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章
“风雨欲来燕子忙。现在世界不太平，风雨要来，所以燕子就
忙了。推迟可以，但要阻止风雨难。”
话说1975年10月21日中午，在中方招待第8次来华访问的基辛格等人的午餐宴席上，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谈到了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在最近的访问中见到了毛泽东。她还说，那次会见是希思特别要求的。基辛格机敏地说道：
“如果问我是否想见主席的话，那么我要说，是的。”
基辛格一行是在10月19日到京的，主要目的是为福特总统访华做准备。他的随行人员有温斯顿·洛德和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乔治·布什（即在13年后任美国总统的布什）。
这天下午，邓小平、乔冠华在人民大会堂与基辛格一行进行了第3轮会谈。邓小平拿过一张上面写有几个大字的纸条看了一下，对基辛格说：
“请你6点30分去见主席。”
下午6点半，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书房第4次会见基辛格。邓小平、乔冠华、黄镇在座。
基辛格等人一进书房，两名女服务员搀扶着82岁的毛泽东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布什在回忆中描述道：“这是我到中国以来第一次见到这位主席。隔着一定的距离，看到他这种身体状况，我感到震惊。按等级顺序，基辛格最先被引见给毛。毛张开嘴巴，说欢迎他，但发出来的仅仅是含糊不清的喉音而已。我第二个被引见。从近处看，这位主席的身体状况似乎还好一些。他身材高大，面孔晒得黝黑，仍显得很强健，握手时非常有劲。他身着一套做工细致的、其式样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服装。脚上穿着棕色短袜和成千上万普通百姓穿的那种白塑料底的黑布鞋。”
基辛格坐在毛泽东的左边，布什坐在基辛格的左边。基辛格问毛泽东的身体怎么样？
“这部分工作很正常。我能吃能睡。”毛泽东指着自己的头。他又拍拍自己的腿，说：“这些部位运转不行了。我走路时感觉无力。肺也有毛病。总之，我感到不行了。我是供来访者观看的展览品。”
布什环视了一下室内，见对面的一张桌子上放着一本书法册子，房间另一头有几张桌子，上面放着形状各异的药瓶和一个小型氧气罐。毛泽东泰然自若地说：
“我很快就要去见上帝了。我已经收到了上帝的请柬。”
布什听着世界上最伟大的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说出这样的话，有些震惊。只见基辛格微笑着说：
“别接受得那么早呀。”
毛泽东笑了笑，因为他不能连贯讲话，就在一张纸上写了几个字。旁边的女子站起身，拿起来看了看，代替毛泽东说：
“好，我服从Doctor的命令。”
这是一个双关语，因为基辛格有博士头衔，而在英文中博士和医生是同一个词。毛泽东又说：
“你们国家为什么老闹‘水门事件’？总而言之，这件事我们不高兴。”
毛泽东所说的美国“水门事件”，把尼克松搞得很狼狈，他不得不在1974年8月9日辞去了总统职务。基辛格听毛泽东如此说，就无可奈何地解释道：
“主席，这其中有许多复杂原因，一个原因是许多老式哲学家和政客不喜欢尼克松总统，因为他奉行正统的政策，美国虚无主义者太多，要破坏一切。”
基辛格见毛泽东不再说什么 就又说到了台湾问题，他说：
“在台湾问题上，我认为我们之间有着清楚的谅解，我们信守这一谅解，而且联络处正在进行有益的工作。”
毛泽东说：
“这个问题可能要用100年，甚至几百年才能解决。我们黄镇主任会给你们讲大道理的，讲什么华盛顿反英国那一套。”
基辛格说：
“对，他在几个星期前对我作了一次大演说，这些话过去总理给我讲过，主席也讲过。”
毛泽东突然说：
“你是什么博士？哲学博士？你给我上一点课吧！”
基辛格连连摆手，说：
“主席对哲学的了解，比我多得多，而且写过深刻的哲学著作。我在哈佛大学讲课时，常把主席选集列为我哲学教程的必读书籍，对此，我的同事都感到吃惊，那是60年代的时候。”
毛泽东将双肩稍稍一耸，说：
“哎呀，我对自己就很不满意，主要一条，我不懂外语，不能读原文。”
基辛格又把话转入正题上，他说：
“我们对同人民共和国的关系赋予极大的重要意义。”
毛泽东说：
“意义有一点，不大。”
基辛格说：
“我非常重视我们之间的关系。”
“你们是这个。”毛泽东举起一个拳头，他又竖起另一只手的小拇指，说：“我们是这个。你们有原子弹，我们没有。”
基辛格说：
“但是中国说军事力量并不是决定的因素。我们有共同的对手。”
“对。”毛泽东将他的回答写到纸上。他的助手拿给基辛格等人看，上面是用英文写的一个词：“Yes！”。毛泽东指指基辛格和邓小平，又说：
“你们吵了一架。”
基辛格说：
“只是在为了达到共同的目标应采取什么手段上吵了一点。”
毛泽东说：
“你昨天说美国无求于中国，中国也无求于美国。我看，部分是对的，部分不对。小的是台湾，大的是世界，如果双方都无所求，你们为什么要来北京，我们为什么接待你们和总统？”
基辛格说：
“你们对世界问题的概念是我们打交道的国家中最清楚的，而且大部分意见我们都同意。苏联对我们是个极大的危险，但并不在我们优先考虑的问题中占第一位。”
毛泽东说：
“不对，超级大国只有两个。我们是最后。美国、苏联、欧洲、日本，我们是第五。你们就是踏着我们的肩膀跑莫斯科，现在这个肩膀没有用了。”
基辛格说：
“我们不是想利用中国跑莫斯科，因为这种做法会是自杀性的。”
毛泽东说：
“已经跑过了！”
当基辛格说美国曾试图表示准备在军事问题上提供帮助时，毛泽东说：
“军事方面，我们现在不谈，等打起仗来再说。”
关于世界形势，基辛格说：
“我重读了两年前主席与我的谈话，从中我读到了对世界局势的最深刻地分析，我们十分重视。”
毛泽东说：
“有些估计还要看。现在欧洲太软、太散，害怕苏联！西德和东德统一起来就像（举拳头）这样，我们赞成统一。现在德国统一没有危险。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致。日本自己要搞霸权主义。”
基辛格说：
“日本称霸的潜力是存在的。”
毛泽东说：
“你太忙，不忙看来也是不行啊。风雨欲来燕子忙。现在世界不太平，风雨要来，所以燕子就忙了。推迟可以，但要阻止风雨难。”
谈话中，毛泽东还说：
“第一，问候福特总统先生，第二，问候尼克松先生。”
基辛格说：
“这两件事我都将十分愉快地去做。”
布什后来回忆说：“会谈还在继续，毛好像越来越健谈活跃。谈话似乎使他兴奋起来，他的头转来转去，频繁地做手势。他不断地提到万能之神，他说：‘上帝保佑你们，不保佑我们，因为我们是好战者，还是共产主义者。他不喜欢我，他喜欢你们3人。’他指着基辛格、温斯顿·洛德和我。会见快结束时，毛泽东同温斯顿和我谈了起来，他指着我说：‘你这位联络处主任处境不佳，上任之后为什么不来我这儿呢？’我回答说：‘那我感到太荣幸了，但我担心您太忙。’毛说：‘嗬，我不忙。我不管国内的事，我只是看看国际新闻。你真的应该来看我。’5个星期之后，当福特总统来北京进行国事访问，我又见到了毛泽东主席，这是第2次也是最后一次。那时我担任中央情报局长的任命已经宣布了。后来，我向联络处中的一些专家们介绍情况时曾提到毛主席邀请我去拜访他，我说自己想试一试，接受他的邀请。他们感到这只是一种外交辞令而已，因此我没有再坚持。一年以后，毛去世了，我和巴巴拉再次访问中国。我对一位中国政府官员提起毛邀请我去拜访他的话。那位中国官员告诉我：‘你应该按你的直觉行事。我可以向你保证，如果主席无意的话，决不会发出这样的邀请。’”
基辛格在这次会见后也谈到了对毛泽东的印象，他说：“毛泽东几乎从来不一个人独白，这同我认识的所有其他政治领袖相反。他也不像多数政治家那样，要旁人给他准备讲稿，然后记诵而装作即席讲话，或者照本宣科。他轻松自如，似乎随随便便地引导着苏格拉底式的对话（苏格拉底是古希腊哲学家，他善于进行深奥的哲理争辩，以揭露矛盾、诘问对方将辩论引至他所要达到的结果——笔者注），从中表达出自己的真意。他在开玩笑之中夹带出主要的论点，牵着对话者转来转去，找机会插几句时而富有哲理、时而冷嘲热讽的话。总的效果是，他的主要思想被包藏在许许多多离题很远的语句中，以致意思是表达出来了，同时却又避开了义务。他的话指定了一个方面，但却不规定前进的道路。毛泽东有时也下几句断语，这种断语使听者猝不及防，造成一种令人迷惑并略带威胁的气氛。这个情况，竟像是面对着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神灵，他偶尔揭开掩盖着未来的帷幕的一角，让我们撇上一眼，但从来不允许我们看到全貌，这全貌唯有他自己才看到过。”
再说10月22日，毛泽东审阅邓小平10月21日报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报告。
报告中说：政治局近日会议，讨论到主席在高级知识分子参加国庆宴会的反映简报上所作重要批示的时候，谈到党外党内有一批人，需要在政治上早点安排，都同意积极准备，早点召开全国政协会议。另外，政治局一致意见，拟于近日召开一次人大常委会议，补选两位人大常委副委员长，一是主席和中央已经决定的李大章同志，一是邓颖超同志。
毛泽东批示：“同意。”
10月23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讨论了毛泽东10月19日晚的谈话内容。会议决定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召开清华大学党委扩大会议传达讨论。
10月27日，毛泽东就江青不要下去“蹲点”等问题作出批示，他写道：
“改一改。不要蹲点，军队、地方都不要蹲点，特别在北京。我在北京没有去过任何一个地方。说话不要冲口而出。不要管，要顾大局。不要打电话，不要来看我，有事写信。”
接着，毛泽东审阅了邓小平10月25日报送的邢燕子、朱克家等12名出席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写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信。信中说：回去之后，我们一定要行动起来，投身到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去，为普及大寨县，实现农业机械化，贡献自己的青春。我们还要求各级党委给我们创造一个必要的条件，减少外出参加一些会议，让我们当了干部的知识青年能有更多的时间战斗在基层。毛泽东批示道：
“应发表。可惜来的人太少，下次应多来一些。”
10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邢燕子、朱克家等12名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写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信。
10月28日下午，毛泽东审阅邓小平、李先念、吴德、汪东兴关于讨论毛泽东10月19日对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的批评意见的书面报告。
报告中说：遵照主席的指示，10月23日，小平召集李先念、汪东兴、吴德、谢静宜、迟群开会，就如何贯彻毛泽东对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的批评，提出两个方案：一、召集清华大学党委扩大会议，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其中主席对小平、江青批评的内容建议不传达。主席指示传达后，展开辩论。二、以刘冰等的两封信为主要内容，放手发动群众在全校开展大辩论。
毛泽东阅后在“其中主席对小平、江青同志批评的内容建议不传达”下面画了线，批注“对”，并将这句话中的“批评”改为“指示”。
接着，毛泽东审阅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原革委会副主任、新疆军区原第一政治委员王恩茂10月19日的来信。王恩茂在信中提出想回部队做点工作。毛泽东批示：
“汪阅后，送剑英、小平、春桥同志阅处。他现在芜湖，请考虑是否在南京军区给他安一个职位。”
不久，王恩茂被任命为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
10月30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的书房里会见了首次访华的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和他的夫人及其一行。中方参加会见的有邓小平、王海容、唐闻生和中国驻德国大使王殊；德方参加会见的还有：交通、邮电部长库特·克沙伊德勒、外交国务部长卡尔·默尔施、总理府议会国务秘书玛丽·施莱夫人、联邦德国驻华大使罗尔夫·保尔斯。
毛泽东尽管身体虚弱，行走困难，但他仍然站起来同客人们一一握手问好。尔后，毛泽东同所有客人及陪同人员，还有中方人员，一起拍了“家庭照”（施密特语）。施密特的绝大多数陪同人员很快被请了出去。毛泽东在秘书张玉凤的搀扶下坐回到沙发上，他说：
“我的腿已不听使唤了，说话也不利索了。”
“德国人好。”毛泽东接着说。他又更精确地说：“西德人好。”
施密特谈到了过去25年里中国人民在毛泽东领导下取得的成就，又说玛丽·施莱夫人特别喜欢毛泽东的诗词。毛泽东说：
“成就太小。我也不会写诗。但我懂得打仗，怎样打胜仗。”
他接着问王殊：
“你怎么样？”
王殊回答说：
“很好。”
毛泽东转向施密特问道：
“我们这个大使怎么样？”
施密特回答说：
“希望贵大使对两国关系做出贡献。”
此时的毛泽东说话已有些气喘，有时发音也很困难，3位兼职女翻译在翻译之前就他说的是什么商量了几秒钟，才翻译给客人。有时她们还需要反问一下，如果在毛泽东重复后仍然听不懂，毛泽东就把他的话写在准备好的小纸条上。但令施密特吃惊的是，毛泽东精神集中，思路非常敏捷。关于苏联的战略和对苏战略问题成为他们讨论的重点，双方坦率地阐述了各自的观点。施密特说：
“根据我的印象，对苏联领导讲的和实际做的必须加以区别。自从赫鲁晓夫时代结束以来，特别是从古巴导弹危机结束以来，苏联在对外政策的实际行动中比其宣传性言论更为谨慎。然而，一旦出现诱人滥用强权的形势，也不能排除苏联可能变得咄咄逼人。如果谁在防务方面变得虚弱，苏联人就可能加以利用。只要我们对苏联保持充分的力量均衡，我们就无需惧怕他们的冒险性。因此，西欧国家和美国尽量不做任何可能促使克里姆林宫进行干涉的事情。我们重视中国领导人的警告，但我们不怕苏联发动进攻的可能性。我们的共同防御是足够强大的，可以使一次事实上的苏联的进攻或通过威胁施加压力的做法，成为对莫斯科的一种相当大的风险。”
“好。”毛泽东说：“但形势在10年或20年之后会起变化。请相信我，同苏联人会打一仗的。你们西方的威慑战略是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的。”
施密特说：
“我们的防务能力不是假设的。我们的反击是非常实际而极为有效的。我们从这种安全中赢得我们对苏联的行动自由。我们的战略的另外一半就是建筑在这个基础上的，即争取同莫斯科及其盟国建立睦邻关系，甚至是合作关系。”
“尽管如此，还会爆发一场战争。”毛泽东坚持自己的观点：“看来你是一位康德派。但唯心主义并不是好东西！我本人是马克思的学生，我从他那里学了很多东西。我不喜欢理想主义，我对黑格尔、费尔巴哈和海克尔感兴趣。关于我们这个题目，克劳塞维茨讲的是对的。”
施密特说：
“克劳塞维茨是德国少有的几位有政治天赋的军官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把他的名言解释成似乎战争并没有什么不寻常之处，而只是政治以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我却更倾向于把克劳塞维茨这句话作为对军人的一堂课来读，即：在战争中，也是政治领导优先，而不是军事领导优先。战争仅仅是供领导选择的很多可能性之一。人们绝不可以坚持战争是唯一可能性的观点。”
毛泽东说：
“就战略问题来说，防御战比进攻战好，通常是进攻者遭到失败。美国人派了50万军队到越南，其中死了5万人，受伤10万人。他们现在对此大叫大嚷。美国太害怕死人。”
他还以德皇威廉二世进攻法国、希特勒进攻欧洲、蒋介石进攻解放区为例，说明都是进攻者遭到失败。毛泽东接着说：
“永恒的和平共处是不可想象的。特别是欧洲太弱。如果欧洲在今后的10年内不能从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联合起来，它就要为此付出代价。欧洲人必须学会自力更生，而不是依靠美国。”
施密特说：
“在为数众多的欧洲国家和民族中，部分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它们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自己的文化和语言。经过数百年常常是互相对立的发展后，今天要把西欧12国统一到一个共同的屋顶下面，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这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但如果欧洲的统一来得比我今天所相信的更早，那么欧洲将是很强大的。”
施密特接着把话题转到亚洲事务上，他问毛泽东：
“日本在亚洲事务上起什么作用，日本的安全与美国有没有关系？”
毛泽东说：
“单是日本难有大的作为。它既没有石油，也没有煤炭；既没有铁矿，也没有足够的粮食。东京需要同美国结盟，它不得不依赖美国。美国把它的保护义务战线拉得太长。除了保护日本之外，它还对南朝鲜、台湾、菲律宾、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间接的还对泰国承允了援助，另外还有近东和欧洲，这不可能起作用。美国人想用10个指头按住10个跳蚤，但这是谁也办不到的！你们欧洲人应该依靠自己的力量。仰人鼻息是下策。”
双方会谈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施密特在告辞时握着毛泽东的手说：
“你的话对我观察国际形势很重要。在我之前，已有许多西方国家的政治家拜见过你，以后还将有许多人前来，询问你对世界形势的估计，这使你承担了责任。你的话有重大意义。”
施密特再也想不到，他竟然成为毛泽东最后会见的一位来自欧洲的客人。毛泽东听施密特如此说，便道：
“哪里，你知道，不论是法国人还是美国人，都不听我的。”
施密特引用了“水滴石穿”这句成语，说只要多做工作是会取得成效的。毛泽东则幽默地说：
“我这个水不行。靠你们。”
他这句话一出口，所有在场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后来在1987年，施密特出版了他的回忆录《伟人与大国》一书，详细记述了他同毛泽东会见的情景。他还说：“毛泽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我坐在他的对面时，我不由得想起，他作为革命的领袖，对于中国的前途，如同列宁对于苏联所具有的类似历史意义。”毛泽东的确是“一位备受赞扬，又常被人辱骂的人物，毫无疑问，现在和将来，他都是世界历史中的伟人。”
在会见施密特以后，毛泽东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好了。讲话发音已极不清楚，往往只能由工作人员凭经验从他的口形和表情上进行揣摸，重复表述，获得点头认可才能确定。毛泽东的所思所想，有时也由他自己用笔颤巍巍地写出来，当然也都很简单。他的行动已经很困难，如果没有人搀扶，一步也走不动了。待到江青见到了毛泽东，不禁吃了一惊。她对毛泽东说，1953年1月13日《真理报》报道说，苏联发现一个由医生组成的恐怖集团，想通过有害的疗法，达到缩短某些苏联领导人生命的“白衫阴谋”。她还说，她怀疑在毛泽东身边的汪东兴和那个保健医生李志绥有名堂，他们有勾结，过去都和林彪、叶群那些人眉来眼去，上过贼船，会不会是林彪的特务呢？值得考虑。毛泽东闻言，语重心长地说：
“他们跟了我这么多年，要害我早就可以害。我知道自己的病，我也知道他们都是一些非常好的同志！”
关于这件事情，吴德后来在回忆中曾经这样说：“毛主席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明显有病了。虽然老人家的身体健康在当时是党内的最高机密，但是毕竟人们会从电影和电视里看到毛主席越来越老，这个已经保不住密了。那时江青拼命地想掩饰这一点，说毛主席的身体如何如何健康，不敢正视毛主席有病的现实，但是这怎么能瞒得住呢？毛主席几次发病，江青悄悄地跟我说：‘我怀疑汪东兴和那个李志绥有名堂，他们有勾结，过去都和林彪、叶群那些人眉来眼去，上过贼船，会不会是林彪的特务呢？’我说：‘这要有事实呀，没有事实怎么能让政治局的同志相信呢？’江青也发愁，她说：‘毛主席的身体让他们越治越坏就是最好的事实呀。’她拿出不久前毛主席的照片让我看，说：‘几天前还是这样的，怎么吃了他们的药后变成这样了？这里有问题呀。’她请教了许多人，大家都认为不可能，江青这才不吱声了。但是，她对医生们的建议总是不放心，总是和张春桥、王洪文这些人到上海确诊才同意毛主席的治疗方案。实事求是地说，江青并不是坏心，她的许多话也是很有道理的。有人建议要给毛主席输液和打针的时候，江青和张春桥再三说：‘要尽量减少药的副作用，尽可能不吃药，不打针，尽量用先进的方法和传统的按摩来治疗。’但是，毛主席患的是运动神经元病呀！这个病基本上是不治之症。医生偷偷地预言，顶多能活两年的时间。尽管是绝密消息，但是周总理和邓小平、叶剑英这些人当然能够知道呀。江青和张春桥也不得不正视这个现实了。但是他们显然对毛主席的身体状况估计不足。当时的政治力量都在争取时间，争取力量。那个时候的政治斗争非常复杂。我在当时也看不清楚斗争的实质和双方甚至是几方斗争用的策略。”
正是：火眼金睛识白骨，汪李原是隐形人。
10月30日晚，毛泽东阅陶铸亲属的两封来信。
陶铸妻子曾志、女儿陶斯亮在10月间分别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专案组关于陶铸所谓历史问题的结论提出质疑，希望能换一些人对陶进行甄别工作，并在中央讨论、主席审批前，将结论向家属说明。毛泽东在信中批示道：
“印发在京政治局同志。请汪东兴同志酌处。”
接着，毛泽东看了原马列学院秘书长周文的妻子郑育之的来信。周文于1952年在党内受到批判时去世。郑育之来信要求为其平反。毛泽东批示道：
“此件印发在京政治局各同志，同时送李井泉、郑育之二同志各一份。周文同志之死是被迫死的，如不受压迫，他不会死，此点我看没有疑义。请中央组织部予以复查妥善解决。”
后来在1975年11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对周文一案进行重新复查后宣布：对周文同志予以平反，恢复名誉，撤销原来党内除名的决定。
1975年11月1日下午，毛泽东阅邓小平10月31日报送的鲁迅之子周海婴10月28日的来信。周海婴在信中说：
“我听母亲和熟悉鲁迅生活的老同志告诉我，父亲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心中总是深深想念您……虽然他终于未能见您一面就去世了，然而我知道他的心是和您相通的。”
因为早在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写有这样一句话：“我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所以周海婴又写道：
“我在1971年听到传达您这句话时，心情是何等的激动啊！我知道他和您的心是相通的。您是无产阶级思想的伟大导师，父亲的后期也是无产阶级思想的忠诚战士。我听说他谈起您时，总是点燃一支烟，眼睛充满愉快的微笑，轻轻地说，他愿在您的指挥下，做一名小卒，用笔。”
周海婴在信中同时请求：一、将戚本禹过去从文化部保险柜弄走的全部鲁迅书信手稿1000多封交给国家文物局负责保护收藏，由文物局负责全部影印出版，同时由出版局负责编印一部比较完备和准确的鲁迅书信集。二、现在继续编辑出版一部比较完善的新的注释本《鲁迅全集》，需要动员一些认识和熟悉鲁迅的老同志来参加工作。三、将1958年下放北京市文化局的鲁迅博物馆重新划归国家文物局领导，在该馆增设鲁迅研究室，调集对鲁迅研究有相当基础的人员，请一些对鲁迅生平熟悉了解的老同志做顾问，除和出版局共同负责鲁迅全集的注释外，专门负责鲁迅传记和年谱的编写工作。
毛泽东看完周海婴的来信，当即批示道：
“我赞成周海婴同志的意见。请将周信印发政治局，并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实行。”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工作情况，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曾经多次称赞过江青。“九一三”事件后，他曾经这样说：“我承认，江青有她自己独特的优点，她看问题很尖锐，很准确，也很认真。对刘少奇和陈伯达、林彪的错误，都是她首先觉察到的。这一点，我应该向她学习，你们也要学呢。”但是在对待汪东兴、李志绥这些人的看法上，他却不同意江青的看法。汪东兴在后来不久的表现和下场，世人皆知，不用多说。但李志绥其人、其事及其可耻下场，却是知之者甚少。1995年2月，这个打着毛泽东“私人医生”旗号的李志绥，在美国出版了一本《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昧着良心，极尽造谣诬蔑之能事，使用不堪入耳的恶毒语言，咒骂、侮辱毛泽东，胡说“毛泽东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的领袖，而是个专制独裁的封建帝王，他的统治，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他还胡说毛泽东“纵情声色犬马”，“过的是糜烂透顶的生活”，“女人像上菜般轮番贡入”。经查明，李志绥这个“喝过洋墨水”又投靠帝国主义的无耻之徒所出的这本书，原来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插手，找了26个人集体炮制的一个反毛反共的政治宣传品。正所谓天理昭彰，李志绥在这本《回忆录》出版新闻发布会后不到一周，就一命呜呼，猝死在自家的厕所里了。国外有媒体称，他是死于脑溢血。但也有人说，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做贼心虚，杀人灭口。不管怎么说，此贼暴毙，正是罪有应得，死有余辜！后来，凡是看过这本书的那些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人，都表示出极大的愤慨。秘书林克、保健医生徐涛、护士长吴旭君写了一本书，书名叫《历史的真实》，针锋相对地批驳李志绥。他们在前言中写道：“在我们这些熟悉实际情况的人看来，全书漏洞百出，李志绥等人忘记了一个起码的原则：历史是不能编造的，谎言并不难被揭穿。”就连被连续关了18年的戚本禹，在接受美国《达拉斯时报》记者采访时也说：“毛泽东生活朴素，根本没有什么‘纵情声色犬马’、‘糜烂透顶’的事实。”“毛泽东的卧室、办公室、会客室从来没有锁，也从来不上锁。门外就是警卫、秘书、护士、服务员的值班室，这个值班室是全天候的，24小时都有人，一切活动都有记录，只要毛泽东没睡觉，每隔一会儿，就要由警卫、护士、服务员进去送文件，递毛巾，添茶水，送药品，毛泽东无论做什么事，外边的人都知道。试问，在这样的环境里，女人又怎么能‘像上菜般轮番贡入’呢？党同伐异，尚可理解，歪曲事实，是何道理！” 这就是事实！历史不容篡改！伟人的光辉历史又岂是李志绥一类政治小丑、卖国小贼颠覆得了的吗？！
[咨询微信号：qunfeiyang2014, 13937776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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