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一个社会主义，一个资本主义，我们现在还是两种可能性。中国将
来可能也变成修正主义，但是，最后还会回到马克思、列宁的道路上
来。道路是弯弯曲曲的。苏联从列宁时代到赫鲁晓夫、勃烈日涅夫就
不同了，将来一定还会回到列宁的道路上。中国也是这样。”
话说1975年6月2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共江苏省委关于徐海地区贯彻执行中央九号文件的情况向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报告》（中共中央1975年12号文件）。报告中说：徐海地区由于派性干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能正确贯彻执行。这次解决徐海地区问题，着重抓了以下3条：1、放手发动群众，直接依靠群众解决问题。2、端正领导思想政治路线，增强党性，克服派性。3、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中央批语说：这个报告很好，可供各地解决本地问题时参考。
6月3日，邓小平再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叶剑英就邓小平在5月27日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3件事作了长篇发言，对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进行了批评。其他政治局委员吴德、李先念、陈锡联等也相继发了言。
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分别在会议上作了检讨。张春桥说：
“主席关于不搞‘四人帮’的指示，一定坚决照办，并尽可能做好团结工作，至少不给主席增加负担。”
邓小平在作会议总结时说：“讲多少算多少。”他还说要将会议情况“给主席报告”。
主持中央工作的王洪文后来在6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5月27日和6月3日会议的大致情况和结果。王洪文写的是：
“这次会议上，大家主要对于‘批判经验主义’的问题，‘四人帮’的问题，‘以个人名义送材料’的问题，提‘11次路线斗争’的问题等，进行了批评。会上，春桥、文元同志对于在讲话、文章中提出反对经验主义有片面性问题，作了自我批评。江青同志除了在4月27日会议上对批判经验主义问题上承担了责任、作了些自我批评外，这次会议上也谈了一下‘四人帮’的历史关系和工作上的关系。会后电话告我，她还要给主席写书面的自我批评。我在这次会议上对于在批林批孔、赞成批‘走后门’、两次大会没有向主席报告，对赞成‘批判经验主义’问题、‘四人帮’、‘不抓大事’问题上作了些自我批评。这次会议总的来说，开得一般。就我个人看，会议上对于4位同志（包括我）的自我批评是不满意的。”
6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的指示》，并转发了冶金部核心小组的《关于迅速把钢铁行业搞上去的报告》（中共中央1975年13号文件）。
中央批语说：当前钢铁生产计划完成得不好的情况，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钢铁工业没有一个大的发展，就不可能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就会严重影响战备，就会不利于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要继续贯彻安定团结的方针，继续贯彻中央今年九号文件的精神，认真落实党的政策，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坚决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6月4日这一天，毛泽东布置注释和印制大字本最后的3篇是吴潜的《满江红》、吴锡麒的散曲《梧桐树》（一舸），还有李清照的《声声慢》（“寻寻觅觅”）。可能他感觉李清照的《声声慢》（“寻寻觅觅”）内容太消沉，又删去了。
6月7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菲律宾总统马科斯，邓小平在座。当马科斯赞誉毛泽东时，毛泽东说：
“我名誉不好，过去国内外的敌人都骂。”
马科斯说：
“只有果实结得最多的树才遭来石块的攻击。”
毛泽东说：
“这叫作‘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就是说人必骂之。我们这个党被蒋介石、日本人封锁了22年。我们没有外国援助。共产党靠外国援助，有好处，也有坏处，坏处多。”
当马科斯说到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时，毛泽东说：
“好！以后我们两个国家团结！”
他握着马科斯的手说：
“我们两国人民团结起来！我们不搞阴谋诡计去推翻你们，你们也不搞阴谋诡计推翻我们，相互都不搞阴谋诡计。小吵架，大团结，总有些吵架，一点。总之大团结。”
关于中国的情况，毛泽东说：
“现在还有台湾没有解放，值不得骄傲。我们这个国家穷。中国人太多了，因为人太多，每个人的口粮不那么富裕。”
关于世界形势，毛泽东说：
“现在这个世界不好。这由邓小平副总理去讲。”
会见结束后，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27日和6月3日会议的情况和江青等人的表现。毛泽东高兴地说：
“我看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现在政治局的风向快要转了。你要把工作干起来！”
邓小平说：
“在这方面，我还有决心就是了。反对的人总有，一定会有。”
毛泽东笑道：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6月8日上午，邓小平约胡乔木谈话，商量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成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等问题。邓小平说：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是国务院的直属机构，除了写文章、承担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具体工作外，还要代管学部。
6月9日，毛泽东审阅周恩来报送的贺龙女儿贺捷生关于举行贺龙骨灰安葬仪式问题的来信。信中说：6月6日接到通知，中央军委等单位举行贺龙骨灰安葬仪式要求保密，不致悼词，不献花圈，不报道。这样做不符合1974年中央为贺龙恢复名誉的精神，请求补行葬仪，挽回影响。
周恩来在附信中提出对贺龙骨灰安葬仪式要设法补救。毛泽东批示：
“照总理意见办理。”
据在毛泽东身边侍读的芦荻回忆说：视力不济的毛泽东是躺在床上听读这份报告的。听毕，他又戴上眼镜，将报告看了一遍。他“一会儿把报告放在胸脯上，一会儿眼睛望着卧室的顶棚。看完后，他非常难过，把报告放下，一句话也没有说，两行热泪滚落在枕头上。”
6月9日这一天，是贺龙逝世6周年纪念日。中共中央举行了隆重的“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以告慰贺龙在天之灵。周恩来扶病出席仪式，并亲自致了悼词。
事后，毛泽东指示要关心贺龙家属。有关部门据此写出报告，详细叙述了贺龙亲属及友好遭受林彪一伙残酷迫害的情况，呈送给毛泽东。
6月12日，王洪文向毛泽东报告，贺诚已分配工作，并责成总后勤部党委对傅连障作出平反报告。
6月12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冈比亚总统贾瓦拉。李先念在座。当贾瓦拉谈到要合理应用中国给予的援助时，毛泽东说：
“搞小型的，不要搞大了。我们吃过亏，听了苏联的，搞‘大、洋、全’。不要急，慢慢来，积累经验，训练科学技术干部。慢慢来，基本上靠自己。最好不要欠外国的账。现在还要些外援，不能附加有任何政治条件。我们现在还是一个穷国，还要30、40、50年，可能好一些。我们帮助外国，首先要使他们自力更生。先搞农业、轻工业，可以积累资金。我们现在没有外债，也没有内债。我们要感谢苏联，它逼我们，撤走专家，撕毁合同，我们没有办法啊，只好自力更生。现在美国人想卖‘伞’给我们，送给我们‘保护伞’。我们说非常感谢，我们不要。”
关于国际形势，毛泽东说：
“中东的石油国家用石油武器对付美国，这个好。问候你们的人民！整个非洲站起来。”
6月15日，邓小平和康生联名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各委员：
“经请示毛主席同意，毛选五卷的编辑整理工作应继续进行。”“这是全党的一件大事，应当抓紧搞。目前五卷工作的重点，是继续做好毛主席讲话记录稿的整理工作。”“毛选五卷整理工作大体告一段落后，即着手毛选六卷的编目工作。”
信中提出，除胡乔木和五卷整理小组的几个人外，还可考虑吴冷西、胡绳、熊复参加。
6月中旬，毛泽东圈阅周恩来6月16日关于3月26日做第3次大手术后的病情及治疗情况的来信。
6月18日，毛泽东让芦荻找出苏轼的《潮州韩文公庙碑》一文读给他听。苏轼在文中赞美韩愈是“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八代，是指东汉、魏、晋、宋、齐、梁、陈和隋。毛泽东边听边摇头，他说：
“汉武帝以后，汉代有几个大军事家、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到东汉末年，儒家独尊的统治局面被打破了，建安、三国，出了多少军事家、政治家啊！连苏轼自己在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中也说：‘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汉末开始大分裂，黄巾起义摧毁了汉代的封建统治，后来形成三国，还是向统一发展的。三国的几个政治家、军事家，对统一都有所贡献，而以曹操为最大。司马氏一度完成了统一，主要就是曹操那时候打下的基础。诸葛亮会处理民族关系，他的民族政策比较好，获得了少数民族的拥护。这是他的高明处。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大动乱，大分裂，这不好。但当时的另一个方面是，南方的广大沃土，全面得到了开发，生产技术普遍提高了。这是经济上的发展。”
他用右手按下半抬着的左手的一个手指，又说：
“许多少数民族，纷纷入主中原，战乱频仍，南北对峙，这不好。但民族大融合，大家庭在新的组合中稳定了，文化也交流了，丰富了。谢安文韬武略，又机智又沉着，淝水之战立了大功，拖住桓温也立了大功，两次大功是对维护统一的贡献。桓温是个搞分裂的野心家，他想当皇帝。他带兵北伐，不过是做样子，扩资本，到了长安，不肯进去。苻秦的王猛很厉害，一眼就看到了他的意图。这是政治、文化方面的发展。”
他又按下第二个手指，说：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结果汉代只有僵化的经学，思想界死气沉沉。其实，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个思想解放的时代，道家、佛家各家的思想，都得到了发展。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很有名。玄学的主流是进步的，是魏晋思想解放的一个标志。正因为思想解放，才出了那么多杰出的思想家、作家。”
毛泽东谈起谢灵运和他的山水诗，说：
“山水诗的出现和蔚为大观，是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优秀的唐人诗作中，就有很多脍炙人口的山水诗。”
说着，他击节吟咏了李白的《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
他说：
“这样的山水诗真是诗中的瑰宝，天地精灵之气的化身。但是，如果没有魏晋南北朝人开辟的山水诗园地，没有谢灵运开创的山水诗派，唐人的山水诗，就不一定能如此迅速地成熟并登峰造极。就此一点，谢灵运也是‘功莫大焉’！连李白都赏识谢朓的‘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说‘一生低首谢宣城’。”
毛泽东最后笑着说：
“什么‘道溺’！我送那时两个字，叫‘道盛’！苏轼说那时期‘文衰’了，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可以把那时的作品摆出来看一看，把《昭明文选》、《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拿出来看一看，是‘文衰’还是‘文昌’？一看就清楚了。我再送给那时两个字，叫‘文昌’。”
6月2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了掌权后的柬埔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波尔布特等人。邓小平在座。毛泽东同波尔布特热烈握手，波尔布特激动地说：
“我们今天能在这里会见伟大领袖毛主席，感到非常愉快！”
毛泽东说：
“你们的作战、战争、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统一战线，我不谈了。”
他指着邓小平：
“我赞成他的，他说你们是正确的。”
在一个小时的会见中，毛泽东详细讲述了路线斗争问题。他说：
“我们赞成你们啊！你们很多经验比我们好。中国没有资格批评你们，50年犯了10次路线错误，有些是全国性的，有些是局部的。你们基本上是正确的。至于有没有缺点，我不清楚。总会有，你们自己去纠正。”
他告诫波尔布特：
“你们现在是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道路，两种可能：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资本主义。”
毛泽东还说：
“我们现在还是两种可能性。中国将来可能也变成修正主义，但是，最后还会回到马克思、列宁的道路上来。道路是弯弯曲曲的。苏联从列宁时代到赫鲁晓夫、勃烈日涅夫就不同了，将来一定还会回到列宁的道路上。中国也是这样，将来可能也变成修正主义，但是，最后还会回到马克思、列宁的道路上。
我们现在正是列宁所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国家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工资不平等，在平等口号的掩护下，实行不平等的制度。我们现在就是这样。以后50年，或者100年，或者多少年，还有两条路线斗争，然后才能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也有两条路线斗争，先进和落后的斗争。不然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现在还不能讲得完全。这些我们是在报纸上公开说的。”
波尔布特说：
“毛主席同我们谈路线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带战略性的问题。今后我们一定要遵照你的话去做。我从年轻时起就学习了很多毛主席的著作，特别是有关人民战争的著作。毛主席的著作指导了我们全党。”
当波尔布特谈到他们注意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研究和学习中国的经验，直到取得最后胜利时，毛泽东提醒他说：
“不要完全照抄中国。鸠摩罗什法师云：‘学我者病’。”
会见结束时，毛泽东送给波尔布特30本印成大字的马、恩、列、斯著作。他说：
“他们说得比我好。”
波尔布特高兴地接受了，并表示要努力学习这些书，但还要继续学习毛主席的著作。
6月23日，毛泽东阅炮兵副司令员孔从洲的来信。
孔从洲在信中反映了世界电子战方面的有关情况和人民解放军电子战装备的情况及问题，建议重视和发展电子对抗技术，加强电子战方面的工作。毛泽东在信中批示道：
送小平、剑英、成武同志阅。请剑英同志找二炮孔从洲等同志商议几次，为盼。
毛泽东 6月23日
6月24日，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在讲话中说：
“军队要全面整顿，核心是整顿军队的党组织，关键是调整好各级领导班子，要整掉肿、散、骄、奢、惰5个字和领导班子软、懒、散。军队整顿当中，还要加强干部学习，增强党性，反对派性，加强纪律性，发扬艰苦奋斗的传统作风。军委工作实际上就是两件事：第一件是军队要整顿，第二件是要准备打仗。这两件事都是毛泽东同志讲的，我们军队工作的纲就是这个。”
叶剑英也在会上讲了话。
这次会议一直开到7月15日才结束。后来在7月19日，中共中央转发了中央军委《关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的报告》以及叶剑英、邓小平的讲话。
6月27日，毛泽东在病榻上给来华访问的加蓬共和国总统邦戈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加蓬共和国邦戈总统先生阁下：
尊敬的总统先生，听到阁下又到北京，感到十分高兴。理应迎谈，不幸这两日不适，卧床不起，不能接见，深为抱歉，请赐原谅。祝阁下旅途顺利。
毛泽东 倚枕 6月27日
6月28日，毛泽东圈阅邓小平6月25日报送的关于同伊拉克副总统马鲁夫会谈方案的请示报告。报告中说：据伊方告，马鲁夫将向我介绍伊目前形势和对外政策，并就国际形势，发展双边关系，以及经济合作等问题同我交换意见。
6月28日这一天，江青给毛泽东和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写了一封信，她写道：
主席、在京的政治局各位同志：
我在4月27日政治局会议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经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同志们的批评帮助，思想触动很大。但是思想上一直转不过来。经过思想斗争，我以为会议基本上开得好，政治局比过去团结了……
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讲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在这个问题上，我负主要责任，连累了他们3位同志受批评，是很对不起他们。
以上的错误是严重的，是不符合主席安定团结和三要三不要方针的。造成这些错误的原因主要是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个人主义、主观主义作祟，缺乏自知之明，不谨慎，不谦虚。……我有信心和决心遵照主席的教导、党的要求去改正错误。
江青 6月28日
6月下旬，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王洪文被派往浙江、上海“帮助工作”。
6月30日，中共中央转发国防科委临时党委《关于解决七机部问题的报告》。报告中说：七机部以及所属不少单位的领导班子和革命队伍长期分裂，生产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现在是必须坚决地采取断然措施的时候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的方针，以及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是解决七机部问题的纲。必须立即调整和加强七机部部、院两级的领导班子。建立严格的科学管理和必要的规章制度，加强劳动纪律，建立正常的科研生产和工作秩序。
6月30日这一天，泰国新任总理克立·巴莫力排众议，应周恩来之邀请，率领泰王国代表团来华访问。克立是在3月份才组阁出任泰国总理的。
邓小平受周恩来之托，到机场欢迎以克立为首的泰国代表团。
6月30日晚，毛泽东阅原林彪办公室医护人员蒋葆生6月24日来信。
蒋葆生在信中说，我在学习班已经4年，仍未作出正式结论，渴望自己能早日回到原工作单位（北京医院）工作。毛泽东在信中批示道：
中央：
林办各下级人员，责任较轻，不宜久在学习班。似宜早作结论，免予追究，分配工作，以观后效。请讨论决定。
毛泽东 6月30日
是日晚，邓小平陪同克立总理观看中国民族歌舞团的精彩演出。演出结束，工作人员传来消息说，毛泽东要接见泰国代表团。
克立听说毛泽东要接见他，激动万分，急忙离开剧院回到住所，换了一身最得意的西装，带领外交部长差猜和总理府秘书长前往中南海。
1975年7月1日凌晨，邓小平把克立一行引入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的书房，克立看到满屋子到处都是书，好像到了大学教授的书房。毛泽东身穿灰色中山装，笑容满面地站起身来与泰国客人握手。他看到克立和差猜都很年轻，连声说好。
毛泽东以长者的姿态请客人入座，他见克立和差猜都很拘谨，就抬手拍拍沙发扶手，幽默地逗克立总理说：
“亲王阁下，你来找我这个共产党，不害怕吗？”
克立没想到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出这样的话来，一时间惶然不知所措。但他很快就镇静了下来，怀着对毛泽东的敬仰之情说：
“不怕，我很早就敬仰主席先生。我不是共产党，可我是来寻求朋友的。”
毛泽东呵呵笑着，又开玩笑说：
“不要信那些说我伟大的话，你不要信，你信要上当。蒋介石骂我是匪首，你还想与我交朋友吗？”
克立说：
“你又没有抢劫过我。”
毛泽东开心地笑了，觉得找到了有趣的谈话对象。他点燃一支烟，吸了一口，说：
“世界上有的人说我是杀人魔王，是最坏的人，你为什么还要与我交往呢？”
克立对毛泽东由尊敬而折服，便按照泰国人拜见长辈的礼节，将双手放在大腿上，臀部半坐在沙发上，侧着身子顺着毛泽东的梯子往上爬：
“主席先生，这样说吧，我本人不是什么超人，也有人说我是坏人，坏得很，说我干了许多坏事，多得连我自己都记不清了。这样我们总可以交往了吧？”
“可以，我们可以交朋友！”
“不，你是长辈，我怎么能不知天高地厚。”
毛泽东见克立如此谦恭有礼，便开心地和他纵论世界形势和中泰关系，他说：
“我们支持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但是不支持修正主义。我很赞成你在香港讲的那一篇话，国家是国家的关系，党是党的关系。有人要求我不要跟他们国家的共产党往来。我说，不行呢，哪里有共产党不支持共产党的！可是你们国家的共产党，我没有见过一个，不胜遗憾之至。至于你们怎么对付共产党，我们不干涉，无非是一骂、二打、三杀。我们不管，管不了啊，不能干涉别国的内政。共产党是骂出来的，是打出来的，是杀出来的。美国花了两千亿美元，派了50万军队，去打越南、柬埔寨。不打还好，一打呢，美国滚走了。”
谈到尼克松时，毛泽东说：
“尼克松总统，他来了，尼克松不错，他是很有能力的总统。如果方便，请代我问他好。他得罪了东部大财团。我的朋友倒霉，尼克松、田中角荣、希思、蓬皮杜。”
克立是个轻易不称赞他人的人，此时他却暗暗慨叹：
“毛泽东主席长我20多岁，可做我的长辈。他眼里闪着慈祥的目光，如同一位长辈在与一个孩子谈话一样。他学识渊博，对泰国十分了解。毛泽东给我的印象是高大，是身躯和精神上的高大，使我有一种如同与一座高山在交谈的感觉。”
克立见毛泽东思维敏锐，知识渊博，对世界和泰国情况都很熟悉，灵机一动，就说：
“主席先生，请对我们党多加指教！”
毛泽东说：
“你们社会行动党人数太少，应注意扩大党员队伍。”
克立闻言，被惊得目瞪口呆。他绝对想不到，一个80多岁的老翁，竟能叫出自己所领导的党的名字；而且，老人所提的意见是这样的中肯。于是，他脱口说出了自己心中早就想提而始终不敢提出的问题，他说：
“主席先生，你对泰国共产党有何高论？”
毛泽东扳着指头，有板有眼地说：
“我建议你们对泰国共产党采取三大政策，就是一勿骂，二勿杀。他们想当英雄，杀了一个，其他人又跟上来了。三勿派兵围剿，他们跑得快。军队发现共产党跑了，撤兵回营时，共产党又跑回来了。”
毛泽东说到这儿，对克立一招手，神秘地说：
“我就用上面这个法子对付蒋介石的，结果你是看到了，现在蒋介石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克立听了毛泽东的话，很受启发，由衷地说：
“主席先生，愿你健康，祝你长寿，我们也好经常来讨教。”
毛泽东摇摇头，用青筋突起的大手拍拍腰部说：
“不行呀，现在，我很老了，不能干什么了。我现在82了，现在一些事要别人管，我管不了那么多了。近来身体不太舒服，站起坐下时，这里就痛，不久就要死了。”
克立说：
“不可能。”
毛泽东问他，何以知之？克立也以开玩笑的方式说道：
“主席先生，请您别说笑话。人类不能失去像您这样的头号‘坏人’。”
据克立后来回忆说：他这句话“使毛泽东极为高兴，他拍打着座椅扶手，笑得前仰后合，起身同客厅里所有的人握手。”
毛泽东首先伸出大手与坐在另一边的克立总理握手，说：
“有人说来会见我的人，回去后就会垮台，比如尼克松，还有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会见了我，回去都垮台了，你不怕垮台吗？”
克立爽快地说：
“要垮台就让它垮台吧，反正已经来了！”
克立在拜见毛泽东的过程中，发现邓小平与毛泽东的关系显得有些紧张。“邓小平坐在一个很远的角落里，非常拘谨，庄重沉默，没说一句话。”
毛泽东用一个友好的方式责骂了唐闻生，他说：
“决不可相信一个美丽的姑娘。”
之后，他对邓小平点点头，又对克立说：
“他是对的，你可以相信他。”
邓小平愉快地笑了笑。
会见时间已经58分钟了，大大超过了规定的时间。会见结束后，克立激动地对记者们说：
“从内心讲，今天使我真正认识了辽阔的中国，我感觉自己是在与8亿中国人民谈话，使我了解了中国从古至今的悠久历史。毛泽东主席的伟大，不仅表现在他身躯高大，而且表现在他知识、智慧、人道和神威上，给人一种令人生畏的巨大威严感。”
就在克立会见记者的时候，毛泽东还没有休息，他就原林彪办公室工作人员中的嫌疑人员的处理问题又写了一个批语：
“如无确证，只是嫌疑，则应释放，免予追究，以观后效。从实践中证明。”
7月1日，泰国总理克立到北京医院拜见了周恩来。周恩来在医院和克立签署了中泰建交联合公报。
遗憾的是，克立总理回国后不久，就因泰国发生军事政变而被迫下台了。毛泽东的预言不幸又言中了。但是，克立对他这次北京之行，仍然充满了自豪感，他说：
“我认为一个人垮台或飞黄腾达，个人是无法决定的，但有了泰中友好关系，我死也瞑目了。”
7月1日这一天，宝成铁路电气化工程全部建成通车。这是中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
7月1日下午，毛泽东阅叶剑英是日凌晨2时的来信。
叶剑英在信中说：“洪文同志去杭、沪工作一短期，临行报告主席，提议在他未回京前，政治局会议由剑英或小平同志主持。我因年老多病，精力不胜，提议请小平同志主持以利党的工作。请主席批准。”
毛泽东批示：“同意。”
此后，王洪文就再也没有主持过中央政治局会议。
7月2日，毛泽东阅林默涵6月24日来信。
林默涵在信中说，5月底中央宣布对他解除监护、恢复自由，使他深感党是真正爱护干部的，希望继续留在党内。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
中央：
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久关不是办法。请讨论酌处。附林默涵来信。
毛泽东 7月2日
7月初，毛泽东听取邓小平汇报工作。谈到《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工作进展情况时，邓小平问：
“是不是设一个编辑委员会？”
毛泽东说：
“不要了。你一个，康老一个，乔木。政治局也看一下，议一下，不必读，看。”
谈到毛泽东关于原林彪办公室人员和周扬一案的批语时，邓小平说：
“政治局要议，现在是主席批一件，我们动一下。其实主席树立了政策，我们应该顺着去做。”
毛泽东说：
“关，不是办法。”
邓小平谈到要给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公开分配工作，毛泽东说：
“好，赞成。”
谈到文艺工作时，邓小平说：
“现在文艺并不活跃。”
毛泽东说：
“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
谈到军队的整编方案时，邓小平说：
“大批的要当顾问。”
毛泽东说：
“我也愿意当顾问，主席不能当了。”
邓小平说：
“我处理这些问题名声不大好，都说我两次讲话叫复辟，说是刘少奇的班底又起来了，有人不高兴。”
毛泽东说：
“任劳任怨。你跟刘少奇不一样，两回事。再过两三年就好一些了。”
邓小平说：
“有人讲点，有好处，没坏处。”
毛泽东说：
“是啊，无非是挨骂。我历来就是挨骂的。”
7月6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伊拉克副总统马鲁夫，邓小平在座。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我们两国没有利害冲突，整个第三世界都没有什么利害冲突。希望你们好。你们手里有很大的武器，就是石油。整个阿拉伯世界有一亿人口。中国现在还不行，还要过几十年以后，可以好一点。我们现在尽力量支持你们，你们的斗争也支持我们，我们两家的事好办。你们有什么意见可以告诉我们的副总理邓小平。”
是日晚，毛泽东圈阅邓小平这一天报送的外交部、外贸部拟同意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施特劳斯以私人参观者身份来中国商讨发展两国经济关系的请示报告。
7月9日，邓小平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谈话，传达毛泽东7月初同他谈话时对文艺工作的批评，要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搞一些调查研究，收集近些年来文化、科学、教育、出版系统不执行“双百”方针的材料，供政治局会议讨论时用。
7月11日，毛泽东圈阅胡耀邦谈自己近况的来信。邓小平在送阅报告中说：科学院急待整顿，拟调胡耀邦和李昌两人到科学院负责。
7月13日，毛泽东审阅邓小平这一天报送的《论十大关系》整理稿及公开发表这篇文章的请示报告。
此前，邓小平为了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曾就《论十大关系》一文向毛泽东提议说，将两次讲话记录稿进行综合整理。尔后，他吩咐由胡乔木具体负责整理工作。这个新的整理稿，体现了毛泽东讲话的主要精神和语言风格，恢复了以前整理稿中没有整理进去的一些重要内容。7月10日，胡乔木将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讲话的整理稿呈送给邓小平。
邓小平在请示报告中说：“《论十大关系》稿，已整理好，我看整理得比较成功。”“我们在读改时，一致觉得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对国际（特别是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大，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希望早日定稿，定稿后即予公开发表，并作为全国学理论的重要文献。此点，请考虑。”
毛泽东批示道：
“同意。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阅。暂时不要公开，可以印发全党讨论，不登报，将来出选集再公开。”
后来，中共中央在7月23日发出了关于将《论十大关系》印发全党讨论的通知。
7月14日，毛泽东在同江青、张春桥的谈话中说：
“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1年、2年、3年，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鲁迅那时被攻击，有胡适、创造社、太阳社、新月社、国民党。鲁迅在的话，不会赞成把周扬这些人长期关起来。脱离群众。已经有了《红楼梦》、《水浒》，发行了。不能急，一两年之内逐步活跃起来，3年、4年、5年也好嘛。我们怕什么？1957年右派猖狂进攻，我们把他们骂我们的话登在报上，最后还是被我们打退了。
以前的《万水千山》没有二、四方面军，这不好。现在听说改好了。文艺问题是思想问题，但是不能急，人民不看到材料，就无法评论。《反杜林论》出版后，柏林大学撤了杜林的职，恩格斯不高兴了，争论是争论嘛，为什么撤职？杜林这个人活了80多岁，名誉不好。处分人要注意，动不动就要撤职，动不动就要关起来，表现是神经衰弱症。林彪不跑，我们也不会杀他，批是要批的。
蒋介石的时候，报纸、广播、学校、电影都是他们的，他们蒙蔽人民。我们都是从那儿来的。我学孔夫子、资产阶级的东西13年，就是不知道马列，十月革命后才学马列，过去不知道。反动派没有多少威力，靠剥削过生活，他的兵都是靠抓壮丁，所以我们不怕他们。怕死的是林彪，叫他打锦州，他不打，最后两天他去了，俘虏10万人。又消灭了廖耀湘。长春沈阳解放。释放俘虏放得好，国民党怕得很。”
7月14日晚，毛泽东听芦荻读王粲的《登楼赋》，连续听了两遍。他评论说：
“王粲真正焦心的，是‘惟日月之逾迈兮，俟河清其未极’，王粲守着个腐朽的贵族（指刘表——笔者注），无所作为，时光白白流去，期待着天下太平，却迟迟无望，他自然痛苦。的最高理想，是‘王道之一平’，出现贤明的君主，统一天下，稳定时局，他就可‘假高衢而骋力’，干一番于国于民有益的大事业了。‘惧匏瓜之徒悬兮，畏井渫之莫食’两句，是借着用典，道出了的心事，他怕自己成为无用之人，终生碌碌，无所作为。儒家讲，‘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王粲就不守这个信条，正因为天下乱，他又处于‘穷’境，却更要出来济世，这就高多了。
知识分子一遇麻烦，就爱标榜退隐，其实，历史上有许多所谓的隐士，原是假的，是沽名钓誉，即使真隐了，也不值得提倡。像陶渊明，就过分抬高了他的退隐。不过，陶渊明倒是真隐了，而且亲自种过田，情况有所不同。赋里含有故土之思。人对自己的童年，自己的故乡，过去的朋侣，感情总是很深的，很难忘记的，到老年更容易回忆、怀念这些。写《到韶山》，就是想起了32年前的往事，对故乡是很怀念的。写《答友人》，说‘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就是怀念杨开慧的，开慧就是霞姑嘛！可是现在有的解释不是这样，不符合我的思想。”
毛泽东问芦荻：
“会不会背李商隐的《安定城楼》？”
芦荻说不能背。毛泽东便背诵道：
“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洲。贾生年少虚垂涕，王粲春来更远游。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
背完后，他又说：
“这也是个年轻人的登楼之作，也是有抱负而不得施展。中间还用了王粲写《登楼赋》的典，值得一读。”
时间已经很晚了，毛泽东让芦荻等人回去休息。他依然睡不着觉，便随手从床边拿过一卷大字本《楚辞》读了起来。
7月17日，中共中央转发浙江省委《关于正确处理突击发展党员和突击提拔干部的请示报告》（中共中央1975年16号文件）。中央在批语中说：发展党员、提拔干部，必须坚持毛主席的建党路线和干部路线，严格按照党章办事，坚持接班人的五项条件，而决不可草率从事，采取突击的方法，更不允许适应某些资产阶级派性头头的需要而突击发展党员。凡有两派的地方，在资产阶级派性还没有得到克服，群众仍然严重对立的情况下，应当暂缓发展党员和提拔干部。一切共产党员，决不容许参加任何资产阶级的派别活动。
7月17日这一天，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报告中说：今年上半年，传达贯彻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关于还是安定团结为好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重要指示和中央9号、12号、13号文件，工业交通战线的形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当前的主要问题是，有一批重点企业，革命问题没有解决好或正在解决，生产还没有搞上去。目前，要抓紧解决重点企业的领导班子问题，坚决同资产阶级派性作斗争，认真落实党的政策。
中央的批语，要求将此报告迅速传达到所有工矿企业的干部和群众，对报告中提出的各项要求切实付诸实施。
欲知邓小平后来还有什么“整顿”措施，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邓小平在1975年5月29日钢铁工业座谈会上首次提出以“三项指示为纲”的口号，使2月间开始的“全面整顿”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加快了右倾翻案的步伐。关于“三项指示为纲”，他是这样说的：“毛主席最近有3条指示，一条是关于理论问题的，要反修防修；再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还有一条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3条重要指示，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就这样，他以合法的身份，举起“三项指示”这把尚方宝剑，利用左派理论上的错误和所谓的“派性”，以领导班子“软、懒、散”为借口，紧锣密鼓地从中央到地方召集“还乡团”，大刀阔斧地清理各级新生力量（所谓的双突，即突击发展党员、突击提拔干部）。笔者在本章及前面已经提到了一些事实，细心的读者是不难看出来的。这便是不久将要发生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重要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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