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许多时候，我不愿意说得太早，也就是为了看看那些人的真实面
孔，没有他们对别人的态度，是看不出真正的好人或坏人的。稼祥
同志，我是了解你的。我希望你永远做一个老实人，不要动摇。”
话说1973年2月20日，邓小平携家人离开江西回到了北京。
2月21日，毛泽东参加中央军委会议，他走到多日不见的朱德面前，热情地与朱德握手，问候道：
“老总啊，你好吗？你是红司令啊！人家讲你是黑司令，我总是批评他们。我说是红司令，这不是红了吗？”
朱德听了毛泽东的这番话，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1973年3月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现在要“安定团结”，要“稳定”。
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一些老干部一直没有工作的情况。毛泽东说：
“我并不知道这么多老同志受罪，我的目的是想烧一烧官僚主义，但不要烧糊了。”
周恩来说：
“看来有一个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
毛泽东说：
“这个问题由你去落实吧！”
此后，周恩来提出了一个先易后难的方案，送政治局讨论。尔后，由解放军总政、中组部、国务院政工组提出了一个360人的名单。周恩来抱病连续主持政治局开会讨论，逐个研究。
3月9日，周恩来将草拟的《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送审稿）》呈报给毛泽东。周恩来还在送审稿上写道：
“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问题，政治局会议几次讨论过，并在主席处开会时报告过。现在小平同志已回北京。为在全国树立这样一位高级标兵，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做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
毛泽东批示：“同意。”
3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作为正式文件发往全国各地。
3月中旬，曾志在临潼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分别写了一封信，汇报她在临潼干休所的情况。她在信中写道：
“临潼干休所是军队的，都是不在职的军人，不完全按照在职的军人待遇，他们每年只发一套军装，没有领章。我是最早的红军战士，有红军就有我这个红军战士。文化大革命中有的女同志原来是做地下工作，也转为军人，穿上了军装。我也请求转归军队，每年发一套军装。”
不久，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李瑞山就把曾志接到了西安，他在谈话中说：
“你的信，主席和总理都作了批示，同意你回北京。你若想继续工作的话就在西安，由陕西省委分配工作，回北京就不好再做什么工作了，你自己选择吧。”
曾志最终选择了回北京。
3月18日，曾志带着女儿、小外孙和外孙女，离开临潼，回到了北京。
3月22日，毛泽东批准了《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
这个报告是国家计委在1月5日向国务院提交的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拟定的从国外进口成套设备和单机的“四三”引进方案，该方案建议“在今后三五年内”，从日本、联邦德国、英国、法国、荷兰、美国等国家，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四三”方案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项目共有26个，这是继新中国建立初期从苏联引进156个项目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引进先进技术设备。
“四三”方案提出了引进技术设备要遵循的6条原则：1、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2、学习与独创相结合。3、有进有出，进出平衡。4、新旧结合，节约外汇。5、当前与长远兼顾。6、合理选址。
《四三方案》在毛泽东批准后，又陆续追加了一些项目，总金额达到了51.4亿美元。
3月2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重申了对待在林彪问题上犯有错误的人的政策，还指示要安排好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当有人汇报说，一些人议论“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毛泽东气愤地驳斥道：
“怎么能这样说呢？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集团揪出来了嘛，又把林彪集团揪出来了嘛，这是个伟大胜利。如果不是这场大革命，刘、林他们怎么能发现？怎么能打倒？”
3月26日，毛泽东在会见喀麦隆总统阿希乔时说：
“我们的报纸和我们总理都讲我身体怎么好，其实我经常害病啊！”
3月28日，周恩来、李先念在北京玉泉山同邓小平会面。
3月29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信，汇报邓小平的情况，他写道：
“他的精神、身体都好。29、30两日下午和晚上，等候主席通知到主席处开政治局会，到时当约小平同志同来见主席。”
3月29日下午，周恩来陪同邓小平来到毛泽东住处。毛泽东握着邓小平的手说：
“努力工作，保护身体。”
这天晚上，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商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
3月30日，周恩来将政治局会议的决定报告给毛泽东。
3月末的午后1时许，江青起床以后，洗漱，吃了早点，照例到办公室看文件。她在一份《国内动态清样》中看到了为破解数学难题哥德巴赫猜想做出重大贡献的数学家陈景润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情景很糟糕，便非常难过。据江青的机要秘书杨银禄回忆说：
江青看完这条迟到的消息以后，立刻打铃叫我进她的办公室。我进入她的办公室，看到她拿着一块小毛巾正在抹眼泪，因为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流泪，所以不敢问她这是怎么了。站在她的旁边，等待她先说话。过了一会儿，她拿起那份《国内动态清样》，手哆哆嗦嗦，眼含泪水，对我说：
“哥德巴赫猜想，是数学领域内最深奥的理论，不少发达国家的高级数学专家都在研究运算，陈景润在这方面作出贡献，这是中国人的骄傲。而他的境况竟是这样，我们能不管吗？”
不久，江青又打铃叫我。我到她办公室后，她急急忙忙地跟我说：
“你再看看这份《清样》，现在有主席和我的批示。”
我接过一看，还是关于陈景润情况的那份《清样》，发现上边有江青批示：“主席，是否先救活陈景润为好？”毛主席批示：“请文元同志办。”姚文元又批示：“陈景润的论文在哲学上有什么意义？”江青说：“你看完了吗？姚文元‘书呆子’，他的批示文不对题。你给迟群打个电话，告诉他赶快到我这里来，关于陈景润的工作、生活条件我跟他讲一讲，这是他负责的领域。”
迟群来后，江青对他说：“今天我看到一份材料，使我心中很不安。”说着就把那份《清样》递给了迟群，叫他仔细看看。她接着说：“陈景润是我国也可以说是全世界著名的数学家，许多外国著名学者都为他的刻苦钻研精神和伟大成果所打动。我们本来应该对他好好进行褒奖的，但是，你看看他的工作、生活条件多么差呀！不用说叫他搞科研，连起码的生存条件都不具备，可怜得很啊！主席历来尊重知识分子，他说，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离开了知识分子是不会成功的。即使是成功了，也不会巩固。有人对主席关于‘老九不能走’一句话有误解，理解为‘老九’，就是把知识分子排在了第九位了，这不是误解是什么？主席说的这句话是借用《智取威虎山》戏中的一句台词，‘老九’指的是杨子荣，杨子荣是英雄，是这出戏中的主角。主席是把知识分子比喻作英雄、主角。你看科学院怎样对待陈景润的，我累了，难过极了，不想跟你再多说了，你自己看看材料吧。”
她激动得再次用毛巾擦了擦含泪的双眼，说：
“我委托你马上去了解一下是不是像材料中所说的那样？如果真的是那样，马上改善他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你把了解的情况和处理的情况尽快告我！”
另据一篇报告文学《“猜想”报春——中国知识分子的1978》记载：1973年“3月底一天的下半夜，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彻了中关村88号楼3层寂静的走廊，住在小房的陈景润也被惊醒了。一名身着戎装的彪悍男子在门外高呼：‘陈景润同志，我是迟群，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我来看你了！’……陈景润出来了……（迟群）恳请他马上去检查身体。陈景润死活不肯，迟群不得不亲自动手，强拉瘦弱的陈景润，把他塞进了红旗轿车。五六辆轿车浩浩荡荡地开进迟群的‘阵地’清华大学，几名专家立即会诊，陈景润患有慢性腹部结膜炎，并非要命的急症。不过，依照主席的指示，陈景润还是住院了。”陈景润住院后，由北京医院内科主任和卫生部一位副部长进行了全面检查，得到了认真治疗和疗养。他一共住了一年半的医院。此后，陈景润的身体、办公、生活条件得到了大大改善。
1973年4月1日下午，周恩来召集国家各部委负责人开会，宣布了邓小平复出的决定。他还说：
“今天这个会是毛主席催促要开的，再不传达就失职了。墨西哥总统来访，邓小平同志参见接待。”
4月3日，国务院批转了科教组《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七三年招生工作的意见》，《意见》规定：各地招生“在政治条件合格的基础上，要重视文化程度，进行文化考查”。这就基本上否定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1970年、1971年“废除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的成功经验，从而改变了1972年全国各地高校依照北大、清华经验招收数以万计“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工农兵学员的招生制度。于是在6月间，高校招生工作便依据《意见》恢复了“高考”制度，进行语文、数学、理化3科的书面文化考查。具体办法由地、市命题，县（市）主持，开卷考试。正是在这次“高考”中，辽宁省兴城县考场上出现了一个“白卷英雄”，这才使大学招收工农兵大学生的工作再一次出现了转机。
4月12日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宴请从柬埔寨解放区返回北京的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邓小平随着周恩来步入宴会厅后，和毛泽东的表侄孙女、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坐在一起。这是邓小平退出政治舞台6年后复出的第一次公开露面。
在场的匈牙利记者巴拉奇·代内什描述了邓小平第一次公开露面的情形：他“只身孤影，缄默无声。”“他那对大而近似欧洲人的眼睛，正扫视着所有在场的人，似乎这孤独丝毫没有使他感到难堪和不安。”“这天晚上，宴会未散就抢先急匆匆地走下楼梯的不是外交官，而是各国的新闻记者。他们直奔近处的邮电总局，向全世界传播一件重大新闻：‘邓小平复出！’”
4月15日，毛泽东观看了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彩色电视转播工程图样。
4月19日，墨西哥总统路易斯·埃切维里亚·阿尔巴雷斯来华访问，邓小平参加了接待工作。
4月20日，毛泽东在会见墨西哥总统路易斯·埃切维里亚时对驻墨西哥大使熊向晖说：
“外交人员要搞好驻在国的调查研究工作，掌握那里的情况。不要老住在大城市，到乡下跑跑，中国的乡下，墨西哥的乡下，研究社会情况和社会问题。”
他还对埃切维里亚和墨西哥驻华大使安基亚诺说：
“你们也要多跑跑，多看一些真实情况。”
埃切维里亚后来回忆说：“毛主席是诗人，预言家，人民的战士。”“他是中国人民的一位伟大的革新者，确实充满智慧，拥有极其深刻和牢靠的经验。是中国人民伟大的政治和精神领袖。”“毛主席由于对人类事业做出了贡献，已成为人类历史上的一位伟人。”
4月间，毛泽东召集会议，听取关于中美谈判的汇报。有人说，1972年尼克松、田中相继访华，外交形势大好。外交部长乔冠华诗兴大发，当即写出了3句诗，可第4句却写不出来了。毛泽东拿过来一看，笑着说：
“我来给乔老爷填后两句。”
他又转对乔冠华说：
“乔老爷，你的前两句是‘八重樱下廖公子，五月花中韩大哥。’我现在给你填上后两句：‘莫道敝人功业小，北京卖报赚钱多！’”
乔冠华诗中的首句是说廖承志在4月前些时率团访日。第二句是说韩叙正访问美国住在“五月花”旅馆。毛泽东填上的后两句，说的是乔冠华在1967年被群众组织勒令到王府井大街卖报纸的故事。那时，他把整摞的报纸丢在地上，然后溜之大吉，再自掏腰包上缴报纸钱。毛泽东将这一趣闻填入诗中，倒也大有解颐得趣之妙。
4月25日，毛泽东复信给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教师李庆霖。
早在1972年12月20日，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教员、下乡知识青年家长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达2000多字的信。他在信的后半部分写道：
“在我们这里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炼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命干部的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号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是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
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事实，我并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争气。我认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是走对了。我们小城镇的孩子，平常少和农村社会接触，长大了让其到农村去经风雨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孩子在务农实践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我要求国家能尽快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该不至于无理取闹和苛刻要求吧。
毛主席，我知道你老人家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李庆霖的信几经辗转，最终交到了毛泽东的手里。特别关心农民问题的毛泽东看着李庆霖的来信，两眼慢慢地红了起来，忍不住流下了眼泪。他曾经对中央政治局有关成员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说：这封信写得“相当好”，“我摆在这里几个月，经常看，看了3遍半，这才下决心写回信。”
毛泽东在给李庆霖的复信中写道：
李庆霖同志：
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毛泽东 1973年4月25日
4月29日晚，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写给李庆霖复信的精神，主持召开了解决知青问题的专门会议。周恩来深情地说：
“一定要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做好，不能再让毛主席操心了。”
后来在6月10日，中共中央将毛泽东给李庆霖的信印发全党。
1973年5月的一天，江青回到毛泽东在游泳池的住处，看到书桌上放着一本大字本的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就拿起来翻看。
诸位有所不知，毛泽东随着年龄增大，眼睛也越来越不好了，看小字本书籍感到非常吃力，于是他就自己花钱，将一些书籍改印成了大字本。但他要看的书籍实在是太多了，不可能将想看的所有书籍都印成大字本，没办法，就只好借助于放大镜了。说起放大镜，还有一个小故事与读者分享。毛泽东最早使用的放大镜，是九三学社赠送的一个象牙柄的，柄上刻有“敬呈毛主席”的字样。因为时间久了，放大镜的柄断裂了。毛泽东吩咐工作人员找人修一修，工作人员便将放大镜送到上海光学仪器厂。因不便公开放大镜主人的名字，他们就用白胶布把柄上的字缠住了，并对光学厂的人说：“这个放大镜是位外宾的，下午2点钟要离开，请抓紧时间修好。”光学厂的师傅撕开白胶布一看，放大镜的主人竟然是毛主席，厂领导马上组织人员进行维修。这镜子倍数太小，架子又沉，不适合老年人用，他们便重新调整了放大镜的倍数，把镜面加大，还将断裂的象牙柄改成了优质塑料柄。同时，出于对领袖的崇敬，他们又做了两把新的放大镜。工作人员来取货，发现放大镜变成了3个，非常高兴，便在卧室、大厅这些毛泽东常常看书的地方，各放了一把。毛泽东用过后也感到比以前的好使，很是喜欢。此后，工作人员在他外出时也总忘不了为他随身带上放大镜。
再说毛泽东见江青翻看他的大字本的《十批判书》，就另外送给了江青一本，说：
“我的目的是为了批判用的。”
说罢，他还顺口吟诵了4句诗：
郭老从韩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5月20日，周恩来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主要议题是筹备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
前边已经说过，中共中央早在1971年就准备在“十一”以后召开九届三中全会，没想到林彪叛逃的“九一三”事件将整个工作计划打乱了。中共中央的副主席葬身荒漠，6个政治局委员也成了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这就需要尽快召开党的“十大”了。“九大”《中国共产党章程》中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5年举行一次。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提前或延期举行”。根据这一规定，“十大”是可以而且必须提前召开的。
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中央机关和国家机关负责人，军委各总部、军种、兵种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还有一些刚刚站出来的老干部。毛泽东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周恩来在会议上宣布，此次会议的任务是：
1、筹备召开党的“十大”。2、讨论批林整风运动。3、讨论本年度的国民经济计划。
周恩来还说：
“从‘九大’到现在已整整4年了，经过批陈整风、批林整风运动，召开‘十大’的条件已经成熟了。”
周恩来在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他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宣布说：谭震林、李井泉、乌兰夫、李葆华、王稼祥、秦基伟、李成芳、方强、廖承志、曾希圣等13名老干部出来工作，参加“十大”。这13人中的多数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只有曾希圣已经去世了，周恩来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
“曾希圣虽有错误，但功大过小，现在他死了，应当全面地历史地看，给他恢复名誉。”
周恩来还宣布了一项经毛泽东提议、由政治局通过的更为重要的决定：王洪文与华国锋、吴德一起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中央政治局工作。
此后，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着重讨论了“十大”代表产生办法和修改党章原则两个问题。
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看到了王稼祥写给他的一封长信，大为感动。
原来，王稼祥在文革中主动在家校对英文和俄文版的《毛主席语录》，他将发现的错误一一作了修改，寄给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希望下次再版时予以订正。在粉碎林彪集团后，王稼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除了汇报上述校对英文和俄文版《毛主席语录》的工作外，还汇报了自己的思想，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和缺点。
毛泽东对周恩来说：
“王稼祥同志写了一份报告给我，这样的老同志，只讲自己的过错，不讲自己的功劳，很难得。他是从‘左’倾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他是有功的人。遵义会议没有他不行，他出了很大的力。遵义会议上他投了关键的一票。遵义会议后成立了3人军事领导小组，我，你，还有稼祥嘛，夺了王明等人的军权。他和张闻天不一样。他是有大功的人，应该早点让他站出来工作。”
据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回忆说：“在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后，毛泽东很快就指示周恩来说：‘要保护王稼祥。及时地解放他，让他站出来工作。’周恩来和中央的一些领导人曾经让王稼祥揭发林彪，王稼祥说：‘林彪的历史和表现，毛主席最清楚。他的历史虽然有过污点，但是那不算什么大不了的问题，谁也不是圣人。他能够在毛泽东还没有经过大的风浪时就认为毛泽东注定是我们的领袖。林彪在历史上反对过毛主席，恰恰说明了他也是一个普通人，而不是什么天才。我们这些人是在经过实践证明了毛泽东正确的时候才把伟大的领袖推举出来的，这符合马克思主义。至于林彪和陈伯达后来要篡权，要谋杀毛泽东，自然是人神共愤的坏蛋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揭发、批判他也就是理所当然了。所以，我们都不是神仙，也不要搞太多的事后诸葛亮。’毛泽东听了周恩来等人的汇报后，呵呵大笑，他说：‘还是老实人说得好，我也没想到林彪会这样。我们都不是神啊。’毛泽东这个人头脑非常清楚，他曾经对王稼祥说过：‘你放心，我胸中有数，你不要背什么包袱。历史问题有人愿意提就让他们提去吧，完全不让别人讲也不可能。但是他们的做法肯定会得到与他们的愿望相反的结果的。许多时候，我不愿意说得太早，也就是为了看看那些人的真实面孔，没有他们对别人的态度，是看不出真正的好人或坏人的。稼祥同志，我是了解你的。我希望你永远做一个老实人，不要动摇。’”
再说周恩来听了毛泽东对王稼祥的高度评价后，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进行了传达，并告知了王稼祥，王稼祥激动地说：
“我犯的错误不少，我没有什么功。是毛主席几次三番挽救了我的政治生命。”
随后，毛泽东又批示让王稼祥参加老中央委员学习班，还让周恩来亲自去办。
5月25日晚，毛泽东召开政治局会议，他说：
“只注意生产，不注意上层建筑、路线，不好。要认真看书学习，包括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在内，要懂点历史，学点哲学，看些小说。”“对中国的历史要进行研究，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从乌龟壳（甲骨文）到现在，都要进行研究、总结，要有知识。”
毛泽东还说：
“郭老的《十批判书》有尊孔思想，要批判。但郭老功大过小，他在中国历史的分期上，为殷纣王、曹操翻案，为李白的籍贯做考证，是有贡献的。”
他引用了《汉书·东方朔传》中的两句话：“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接着说：
“既要坚持原则性，又要有一定的灵活性。什么事情都搞得那么纯也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是很欣赏曹操这个历史人物的，他熟读《三国志》，曾在《三国志》一书中多处加了批语，如：“此篇注文，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李太白云：‘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此为近之。”“做土皇帝，孟德不为也。”“杀降不祥，孟德所不为也。”等等。他在同子女谈话时说：“曹操的文章诗词，极为本色，直抒胸臆，豁达通脱，应当学习。”他也曾对工作人员说：“我还是喜欢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毛泽东1959年在谈到翦伯赞一篇关于曹操的文章时说：“曹操结束汉末豪族混战的局面，恢复了黄河两岸的广大平原，为后来西晋统一铺平了道路。”“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弊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治，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戏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正是基于这种思想，毛泽东是很欣赏郭沫若为曹操翻案的。
本传在第一卷中曾经提到毛泽东在学生时代已经非常喜欢《三国演义》，并固执地认为《三国演义》就是历史。后来在反复研究了《三国志》之后，这才了解到曹操是“真男子”“了不起”，同时也明白了“七分事实，三分虚构”（清代大学者章学诚语）的《三国演义》的“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三国演义》以刘备为正统，骂曹操是奸雄），由此认定“这个案要翻”。
5月末，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党的“十大”代表产生的决定》，《决定》要求：“十大”代表既要有“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特别是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经过考验锻炼，表现好的，联系群众，为群众信任的”新干部，“也要包括一部分犯了严重错误，作了检讨，愿意改正，并取得群众谅解的老干部”。
工作会议通过了经过毛泽东审定的《中央政治局关于修改党章问题的请示》，请示中提出了这次修改的重点是总纲部分，关于林彪的一段话要删去。要求按照毛泽东多次提出的现在还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进行修改，不赞成3个里程碑的提法。增加毛泽东近年来的若干指示和第10次路线斗争的经验等内容。
5月31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决定成立“十大”筹备委员会，以王洪文为主任，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叶剑英、李德生为副主任。筹备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协商“十大”主席团名单和中央领导机构人选。
会议确定“十大”政治报告起草小组由周恩来、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叶剑英、李先念6人组成，执笔人是张春桥。
会议确定《中国共产党党章》修改小组则由王洪文、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组成。
欲知中共“十大”筹备的情况如何，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称王稼祥是“老实人”，是一个很中肯的评价。本传从第三卷开始介绍王稼祥，作为书中重点人物之一，一直写到他逝世为止。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宗派集团统治时期，王稼祥本来是受命到前线苏区整毛泽东的，可他一旦同毛泽东有了实际接触，便发现毛泽东是正确的，是被人冤枉的。于是，他便“从‘左’倾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毛泽东。此后，他不但在遵义会议上作出了重大贡献，还在王明重返国内、大多数领导人支持王明搞第二中央、毛泽东再次遭受危难之际，受命去苏联拆王明的台，为挽救中国共产党、挽救中国革命又立了一大功。应该说王稼祥是党内高层中为数不多的、无需“斗私”的一个老实人。在党内与王稼祥极为相似的还有一个人，他就是康生。康生在认识毛泽东之前，先是在上海上大学、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工人运动、组织3次武装起义；在进入中共高层领导“中央特科”后，负责收集情报、铲除叛徒、营救同志等工作；又在1931年作为中共代表团副团长到了苏联，在“共产国际”工作。1937年他和王明一起回到延安后，这才认识了一个真实可信的毛泽东。可谓是慧眼识英雄，在众人反水之际，唯独他站到了王明的对立面，成为毛泽东的支持者。此后终生不变，唯毛泽东是从。你说他是不是一个老实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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