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我们都是叫作第三世界，就是叫作发展中的国家。你不要看中国
有什么展览会啊，其实啊，是一个很穷的国家。越穷越好！就会革
命啊。西方国家呢，不大行了。”
话说1973年6月5日，毛泽东会见了越南党政领导人黎笋、范文同。黎笋说：
“看到主席身体很好。”
毛泽东说：
“马马虎虎，不算很好。看样子，看现象，解决不了问题啊。”
关于美国问题，毛泽东分析说：
“我们外交部发过通报，说是美国的战略中心是在亚洲、太平洋。后来我得到这个消息，我说不一定。它在欧洲、中东，还有美国本土，问题不少。它总要抽一部分兵力走，不能老在亚洲、太平洋。它管的地方太多，要收缩一点。而且在你们那里，吃了亏了。”
6月17日，周恩来在给张春桥的信中说，毛泽东听了他关于起草“十大”政治报告的汇报后，基本认可了报告稿的要点，并提出了修改意见。
6月中旬的一天中午，乔冠华从外交部下了班去看望正在恋爱着的章含之。章含之见乔冠华神情慌张地走进了她的传达室，便知道出了什么紧急的事。只听乔冠华说道：
“上午开党组会，姬鹏飞传达毛主席指示，要派女大使，并且建议第一个女大使派他的‘章老师’去加拿大。”
章含之第一次看到乔冠华那种无可奈何的失落神情。他不知所措，问章含之怎么办？章含之不假思索地说：
“既然我承诺了对你的爱，我不会改变，你需要我，我会留在你的身边。”
乔冠华用忧郁的眼光看着章含之说：
“那可是主席的决定啊！”
章含之故作轻松地说：
“由我来向主席汇报吧。我对主席说，如果我去当大使，那就派你去当我的参赞。”
后来，章含之向毛泽东表达了不想去当大使的意思，毛泽东也没有坚持他的意见。
6月21日，毛泽东在叶飞的来信上作了批示，要求有关部门给叶飞“分配工作”。
6月2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书房会见了马里共和国国家元首穆萨·特拉奥雷上校，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特拉奥雷说，他今天能够见到毛主席非常高兴。他代表马里人民和政府，向毛主席和中国人民表达最深厚的兄弟般的友好情谊，祝毛主席健康长寿。毛泽东说：
“我们都是叫作第三世界，就是叫作发展中的国家。你不要看中国有什么展览会啊，其实啊，是一个很穷的国家。我说，Isay（英文：我说），越穷越好！就会革命啊。西方国家呢，不大行了。”
毛泽东又说：
“无论怎么样，这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创造了文化，创造了科学，创造了工业。现在我们第三世界可以利用他们的科学、工业、文化（包括语言）的好的部分。”
马里曾经是法国的殖民地，接下来，毛泽东和特拉奥雷又讨论了有关拿破仑的问题。
毛泽东对于近代法国的历史是非常熟悉的。根据他身边工作人员回忆，毛泽东曾阅读过法国、英国、俄国等多国出版的《拿破仑传》。萧乾夫人文洁若也曾说过，在“文革”中，毛泽东为了进一步研究拿破仑，想看法国福尔写的《拿破仑论》。因此书没有中译本，有关部门便找到了萧乾，把他从“五七”干校调回北京，约了几个人夜以继日地赶译，大约一周时间就出了大字本，送给毛泽东阅读。毛泽东还嘱咐印一种两函17册的线装大字本《拿破仑传》，供领导干部参阅。
另据法国驻华大使马纳克回忆：“毛泽东对法国十八世纪以来的历史，对于法国革命，对于十九世纪相继进行的革命，对于巴黎公社，都有深刻的理解，他认为法国革命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性运动的起点。此外，他对波拿巴特别了解，甚至了解那些细节问题。”
毛泽东就曾经和马纳克等人讨论过有关拿破仑的话题，诸如：“拿破仑是1769年生，1821年死的。他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他是害胃溃疡还是胃癌死的？”
特拉奥雷见毛泽东如此关注拿破仑的历史，便说：
“最近有一篇文章说，化验了拿破仑的头发，证明他是被毒死的。”
毛泽东听他如此说，很感兴趣，当即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是不是拿破仑本人的头发？”“怎么解释拿破仑长期以来总是胃疼的现象？”“是什么人毒他呢？英国人吗？”
随后，毛泽东又和特拉奥雷谈起法国数学家、天文学家拉普拉斯的学术贡献，称拉普拉斯关于太阳系起源的“星云学说”，发展了康德的观点。毛泽东还说：
“拉普拉斯教过拿破仑的书。现在的一些法国人，把他们的祖宗忘了，我说英国人占领了土伦军港，他们说没有。拿破仑是学炮兵的，他第一次立功就是收复土伦军港。拿破仑就不是法国人，他是科西嘉人，属意大利，刚刚割让给法国没两年，他就变成所谓的法国人了。他很不满意他的父亲投降法国。”
特拉奥雷在华访问期间，与周恩来举行了会谈，两国签订了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他还由邓小平陪同参观了大寨、上海等地。
1973年7月1日凌晨，章士钊在香港因统战工作劳累过度，不幸病逝，享年93岁。
此前，章士钊是在5月中旬乘坐北京的一架民航专机到了香港。据章含之回忆说，1969年，章士钊的夫人奚氏因肺炎去世后，“父亲的生活变得很枯燥”，章家人希望将其在香港的殷夫人接回来，但殷夫人不愿回大陆定居。章士钊便提出去香港，理由是“孤独”。但考虑到老父亲年事已高，在外交部工作的章含之和家人都持反对意见，主张继续争取殷夫人回来。章含之还说：“后来这个事情不知怎么被主席知道了，有一次他跟我开玩笑说，你们很不人道，人家要团聚，你们却阻挠，我觉得行老应该去，现在跟台湾的联系也应该建立起来。主席一发话，我们都不好再说什么了。主席后来关照总理，一定要好好准备，我们派个专机送去，造一点声势！我回去问父亲：‘你还去得了吗？’父亲说，他一定要去，这个事情（台湾问题）一直在我心上。”“主席在我们临行前说，我们派一个包机过去，就是要制造轰动效应。你想，在那个年代，一架三叉戟，一大帮家人、护士、警卫，再加上93岁的老人，能不轰动嘛！一个80岁的人（指毛泽东——笔者注）派了一个93岁的人来，其实就是想明确地向外传递两岸和解沟通的意图。”章含之回忆说：“为了我们这架专机，香港方面专门封锁了整个跑道，我印象中那天的机场是空空荡荡的。”
93岁的章士钊在家属及医护人员的陪同下，坐轮椅被抬下飞机舷梯。虽然章士钊对外宣称是到香港探望第3夫人殷氏，但境外媒体毫不费力地猜出这位老人此行的真实目的只有一个——台湾问题。
章含之说：“我到香港后的心情却是复杂的……香港五六月的气候十分闷热，父亲住在香港闹市区一幢楼的底层，并不太宽敞，也没有花园可以透点新鲜空气。特别是室内的冷气空调，我真怕老人受不了。”
章士钊到达香港后情绪并不热烈，并不兴奋，反而“出奇地冷静”，“他似乎意识到他是在履行他在人世间的最后一次伟大使命。”
章含之说，在章士钊到达香港之前，“张群和陈立夫的代表已经到了”。到香港的第二天，章士钊就急匆匆地安排会见各方面的旧友，“殷夫人和我都劝他休息些日子，然而父亲急不可待。”
一周后，章含之带女儿洪晃要回北京。章士钊交代她说：“你告诉总理，我已和台湾来的人接上头、开始工作了，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告诉周总理我很想北京，事情办好我就回去，叫周总理不要忘记派飞机来接我。”
章含之说：“我很少见他动感情，他是个极深邃的人”，但在这一次告别，章士钊却显得格外柔情，“他特别舍不得妞妞，临别前再三抚摸她的手和脸，要她3个月后来接爷爷。”
6月30日夜，章含之接到电话，说章士钊得了肺炎。周恩来立即下令组成医疗队连夜办签证赶赴香港；但医疗队还没动身，就传来了章老先生已去世的消息。
章士钊虽然出师未捷身先死，但他在香港的活动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曾经流亡美国多年靠养鸡卖蛋为生的陈立夫在1973年写了篇文章，题目为《假如我是毛泽东》，用辜君明的化名发表在香港《中华月刊》上。他在文章中说：“中国统一的真正实现，使世界知道中国人是不可欺的”，“要使中国成为文化大国，为全人类所崇仰，帝国主义者无从破坏”。陈立夫还认为，中国的统一必须靠中国人自己的努力。他说：“没有一个帝国主义者愿中国统一，要统一只能靠中国人自己的觉悟。在双方分裂对峙中，靠帝国主义在后撑腰，这些撑腰是为中国吗？不，是为他们自己，这是很清楚的。”陈立夫对祖国的统一充满了信心和希望，他在文章的结尾说：“中国人无论在大陆或台湾以及海外各地，势必额手称颂，化干戈为玉帛。”
由于中国共产党多次发出和谈建议和邀请，蒋介石出于对台湾前途的考虑，也动了与中共重开谈判的念头。在1975年春节期间，蒋介石将这一使命交给了陈立夫，陈立夫便以“总统府资政”的名义通过秘密渠道向中共中央发出邀请毛泽东到台湾访问的信息，说是欢迎毛泽东访台，与蒋介石重开谈判，开创第3次国共合作的局面。
毛泽东得到这个消息十分高兴，但此时他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周恩来也重病在身，便找来邓小平交待说：你可以代表我去台湾，两岸可以此为契机，尽快实现“三通”。没想到两个月后，蒋介石就在4月5日因病去世了；后来周恩来、毛泽东也于1976年先后逝世，这次国共双方的互动便就此中断了。
再说章含之在处理了父亲的后事之后，把父亲留下的那些最好的书籍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问章含之：
“行老的那些大量藏书，你打算如何处理？”
章含之说：
“父亲生前是文史馆长，已决定捐给文史馆？”
“拿走没有？”
“通知他们两个月了，还未来搬。”
毛泽东说：
“没拿走很好。你不要去捐给文史馆或其它图书馆，他们放在地下室，结果喂了耗子。你要好好保存起来。书是要让懂得书的人看才有价值。你把它们借给真正懂书的人。有借有还，这才是发挥了书的作用。以后可以办一个纪念馆保存起来。”
7月4日，毛泽东在游泳池召见王洪文、张春桥二人。王海容、唐闻生在座。他对王洪文、张春桥说：
“你们两个是负责搞报告和党章的。今天找你们来谈几件事。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能令人满意，大概你们也知道吧？”
毛泽东又说：
“外交部有一个什么《新情况》，先说大事不好，一说欺骗性更大，又说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
“中央总是说国内外形势大好。一个大好，也不是中好，也不是小好。而外交部说大事不好，欺骗性更大。经常吹什么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总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
对于越南问题，美国战略东移，我就提出重点西移。欧洲年嘛！人家自己讲的嘛！人家自己要撤兵，有一个国家死也不让撤，说是世界革命风暴在亚洲，亚洲革命风暴中心在越南。如果不打了，就不得了了。就是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咱们就是那号人物了。我就不理！你奈何得了我吗？鄙人是右倾机会主义。究竟重点东移，还是西移，你们讨论一下。我看多少西移一点吧！人家要走路，死也要拖住。‘革命是不能妥协的。任何情况下也不能妥协的。’这是哪一条马克思主义？我们跟蒋介石妥协了两次。贵国的总统要来，请。坐在这里吹了一个钟头。
我见了一个驻西德记者，叫王殊。被新华社整得要死啊！见了我就哭。这个外交是委托他去办才办成功的。专门勾结美帝、日本、西德、英国这些坏人的是我。列宁屡次说过，碰到强盗，要么就被杀死，要么就交出自己的手枪和汽车。他主张交出手枪和汽车，等到有朝一日有机会，把这伙强盗统统消灭，手枪、汽车都收回。”
“结论是4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搞出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毛泽东还说：
“又是外交部一个什么屁司，说是田中不能上台，上台也不能改变中日关系。”
王海容、唐闻生插话说：
“二部认为田中上不了台。外交部认为田中要上台，但中日关系不会很快改变。”
毛泽东说：
“以五十步笑百步，弃甲曳兵而走，逃到五十步的笑一百步。这是以数量而论。如果拿性质论，都是逃兵，你去翻那个《孟子》。所以，我正式劝同志们读一点书，免得受知识分子的骗。什么郭老、范老，任继愈、杨柳桥之类的争论。郭老又说孔子是奴隶主的圣人。”
“郭沫若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是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早几十年中国的国文教科书，就说秦始皇不错了，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
毛泽东所说的历史分期问题是这样的：郭沫若早在30年代提出：商代是原始社会，西周是奴隶制时代。东周以后，特别是秦以后，中国社会才进入封建社会。到了40年代，郭沫若在《十批判书》提出中商代是奴隶社会说。1951年，郭沫若重申了他的西周奴隶制说，拉开了与西周封建说争论的序幕。1952年，郭沫若提出了战国封建说。1973年，郭沫若重申把奴隶制的下限划在春秋战国之间，即公元前475年。
毛泽东说到李白的《古风》第3首时，颇为动情地说道：
“这首诗大段是讲秦始皇了不起，‘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一大篇。只是屁股后头搞了两句：‘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就是说他还是死了。你李白呢？尽想做官！结果充军贵州。走到白帝城，普赦令下来了。于是乎‘朝辞白帝彩云间’。其实，他尽想做官，《梁父吟》说现在不行，将来有希望，‘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指挥楚汉如转蓬’。那时神气十足。我加上几句，比较完全：‘不料韩信不听话，十万大军下历城。齐王火冒三千丈，抓了酒徒付鼎烹。’把他下了油锅了。”
7月5日，周恩来得知毛泽东在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时批评了外交部，就在外交部长姬鹏飞写给毛泽东的检讨报告中加注道：
“这些错误与我的政治认识和工作方式有关。”
毛泽东圈阅了这份报告。
7月7日，毛泽东看了周恩来报送的几经修改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的“十大”政治报告送审稿，批示道：“原则同意。”
此时，王洪文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修改小组，也已经基本完成了修改稿，并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
7月10日，周恩来在关于“十大”准备工作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已经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
报告中还说：政治局会议讨论了有关召开九届三中全会的问题，以便确定有关“十大”的会期安排和工作程序等问题。
7月15日，毛泽东在著名画家徐悲鸿夫人廖静文的来信上作了一个批示。
廖静文是在7月上旬给毛泽东的信中反映了徐悲鸿纪念馆被拆后遇到的问题。毛泽东在批示中写道：
“请总理派人查明恢复。”
7月17日傍晚时分，一辆轿车缓缓驶进中南海大门，坐在车子里面的是第4次回国访问的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博士，他不时地透过车窗向外张望。坐在杨振宁旁边的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周培源。车子慢慢地在游泳池旁停了下来，周培源微笑着招呼杨振宁：
“到了。”
此前，杨振宁在国内访问期间，曾提出想见见毛泽东，并说自己这个要求有点唐突，非常抱歉。旅游局的人对他说：
“不，你完全不应表示歉意，许许多多人都曾提出这样的要求。”
杨振宁后来说：“这样，我心里才觉得平静得多。所以当我几天后接到通知说毛主席有点空想要见我的时候，我感到惊异并且感到非常荣幸。”
杨振宁下了车，由周培源陪着向前走去。周恩来迎了上来，与杨振宁、周培源一一握手，他又对杨振宁说：
“主席在他的书房等你呢。”
周恩来、周培源陪着杨振宁一同走进毛泽东的书房，毛泽东从沙发上站起来，向客人表示欢迎。周恩来向毛泽东介绍道：
“主席，这就是杨振宁博士。”
杨振宁急忙抢上一步，握住了毛泽东的手，向毛泽东问好。毛泽东说：
“你是物理学家，你对物理学有贡献。”
尔后，他又与周培源握手。周培源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恭敬地说：
“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毛泽东淡淡一笑，轻轻地摇着头说：
“这句话不对，不科学，没有什么万寿无疆的。”
周培源却认真地说：
“这句话表达了全国人民热爱毛主席的心意。”
毛泽东示意大家落座，杨振宁和周培源分坐在毛泽东两旁。毛泽东关切地问周培源：
“你在文化大革命里，被整得呜呼哀哉了吧？”
本来就双耳重听的周培源，此时还在琢磨着毛泽东刚才反驳的那句“万寿无疆”祝词，就没有听清毛泽东的问话。忽然看见毛泽东正在望着他，就连忙从口袋里掏出助听器往耳朵上戴。周恩来提高声音提醒他：
“主席问你文革中还好吧？”
周培源忙点着头应道：
“谢谢主席关怀，我在文革中还好，没怎么挨整，就是被贴了一些大字报。”
毛泽东说：
“你的发言，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呀。”
他所说的发言是指1971年周培源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综合性大学组座谈会上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发言。周培源说：
“那个发言，后来在1972年10月6日《光明日报》上发表了。”
杨振宁插话说：
“我看到《光明日报》上的文章了。”
杨振宁说的就是周培源根据他那次发言整理出来的《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这篇文章发表后曾遭到上海《文汇报》的点名批评。所以毛泽东接过话题对周培源说：
“上海有人不赞成你的文章。”
说罢，他转向杨振宁，微笑着说：
“你还很年轻嘛！”
杨振宁说：
“我今年51岁。”
毛泽东问道：
“现在，光量子能不能分？”
杨振宁说：
“这个问题现在还不能完全解决。”
毛泽东说：
“物质是无限可分的。如果物质分到一个阶段，变成不可分了，那么一万年以后，科学家干什么呢？”
接着，他依然从中国古典哲学中为自己的辩证思想寻找依据，他说：
“有人说公孙龙是诡辩者，还有施惠。但是有‘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之说，这就是物质无限可分的意思。还有‘飞鸟之影，未尝动也’。地球哪里算中央呢？施惠说过：‘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
毛泽东的湖南腔说的这些历史人物和典故，杨振宁都不熟悉，所以就听不清楚。周恩来就和周培源换了座位，靠近毛泽东坐着，以便向杨振宁作翻译。毛泽东边说边轻轻地用手比划着：
“比如马，是什么马嘛。公孙龙就说过：‘白马非马。’马有白马、黑马、大马、小马，还有日本的高头大马，非洲的斑马，但是看不见那个‘马’呀。又比如人，有男人、女人，男人是人，又不是人；或者女人是人，也可以，可你是女人吗？所以又看不见‘人’。”
说到这里，毛泽东兀自笑了：
“我是经常吹这些，你们大概不愿意听吧。”
杨振宁正静静地听着老人这一番前所未闻的谈古论今的思辨，突然听他这么说，便以敬佩的口吻说道：
“毛主席，您看得很远，看到了社会的将来。您把科学实验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一起提，很重要。”
毛泽东慢慢地靠在了沙发上，似是对众人又似是自言自语地说：
“没有科学实验，行吗？”
毛泽东由物质无限可分的话题，想起了他曾接见过并十分欣赏的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他问熟悉坂田昌一的周培源：
“坂田现在怎么样了？”
周培源回答说：
“坂田在1970年去世了。今年春天，坂田夫人同日本的物理教授有山兼寺夫妇一起来我国访问过，是应郭老的邀请来的。”
毛泽东见周培源提到了郭沫若，就说：
“我们郭老在历史分期这个问题上，我是赞成他的。但是他在《十批判书》里边，立场观点是尊儒反法的。”“法家的道理就是厚今薄古，主张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的路线，要前进。”
宾主之间这种拉家常式的谈话使杨振宁非常愉快，自幼爱好文史诗词的他趁机谈起了毛泽东的诗词，他说：
“我很喜欢毛主席的诗词，原来觉得中国的古诗好，也很喜欢，但觉得过于悲观了，主席的诗很好，特别是有很多的解释。”
毛泽东轻轻地摆摆手，表示不同意杨振宁的看法：
“我就不喜欢那些解释。比如《诗经》，两三千年以来解释很多。最没道理的是对‘渔网之设，鸿则离之’，其中的‘鸿’解释不清是什么东西，闻一多还说‘鸿’不是鸿鸟，是蛤蟆。”
众人忍不住大笑起来。杨振宁边笑边继续着自己的话题说：
“我最喜欢主席诗词中的两句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我第一次回国访问后，回到美国去讲演，有1000多人听，最后我说，这两句诗最能代表新中国的精神了。”
毛泽东微微点头，说：
“你的讲话，我们印在《参考消息》上了。”
“你们美国有个专栏作家叫艾尔索普的，他说现在中国不要紧。”毛泽东说着，从沙发扶手上抬起双手比划着：“艾尔索普说：感谢上帝做出了一个太平洋，难怪克里姆林宫的人那么怕中国，因为俄国与中国缺少一个太平洋。”
众人又一次发出了会心的笑声。杨振宁谈起了1972年他第二次访华时在延安的感受，他还说：
“我在王家坪看到毛主席和毛岸英的一次谈话的照片。”
毛泽东微微眯起双眼，仿佛在回味着那个艰苦的战争年代，他说：
“我说富了不好，穷一点好。蒋介石就比较富，我们就是轻武器，他有几百万军队，我们只有百把万。”
杨振宁接过话头说：
“我爱人杜致礼的父亲杜聿明先生，我们结婚时以为他死了，以前一直没有见过。前年我回来时问他，当时知不知道毛主席发表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他说只知道在无线电里边说杜聿明投降，那时他飞离徐州向西边跑，没有听见。他说：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打仗，一点希望都没有。现在他有70岁了。”
毛泽东轻轻地笑了起来，关切地对杨振宁说：
“你见了他，代我问他好。”
“那非常荣幸了。”杨振宁点着头，感动地说：“他现在对于新中国有坚强的信心，十分了解，比我父亲强。”
杨振宁的父亲，就是一直在上海同济、复旦两校执教的杨武之教授。
不知不觉间已经谈了一个半小时，杨振宁知道该告辞了，便从沙发上站起身来。毛泽东意犹未尽，用赞许地口吻说：
“你对世界是有贡献的。”
杨振宁连连摇手，表示不敢当。他向正欲起身相送的毛泽东说出了内心的敬意：
“毛主席，我在中国到处看到大家祝愿您万寿无疆的标语。我也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你不要这么讲。”毛泽东微笑着说：“这句话不对，不科学。”
7月27日，在中央政治局研究解放老干部的会议上，有点不耐烦的叶剑英写了一首《过桥》诗，递给纪登奎，他就请假退席了。纪登奎见叶剑英在诗中写道：“一匹复一匹，过桥真费力。感谢牵骡人，驱驮赴前敌。”看罢，他便递给了李先念，李先念看完又递给吴德看。
7月29日，毛泽东会见27日到京的刚果人民共和国总统恩古瓦比和夫人。恩古瓦比是一位被称为非洲唯一鼓吹“无产阶级民族主义”的人，他早就向往中国，他说他访问中国，是他“一生政治生涯中的快事”。
毛泽东对恩古瓦比说：
“中国跟你们非洲国家差不多，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都压迫我们。现在苏联，我们也说它是帝国主义。因为它也压迫我们。”
他还说：
“第一，我们希望你们非洲国家和地区一个个统统独立。第二，团结起来，逐步，急了也不行，逐步统一起来。还有拉丁美洲、亚洲——日本除外的一切国家——我们也是这么希望。日本为什么除外呢，它不属于第三世界。”
关于反对大国沙文主义问题，毛泽东说：
“我也不知道我们的大使馆在非洲各国犯过错误没有，我也不知道什么叫新殖民主义。如果中国人在你们国家，一切非洲独立国家，在那里称王称霸，自以为了不起，那么这种态度就是不对的了。”
毛泽东在谈到国际形势时说：
“现在的局势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但这个山雨要来，还没有来，可是风来了，而且风很紧。”
7月30日，毛泽东身边在军队编制的服务人员都回家过节了，只留下张玉凤一人坚持工作。此时，她已是临产前夕。
这天傍晚，张玉凤感到了产前的阵痛，她坚持做完毛泽东起床后的工作才准备走。毛泽东非常感动，坚持要她留下来吃晚饭，她觉得实在不行了，毛泽东就要人派车送她去了医院。毛泽东还派人送去了一篮桃子做礼物。
后来，张玉凤克服家庭困难，又回到毛泽东身边工作。毛泽东感到十分高兴，在饭桌上给工作人员讲了政治上三起三落的太史公司马迁的故事，他还不无感慨地背诵了《史记·汲郑列传》中的几句话：
“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
他让张玉凤备好了纸和笔，将这几句话书赠给她。
1973年8月2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书房里会见了50多年前的挚友、美籍医学专家李振翩及其夫人汤汉志。
李振翩是在7月份来到北京的，他很快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报告了自己归国的消息，尔后在中国政府安排下访问延安、南京等地后，又回到了北京。
这天傍晚，李振翩匆匆用过晚饭，便与夫人汤汉志一起来到了毛泽东的住所。正所谓“故人不相见，动若参与商”，当年风华正茂的挚友，如今俱已是风烛残年的老人了。故人重逢，执手相看，自然是百感交集。一番寒暄过后，毛泽东首先从医学谈起，说到了中国的医学对世界人民的贡献。李振翩说：
“我自己研究医学的目的，也有这样的雄心壮志。”
毛泽东说：
“我这个人不行了，一身病。你是医生，给我治一治吧。
“我看主席身体很好啊。”
李振翩深情地望着毛泽东。毛泽东轻轻地摇了摇头，说：
“腿不行了，气管也不行了，眼睛也不行了。”
李振翩用手指着他的夫人说：
“汉志是老年病专家。”
毛泽东微笑着眯起双眼，把目光投向了汤汉志。汤汉志问道：
“主席耳朵很好，听话很好吧？”
毛泽东点下头，说：
“耳朵还可以。”
“看书看得见吧？”
“两个月前我还能看书，两个月以来就困难了。”
“左右两边是不是一样？”
汤汉志职业性地用手在毛泽东眼睛两边比划了一下。毛泽东斜倚在沙发上，缓缓地说：
“比如对你们吧，大局看得清楚，至于细部，我就不能看清了。”
汤汉志问：
“主席为什么不戴眼镜啊？”
“什么眼镜对我都没有用。”毛泽东说罢，转向李振翩：“唐朝人说，‘吾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这是韩愈在《祭十二郎文》里边写的。我到了六十、七十还没有事。”
言下之意，他颇有一点自豪。汤汉志伸手为他把了一下脉，微笑着说：
“主席很健康，脉平，而且很均匀，不是一跳一跳的。脚也不肿。我看很好。耳朵也听得见，脑筋也很清楚。”
毛泽东笑了，他看看李振翩，又看看汤汉志，轻轻地摇了一下头，说：
“你们都说我好，我是自己不信。”
说着，他用手指了一下放在沙发扶手上的《诸子新笺》的封皮：
“这样的大字我还看得清，小字就不行了。”
李振翩关切地劝道：
“你看书不要看太多了吧，可不可以找人念给主席听。”
“找不到人哟。”毛泽东微笑着，用手指了指坐在他身后正在记录的王海容和唐闻生：“她们和咱们比起来，可算是知今不知古。”
李振翩笑道：
“我也不行，现在连字都写不好了，我给主席写信……”
“都收到了。”毛泽东截住他的话头，抱歉地说：“我们的外交部官僚主义，层层上报，结果我到7月26日才看到，你们已经到了外地。”
说到这里，他用手轻轻地拍下李振翩的手，以老朋友的口气略带责备地说：
“其实一个电话就行了，何必这样。”
李振翩的眼角湿润了，激动地说：
“52年没有见到主席了。还是在长沙的时候，有一次在草场门外聚餐，吃猪肉，还照了一张像片。那是1921年，以后就没有见到主席了。在美国听许多朋友信里说主席问到我，我很感激，无论如何要回来看看主席。”
毛泽东也动了感情，过了好一会儿，才缓慢地说：
“我记得我们到了北平，接到你一封信，从南京国防部发出的，你那时在从前的国防部工作过吗？”
李振翩摇摇头，想了一下，说：
“可能是国防部所属的国防医学院。”
毛泽东说：
“后来来不及回信，南京就解放了。”
“那是20多年前了，我那时在国防医学院教书。我很想……”李振翩说至此，自惭地摇摇头：“以后我到美国去了，没有再回来。那时候我的信上说有什么命令我可以服从，可我后来去了美国。”
汤汉志望着一脸懊悔的丈夫，轻声对毛泽东介绍道：
“小儿麻痹疫苗是他发明的，现在全世界都在用。”
李振翩见妻子提到了自己的贡献，连忙说：
“毛主席说，中国应该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根据这个原则，我们做些工作。现在我把中医的精华介绍到美国，把美国的医学介绍到中国来。为中美医学交流、人民交流尽一定的责任，做一点工作。”
毛泽东赞许地连连说：
“那好，那好。”
“主席说好，我一定努力去做。”李振翩宽慰地笑了，他把话头又转向了往昔的岁月：“主席还记得吧，驱逐张敬尧的时候，他们要抓我去枪毙，后来我跑了。”
毛泽东点点头，表示知道。他的思绪也被带到了50多年前，他说：
“你看嘛，北洋军阀，那些党派，比如研究系、章士钊他们，都是过眼云烟；还有胡适，他从美国回来在北京组织‘哲学研究会’，我跟他见过一面，他那时年轻得很，只有三十几岁。后来我到北京又跟他一个人长谈一次，所以他总说我是他的学生，其实我上的是新闻课，讲课的是邵飘萍。”
“是的呀。”李振翩接过话头说：“我们那个时候搞《湘江评论》，主席还记得吗？”
毛泽东笑了，说道：
“那时候，我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只有反帝、反军阀的，就是资产阶级观点。”
李振翩说：
“那时我也是反军阀，爱国主义。”
“讲得好听就是爱国主义，不好听就是资产阶级观点。”毛泽东用手指了指自己：“我是先信封建主义，我读了6年孔夫子，读了7年资本家，一共读了13年。然后当过小学教员，就是不懂马克思，不知道世界上有马克思，有列宁，都不知道。”
李振翩说：
“我们那时都不知道，现在主席的思想，我们谁都赶不上，我也就是读了点医书。”
此时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坐在一旁的汤汉志悄悄看了一下表，已是8点多了，便向丈夫使了个眼色，轻声说：
“主席该休息了。”
“不忙呢。”
毛泽东还要挽留，可他见李振翩已经站了起来，便也缓缓地站起身，挽住李振翩的手向门口走去。
“好高兴见到主席。”
李振翩站在门口恋恋不舍地说着。毛泽东望望他，轻声叹道：
“走路不方便了。”
汤汉志上前扶着毛泽东，安慰他说：
“主席身体还是好的。”
毛泽东环顾着站在他两侧的李振翩夫妇说：
“留个影吧。”
照完相，毛泽东依旧站在门边目送着客人。李振翩回首对毛泽东挥了挥手，高声说道：
“明年，明年回来给主席拜寿。”
毛泽东送走客人后，吩咐工作人员把他菜园里种的苦瓜和苋菜等新鲜蔬菜，送到李振翩下榻的北京饭店，说是请他和夫人品尝家乡的风味。
后来，李振翩又多次以学者的身份回到中国访问，分别会见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积极斡旋于中美两国高层领导人之间。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工作情况，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本章比较详细地叙述了毛泽东会见物理学家杨振宁和会见老朋友李振翩夫妇的两个小故事。前者可见毛泽东学识渊博、风趣幽默，后者则充溢着老朋友之间的浓浓深情和关怀，于平凡之中见伟大，谈吐之间显真诚。这就是伟人风范，千古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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