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对
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有两种态度要特别注意：一是
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他们信中的矛头
是对着我的。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话说1975年11月1日晚，毛泽东在同邓小平谈话中，批评了他为刘冰等转信的做法。
11月2日下午，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说：
“阶级斗争现在不大提了，一讲就是三项指示为纲，我不同意这种提法。应该提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是纲。现在只剩下一项指示了，即把生产搞上去。”
毛远新还说：
“外面担心中央，怕出反复。”
毛泽东把刘冰等人的信与毛远新汇报的情况联系了起来，他说：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有两种态度要特别注意：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他们（指刘冰等——笔者注）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你找小平、东兴、锡联谈一下，把你的意见全讲，开门见山，不要吞吞吐吐。你要帮助他（指邓小平——笔者注）提高。”
11月2日晚，毛远新遵照毛泽东的吩咐，找到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开会。他开门见山，把自己的意见全部讲了出来。邓小平无法接受毛远新的见解，一听就炸了，他说：
“你的描述，中央整个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而且是在所有领域都没有执行主席的路线，这个问题可要再考虑考虑。说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搞了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我是从今年3月九号文件开始抓工作，主持中央工作是7月。九号文件以后是什么路线，我主持中央工作3个多月是什么路线，从九号文件以后，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这可以想想嘛。对九号文件以后的评价，远新同志的看法是不同的。是好是坏实践可以证明。”
邓小平说罢，又表示也愿意作自我批评，收回了他原来的话。
是日晚，毛泽东阅胡乔木10月23日报送的作家姚雪垠的来信。
这是一封用大开宣纸、毛笔大字写成的长信。姚雪垠在信中说：《李自成》第1卷于1963年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后，我曾给主席寄上一部。1966年夏，得知主席看过了这部书，曾指示说：这部书虽然有些问题，但应该让继续写下去，将全书写完。这部小说共5卷，写成后估计有250万至300万字，第2卷已写成近两年，但还没有地方出版，请求主席帮助解决。姚雪垠在信的结尾写道：“敬爱的主席！我原先除写《李自成》之外，还有一个写太平天国的计划，也做了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如今转眼间已经60多岁了，身体也不十分好，而《李自成》尚未完成一半。我希望再次获得您的支持，使我能够比较顺利地完成《李自成》，争取在75岁以后写出长篇小说《天京悲剧》。”
毛泽东批示：
“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3卷至5卷。给他提供条件，让他把书写完。”
11月3日，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召开扩大会议，吴德到清华大学参加了扩大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安排，传达了毛泽东对刘冰等人的信的批评。会后，根据校党委的部署，全校师生员工展开了一场关于教育革命问题的大辩论，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集中批判刘冰、周荣鑫等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由此发端。
11月3日下午，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他和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谈话以及邓小平顶牛的情况。毛泽东并不感到意外，他说：
“你没有精神准备，他也没有料到，顶了起来。你有理，顺着不好，顶了他，这就叫帮助。”
毛远新说：
“小平同志后来收回了原来的话。”
毛泽东听了很高兴，说：
“他要有个弯转。他开始转弯了，小平同志态度很好。扩大一点人，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张春桥。8个人先讨论，吵也不要紧，然后政治局再讨论。”
他指名不要江青、叶剑英参加。江青是因为毛泽东不要她多出面。叶剑英是因为他和邓小平的特殊关系，参加会议不利于邓小平转弯子。
毛泽东又说：
“讨论限于文化大革命问题，做个决议。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打倒一切，二是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你们8个人先讨论，一次开不好，两次、三次，不要着急。”
11月4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8人会议在讨论关于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上，不仅批评了邓小平，而且批评的对象还扩大到了在理论、教育、科技、文艺等领域里支持邓小平整顿的胡乔木、胡耀邦、李昌和周荣鑫等人。
8人会议后，邓小平对胡乔木说，他因转刘冰的信受到了批评。胡乔木提醒他说：
“不只是转刘冰的信的问题。可能对全面整顿的做法，毛主席早就有意见。”
11月4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听取毛远新关于批评邓小平的8人会议情况汇报。毛远新说：
“他们对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以来意见也很大。”
毛远新讲到汪东兴在发言中说：
“主席一个时期批评这些人，一个时期批评那些人，为的是在路线上一致起来，不要一批评就要打倒似的。”
毛泽东点点头说：
“对，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错误，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我批评江青也是这样。”
他还说：
“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8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8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
毛远新请示伯父说，下一阶段的会议还怎么进行。毛泽东说：
“会议还要逐步扩大几个人。开会就是帮助他（指邓小平——笔者注）及大家，互相帮助，搞好团结，搞好工作。”
他还是不愿意让江青出面，特意交代毛远新说：
“会议的情况，不要告诉江青，什么也不讲。”
11月初的一天上午，孟锦云建议毛泽东多找几个护理人员护理他，省得老是显得那么静。毛泽东马上回答说：
“静有静的好处，动有动的麻烦。还是那句老话，甘蔗难得两头甜嘛。”
孟锦云看到毛泽东似睡非睡地靠在沙发上，就问他：
“主席，您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毛泽东说：
“要说不舒服，这段时间是天天不舒服。许多事情，身不由己噢。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看来，我的本钱已不多啰。”
毛泽东沉默了十几分钟后，突然对孟锦云说：
“我的家乡有句俗话，叫做甘蔗冇得两头甜，世上的美事难两全。”
此时已是深秋时节，毛泽东说要看昆曲演员侯永奎演出的《林冲夜奔》，工作人员告诉他说：侯永奎身体有病，不能再演了。毛泽东问：
“谁还能演？”
后来，在莫宣导演的指导下，由侯永奎的儿子侯少奎专门为毛泽东排演了《林冲夜奔》。录好像后，送给毛泽东观看，毛泽东看后高兴地说：
“后继有人。”
11月上旬，毛泽东审阅苏振华11月3日关于拟下部队作调查研究的报告。报告中说：我和萧劲光同志，还有几个管专业的副司令，拟最近到东南沿海，研究港湾码头十年建设规划，检查部队装备维修和训练情况等。
毛泽东批示：
“注意老中青三结合。”
接着，毛泽东又审阅了邓小平11月5日报送的外交部关于缅甸总统奈温访华接待计划的请示报告。
邓小平在送审报告中说：奈温已表示希望会见春桥、江青、文元同志，故我请外交部提出由我和春桥两人之一出面接待的方案。
毛泽东删去了请示报告中“江青同志会见已有安排”一句，还删去了“由邓小平或张春桥副总理代表周总理主持”、“请邓小平或张春桥副总理讲话”、“请邓小平或张春桥副总理祝酒”3处“或张春桥”4个字，又批示道：
“由小平主持会谈。春桥可参加迎送及宴会。”
11月8日，分管教育工作的副总理张春桥责令周荣鑫作检查。他还说：
“宁要一个没文化的劳动者，而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
11月9日，毛泽东圈阅毛远新11月6日报送的毛泽东在11月2日、3日、4日同他谈话的整理稿。
毛远新在送审报告中说：为了集中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为了贯彻互相帮助，统一认识，团结起来，搞好工作的原则，也考虑到下一步逐步扩大，便于传达讨论，我把前几次谈话中主席有关的指示整理一个材料，请主席审阅指正。小平同志确定明天晚上8个人继续开会，会后再向主席报告。
毛泽东让工作人员告诉毛远新，同意将这个整理材料印发到会同志。
11月13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了奈温。邓小平、张春桥在座。谈到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台时，毛泽东说：
“我们不在北京的大使馆里安窃听器，跟外国人谈话，我们不搞窃听。搞这一套，没有好处。”
谈到中国的情况时，毛泽东说：
“中国是一个不发达国家，工业、农业都不发达，现在正在想办法。我们是农业第一，农、轻、重。”
谈到石油问题时，毛泽东说：
“外国人卡我们，没办法，强迫我们，我们才搞起来，要谢谢我们的苏联朋友。”
会见结束后，毛泽东又同邓小平、张春桥谈话，建议胡耀邦、胡乔木、周荣鑫、李昌、刘冰等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帮邓”会议，并说他们参加会议也是对他们的一种帮助。
11月13日晚，毛泽东写了一个关于打招呼的指示，他写道：
“过去只有河南同80%的县委书记打了招呼，所以没有受冲击。在多数人身上复杂一点。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要估计这种情况。这一些老同志要打个招呼，如周荣鑫、李昌、胡耀邦、胡乔木、刘冰、李井泉等几十人也要打招呼。”
11月14日下午，邓小平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华国锋、李先念、纪登奎在国务院召集胡乔木、周荣鑫、胡耀邦、李昌开会，批评了周荣鑫、胡耀邦、李昌3人的“错误”。
11月14日晚，毛泽东阅李素文11月1日要求深入基层多做调查研究的来信。
李素文在信中说：我长期在基层做财贸工作，今年调我到中央抓财贸工作，这是党对我的信任。但是我担心在上边时间长了会陷到文件堆里，忙于送往迎来。希望能多给我一些机会到基层接触群众，接触实际，多做些调查研究，把财贸工作做好。另外，现在一些妇女工作也让我出面，对这一工作我实在不熟悉，建议由其他熟悉的同志担当，使我集中力量搞好财贸工作。
毛泽东批示：
“似可同意。请登奎同志商李素文同志酌处。”
11月15日下午，毛泽东阅邓小平的来信。邓小平在信中说“洪文同志已经回到北京。7月份洪文同志到外地时，经主席批准，由我暂时代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现洪文同志已回，按例，从即日起，中央日常工作仍请洪文同志主持。近日召开的17人会议，亦应请洪文同志主持。请主席批示（由东兴同志通知）。”
毛泽东批示道：
“暂时仍由小平同志主持，过一会儿再说。”
接着，毛泽东又在王洪文11月14日报送的《关于上海召开大型文艺工作座谈会的情况简报》中作了批示。
王洪文在简报中说：最近在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下，召开了一次大型文艺工作座谈会。会上，传达了毛主席关于《诗刊》复刊的重要批示，宣读了文元同志给主席的信。最近听到下面有些人在传抄主席与江青同志7月14日的谈话内容。因此我建议是否可以将主席这次谈话精神传达给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及有关文化单位，以便使全党重视文艺创作，进一步落实党的政策。
毛泽东在批示中写道：
“印发政治局各同志。请讨论一次。我讲的不完全，至少应该提到鲁迅提倡削烂苹果一篇，请文元同志找出此文印发，以供讨论之用。”
他所说的鲁迅的文章，是指《准风月谈》中《关于翻译（下）》一文。鲁迅在文章中以有烂疤的苹果作比喻，批评那种金要足赤、人要完人，在文学批评中对、作品、译作求全责备的做法，希望批评家不要因为苹果有烂疤就一下子抛掉，而应做些削烂苹果的工作。
毛泽东是借用鲁迅提倡的对那些“不是穿心烂”、仅是“有着烂疤”的苹果应该削着吃的比喻，说明“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不能因为一个人有点毛病就丢开的道理。
11月16日下午，毛泽东阅中共中央统战部原部长李维汉的来信。李维汉在信中说：盼望得到审查结论，希望留在党内，并尽可能做一点有益工作。毛泽东批示：
“请汪查一下此人审查情况，结论如何，告我为盼。”
11月16日晚，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胡耀邦、胡乔木、周荣鑫、李昌、刘冰列席了会议。毛远新传达了毛泽东对刘冰等来信的批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对胡耀邦、周荣鑫等进行了批评。
11月17日晚，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胡耀邦、胡乔木、周荣鑫、李昌、刘冰列席了会议。毛远新传达毛泽东听了16日会议情况汇报后的指示。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人继续对胡乔木、周荣鑫等进行批评。
11月18日，毛泽东阅文化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天津市革委会副主任王曼恬的来信。王曼恬在信中提出辞去文化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一职。毛泽东批示：
“请汪酌处。我看可以同意她回天津。”
11月19日，毛泽东阅国防科委资料研究所干部张伯恒11月10日来信。来信中说：最近国防科委常委恢复了我的党组织生活，我对审查报告的结论部分基本上同意，但对批示部分有意见。不宜先入为主的下结论。如康生同志的批示中说我“肯定与苏修是有关系的”，我认为像这样的结论式文字，倘无充分根据，最好不这样写。
毛泽东批示：
“此类事件应归何处处理，请汪酌处。”
后来在21日，汪东兴将张伯恒的来信和毛泽东的批示送叶剑英。22日，叶剑英批示：“建议请总政复查酌处。”
11月20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17人会议，会议讨论的主题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看法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邓小平以自己在文革中长期“靠边站”为由，予以拒绝了。他说：
“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
他还借用毛泽东13日关于打招呼指示中的话说：
“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
关于这件事，《人民网》2011年12月8日发表有署名刘丽丽的《周恩来：用生命的最后力量力荐邓小平接班》一文，交代得比较清楚，内中是这样写的：
“毛泽东利用一次会见外宾结束后的机会，正式‘考验’邓小平：‘小平同志呀，趁我还健在，由你主持一个政治局会议，把文化大革命的结论做一下。还是那句老话：功过三七开。’邓小平的性格决定了他不能作违心之举，因此他回告毛泽东说：‘主席呀，文化大革命的结论我做不合适，我是桃花源中人。’”“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上述谈话过后不久，小平同志就匆匆赶来305医院，心事重重地向周总理谈了上述事情的前后经过。这时的周恩来已是骨瘦如柴，他的生命已到了油干灯枯的最后尽头。可是，当他听完邓小平的汇报后，仍然瞪着眼对小平同志说：‘你就不能忍一忍？’周恩来说完这句话后还把脸转向墙壁，表情十分痛苦。过了一会儿两人才又小声地亲切交谈起来。周恩来当时的意图很明显，是想让邓小平在毛泽东面前隐忍一下。因为他和毛泽东都将不久于人世，等你邓小平平稳地接过这副担子后，你再去处理有关事情不迟。未来的中国是需要你邓小平的。周恩来和邓小平两人在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上基本是一致的，在如何富民强国的思路上也是基本相同的。但这两位伟人的性格却有着很大的不同，他们所采取的斗争方略也就有着明显的差异。”
邓小平的女儿邓榕也曾说到了这件事，她说：“毛泽东让邓小平主持做这个决议，一是让邓小平这样对‘文革’有看法的人来作这个决议，可以堵住对‘文革’持异议人的嘴，让人不敢再唱反调。二是毛泽东再给邓小平一个机会，让邓小平改变观点。毛泽东对邓小平，真应该说是‘仁至义尽’了。分析毛泽东的内心，他既真心赏识邓小平的才干和品格，又恼恨邓小平对‘文革’的态度。他对邓小平一再留情，是希望邓小平能够就此妥协，顺从了他这一个最后的心愿。……在毛泽东这样殷切的期望下，邓小平没有接受毛泽东的这个建议。……邓小平这种完全不让步的态度，使得毛泽东下决心进行‘批邓’。在毛泽东政治生命的最后关头，他要坚定不移地捍卫‘文化大革命’，他不容许任何人对此存有非议，更不容许任何人翻‘文革’的案。这是他所坚持的最后原则。”
再说11月22日下午，毛泽东审阅邓小平11月21日报送的关于打招呼会议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中说：“遵照主席指示，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免犯错误。现拟了一个136人的名单，并拟了一个打招呼的谈话要点，都是由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了的，现送上，请审阅批示。打招呼的方法是，把大家召集到一块谈，政治局同志都出席。政治局商量，准备把谈话要点发给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以及省市委第一书记，也给他们打个招呼。此点也请主席批准。”
邓小平附送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中写道：中央认为，毛主席对刘冰等人来信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清华大学的这场大辩论必然影响全国。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
毛泽东阅后批示道：
“很好。但不仅只是老同志，要有中年、青年各一人同听同议，如同此次17人会议那样。即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请政治局再议一次，或者分两次开，或者先分后合。”
11月22日晚，毛泽东在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提交的李维汉审查结论报告上批示：
“印发政治局，讨论确定。”
11月23日，毛泽东考虑到如果让青年人参加打招呼会议，可能增加许多复杂因素，就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还是你们议的好，先给老同志打招呼。青年问题暂缓。因有的还未结合，有的在打派仗（如七机部），有的貌合神离（如清华），召集不起来。”
11月24日，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由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召开有136名党政军机关负责人参加的“打招呼”会议。邓小平宣读了毛泽东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
1、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于1975年8月、10月两次写信给毛主席，他们用造谣诬蔑、颠倒黑白的手段，诬告于1968年7月带领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现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两同志，他们的矛头实际上是对着毛主席的。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清华大学党委自11月3日起，召开常委扩大会，就刘冰等同志的信展开了大辩论。这个会逐步扩大，现在已经在全校师生中进行辩论。
2、毛主席指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辩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是完全必要的。
3、清华大学的这场大辩论必然影响全国。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中央希望大家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同广大干部、广大群众团结在一起，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各项工作做好。
参加会议的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张震见邓小平宣读完《讲话要点》以后，在分组讨论中沉默寡言，就问他：
“你身体好吗？”
邓小平说：
“还好。”
张震说：
“你多保重。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邓小平沉思着，没有吭声。
王洪文在分组讨论时，对上海的代表们说：
“邓小平是还乡团的总团长，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是还乡团的分团长。”
原来早在1975年9、10月间，邓小平曾多次在谈话中说：
“这样做，无非有人讲‘还乡团’回来了，复辟了。”“不管它那一套，他说他的。”“让他们骂好了。打着反复辟旗号的人自己要复辟，打着反倒退的人自己要倒退。”“老干部要横下一条心，拼老命，‘敢’字当头，不怕，无非是第2次再被打倒，不要怕第2次被打倒。把工作做好了，打倒了也不要紧，也是个贡献。”
那时候，赵紫阳被派去四川工作时，邓小平和他谈话时也说过：
“要大刀阔斧的干，不要怕人说你是还乡团。”
贾启允被派往云南工作时，邓小平也和他说过同样内容的话。后来，在批邓运动中，贾启允慌了手脚，沉不住气了，于是他就把邓小平的话端了出来。这就是“还乡团”一说成为邓小平一条罪状的由来。
11月24日晚，毛泽东阅农林科学家乐天宇11月18日来信。来信反映说，原林业系统有派性的人要开除他的党籍，而自己的全部历史已于1972年经农林科学院派专人核实，并无任何问题，要求返回原借用单位（由中国科学院借调到林业部）工作。
毛泽东批示：
“请汪查一下此人情况。”
11月26日，中共中央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各大军区党委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常委或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党委常委，发出了一个，通知中写道：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中央最近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打招呼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主要是党、政、军机关一些负责的老同志，共130余人。会上宣读了毛主席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会后进行分组座谈讨论。
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转发给你们，希望你们在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大军区党委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党委常委或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常委中进行传达讨论，并将讨论的情况报告中央。”
后来在12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这个文件的传达范围逐步扩大到基层。
11月26日这一天，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返回式人造地球卫星。
卫星正常运转后，按预定计划于12月2日安全返回地面，标志着中国已经成功地掌握了卫星回收技术，在宇航技术的研究上取得了新的突破，成为美苏之后第3个可以回收卫星的国家。
1975年12月1日，《红旗》杂志第12期发表北大、清华大批判组撰写的《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一文。这是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有影响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文章中写道：
“资产阶级每次搞翻案复辟活动，总是跳出来猖狂反对工人阶级领导的。”“现在，教育界的奇谈怪论就是企图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进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改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
后来在12月4日，《人民日报》转载了《红旗》杂志发表的《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一文。
12月1日这一天，美国新任总统福特和国务卿基辛格访问中国，随行的还有布什。邓小平受周恩来委托，与福特进行了会谈。
12月2日下午4时15分，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了福特、基辛格、布什。这是基辛格第9次访问中国，是毛泽东第5次见到他。邓小平、李先念、乔冠华、黄镇在座。双方寒暄后，福特向毛泽东介绍情况说：
“我们上午谈了国际关系问题。你的国家和我的国家有必要进行平行的努力，来取得我们双方都有好处的结果。”
毛泽东对福特只停留在口头上议论，很不满意。他幽默地说：
“我们没有本钱，就是放空炮。”
福特不明白毛泽东的话外之音，摇摇头说：
“我不相信这一点。”
毛泽东继续开玩笑：
“就是骂娘，我们有点本钱。”
众人闻言，都笑了起来。毛泽东觉得与没有情趣的福特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就指着基辛格说：
“你们国务卿干涉我的内政！”
美方人员不由得大吃一惊，顿时紧张起来。只听毛泽东接着说：
“他不要我去见上帝！”
美方人员这才知道是自己虚惊了。基辛格得意地扶了扶眼镜说：
“我们坚持这一点。”
毛泽东又指着基辛格说：
“上帝的命令他敢违抗啊！上帝请我，他说不让去！”
基辛格故作吃惊地说：
“如果你和上帝同在一起，你们结合的力量就太大了！”
“博士是无神论者，反对上帝，破坏上帝和我的关系，厉害呀！”毛泽东喜欢和基辛格开玩笑，他是越说越高兴：“我也没有办法，只好听从他的命令。命令就是order！”
福特疑惑地问基辛格：
“他是给上帝下命令了吗？”
毛泽东抢先说道：
“是向我下命令！”
他把话头一转，切入正题，关于中美关系，他说：
“我看黄镇还是到美国好，再去一两年。两国关系应该继续，我看现在我们两国之间没有多少事，今年、明年、后年没有事，以后会要有些事，可能会要好一些。现在报纸有些新闻，把我们两家的关系讲得很坏。要打个招呼，吹吹风。”
当福特说到要使全世界都相信中美两国关系良好时，毛泽东说：
“慢慢来。”
当福特说到打算在明年之后改善双边关系时，毛泽东说：
“那好。希望以后两国友好。我们冲突一定是有的，因为我们中国和美国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
关于同苏联的关系，毛泽东说：
“我们没本领，就是放空炮！”
当福特说到两国要努力协调行动对付扩张主义的挑战时，毛泽东说：
“好。实际上苏联怎么办，要看。”
福特说：
“我们和西欧的关系以及你们和西欧的关系都应很好，以对付苏联在西欧的扩张。”
毛泽东说：
“在这一点上，我们和美国有共同点。”
这次会见一直到下午6时才结束。
12月3日，毛泽东阅《解放军报》原总编辑赵易亚来信。来信提出，希望迅速对他的问题作出正确的结论，在结论未定以前，对他阅读文件、参加会议及医疗卫生、物质供给等也作出明确规定。
毛泽东批示：
“请汪阅。此件似应送总政查明酌处。”
12月初，毛泽东阅《诗刊》编辑部11月15日关于发表毛泽东诗词的来信。信中说：《诗刊》复刊后的第1期定于明年1月10日出版。1957年《诗刊》创刊时，主席发表了18首诗词，在《诗刊》重新出版的时候，我们十分希望再发表主席近年来的诗词新作。现送上我们收抄的《水调歌头·重归井冈山》和《念奴娇·雀儿问答》两篇诗稿，请主席订正后，连同主席新写的其他诗词一起，给重新出版的《诗刊》第1期发表。
毛泽东对附送的《水调歌头·重归井冈山》和《念奴娇·雀儿问答》两首词作了修改，其中将《水调歌头·重归井冈山》改为《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将《念奴娇·雀儿问答》改为《念奴娇·鸟儿问答》，将《念奴娇·鸟儿问答》结尾一句“请君充我枵腹”改为“试看天地翻覆”。并批示：“送诗刊编辑部。”
12月5日，中共中央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名义致电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主席、最高人民议会主席苏发努冯和政府总理凯山·丰威汉，祝贺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于12月2日宣告成立。
贺电中说：几十年来，英雄的老挝人民在老挝人民革命党的领导下，为了祖国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不畏强敌，不怕困难，坚持武装斗争，经过艰苦曲折的道路，终于战胜了帝国主义侵略者和国内极右反动势力，取得了民族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老挝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你们的胜利，不仅对印度支那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而且有力地鼓舞了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正义斗争。中老两国是亲密的友好邻邦，两国人民在长期的反帝革命斗争中同甘苦，共患难，结成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12月12日，毛泽东圈阅外交部、外经部关于向扎伊尔提供紧急物资援助等问题的请示报告。
12月13日，毛泽东阅王世英妻子李果毅来信。信中说她身体一直不好，希望能早些见到对王世英的审查结论。王世英原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专职委员，已于1968年3月26日去世。
毛泽东批示：“请汪酌处。”
12月14日，经毛泽东圈阅，中共中央转发清华大学党委《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中共中央1975年26号文件）。
报告中说：刘冰等人两封信的出现，是有深刻的政治背景的。今年7、8、9三个月，社会上政治谣言四起，攻击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
12月14日下午，毛泽东审阅邓小平报送的关于李维汉的审查结论报告。
政治局在12月13日讨论会上提出了两个方案：一、同意专案组意见，将李维汉开除出党，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二、保留其党籍，保留原工资。
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道：
“可考虑照第二方案处理，请再议。”
后来在12月21日，邓小平将《李维汉的审查结论》退中央办公厅时注明：“政治局已按主席批示，照第二方案处理。”
12月16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康生病逝，享年77岁。
康生生前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的时候，曾经这样说：“最近，我一直考虑一个问题。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一件大事。对于这样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大革命，却有人想全盘否定它，反攻倒算。我斗胆说一句，邓小平才上台一年多时间，就辜负了主席的期望。我担心现在的中央文革成员今后都不是他的对手。我不是从个人出发，我活不了几天啦。完全是从主席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出发。”
在经毛泽东和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审定的追悼词中，称康生是“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光荣的反修战士”。
12月18日下午，毛泽东阅天津化工学院袁血卒的来信。
本传前面曾两次提到了袁血卒，他是宁都起义的领导人之一，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干部学校校长；1958年转业，任天津化工学院党委书记、院长。袁血卒在信中说，他于1974年恢复党的生活，但至今没有工作，在军队工作几十年，请求批准回部队工作。
毛泽东批示道：
“送天津市党委酌处。”
接着，毛泽东又审阅了毛远新这一天报送的毛泽东1975年10月以来有关谈话的整理稿，当即批示：“可以。”
后来在21日，毛远新根据毛泽东批示，将整理稿送汪东兴，建议先印发政治局及参加会议的同志。
12月20日，毛泽东审阅叶剑英12月18日《关于加强电子对抗工作的报告》。报告中说：遵照主席6月23日对孔从洲同志关于加强电子对抗工作建议信的重要批示，我要总参牵头，请孔从洲同志和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先后研究了4次，写了专题报告。12月8日，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军委常委联席会议专门听取了有关部门的汇报，并进一步作了讨论，拟先采取以下措施，迅速把电子对抗和雷达管理工作加强起来。一、拟在国务院、中央军委领导下，成立电子对抗和雷达管理领导小组。二、设一机构负责全军电子对抗和雷达归口管理工作。三、加强电子技术情报工作。四、加强和调整电子对抗的科研、生产力量，迅速改善我军电子装备的抗干扰性能。五、积极培养电子对抗技术人员。
毛泽东阅后批示：
“很好。退叶剑英同志。”
12月20日晚，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在会上作了检讨发言，表示感谢毛主席的教育和同志们的帮助。
会后，邓小平致信毛泽东，将检讨发言稿送毛泽东审阅。
12月23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了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达科斯塔。李先念、乔冠华在座。
毛泽东在谈到中国给予援助的问题时说：
“可以分两部分。一部分是解决现在你们没有粮食，没有布匹，没有药品的问题，这些要快。现在先解决困难，吃饭、穿衣问题，然后再援助建设，无息长期贷款，这样比较好。要靠你们自己。你们和我们互相帮助，不只我们帮助你们，你们也帮助我们。我们被帝国主义压迫，现在还是被压迫，所以我们应该帮助世界上被压迫人民，这是尽义务。”
12月24日，毛泽东审阅海军党委和南京军区党委12月15日关于海军航空兵4师副师长舒积成情况的报告。报告主要反映“九一三事件”后对舒积成办学习班进行审查的情况。
毛泽东批示：
“人民内部矛盾，本人已交待，不要再追究了。”
12月26日，这一天是毛泽东第82个也是他一生中最后的一个生日。毛泽东早已发话说，不准任何人以任何形式为他举行祝寿活动。因此，偌大的中南海丰泽园里，没有一点祝寿的气氛。
毛泽东躺在宽大的睡床上，他的精神比平时好了一些。李敏和李讷都回来了。姐俩平时很少回家，很难见到爸爸。她们围在爸爸身边，说着，笑着。毛泽东很高兴。女儿们又听到了父亲乐呵呵的笑声，他也又听到了女儿们的祝福声。
这时，工作人员轻声向毛泽东报告说：
“有一位农村妇女非要见您，说是给主席送寿礼来的。不管我们怎么解释，她都不肯走。”
“农村妇女？”
毛泽东惊奇地问道。停了一会儿，他嘱咐说：
“去代表我谢谢她，礼物不能收，还是劝她走吧。”
大约10分钟后，工作人员又转来报告说：
“讲了很多道理她也不走，她说是遵照她父亲的遗嘱，有重要的情况向主席报告。”
毛泽东从床上坐起来，问道：
“有什么重要情况报告？她父亲是谁？”
工作人员说：
“她没有讲报告什么，只是说她父亲是西柏坡的老支书。1948年12月26日大清早，她代表她的父亲和全村人给您送寿礼。开国大典时，主席还派专车接她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她说她叫小樱。”
毛泽东“哦”了一声，说：
“小樱，我想起她了，我记得，你去叫她快进来见我吧。要有礼貌。你说，我请她呢，去吧。”
小樱进来了，她看见衰老多了的毛泽东，一下子跪在床前，动情地哭了。毛泽东看着昔日年轻漂亮的大姑娘，如今已经变成了一个老太婆，怎么也认不出27年前的小樱了，也不由得心里一酸。他伸手拉起小樱，让她坐下。小樱抬起头，看了看毛泽东，本来有一肚子的话，现在也开不了口了。毛泽东亲切地问她说：
“有什么重要情况啊？”
小樱“我……我……”了半天，也没有说出口。毛泽东说：
“不要怕，大胆地讲真话。”
小樱这才说：
“不少人议论您老人家听不进反面意见，只高兴听假汇报，相信瞎宣传……”
小樱说到这里，又不忍心说下去了。毛泽东说：
“说得好，快说，全都说出来。”
小樱摇摇头，说：
“没有了，就这么多。”
毛泽东早已猜透了小樱的心思，就说：
“怎么会呢？你还是怕？怕什么？有我支持你，你大胆地讲真话吧。”
小樱被毛泽东的话感动了，就鼓起勇气说：
“西柏坡农民的生活不太好，公社搞了这么久，社员们的生活还是改善不大，农村还是很穷……”
毛泽东听着听着，感情冲动了，开始是睁大双眼，感到震惊，然后就躺在床上，闭上了双眼，过了好一阵子，才又坐起来，拉着小樱的手说：
“讲得好。讲得好啊！今天我破例，在我82岁的生日里，设宴招待你。”
小樱激动得大声哭了。毛泽东吩咐工作人员，让厨师准备饭菜。小樱一听，马上止住哭声，起身告辞，深情地对毛泽东说：
“祝您老人家健康长寿！”
小樱坚持要走，毛泽东怎么也留不住，他再三说感谢小樱讲了真话。
12月27日，毛泽东看了江青要求见面的信，批示道：
“我近日有些不适，以不见为好。大局是好的。”
欲知毛泽东此后有什么重要活动，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对待江青、邓小平、汪东兴的态度，从本章内容就可以看清楚。对江青是不见面，不让她参加外事活动，不让她参加批邓会议，且特意交代毛远新：“会议的情况，不要告诉江青，什么也不讲。”对邓小平，他反复讲“批邓”要帮助邓，使邓认识错误，做好工作；并在王洪文回到中央后坚持让邓小平继续主持中央工作，且希望由邓主持对文革作一个决议。对汪东兴，毛泽东不但让他以党内核心成员的身份参与处理重大问题，而且几乎所有的日常事务，也都委托他处理。诸如批示：“请汪查一下此人的情况”、“请汪阅”、“请汪酌处”等等。在这个特殊时期，毛泽东对待这3个人如此明确的态度和安排，是也，非也？只有天（时空）知道！
第40章
“小平看不起那些人，我在还可以，我死了，谁也压不住他。他这个人对
三自一包那些东西还是有感情的，对走资派恨不起来。”“小平工作问题以
后再议。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
话说1975年12月31日午夜，在新的一年即将到来之际，毛泽东仰靠在书房外的沙发上，等待着将要来访的两位美国客人。他面色蜡黄，头发稍微有些乱，嘴巴微微张开，呼吸仿佛有些困难。
晚11点50分许，美国第37届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和美国已故的第34届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儿子戴维，在乔冠华和黄镇的陪同下来到中南海游泳池，步入毛泽东的书房。
毛泽东被两位年轻女士搀起来，移动双脚，步履蹒跚，迎接客人。待毛泽东站稳后，其中一位女士用手抚平他的头发，随即和另一位女士退后几步。在照相机频频作响和电视摄影机耀眼的灯光前，毛泽东和来访的这一对年轻小夫妻一一握手，表示欢迎。
戴维感觉毛泽东的手不老，很光滑，很温暖，很柔软。两位女士又搀扶着毛泽东回到沙发椅上坐下。戴维一直凝视着毛泽东的脸。毛泽东突然笑着问：
“你在看什么？”
这声音令戴维吃了一惊。毛泽东虽然底气不足，吐字还算清楚。在戴维看来，毛泽东的声音与他那超乎想象的苍老十分不协调。他稳定了一下情绪，回答说：
“我在看您的脸。您的脸上半部很……很出色。”
毛泽东听完工作人员的翻译，笑了笑，慢条斯理地说：
“我生着一副大中华面孔。中国人的脸，演戏最好，世界第一。中国人什么戏都演得，美国戏，苏联戏，法国戏。因为我们鼻子扁。外国人就不成了，他们演不了中国戏。他们鼻子太高了，演中国戏又不能把鼻子锯了去！”
在场的人都被毛泽东的幽默逗笑了。朱莉询问她父亲当年会见毛泽东时坐在哪个位置上，当她得知就坐在她现在的座位上时，立即请求和戴维调换一下座位，说是让自己的丈夫也坐一下这只具有历史意义的沙发。毛泽东爽朗地笑了起来。朱莉换过座位，从一个马尼拉信封里拿出她父亲写给毛泽东的信，说：
“我带来了我父亲对你的问候，还带来了他特意写的一封信。”
说着，她把信交到毛泽东那苍白、瘦削的手中，又说：
“我爸爸给您的。”
毛泽东打开信，看了一下，交给侧后的女翻译。只听那位工作人员朗声翻译道：
“使我感到高兴的是，我们于1972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建立的新关系仍在持续。正如你所十分了解的，在其他国家，甚至在美国，都有一些人曾竭力反对我去北京，他们甚至在今天还在继续尽一切可能来破坏我们在1972年开创的新关系。但正如当我们在你家里会晤时你所说的，历史使我们二人走到一起来了。虽然我已不任公职，但我仍将尽一切可能使我们两个国家今后不会被拆散。诚然，我们的政治制度是不同的。你深信你们的制度，我也同样深信我们的制度。但是，不管我们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可能把我们拆散的分歧，它们比之使我们走到一起来的共同的安全方面的利益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了。中美两国人民极有必要共同致力于改善两国之间的关系和争取世界各国人民的和平，这一点压倒了我们在哲学上的任何分歧。如果要使世界得到和平，中美友谊和合作是不可缺少的，尽管我们在一些问题上可能存在分歧。如果我们变成了敌人，或者允许一堵曾经把我们分开了那么多年的墙重新建造起来，那将是历史的大悲剧之一。中美两国人民都会为战争和潜在的破坏付出最后的代价。因此，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应让任何在重要的、但基本上是边缘性的问题上的分歧，或潜在的侵略国家的活动，把我们拆开。”
毛泽东听罢，接过信，用英语低声读出信尾所署的时间：“1975年12月23日”，又说：
“很好，谢谢他。我还要见他，President Nixon（尼克松总统），欢迎他。”
朱莉和戴维对望了一眼，显得异常兴奋。朱莉像小孩子一样小心翼翼地取出一枚毛泽东像章让毛泽东看，说是黄镇大使夫人送给她的礼物。毛泽东也显得很兴奋，再次和朱莉握手，微笑着问：
“总统先生的腿怎么样了？”
朱莉回答说：
“好多了。”
戴维插话说：
“尼克松先生患的是静脉炎。”
毛泽东说：
“好好保养他的腿，他说过还要爬长城呢。我欢迎他到中国来。把我这话转告总统先生。”
戴维说：
“他现在已经不是总统了。”
毛泽东说：
“我习惯这样叫他。”
戴维不做声了。毛泽东接着说：
“不就是两卷录音带吗？有什么了不起？当你手中刚好有一台录音机的时候，录下一次谈话有什么错？谁让你们美国有那样多录音机！”
戴维说：
“这个问题很复杂，关系到西方的政治……”
毛泽东打断他的话说：
“西方政治？那是假的。”
戴维耸了耸肩，又不做声了。毛泽东对朱莉说：
“马上写封信给你爸爸，说我想念他。我这句话，可以登报。”
“现在，在美国，反对我岳父的人很多。”戴维插话说：“还有人强烈要求审判他。”
“好，”毛泽东出人意料地说：“我马上邀请他到中国来访问。马上！”
他又转向朱莉说：
“信里再加上一笔，我等待你父亲再次来中国。”
戴维转移话题说：
“刚才在来的路上，我们看到很多人在听广播，在听您新发表的两首诗。”
朱莉也指着王海容说：
“她说明天《人民日报》将发表您那两首诗。”
戴维和朱莉所说的诗就是毛泽东的《重上井冈山》和《鸟儿问答》。毛泽东说：
“老的。那算不得什么，那是我1965年写的。有一首是批评赫鲁晓夫的。”
戴维说：
“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您首先是政治家，然后才是诗人。可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说，您首先是诗人。在延安时，您同她谈过诗。有一句话给她印象太深了。那句话，您是指着自己的鼻子说的。您还记得您说的是什么？”
毛泽东几次试图举起右手，但他已经没有力气了，就重复着几乎是40年前的那句话说：
“谁说我们这儿没有创造性的诗人？这儿就有一个。”
戴维说：
“您的诗有很多读者。但相比之下，您的著作读者更多。因为您的著作印了几十亿册，是地球上印得最多的书。”
“我的那些书没有什么好读的。我在里头写的没什么教育意义。”
“您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并改变了世界。”
“改变世界？不可能。我没有那个能力。你瞧，”毛泽东朝沙发右侧呶呶嘴，那儿摆着一个地球仪，接着说：“地球那么大，大得像个西瓜，怎么改变得了？我只不过改变了北京附近很少一些地方。”
说罢，他突然问道：
“你们吃中国菜习惯吗？”
戴维说：
“不习惯。基辛格说，美国人一吃中国菜，肠胃功能就不正常。”
“我的肠胃功能也常常不正常，尤其是在北京。”毛泽东顿了一下，又说：“只有在战争中，我的肠胃功能最正常。”
戴维说：
“可惜中国不会再有战争了。”
毛泽东提高了声音，问道：
“为什么？”
戴维说：
“因为中国人民爱好和平。”
“谁说中国人爱好和平？”毛泽东的语调突然变得咄咄逼人：“那是瞎说。事实上，中国人很好斗，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和谁斗呢？”
“不打仗，也有敌人。各式各样的敌人。”
“按我的理解，您说的敌人是指右派，是这样吗？”
毛泽东笑了笑，笑得很神秘，说：
“不，错了。恰恰相反，我喜欢右派。你岳父算右派吧？在美国上次大选期间，我投了他的票。戴高乐是右派，希思首相也是右派，我喜欢他们。将来我还要投他们的票。”
他又说：
“很多人做了大官，有秘书，有车子，工资很高，衣食无忧。他们不了解百姓疾苦，比资本家还厉害，对这些人不斗不行。青年人是软弱的，必须提醒他们斗争的需要。Struggle（斗争）!我们这里有阶级斗争，Class struggle（阶级斗争）!在人民内部也有斗争。共产党内也有斗争。不斗争就不能进步，不和平。8亿人口，不斗行吗？斗则进；不斗则修，不斗则退。不可怕，我们不杀人。国民党过去的党、政、军、特人员，战争中俘虏的，现在都把他们赦免了，给他们公民权。”
戴维说：
“从你们的革命的角度来看，没有一个灵魂是不能拯救的。”
毛泽东说：
“帮助人家改正错误。比如批评10个人的错误，8个人批对了，有两个人没有错误，搞错了，批评他们了，以后取消，说他们没有错误，恢复名誉。”
此时，一位女护士走了进来，把一个托盘放在毛泽东身旁的茶几上，托盘里有一杯中药汤水和几粒药片。她把药片放进毛泽东嘴里，然后端起中药送到他的唇边。毛泽东呷了一口，皱皱眉，显然很苦。他又呷第二口，微微一动，中药溢出来一些，便苦笑着说：
“你去吧，我自己喝。”
“一定要喝。”
女护士嘱咐道。毛泽东点点头，一副顺从的样子。护士走了，他抓起杯子，手抖得利害，仿佛抓着一块冰。他终于把杯子举起来了。
“战士！”戴维心中暗暗感叹：“战士！”他后来曾对人说：“那一刻，这个字眼猛地从我心里跳出。不管我对毛泽东怀有何种成见，此情此景，使我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战士。一个战斗到最后一息的战士。”
“我老了。”毛泽东喝完了药，脸上呈现出略带伤感的笑容，望着空杯子说：“我的负担太重了。”
“你的心仍然年轻。”
毛泽东仿佛没听见戴维的话，喃喃地说：
“一个人如果负担太重的话，死是最好的解脱办法。”
戴维连忙把谈话引到轻松的话题上来，他说：
“我岳父让我转告一句话，他希望能在美国见到您。”
“美国？”毛泽东轻轻地说，他把脸转向沙发右侧的地球仪，面对他的是澳大利亚。他说：“我不想去澳大利亚，我想去美国。澳大利亚在地图上看看，就怪让人寂寞的。”
翻译马上转动地球仪，将美国的地形图朝向毛泽东。戴维说：
“40多年前，您对埃德加·斯诺说过，您渴望去美国旅行，特别渴望去加利福尼亚。”
“加利福尼亚让人感到亲切。”毛泽东的目光没有离开地球仪：“因为离中国最近。”
“为什么您不找个机会去看看呢？”
“到美国去要坐飞机，他们不让我坐飞机。”
“如果我没有记错，您一生中只出过两次国，而且都是去苏联。两次都是坐火车去的。”
毛泽东点点头。戴维继续说：
“美国比苏联好玩多了，您真应该去。”
毛泽东不无遗憾地缓缓说道：
“不会再有这个机会了。”
谈话已经进行近1个小时了，乔冠华担心毛泽东太劳累，两次用手指轻轻敲打手表，提醒客人该告辞了。翻译也用眼睛向戴维示意，谈话该结束了。可谈兴正浓的毛泽东则以手示意，让客人再聊一会儿。戴维和朱莉说了不少赞美的话。毛泽东完全不为所动，眼睛几乎是半闭着的。
元旦零点45分，告别的时间终于到了，戴维和朱莉起身向毛泽东告辞。戴维说：
“祝您健康长寿！”
毛泽东坚持要送他们，他被搀扶着，一脚深一脚浅地走着，还对戴维说：
“我不会送你们什么东西，因为我无求于你们美国。在延安时，斯大林给我们送吃的穿的和用的，可我只给他送过一次东西，是一包红辣椒。他送的枪炮和物资，都是工人农民生产的，我送的红辣椒，却是我亲手种的，我们打了个平手。”
该分手了，毛泽东又对朱莉说：
“你父亲来时，我会等着他的。你们是年轻人，以后再来中国访问吧。中国有些成绩，总的来说是落后的。过了10年，你们再来看。10年之后它将是了不起的！”
朱莉和戴维乘坐的红旗轿车行驶在长安街上。朱莉轻轻地问丈夫：
“你对毛泽东有什么印象？”
戴维深有感触地回答道：
“10里之外，就可以呼吸到毛泽东的个性。不论历史如何下结论，毛泽东的一生肯定将成为人类意志的力量的突出证明。”
这次会见，使两位美国客人感到出乎意料之外：毛泽东谈话的主题仍然是“斗争”。朱莉注意到，他们面前的毛泽东尽管已经被疾病折磨得筋疲力尽，但“斗争”的话题却使他又“像青年人那样兴奋起来”，“他的头脑甚至比中国的年轻一辈更充满活力，更渴望斗争。”朱莉后来评价毛泽东说：“毛主席的一生，也许超过所有其他人，已经使全世界的穷人产生了强烈的和日益增长的革命要求。”
1976年1月1日，《人民日报》和全国其它各大报纸报道了毛泽东接见朱莉夫妇的消息，并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了毛泽东10年前写的两首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标题下面还印着毛泽东的亲笔签名。“毛泽东”这3个字的笔迹明显有些颤抖。
各大报纸同时还发表了经毛泽东圈阅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两报一刊”元旦社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社论中写道：发表毛主席的这两首词“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怎样看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反映。”
社论中还发表了毛泽东不久前的一段话：“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1月8日上午9时57分，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因患膀胱癌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78岁。
这天上午10时，毛泽东正侧卧在病床上，让工作人员给他念文件。昨夜他几乎彻夜未眠。他两手颤抖，连举起文件的力气也没有了。
正在此时，张耀祠匆匆忙忙地走进毛泽东的卧室，向毛泽东报告说，周恩来总理已经去世了。毛泽东闻此噩耗，禁不住泪水双流，泣不成声。张玉凤立即拿来蘸过热水的毛巾，为他擦拭着眼泪。
毛泽东许久一言不发，只是轻轻地朝侍立在一边的张耀祠挥挥手。张耀祠赶紧退了出去。
周恩来的病况，毛泽东始终十分清楚。他知道，离别是不可避免的。可一旦听说周恩来去世了，立时便有多少往事涌上了心头。更主要的是，周恩来这一走，使他少了一个得力的助手。失去战友和助手，他心里自然是十分难过。
这天下午，中央政治局给毛泽东送来周恩来逝世的《讣告》清样，工作人员流着眼泪为他读《讣告》：“周恩来同志，因患癌症，于1976年1月8日9时57分在北京逝世，终年78岁。”毛泽东听着听着，紧锁起眉头，慢慢地闭上了眼睛。工作人员看到，不一会儿，从他闭着的眼睛里渐渐溢出了两行泪水，而他仍旧是一言不发。
1月9日凌晨，新华社向国内外播发了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关于周恩来病逝的《讣告》，以及以毛泽东为首的107人治丧委员会名单。
全国人民像毛泽东一样，得知周恩来逝世的消息后，无不沉浸在深深的悲恸之中。
从1月10日起，中外各界人士以各种方式沉痛吊唁周恩来。
1月11日下午，周恩来的遗体送往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首都百万群众自发地集聚在天安门东、西长安街两侧，在严寒中挥泪告别周恩来的灵车。
1月12日，毛泽东在七机部舒龙山来信的批示中，建议印发邓小平的两次书面检查，“暂时限制在政治局范围”。
1月14日下午，中央将拟好的有关周恩来追悼会的规格、参加追悼会的政治局及党政军负责人的人数和悼词，一并送毛泽东审阅。工作人员给毛泽东念周恩来追悼大会上的悼词草稿，他听着听着再也不能控制自己，失声痛哭起来。
据张玉凤回忆说：“中央考虑到主席病重，便没有安排毛主席参加有关周总理逝世后的一切活动。毛主席审阅这个报告时，我一直守候在侧。不知道为什么在我这个普通人的心里，一直存有一线希望：或许会有4年前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那样的突然决定，主席也能去参加周总理的追悼会。一句憋在心里许久的话，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冒昧地问主席：‘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吗？’一直处于伤感中的主席，这时，一只手举着还没有来得及放下的文件，另一只手拍拍略微翘起的腿，痛苦而又吃力地对我说：‘我也走不动了。’听到这里，再看看眼前病榻上痛苦万状的毛主席，我无法抑制自己的泪水……我后悔真不该这样问已经无力行动的毛主席。”
此后，毛泽东的情绪一直很低沉，不愿讲话。他不顾医生的劝阻，借助刚治好的一只眼睛，不停地无休止地阅读书籍和文件。
据张玉凤回忆说：“由于他的身体过于虚弱，两只手颤抖，已经没有举起文件的力量了。为了满足老人家那艰难地阅读的需要，我们在场的每一位工作人员都要帮他举着书或文件。”
1月1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为周恩来总理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邓小平在大会上宣读了追悼词。
毛泽东决定由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邓小平为周恩来致悼词，这本是情理之中的事，但在邓小平心中却燃起了一线希望。
1月20日，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结束后，给毛泽东写了一封试探性的信，其中写道：
“对我批判的会议，还要继续开，我除了继续听批判外，还希望能够向主席当面陈述对于自己错误的认识，听取主席的教诲。当然，要在主席认为可以的时候。”“请解除我担负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
1月21日，毛泽东听取了毛远新关于政治局会议情况的汇报。关于邓小平的问题，他说：
“小平看不起那些人，我在还可以，我死了，谁也压不住他。他这个人对三自一包那些东西还是有感情的，对走资派恨不起来。”“小平工作问题以后再议。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
毛远新问：
“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对。”毛泽东还说：“就请华国锋带个头，他自认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专管外事。”
据张玉凤回忆说：“这些天，主席醒来，也不光听文件了，总是在扳手指头，考虑问题；还问我政治局同志的名字，我就一个一个地报出当时政治局委员的名字。1月中旬，毛远新来见主席，他问主席对总理的人选有什么考虑。主席考虑了一下说：要告诉王洪文，张春桥让一下。然后主席扳着手指数政治局同志的名字，最后说，还是华国锋比较好些。毛远新点头说是。就这样，主席提议华任代总理。”
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远新在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会议确定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
1月24日，罗马尼亚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波德纳拉希逝世。新华社播发了由毛泽东、朱德联名发给罗马尼亚领导人的唁电。
按照惯例，在唁电末尾的署名中还有总理的名字；但此时华国锋的代总理职务还没有正式任命，所以就没有署他的名字。
1月28日，毛泽东正式提议由华国锋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由陈锡联代替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1月30日是中国农历的除夕之日，这天晚上，中南海丰泽园游泳池一带，一片昏暗，那一排路灯在寒风中闪烁着微弱的亮光。
毛泽东的住处既没有客人，也没有自己家的亲人，只有身边的几个工作人员，陪伴着他生命中最后的一个除夕夜。
这时，毛泽东不仅失去了“衣来伸手”之力，就连“饭来张口”也非常艰难了。年夜饭是由张玉凤一勺一勺地喂着他吃的。在病榻上侧卧着，只吃了几口他历来喜欢的武昌鱼和一点米饭就不吃了。工作人员搀扶着他下床，把他送到客厅。
毛泽东坐在沙发上，头靠在后背上休息，静静地坐在那里。他隐隐约约地听到从远处传来的鞭炮声，看看眼前日夜陪伴着他的几个工作人员，用低哑的声音歉意地说：
“放点炮竹吧，你们这些年轻人也该过过节了。”
值班室的几个工作人员，立时把准备好的几挂鞭炮，拿到值班室外放了一会儿。毛泽东听着这爆竹声，他那瘦削、松弛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
1月31日，毛远新在给毛泽东的请示报告中说：我已和王洪文、张春桥谈过，传达了主席对华国锋、陈锡联工作安排的指示，他们表示完全拥护，保证支持。此事可由政治局指定专人分别向中央党政军部门进行传达。
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道：
“同意。还应同小平同志谈一下。”
在此期间，毛泽东和华国锋、张春桥、江青等人谈话说：
“叶剑英同志也是一个对文化大革命极端不满的分子，再不要让他插手军队的工作了。这两年军队的情绪不稳是和他有关系的呢。许多的政治谣言，和他有很大关系呢。”
据吴德后来在回忆中说：“毛主席发觉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抓住一个清华大学的问题，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终于把邓小平打下去了，剩下一个叶剑英，毛主席也让他请病假休息，其实是让他靠边站。”
据纪登奎后来回忆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主席临终前的最后一仗呀。他老人家已经感觉到了自己已经不远了，他看到了后果的严重，除了自己亲自解决这场斗争，依靠任何人都是不行的。就是到了最后的岁月，他还是采取了斗争策略，即：把叶剑英和邓小平区分开来，撤销邓小平的职务，让叶剑英靠边站，让他养病去，把军权交给陈锡联主持。再者，就是不让江青、张春桥他们出面解决邓小平的问题，而是让华国锋出面。这里有着很大的用意，是在保江青和张春桥这些人，不让他们树敌过多，同时也是让更多的干部主要是中央的领导干部来接受批邓的现实。但是，江青和张春桥那些人似乎感觉不到呀。”
1976年2月1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毛远新在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1月28日的指示。会议决定：由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中止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改由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后来，叶剑英对邓小平说：
“看形势的发展，我也保不住了。但是，无论如何，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就要斗下去。”
邓小平提醒他说：
“不过，要讲究斗争方法，这是总理临终前的嘱咐。”
2月2日，中共中央将毛泽东的两个提议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以《中共中央通知》的形式，作为1976年1号文件正式发出。《通知》中说：
“1、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2、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
2月3日这一天，张春桥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他想起1975年1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周恩来逝世后，他本以为邓小平正在受批判，第一副总理的位置，按照递进的顺序，自然是他这个第二副总理的了。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毛泽东竟然又提了一个华国锋为代总理，心中就十分懊丧，于是便写下了一个《1976年2月3日有感》：
“又是一个1号文件。去年发了一个1号文件。真是得志更猖狂。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错误路线总是行不通的。可以得意于一时，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开始一个什么新时代了。他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人民是决定性的因素。代表人民的利益，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人民群众一边，站在先进分子一边，就是胜利。反之，必然失败。正是：‘爆竹声中一岁除，东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在春节期间，毛泽东请生病住院的护士长吴旭君和他一起看了一场由达式常主演的电影《难忘的战斗》。毛泽东以往很少看电影，这次是例外。他看着这部电影，想起了共和国诞生前那波澜壮阔的斗争，悄悄流着眼泪。当电影演到人民解放军入城受到群众热烈欢迎时，毛泽东问吴旭君说：
“那欢迎的学生里有你吗？”
吴旭君是上海学生，当年她也参加了欢迎队伍。毛泽东一问她，她流着泪，点点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毛泽东顿时泪如泉涌，痛哭失声，以至引起满场哭声。影片还没有放完，工作人员赶紧关了机器，医护人员也赶紧把毛泽东搀走了。
2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记者述评，评述中提出了“右倾翻案风的风源”问题。评述中还使用“至今不肯悔改的走资派”一语，作为邓小平的代名词。
2月7日，华国锋首次以国务院代总理的身份出面接见了外国驻华使节。
2月12日，《北京日报》发表了一篇署名为梁效的文章，文章中将“至今不肯悔改的走资派”升级为“不肯改悔的最大的走资派。”
2月12日这一天，毛泽东给上海复旦大学教授、文学史家刘大杰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刘大杰为修改自己的著作，在1975年8月3日给毛泽东写信说：“关于李义山的无题诗，说有一部分是政治诗，也有少数是恋爱诗，这样妥当吗？”他还在信中说，他不同意全部否定韩愈。“如果能得到主席的指教，解此疑难，那真是莫大的光荣和幸福。”
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我同意你对韩愈的意见，一分为二为宜。李义山无题诗现在难下断语，暂时存疑可也。奉复久羁，深以为歉。诗词两首，拜读欣然，不胜感激。”
这是毛泽东致友人的最后一封信。
2月20日，江青在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黄涛、李彬山、丁盛等人谈话时说：
“你们是上海帮啊！你们知道吧，他们把我也说成是上海帮啦！”“要集中精力，揭批邓小平，去年他斗了我几个月，我是关在笼子里的人，现在出来了，能讲话，我要控诉他。”“什么言论自由啊！他是一言堂，独立王国，法西斯！”
2月23日，毛泽东在病中接待了应邀于2月21日来访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和他的夫人。这一次会见，持续了1小时40分钟，中方只有毛远新、张玉凤和翻译等少数人和工作人员在毛泽东身边。
后来，尼克松对毛泽东接待他的情景作了这样的描述：“1976年我再度来中国访问时，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已严重恶化了。他的话语听起来像是一些单音组成的嘟哝声。但是，他的思想依然那样敏捷、深邃。我说的话他全能听懂。但当他想回答时，就说不出话来了。他以为翻译听不懂他的话，就不耐烦地抓起一个本子，写出他的论点。看到他的这种情况，我感到十分难受。无论别人怎样看待毛泽东，谁也不能否认他已经战斗到最后一息了。”“由于帕金森氏病的侵袭，毛泽东的行动当时已很困难。他不再是体魄健壮的人了。这位82岁的步履蹒跚的农民，现在变成了一个拖着步子的老人。毛泽东像晚年的丘吉尔那样，仍旧非常自尊。我们谈话结束时，他的秘书们把他从椅子上扶起来，让他和我一起朝大门走去。但是，当电视镜头聚光灯对着我们，要录下我和他最后握手的镜头时，毛泽东推开他的助手，独自站在门口和我们告别。”
此时，毛泽东的许多话，的确连翻译都听不懂了，他们有时求助于护士，有时连护士也听不懂，“这时，就会找来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张玉凤来听清他说的话。”
据张玉凤回忆说：“他讲话困难，只能从喉咙里发出一些含混不清的声音字句。由于长时间在他身边工作，我还能听懂主席的话。每当主席同其他领导同志谈话时，我就得在场，学说一遍。但到了他讲话、发音极不清楚时，我只能从他的口形和表情来揣摩，获得他点头认可。当主席的话语障碍到了最严重的地步时，他老人家只好用笔写出他的所思所想了。后来，主席的行动已经很困难，两条腿不能走路。”
后人曾经这样评价说：正是由于张玉凤的聪明伶俐，她在毛泽东晚年为党为国家做出了特殊的贡献。还有一位党内高级领导人这样说：“张玉凤是代表共产党人照顾毛主席的生活的呵！”
可是在毛泽东身后，却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散布出不少风言风语，目的就是要往毛泽东身上泼脏水。就是这样的无稽之谈，一时间也竟然闹得沸沸扬扬。张玉凤的爱人刘爱民曾经对某报记者说：“最了解张玉凤的是我。她是个诚实、正派、直率的人。我们没有因为各种风言风语的干扰而失去幸福的家庭。”后人有《狂犬吠日》一诗也描述了此情此景，诗云：
一犬吠影百吠声，公母大小各不同。
此也鸣，彼也鸣，泥牛入海原是空。
声嘶力竭为底事？一切尽在不言中。
再说2月25日，中共中央开始分批在北京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召开“批邓打招呼会”。华国锋在这一天的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重要指示》。
这一份《毛主席重要指示》，是由毛远新根据毛泽东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有关“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多次谈话而整理出来的，其部分内容前边已经按时间顺序作了交代，后边还要全文敬录，在这里不需赘述。
华国锋传达了《毛主席重要指示》后，又发表了经政治局讨论、毛泽东审阅同意的讲话，他说：
当前要把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摆在首位，”“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在这个总目标下，把广大干部、群众团结起来。”“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
“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
“以这次会议打招呼为界，这次会议前的问题，中央负责，有这样那样问题的地方，应转好弯子。这次会议后，还转不过来就不好了。”“注意不要层层揪邓小平在各地的代理人”，“不要算历史旧账”，“不要纠缠枝节问题”。“对犯错误的同志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不要揪住不放。不要一棍子打死。”“犯错误的同志，要在一定范围内做自我批评。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改了就好。”
“整个运动要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不搞串联，不搞战斗队。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通过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一步促进安定团结，发展巩固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伟大成果。”
欲知《毛主席重要指示》全部的内容，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辞世前夕的工作和生活，尽管还有像接待尼克松女儿朱莉和戴维夫妇二人的精彩情节，但更多的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忧愁和悲凉，让人不忍卒读！
另：毛泽东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结果，是把掌握中国社会主义大航母的方向盘从邓小平手中转移到了没有多少文化的“老实人”华国锋手里。自此以后，早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就背叛了毛泽东、却又一直被毛泽东倚重的禁卫军头子汪东兴，毫无疑问地成了这位新“接班人”的贴身伙伴。这样的一种新的政治格局，在当时及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是完全被时人忽视了的一个重要现象。后人读史不可不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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