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他只要表态对文革有个基本认识，就不能动。你们这些人加起来也
比不了他。不妥协，不认输，外面是乌龟壳，里面是钢铁公司。你们
不了解他，我是知道的。”
话说1975年9月19日，毛泽东审阅邓小平这一天报送的外交部、中联部《关于同越南党政代表团会谈方案的请示》和《关于越南党政代表团访华接待计划的请示》。
接待计划中说到，请江青同志参加越南党政代表团22日抵京当晚的欢迎宴会和次日的文艺晚会。毛泽东批示退邓小平，并指示说：
“江青不要参加对越活动。”
接着，毛泽东又看了姚文元这一天报送的山东省章丘县侯家学校谢革光7月20日建议《诗刊》复刊写给《红旗》杂志社的信，他当即批示：“同意。”
9月20日，邓小平在听取胡耀邦汇报工作时说：
“你们干，犯了错误我检讨。教育危机，把我们四个现代化、教育水平都拉住了。这不是复旧。就是复旧也是为了工作，为了革命。”
9月20日下午，身患绝症的周恩来在北京三0五医院接受第4次大手术治疗。在进入手术室前，他对这次手术作了最坏的考虑和安排，与政治局委员们一一握手告别。他对邓小平说：
“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他又特地将张春桥、姚文元叫到面前，拉着他们的手说：
“你们要多帮助洪文同志，他还年轻。”
张春桥说：
“好的，我们一定会帮助洪文同志的。”
此后，周恩来又特意让秘书取来1972年6月23日他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专题报告》录音记录稿，用颤抖的手，亲自签上自己的名字并写明：
“周恩来。于进入手术室前。1975年9月20日。”
这份记录稿，是他委托邓颖超亲手整理的。
曾经有一位历史学工分析说：在批《水浒》、反“投降派”的背景下，周恩来这样做并非多余，他是怕有人在他身后给他抹黑。
9月21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的书房里会见了再度访华的英国前首相希思。邓小平在座。毛泽东和希思一见面就很自然而亲切地交谈了起来。关于世界形势，毛泽东说：
“要打仗。惹不得苏联，谁惹它，就不好。苏联威胁你们，也威胁我们，现在全世界怕苏联。苏联凶，不讲道理，这也是它的弱点，凡真有本领，不会表现那么凶。美国究竟怎么样啊？会保护欧洲吗？我是怀疑。真要打起来，它会要跑，跑回去，不干涉，然后再回来。苏联如果占领欧洲，它的力量就分散了，它就不行了。至于打中国，我们是准备它占领东北、北京、汉口、上海、天津、青岛，叫它占领城市，然后事情就好办了。美国、欧洲、日本、中国都是守势，而苏联取攻势。它取攻势，就埋伏着失败。它在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也只是暂时的成功。”
希思谈到了他在中国西部、南方接近缅甸边界的地区及东海岸等地的访问情况。毛泽东说：
“可是你没有去看看东北的工业区，下次来你一定要去那里看看。”
希思说：
“我怀着极大的兴趣看了你们的农业和工业的发展，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听说你们现在正在开展一个提高生产和生产率的运动，农业又获得了好收成，毛主席感到中国取得了良好的进展了吧？”
毛泽东说：
“有一些，不大。中国取得良好的进展还要30、40、50年。中国现在还很穷。这种进步太慢了，我们总得想办法让这种进步更快一些。”
希思说：
“我去参观郊区的一个公社时，他们说那里的情况是好的，学校、医疗都令人满意。”
毛泽东笑着说：
“吹牛皮。你一定不要全信人家告诉你的事情，他们对外国人总是能骗的就骗。”
在场的人听毛泽东这么一说，都笑了起来。
这是希思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
9月24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了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邓小平在座。在谈到亚洲形势时，毛泽东说：
“大局是好的。朝鲜、泰国、越南、柬埔寨、老挝，大局是好的。有些问题，吵，但是大局是好的。”
他还说：
“现在天下最穷的不是你们，而是我们。我们有8亿人口。”
谈到自己身体状况时，毛泽东说：
“睡眠不大好，每天睡3次，一次睡两三个小时。还能吃饭。腿不好，讲话不好，肺不好。去年眼睛不好，现在做了白内障手术，我能看见你，3个月前看不见，连这个手都看不见。”
他又说：
“我们现在有领导危机。总理身体不好，一年开过4次刀，危险。康生身体也不好，叶剑英身体也不好，第4个是我。我82了，我也有病。”
说罢，指指邓小平：
“只有他算一个壮丁。他只要表态对文革有个基本认识，就不能动。”
毛泽东转向身边的其他陪同者，说：
“你们这些人加起来也比不了他。不妥协，不认输，外面是乌龟壳，里面是钢铁公司。你们不了解他，我是知道的。”
9月下旬，辽宁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沈阳军区政委毛远新，因父亲毛泽民牺牲在新疆的缘故，受命随中央代表团前往新疆，参加祝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20周年的活动，来到了北京。
9月27日，毛远新到中南海游泳池看望伯父，汇报说明天将随同陈锡联为团长的中央代表团去乌鲁木齐，祝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20周年。毛泽东说：
“你是革命烈士后人的代表，应该去新疆，也应该去看看你爸爸。你爸爸对我们家对革命都是有贡献的。年轻的时候，我是穿长衫的，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我到长沙去读书，是你爸爸送我去的，他穿的是短褂，帮我挑着行李，外人看来，就像是我花钱雇的一个挑夫。是你爸爸在家乡任劳任怨，辛勤劳作，照料父母，还为我提供了学费和生活费用。”
毛泽东还对毛远新说：
“你爸爸定期到长沙，为我送米送钱。有一次，他送钱来晚了几天，我很不高兴，就责怪了他，他也不吭声。临回韶山前，他才告诉我今年收成不好，为了把谷子卖个好价钱，他跑了好几百里路喔。他走后，我惭愧了好多天。没有你爸爸，我哪里能到长沙来读书啊。为父母养老送终，办理丧事，择地造坟，都是你爸爸一手操办的。
后来在长征路上，你爸爸带人把我们党中央的全部家当，金银财宝全挑在肩上，一路筹粮筹款，为中央红军提供穿衣吃饭。”
毛远新想起母亲昨天也讲到了父亲后来的情况，母亲说：
“红军到达陕北，你爸爸担任了国民经济部部长。经中共中央批准由延安赴苏联治病，1938年2月路经迪化，当时盛世才正要求我党派干部帮他整顿财政，得知你爸爸到了新疆，就向延安提出留他在新疆工作。经中央同意，你爸爸留在了新疆，化名周彬，任财政厅代厅长。面对当时新疆经济混乱无序、通货膨胀的烂摊子，你爸爸为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建设新疆，改善新疆各族人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总是不顾个人安危，日夜工作，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终于冲破重重阻力，改组了银行，改革了币制，稳定了物价。新疆开始出现了金融稳定、市场繁荣的迹象，尤其是抑制了通货膨胀，新疆各族百姓纷纷竖起大姆指，说‘周厅长亚克西！’‘周厅长是不怕累、不怕压、不信邪的铁汉子’。”
母亲还说：
“后来，盛世才又任命他为民政厅代厅长。你爸爸就组织积谷备荒，整顿、新建救济院；他废除农官乡约，废除以地主巴依、地痞流氓为骨干的农官制度，组织农牧民公开选举区长、村长，并禁止向农牧民乱摊派费用。他加强了医疗保健工作，培训了医药人员，对穷困百姓实行免费治疗。在不到一年的任职期间，他又为新疆各族人民做了许多好事。”
母亲最后说：
“你出生后，你爸爸给你取名叫远新。既符合毛氏族谱中‘祖恩贻泽远，世代永承昌’的‘远’字辈牒序，也包含有对出生地新疆的纪念，要你永远记往你的第二故乡——新疆。”
毛远新很快收回了思绪，简要地向伯父汇报了辽宁海城、营口地区的地震情况。
原来从1974年开始，辽宁营口、海城一带接连发生了一百多次小地震，到1975年小地震越来越频繁，震级逐渐升高。辽宁省地震办不断将情况上报，引起了辽宁省委的高度警惕。1975年2月4日凌晨，营口、海城一带发生5级左右地震。省地震办综合各方情况的预测意见，向省委报告说，近期在营口、海城一带很可能发生破坏性地震。2月4日19点36分，海城地区果然发生了7级以上强烈地震。毛泽东听了毛远新的汇报，说：
“据说有预报，损失不大。”
毛远新说：
“别提预报的事了。发了预报后，我心里更加紧张。”
他们所说的预报，是在毛远新听了省地震办的预测后，主张由省人民广播电台播出震情预报，可省委常务书记李伯秋说：
“电台一播，全世界都知道了。如果几天之内地震还不来，岂不要闹大笑话。”
毛远新说：
“关键在于要让群众离开不结实的房屋，特别是晚上，不能在室内过夜。”
此时室外温度零下十几度，地震如果几天不来，是要冻伤人的。另外，如果发出地震预报，可能会造成恐慌，生产必然会受到影响。特别是鞍钢很多工人的家就在海城、营口一带，如果影响了鞍钢生产，也是不得了的事情。毛远新等人通过紧张的深入细致的调研及情况分析，决定预报要发，但要采取比较稳妥的办法。省委电话通知营口、鞍山两市，召开海城县、营口县及当地驻军的紧急会议，同时通过县级有线广播网直接传达下去。结果2月4日19点36分发生的灾情比估计的要严重得多，倒塌房屋很多，但群众情绪还好，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群众说：
“共产党、毛主席真神了，下午让我们搬出去，晚上就来地震。”
群众还说：
“房子倒了，但很少伤着人，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
震后，毛远新即前往海城、营口等地组织救灾工作。在大石桥39军驻地，39军副军长在军部礼堂的废墟前对毛远新说，2月4日那天，当天下午鞍山市委、市政府带着春节慰问团来部队，近千人在军部礼堂开联欢会，地方领导、军队领导讲完话后，主持人宣布，接省委通知，所有人员不要留在室内，文艺演出不演了，请大家按秩序退出会场。人员退场后20多分钟，大地震来了，整个礼堂塌下来，夷为平地，参加联欢会的人员一个也没伤着。
此次地震辽宁全省倒塌房屋一百多万间，伤一万余人，死1300余人（主要是老人、病人冬天不便搬出来，还有一些“胆大不怕死”的）。据估计，如果省委不发出地震预报，死亡人数将接近10万。因此，可以说这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在正确预测地震的基础上，由领导组织民众撤离，明显降低损失的唯一成功案例。它被称为20世纪地球科学史和世界科技史上的奇迹。尽管为人民立了大功，毛远新却对伯父说：
“如果大地震迟迟不来，影响了生产、群众生活，成为茶余饭后的笑柄不说，省委还有何面目去见关东父老。”
毛泽东说：
“那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无非是后人再给你编一个‘辽人忧地’的故事。”
毛远新说：
“地震后，当地把这次成功预报吹得很高，但我觉得有偶然性。上午发了预报，下午动员群众出来，当晚地震就来了，纯属巧合。”
接着，毛远新又谈到了对全国形势的看法。他说：
“今年以来，在省里工作就感觉到有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1、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10个指头，是三七开还是倒三七开，是肯定还是否定？有分歧。2、对批林批孔运动怎么看？主流和支流是什么？迟群和谢静宜同志讲了走后门的错话，只是干扰了批林批孔运动，但不能因此就不讲批林批孔的成绩了。3、刘少奇、林彪的路线还需不需要继续批判？当前，刘少奇的路线似乎也不大提了。一些同志到一起，总是议论文化大革命，口头上也说两句好话，但阴暗面讲了一大堆。有的把文化大革命看成一场灾难似的。这股风似乎比1972年批极左还凶些。”
毛远新还说：
“工业现代化主要强调加强企业管理，规章制度，但工交战线主要矛盾是什么？农业、财贸战线也有类似问题。教育革命主流、成绩是什么？还有文艺革命主流、支流等等。”
他举例说：
“1975年国务院开的务虚会，辽宁省有两个人参加，他们把讲话稿带回去，我看了，觉得国务院几个副总理讲话有些问题。特别是中央1975年4号文件发下去以后，群众反映很多。有人找我说，形势刚好，社员积极性也起来了，看了4号文件不理解，有情绪，还问主席知道不知道。总之，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路线，批判了17年中各条战线的修正主义路线，还应不应该坚持下去？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有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今年以来，没有听他讲过怎样学习理论，怎样评《水浒》，怎样批修正主义。”
这一时期，毛泽东处于重病之中，已经不能参加政治局会议，不能处于第一线指挥，更不能从更多的渠道了解党和国家的状况，他需要有一个可靠的人做帮手。看着一直在地方工作、比较接近实际、对事情的看法比较客观并逐渐成熟的侄子，毛泽东非常高兴，感觉毛远新正是自己需要的可靠帮手。
9月27日晚，毛泽东审阅邓小平这一天报送的关于社队办企业的3份材料。他批示道：
“小平同志：请考虑，此3件（两封信及一篇报道）可否印发在京各中央同志。”
毛泽东所说的“两封信”，一是华国锋在1974年12月28日写给中共湖南省委的信，二是浙江省部分财政、银行干部1975年9月5日写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信。“一篇报道”是《河南日报》1974年12月15日登载的《光明灿烂的希望——巩县回郭镇公社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的调查》。
华国锋在给湖南省委的信中说：目前社队企业对于巩固发展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消灭三大差别，都有重大意义。他要求一些同志坚决丢掉妄图取消或砍掉社队企业的错误思想。浙江省部分财政、银行干部在来信中说：在实际工作中，有一些社办企业搞得好，省、地、县有的领导部门却要收归他们自己所辖的企业范围。
9月28日，毛泽东看了邓小平报送的陆定一子女来信。陆定一的子女在信中转达了陆定一对毛泽东的坚定信念，并期望毛泽东再次挽救他们的父亲。毛泽东批示道：
“请小平同志商有关同志，研究一下，提出意见告我。”
接着，毛泽东又看了广州军区原副司令员文年生的妻子苏枫来信。信中说：文年生由于不同意黄永胜等人镇压群众的做法，被撤销了军区党委副书记的职务及其政治和生活待遇，遭受打击迫害，在1968年去世。希望能平反昭雪。毛泽东批示：
“请汪转小平、春桥酌处。可能是冤案。”
9月30日，毛泽东审阅邓小平9月29日关于调陈丕显来北京的请示报告。
请示报告中说：陈丕显曾多次提出到北京治病，未予置理。最近上海市委安排他为市革委会副主任。我的意见，他还年轻（不到60），也有能力，是否可以考虑先调来北京，然后分配到哪个省去工作。
毛泽东批示：“同意。”
9月30日这一天，邓小平向毛泽东报送《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毛泽东看罢说：
“文件中引用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不记得自己讲过。”
9月30日晚上，邓小平以周恩来的名义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有4000多人参加的盛大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6周年。
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判的老干部、老知识分子出席了招待会。
此前，中共中央政治局曾讨论出席国宴的国务院人员名单。在有人提到周扬时，与会者都不说话。邓小平最后说：
“周扬这次不参加，我去向毛主席汇报。”
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后，毛泽东批评说：
“应该让周扬出席国宴。”
1975年10月1日上午，毛泽东没有看书，也没有睡觉，靠在床头上静静地想着。突然，他自言自语道：
“这也许是我过的最后一个国庆节了，最后一个‘十一’了。”
他转向坐在身边的护士孟锦云，平静地问：
“这可能是我最后一个‘十一’了吧？”
孟锦云不假思索地冲着毛泽东说：
“怎么会呢？主席，您可别这么想。”
毛泽东认真地反问道：
“怎么不会呢？哪有不死的人呢？死神面前，一律平等。毛泽东岂能例外？‘万寿无疆’，天大的唯心主义。”
此前，他在和护士长吴旭君谈话中说过：
“人哪有长生不死的，古代帝王都想法去找长生不老不死之药，最后还是死了。在自然的生死问题面前，皇帝和贫民都是平等的，不但没长生不死，连长生不老也不可能。有生必有死，生老病死，新陈代谢嘛。‘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如果不死人，从孔夫子到现在，地球就装不下了。人如果都不死，那孔夫子现在要活着该有2500岁了吧？那世界上该成个什么样子了？”
毛泽东停了一会儿，又说：
“我们生活在地球上吃了不少鱼，我在世时吃鱼比较多，我死后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长江里喂鱼。你就对鱼说：‘鱼儿呀，毛泽东给你们赔不是来了，他生前吃了你们，现在你们吃他吧。’”
他还以沉思的口气，将有关他自己的葬礼对吴旭君作了交代，他说：
“我死了可以开个庆祝会，你就上台去讲话。你就讲，今天我们这个大会，是个胜利的大会，毛泽东死了，我们大家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他死得好，新陈代谢嘛。从古到今，没有人不死。这是生物发展的法则。”
毛泽东最后谈到了贾谊的《鵩鸟赋》，他说：
“我已经读过十几遍，还想读，文章不长，可意境不俗。不少人就是想不开这个道理，‘人无百年寿，常存千年忧’。一天到晚想那些办不到的事情，连办得到的事情也耽误啰！秦皇、汉武都想长生不老，到头来，落得个‘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其实，任何事物都不过是一个过程，人的一生也不过如此，有始必有终。”
10月3日，毛泽东阅冼星海的妻子钱韵玲9月27日的来信。
钱韵玲在信中说：今年10月30日是星海逝世30周年。解放以后，星海逝世10周年、20周年，聂耳逝世20周年、30周年都曾隆重纪念。但今年7月17日，聂耳逝世40周年国内却没有表示。我希望今年能够演出、广播、出版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及其他作品，集会或发表文章，以示纪念。毛泽东阅罢当即批示：
“印发在京中央各同志。”
后来在10月25日，首都音乐界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举办了纪念聂耳、冼星海音乐会，音乐界人士几乎全部出席了。
10月4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农村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
“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比如文艺方针，毛泽东同志说，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是很完整的。可是，现在百花齐放不提了，没有了，这就是割裂。”
10月5日，毛泽东在华罗庚写给他的信中作了一个批示。
此前，华罗庚在10月1日写给毛泽东的信中汇报了他10年来工作中的体会和曾经遇到的阻力，重点谈到了他在基层普及推广统筹法和优选法的情况，同时说到了自己最近的身体状况，并表示了今后的决心。华罗庚的两个孩子附信说：“这是我父亲在病榻上给您的信，因他有病写得很草率，嘱我们抄写清楚呈上。并附原稿。”
毛泽东在信中批示道：
“退华罗庚同志。意思很好。大病新愈，宜多休养一时期，待全好后再去，较为适宜。”
华罗庚捧着毛泽东的亲笔批示，激动得热泪盈眶。
10月6日，毛泽东圈阅邓小平10月5日报送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临时领导小组关于创办《思想战线》杂志的请示报告。
10月7日，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起草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一文初稿完成。《总纲》从理论上对“以三项指示为纲”进行了阐述，并阐述了各项工作整顿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突出强调要加快发展生产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早在7月中旬，胡耀邦等人和有关方面就在邓小平主持下，开始起草、修改《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前边已经说过，9月30日邓小平向毛泽东报送了《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加上这个《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这3个文件得到了邓小平的充分肯定。这些文件的基本精神，实际上是要把中国恢复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老样子。正因为如此，这几个文件最终都未能下发。后来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这3个文件被定为“3株大毒草”。
10月上旬，毛泽东圈阅王洪文10月5日关于处理浙江派性问题致邓小平、张春桥、纪登奎并报毛泽东的信及邓小平对王洪文信的批语。
王洪文在信中说：对浙江目前在贯彻中央16号文件中的一些问题，我提出了一些意见，特别是对省委提出的“放手发动群众批判资产阶级派性”提出了些不同看法。提出这样的口号会把形势搞乱。
邓小平写于10月7日的批语是：“此事在政治局5日会议上议过。在发动群众批判资产阶级派性问题上，我认为省委的做法是正确的，不宜对省委作不恰当的批评。如果不对省委支持，浙江一个多月来刚刚好转的形势，势必会有反复，这很不利。”
10月8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了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主席比耶迪奇。邓小平在座。关于世界形势，毛泽东说：
“要准备打。中国、欧洲、南斯拉夫，都要准备打。准备打，没有坏处。不准备打，就危险。思想上不能解除武装。现在西方比较弱。欧洲国家太多，团结不起来，欧洲共同体，难。最后还是靠你们自己。”
10月10日，毛远新从新疆回到中南海，向伯父汇报了新疆之行的情况。
毛泽东决定把毛远新调入中南海，留在身边，由毛远新担任他与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自此以后，毛远新几乎成了毛泽东获取情况的唯一耳目和发出指示的唯一喉舌。
l0月13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和党委常委吕方正及惠宪钧、柳一安4人，给毛泽东写了第2封状告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和副书记谢静宜的信。这一封信依然是经过邓小平转交给毛泽东的。毛泽东看过信后，指着放文件的桌子，对秘书说：
“先放着。”
他让秘书找出刘冰等人8月13日写的第1封信，又看了一遍；尔后让秘书把这两封信拿给毛远新看。毛远新看后说：
“迟群他们执行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是比较坚决的，10个指头7个还是好的。”
毛泽东说：
“刘冰是副校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准我的。”
与此同时，迟群也让一些人给毛泽东写信反映情况。信中说，迟群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战线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信中还揭发了此时在教育领域贯彻邓小平全面整顿方针的教育部部长周荣鑫。
10月16日，毛泽东审阅邓小平10月15日报送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政工组编印的学部老知识分子出席国庆招待会的反映材料。
材料中说：学部有21人出席了邓小平副总理主持的以周恩来总理名义举行的国庆26周年招待会。他们听了邓小平副总理的祝酒词，看到一片朝气蓬勃、团结胜利的景象，非常兴奋。文学研究所原所长何其芳说：“出席这次盛会，深切感到党对于犯过错误，承认错误并有所改正的党员干部的关怀和鼓励。”文学所研究员俞平伯说：“这回被邀请参加国宴，还把我的名字登在报纸上，那就意味着我已经解放了。”外国文学研究所原所长冯至说：“宴会充分体现了我国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宗教所原副所长任继愈说：“宴会是一个团结的大会，出席的有老年的、中年的，也有青少年，是我们党和国家兴旺发达的表现。”经济所原副所长严中平说：“参加这次招待会，说明党认真贯彻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出席国庆招待会的老知识分子共18人，除上述5人外，还有吴世昌、顾颉刚、吕叔湘、丁声树、贺麟、冯友兰、魏建功等。
毛泽东批示道：
“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可惜未请周扬、梁漱溟。”
10月19日，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北京结束。中共中央转发经毛泽东圈阅的华国锋10月15日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总结报告：《全党动员，苦战五年，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
10月19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的夫人等。李先念在座。马里驻中国大使说：
“全世界都在阅读主席的著作。”
毛泽东说：
“没有多少意思，靠你们创造。”
关于中马关系，毛泽东说：
“我们是友好国家，以后有事找他。”
他指指李先念，继续说：
“他是我们的管家。”
谈到中国的对外贸易，毛泽东问李先念进口多少，出口多少，以及和美国、日本、欧洲的贸易情况。李先念一一做了说明。毛泽东对客人们说：
“过去我们没有石油，苏联人卡我们，现在有了。我看你们非洲也要找石油。”
会见结束后，毛泽东同李先念、汪东兴等谈了话。他说：
“现在有一股风，说我批了江青。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迟群是反革命吗？有错误，批评是要批评的。一批评就要打倒，一棍子打死？小谢是带3万工人进清华大学的。他们骂小谢，实际上是反对我，可又不敢，就把气发到她身上。迟群我还不认识哩。现在他们有错误缺点，可以批评、教育。对犯有错误或缺点的人，我们党历来有政策，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不是打倒。”“迟群不能走，迟群走了，不是又要搞第2次文化大革命吗？”“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毛泽东又说：
“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你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你们6人（指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吴德、谢静宜、迟群——笔者注）先开会研究处理。此两封信（指刘冰8月13日和10月13日的信——笔者注）印发中央政治局在京各同志。清华大学可以辩论，出大字报。”
欲知邓小平等人如何对待毛泽东的指示，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看罢邓小平9月30日报送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说：“文件中引用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不记得自己讲过。”由此看出，邓小平在毛泽东生前就想假借领袖的名义推销自己的私货，没想到竟被头脑清醒的毛泽东揭破了！他在7月间至10月初主持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和《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这3个文件，可谓是用心良苦！只是那个时候有毛泽东健在，这些企图瞒天过海的东西，到头来只能落一个大毒草的罪名胎死腹中。
[咨询微信号：qunfeiyang2014, 13937776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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