在工业、农业方面已经采取许多措施，使生产在可靠的基础上增长，在市场方面采取了上述各项措施以后，情况也必然会逐步地好转。总之，我们的一切措施的性质是积极的，我们应当通过这些措施和大规模有系统地宣传解释工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动员全党全民更加紧密团结，继续鼓足干劲，战胜一切困难，为取得1959年继续跃进的伟大胜利而奋斗。
各地执行本指示的情况，望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迅速报告中央。
6月3日，毛泽东刚刚起床，就给林克又讲起了他曾经在第2次郑州会议上以及跟他的孩子们讲过的“梁鸿余热不因人”的故事。讲完了，他又说：
“过去，我跟孩子们讲过这个故事，但他们年幼，没有懂得我的意思。”
林克明白，毛泽东是借这个故事，鼓励自己的子女和年轻人，要有志气，不仰仗他人，不人云亦云，要有独立性格，自立自强，靠自己艰苦创业。
6月7日上午，毛泽东给章士钊写了一封回信。
早在解放初，毛泽东知道章士钊有一部旧作《逻辑指要》，便在和章士钊的一次谈话中问道：
“听说您在逻辑方面有著述，可否让我一阅？”
章士钊闻言，面露愧色。他的《逻辑指要》在1943年出版时，序言中多有逢迎蒋介石的话，因此，蒋介石才让他到国民党陆军大学及警官学校去演讲。他踌躇了一会儿，不好意思地说：
“此书印于重庆，与叛党有关。我以此上呈一览，是侮公也，这怎么可以呢？”
毛泽东笑呵呵地说：
“此学问之事，有何妨！”
此后，章士钊便派人把《逻辑指要》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读后，认为这本专著能够运用西方逻辑学的框架，使用中国古籍材料，系统地阐述中国古代的逻辑思想，在同类书中是独树一帜，便对章士钊说：
“我看此书足为今日参考资料，宜于印行。”
毛泽东为了普及逻辑学的基本知识，在1959年上半年指示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安排编辑出版“中国近几年和数十年关于逻辑的文章、小册子和某些专著（不管内容如何）”。于是，研究室便计划出版一套《逻辑丛书》，章士钊的旧作《逻辑指要》自然也在其中。章士钊为重印《逻辑指要》，下大功夫对全书作了大量删补修改，尔后多次写信给毛泽东，陈述自己的观点。毛泽东便在6月7日给章士钊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行严先生：
各书都收，读悉，甚谢！实事求是，用力甚勤，读金著而增感，欲翻然而变计，垂老之年，有此心境，敬为公贺。既有颇多删补，宜为几句说明。即借先生之著，为之筹策：
《逻辑指要》一书是一九某某年旧作。1959年，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政治研究室有编辑逻辑丛书之举，拙作在征求之列。于是以一个月工夫，躬自校勘一遍。因原稿不在手边，臆核颇为吃力。全稿计削去不合时宜者大约二十分之一，增补者略多一点，都只限于古籍例证，能使读者稍感兴趣而已。近年以来，逻辑一学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兴趣，于逻辑学的范围及其与唯物辩证法的关系，争论繁兴，甚盛事也。鄙人对此，未能参战，然亦不是没有兴趣的。旧作重印，不敢说对于方今各派争论有所裨益，作为参考材料之一，或者竟能引起读者对拙作有所批判，保卫正确论点，指出纰缪地方，导致真理之日益明白，则不胜馨香祷祝之至！
章士钊 1959年6月某日
这样一来，我看有很大好处，尊意以为如何？先生如果不高兴这样办，我的建议作罢。我害了一个月感冒，前书未复，方以为歉。忽得6日信，极为高兴，倚枕奉复，敬颂
教安。
毛泽东 1959年6月7日上午8时
章士钊读了毛泽东的复信，十分感动。后来三联书店再版《逻辑指要》时，章士钊就以毛泽东为他撰写的说明文字替代了自己早已拟好的再版序言。
毛泽东与章士钊之间还有一个趣事，笔者不得不在此补叙如下。
有一次，毛泽东看罢章士钊的来信，手指在桌上轻轻地敲了两下，转向卫士李银桥吩咐：
“你赶紧上街，买两只鸡，给章士钊先生送去。”
此时已经是晚上七八点钟了，李银桥匆匆赶到街上，跑了几家副食店，总算买到了鸡，送到章士钊家里。李银桥记得章士钊老先生是住在一个四合院里，房子不怎么样，很破烂。他拎着两只鸡说：
“主席送您两只鸡。”
章士钊连连点头说：
“谢谢，谢谢。”
李银桥说：
“主席看到您的信了。”
章士钊举举那两只鸡：
“知道了，这是回话。主席身体怎么样？”
李银桥说，很好。可他有些纳闷，这两只鸡怎么是回话呢？章士钊在信上说了什么，他不知道，当然也无法猜到。他回去给毛泽东学说了一遍，毛泽东也笑而不语。这就给李银桥留下了一个终生猜不透的迷。
6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社员私养家禽、家畜、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全文如下：
省委、直辖市委、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生产大队总支委、生产队支部委员会：
中央5月7日关于农业生产的5条紧急指示曾经指出，发展猪、鸡、鸭、鹅的生产，要公养私养并重，两条腿走路，要给社员一定数量的自留地。为了迅速切实地贯彻执行这个指示，也为了把零星土地充分利用起来，为了保护屋前屋后的零星树木，鼓励私人植树，中央建议各县，用县人民委员会的名义出一张布告，把下面4件事向群众公布：
第一，允许社员私人喂养家禽家畜，包括猪、羊、鸡、鸭、鹅、兔等在内，这些家畜家禽养大了，卖得价款和平时的粪肥收入，私有私养的完全归社员个人所得，公有私养的一定要给社员以合理的报酬。但是，私养家畜家禽的社员要保证不耽误对集体生产应该担负的出工数。为了经营自留地和喂养家畜家禽起见，除家有老幼辅助劳力者外，要给全劳动力每月放假3天至5天。家庭自办伙食者，还要给妇女劳动力每天二、三小时的时间。
第二，恢复自留地制度，不管社员喂猪不喂猪，在食堂吃饭或在家吃饭，只要他愿意要，都应该给他。自留地数量仍按原来高级社章程规定，以不超过每人分地的5%，也不少于5%为原则。自留地质量应尽可能将各社员原领的自留地发还，如土地已经过平整不能发还原地的，也应该给予相等于原来的土地，不应随便将远地坏地抵充。社员在自留地里可以种蔬菜、饲料，也可以种瓜果或小杂粮，不要过分限制。自留地所生产的产品，也由社员自由支配。应该肯定这种自留地长期归社员自由使用，不征公粮，不派统购任务。但是不准社员出卖、出租或私自转让。
第三，鼓励社员利用零星空闲的时间，把屋旁、村旁、水旁，路旁的零星闲散土地充分利用起来。这些土地上长的庄稼，谁种谁收，不征公粮，不派统购任务，愿吃、愿存、愿卖，完全由社员个人自由支配。
第四，屋前屋后的零星树木（包括竹木果树）仍然归还社员私有，由社员负责经营培护，其收益也完全归社员自由处理。并且奖励社员利用屋前屋后和其他废弃土地种竹木，种水果，谁种谁有。
把这4件事，用布告的形式向群众公布，并且认真实行，取信于民，对于农业、林业和畜牧业的发展将大有好处。这种大集体当中的小私有，在一个长时期内是必要的，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也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排。允许这种小私有，实际是保护社员在集体劳动时间以外的劳动果实，并不是什么“发展资本主义”。这些家庭副业搞起来了，可能同集体生产发生某些矛盾，同国家的市场管理发生某些矛盾，这应该从加强对社员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正确地加强市场管理和公社经营管理工作来加以解决。经验证明，禁止搞这些家庭副业、一切归公的简单办法，是有害的，也是行不通的。
中央 1959年6月11日
6月11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秘鲁议员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中国是个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工农业水平不高，有许多人是文盲。我们现在正在积极组织自己的经济，积极做提高人民文化水平的工作，发展我们的工业，使农业用机器装备起来。现在工作才开始做，仅仅是开始。至于做出成绩来，那需要时间，需要朋友的帮助，不是很短时间内所能做到的。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要提高经济、文化水平，建设现代化的工业、农业和文化教育，需要一个过程。我们现在提出了‘多快好省’这个建设经济、文化的口号。可以快一点，但不可能很快，想很快是吹牛皮，你们不会相信，我也不相信。比如走路，总要花些时间。我们已经干了10年了，但是如你们所知道的，我们工业才这么一点，农业还是手工业式的，也许再有10年才会有些进步。中国不仅要自己料理自己，自己过生活，还应该对别的国家和民族进行帮助，对世界有些益处。同别的国家一样，不仅要为自己而且还要对世界做些贡献。和别的国家互相帮助，发展经济关系，尤其是我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之间互相了解、交流经验，很有必要。搞经济关门是不行的，需要交换。中美、南美有20个国家，同亚洲的国家例如中国发生经济联系是可能的，文化上的联系也是可能的，互相交换有益的东西。日本是亚洲国家，是我们的邻国，我们同他们打过仗，最近关系也不大好，但是人民间的交往还是有的，现在还有日本民间代表团在中国访问。虽然中国和日本没有外交关系，日本政府对我们不友好，但两国人民还是互相往来，人民间互相来往很自由、很自然。有可能的话，我们还会派代表团去南美洲访问你们国家的。
过去干的一件事叫革命，现在干的叫建设，是新的事，没有经验。怎么搞工业，比如炼铁、炼钢，过去就不大知道。这是科学技术，是向地球开战，当然这只是向地球上的中国部分开战，不会向你们那里开战。如果对自然界没有认识，或者认识不清楚，就会碰钉子，自然界就会处罚我们，会抵抗。比如水坝，如修得不好，质量不好，就会被水冲垮，将房屋、土地都淹没，这不是惩罚吗？”
6月12日至1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工农业生产和市场问题。毛泽东说：
“1959年的计划指标曾多次开会调整。这次会议还要决定降低指标。大家可以各抒己见，左思右想。不管过去说过什么大话，都允许翻来覆去。”
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廖鲁言等人汇报了有关情况。周恩来根据他和各位副总理下去调查的情况，详细分析了经济形势，认为八届七中全会把钢产量指标降为1300万吨是可行的。接着，李富春、李先念就计划和财政、市场问题作了说明。廖鲁言则提出1959年粮食指标从8000亿斤降到6000亿斤。
毛泽东在会上讲了两次话，还曾经多次插话。
6月13日，他在会议上讲话说：
“去年的大跃进，对破除迷信起了很大作用。但是，不讲时间、空间和条件，主观主义大为发展，没有把主观的能动性和客观可能性结合起来，只讲主观能动性，而且无限扩大，这点必须坚决纠正。我过去没有摸工业，只抓了农业。去年才接触工业。在这种情况下，犯错误可以说是必然的。人的认识要经过多次反复才能找到比较正确的道路。要总结去年的经验，去年的经验对于今后搞经济建设是十分宝贵的。
去年我们至少有3大错误：第一，计划过大，指标过高，勉强去完成，必然破坏比例关系，经济失调。第二，权力下放过多，结果各自为政，政策也乱了，钱也花多了。第三，公社化过快，没有经过试验，一下子推开。大刮共产风，干部也不会当家。现在粮食供应紧张，主要是虚报产量。还有是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多了。
多快好省还是可以做到的，但太多太快就不行。去年我们只注意多快，不注意好省。什么是多快也不甚了了。现在钢的指标降到1300万吨，仍然是多快。因为去年只有810万吨好钢，今年增长60%，这样的速度在苏联也从未有过。综合平衡我们讲过多次，但还是不容易做到。事非经过不知难啊。权力下放过多的情况要扭转过来。人权、工权、财权、商权，都应该收过来，由中央和省市两级专政，不能再往下放了，否则就乱了，没有办法控制了。今年粮食生产可以订6000亿斤的计划，能收到5000亿斤就很好，因为估计去年只有4800亿斤。但粮食消费计划只能按4000—4500亿斤的收成来安排。
大跃进本来是好事，但4大指标（钢、铁、粮食和棉花）订高了，结果天天被动。经济工作我们究竟有没有经验，群众路线究竟怎么样，都值得我们重新考虑。过去一年头脑发热，现在冷静下来就是了。人不要不如猪，撞了墙就要拐弯。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验，一定会出现许多新问题，应当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我过去只注意人和人的关系，没有注意人和自然的关系。过去搞民主革命，忙不过来，打仗占了大部分时间。后来搞社会主义革命，主要精力是搞阶级斗争。去年北戴河会议才开始搞经济建设，特别是抓工业。看来，我第一次抓工业，像我1927年搞秋收起义时那样，第一仗打了败仗。不仅我碰了钉子，在座的也碰了钉子。现在不是互相指责、互相埋怨的时候，而是要认真吸取经验教训，赶快把过高的指标降下来，尽快把生产计划落实。”
毛泽东还说：
“现在我们宣传上遇到困难。去年是那样讲的，今天又这样讲。现在《人民日报》和《内部参考》是两本经。《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搞两面派。公开报道尽讲好的，《内部参考》讲不好的。当然，《内部参考》还是要办，不好的事情还是有个地方讲。但公开报道老是这样只讲好的，不是办法。去年说了许多大话、假话，应该逐步转过来。自己过去立的菩萨，现在自己不要再拜了。现在计划已经确定，方针已经明确。宣传有准绳了。过去报纸上说的虚夸的数字，过高的指标，现在根本不去理它，转过来就是。关于如何转，这个问题请中央书记处研究。”
6月1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上海市委《关于当前副食品、日用工业品问题的报告》写了一个批语，全文如下：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并告中央各部、国务院各部党组、党委，军委各部、工、青、妇各党组：
上海市委6月6日关于副食品、日用工业品两大问题的情况分析和处理意见，是一个好文件。现在发给你们，请你们认真读一读，想一想，好好讨论一下，并且一律仿效上海的作法，就自己地区的实际情况，定出切实有效的办法，付诸实行。
副食品和日用工业品供应紧张，是目前经济生活中一个最突出的问题，是有关党群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不外乎是增加生产，增加商品供应；厉行节约，压缩社会购买力；并且做好商品购销工作，改善经营管理。中央已经决定，把钢材、煤炭、铜、铝、木材、水泥等主要物资分配计划按照实际的生产可能调整下来，把生产重新作了安排，把基本建设的规模加以收缩，以便在劳动力分配方面和原料材料分配方面适当照顾农业和轻工业发展的需要，保证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有必要的劳动力和运输力，保证轻工业和手工业有必要的原料和材料。中央已经决定，大力压缩社会购买力，并且在群众中解释当前经济情况，应当认真贯彻也行。应当认真地吸取去年以来的经验，即是既要很好地领导生产，又要很好地组织人民生活，要会过日子，要把富日子当穷日子过，留有余地。财贸工作方面，这个时期管理权限“放”得多了，机构削弱了，商品摆布和经营管理上也有缺点，应当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下放到专区、县、公社和企业的权力，应该收回的坚决收回，由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两级集中管理，统一调度。要求足够地重视商业工作和市场领导，真正做到工农商业并举。商业工作做得不好，工农两业也不能发展。上海市委的报告，有情况，有分析，有解决问题的措施，是中央方针的具体化，使人看了，觉得切实具体，能解决问题，不是漆黑一团，毫无办法。
中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大力抓副食品、日用工业品的生产，抓压缩社会购买力的措施，上下一齐动手，解决这个问题。无数次经验说明，只要向群众说明当前的情况，相信和依靠他们，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大家想一想，难道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连副食品、日用工业品这样的问题都不能解决么？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和农民，不仅能够省吃俭用，克服一时的困难，而且能够大力增加副食品、日用工业品的生产，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应当有这样的信心和志气。
中央 1959年6月13日
6月14日，由于邓小平在5月间摔伤了腿，住在医院里，彭真就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召开了书记处会议，研究《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在宣传上怎样转的问题。
这里有必要先说一说邓小平的一段轶事。
在整个大跃进年代，不管是真左派、假左派或是右派、中间派，无不忙得不亦乐乎，唯有一位常常在北京值班的大员——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倒显得十分悠闲自得，他经常到养蜂夹道高干俱乐部打桥牌。几年间，邓小平除了出差、开会以外，每周3、周6晚上，每周日下午、晚上，都要和他的座上常客——万里和被称为“教授”的吴晗一类人打桥牌。待他们玩到午夜时分，北京饭店都要送饭菜、茶点侍候。邓小平每每打到兴奋处，便高声叫道：“打桥牌也要鼓足干劲。”他的话无不引起一阵满堂哄笑。
闲话少叙，再说彭真等人商定，在宣传上应该转，但要逐步地转，不能急转弯，而且报纸公开宣传也不能把工作中的问题和盘托出，还要内外有别。彭真拿出中宣部起草的文件，要胡乔木、周扬和吴冷西修改一下，书记处再讨论决定。
这样，胡乔木、周扬、吴冷西3人在15日和16日一起讨论和修改了中宣部起草的关于宣传上如何转的问题的通报草案。
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根据胡乔木建议所撰写的《海瑞骂皇帝》一文。
6月17日，彭真召开书记处会议，讨论胡乔木3人修改过的中宣部起草的关于宣传上如何转问题的通报草案，又略略作了修改，准备报请刘少奇审批后，以中共中央名义下发各地。刘少奇看了这一草案后说：
“通报本身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此事关系重大，需要由毛主席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
6月20日凌晨，毛泽东读到了新华社编印的第2801期《内部参考》上关于广东东江流域暴雨成灾的消息后，给胡乔木、吴冷西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乔木、冷西同志：
广东大雨，要如实公开报道。全国灾情，照样公开报道，唤起人民全力抗争。一点也不要隐瞒。政府救济，人民生产自救，要大力报道提倡。工业方面重大事故灾害，也要报道，讲究对策。此件阅后退回。
毛泽东 6月20日上午4时
6月20日下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宣部关于宣传上如何转问题的通报草案。刘少奇说：
“报纸上去年放了许多卫星，失信于人。我们去年浮夸风刮得利害，下面怎么讲我们就怎么报道，表面上似乎‘密切联系实际’，其实是跟着下面走，犯了尾巴主义错误，结果走向反面，完全脱离实际。《人民日报》宣传虚夸，基本上是反映了中央一些同志那个时候的思想和作风，所以不能完全怪报纸。
目前宣传要转变过去一个时期的状况，但也不能马上转，不能全面地转，而是要逐步地转。这里有两条战线斗争的问题。所以，宣传上既要防‘左’，又要防右。我们在宣传上只能逐步地转，逐步地讲，不能一下子和盘托出。从对外宣传上说，还要考虑一些兄弟党过去一直为我们说了许多好话，如果我们一下子来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会使兄弟党很被动。1956年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的做法，使兄弟党被动，又被敌人利用，我们不能那样干。
关于工作中的缺点，在宣传上应该讲这些缺点已经或者正在怎样改正，从这样的角度去宣传。不能把所有的缺点都讲出来，只能讲1%，讲典型的、有教育意义的。因为我们的工作中主流是好的，缺点只是支流。比方说产品的数量和质量的关系，过去强调数量是必要的，没有数量，质量也无从谈起。我们从无到有，开始只能着重数量，有了数量以后就要抓好质量。过去我们的缺点是只抓数量不抓质量。报道缺点不能用纠偏的态度，不能泄气，不能给群众泼冷水。
去年大跃进是史无前例的，我们没有这样的经验。经过去年的大跃进及其后的大失调，我们就可以认真研究所谓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速度究竟怎样才适当。去年的经验教训是全民性的，是非常丰富也非常深刻的，因而是十分宝贵的。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就是最大的成绩，没有理由悲观失望。”
会议结束后，彭真、胡乔木、吴冷西来到毛泽东的住处，向他汇报这次会议的情况。
毛泽东说：
“现在我们名声不大好，别人不大看得起我们，这也有好处。去年大吹大擂，不但敌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而且还有我们的一些朋友，都对我们有些害怕，现在不大怕了。还是不叫别人害怕为好。我们不能务虚名而得实祸。我的感觉，去年北戴河会议后，从9月到今年5月，一直是被动的。一些指标定得那么高，使我们每天处于被动地位。工业也好，农业也好，指标都是我们同意了的，都有一部分主观主义，对客观必然性不认识。讲了多少年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不注意，就是不讲综合平衡。工业各个部门的联系，工业与农业的联系，重、轻、农的联系，都没有兼顾到。去年11月开始发现问题。这是在郑州会议的时候，一些同志起草了一个15年（1958—1972）建设纲要，目标是年产4亿吨钢。我当时就问，要那么多钢干什么，有什么用，能不能生产那么多？那个时期就发现大家喜欢高指标。后来又发现陈伯达起草的一个文件，绝口不讲商品交换，甚至连商品二字也不提。我感到一些同志思想中对社会主义经济究竟要不要商品经济，是只搞产品交换还是有商品交换，都糊涂了。于是建议大家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目的是想使大家对社会主义经济有一个比较符合实际的看法，知道社会主义经济还是商品经济。但是，当时许多同志思想并没有转过来。武昌会议还是高指标，还没有认识平调农民是剥削农民。第2次郑州会议才解决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问题。高指标从武昌会议、北京会议到上海会议，一降再降，都没有降到实处。可见认识错误不是那么容易可以做到的。人们的思想符合实际要有一个过程。现在人家说我们去年成绩没有公布的那么大，这不要紧。我们现在不要同人家争论成绩的大小，明年再看。去年讲了大话，也可能有七分是真的，三分是假的，也可能是二八开，究竟如何，现在不必争论。
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总的说，从反右斗争起，《人民日报》比过去好，老气没有了。但去年吹得太凶、太多、太大。现在的问题是改正错误。如果不改，《人民日报》就有变成《中央日报》的危险，新华社也有变成中央社的危险。
我看《人民日报》，只看一些新闻和一些学术文章，对其它的东西不大有兴趣，它们吸引不了我。不过《参考资料》和《内部参考》我每天必看。这两种刊物，应该让更多的人看到。记者协会办的《新闻工作动态》也不错，反映了新闻界的一些思想动向，可以看。但公开的宣传，不管新华社或《人民日报》或广播电台，都要来一个转变，不能像目前这样王顾左右而言他。
关于当前报刊宣传的通报，可以不用中央通报的形式，而用乔木、周扬、冷西他们3个人的意见的形式，再加上一个中央通知，说明中央同意他们的意见，并且提出6月底以前召开一次报纸宣传工作会议，要各省报总编辑、新华分社社长和中央一级报刊、新华总社、广播事业局的负责人参加。大家说好不好？”
毛泽东最后说：
“报纸办得好坏，要看你是政治家办报还是书生办报。我是提倡政治家办报的，但有些同志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优柔寡断。袁绍、刘备、孙权都有这个缺点，都是优柔寡断，而曹操则是多谋善断。我们做事情不要独断，要多谋。但多谋还要善断，不要多谋寡断，也不要多谋寡要，没有抓住要点，言不及义，这都不好。听了许多意见之后，要一下子抓住问题的要害。曹操批评袁绍，说他志大智少，色厉而内荏。就是说没有头脑。办报也要多谋善断，要一眼看准，立即抓住、抓紧，形势一变，要转得快。”
谈话结束时已经是晚上8点30分，毛泽东叫吴冷西留下，又招呼刘少奇过来一起谈话。毛泽东对刘少奇说：
“《人民日报》去年出了很多乱子，要加以改进，是不是请你抓一抓《人民日报》？”
刘少奇不高兴地说：
“现在我管的事情很杂，也很少接触《人民日报》，管不了。还是请主席直接管好。”
毛泽东见刘少奇这样说，只好对吴冷西说：
“以后有事情要请示，你可以找少奇同志，也可以找总理，也可以找我。但多找他们两位，日常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管。”
刘少奇和吴冷西离开毛泽东住处后，他在门口对吴冷西说：
“《人民日报》要办好，要多听各方面的意见。毛主席说的多谋善断，你们首先要多谋，然后也要善断。对于比较重要的问题，你们可以而且应该提出自己的意见，但最后还是中央来断。这样可以避免至少可以少犯错误。”
正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遗憾的是，毛泽东的谈话精神以及将要召开的全国报刊宣传会议，由于不久在庐山会议中出现的突兀情况，全都无疾而终了。
6月20日这天晚上，毛泽东、周恩来、陈毅在北京中南海听取聂荣臻、钱三强等人关于核研究方面的情况汇报。
正在此时，中共中央收到了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的来函。于是，大家就聚在一起听着翻译念那份刚刚收到的苏联政府的正式函件。函件中说，苏美等国正在日内瓦谈判禁止核实验的协议，苏联怕西方国家获悉他们在新技术方面援华，而“有可能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为争取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所作的努力”。陈毅一拍桌子，大声吼道：
“胡说八道！”
“念下去——”
毛泽东不动声色，点着了一支香烟。翻译又接着往下念：为此，苏共中央决定：提前中止1957年10月15日苏中双方在莫斯科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中断若干援助项目，不再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两年以后看形势发展再说。周恩来眉宇紧锁，神情严峻，愤然说：
“片面撕毁，背信弃义！”
屋子里一阵沉默。
“算了。”毛泽东掐灭烟头，大声说道：“还是那么一句老话，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们去吧。”
“主席，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办？”
钱三强用焦灼的目光望着毛泽东问。毛泽东没有回答，轻轻地拿起那支红蓝铅笔，仔细地在那份呈报给他的原子弹研制报告上不停地写着，划着，一下，又一下……
“59.6”、“59.6”、“59.6”……
从此，以“596”这个不寻常的日子为代号命名的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计划，就这样确定了下来。
欲知后来原子弹的研制结果如何？请慢慢往后看。
东方翁曰：1959年6月11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社员私养家禽、家畜、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中明确规定：“把这4件事，用布告的形式向群众公布，并且认真实行，取信于民，对于农业、林业和畜牧业的发展将大有好处。这种大集体当中的小私有，在一个长时期内是必要的，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也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排。允许这种小私有，实际是保护社员在集体劳动时间以外的劳动果实，并不是什么‘发展资本主义’。”此后，这一项重要政策一直持续了下去，始终都“允许”社员私养家禽、家畜、自留地等“这种小私有”的存在。可是后来却有人污蔑毛泽东时代“将农民从事的饲养，编织，采集，渔猎等家庭副业统统说成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强制性地割掉；将农民的自留地、宅边地说成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土壤，统统收走”。这种颠倒历史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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