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章
“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
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说教育有危机，学生不读书，他自己
就不读书，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
话说1976年3月2日，江青在12省、市、自治区负责人打招呼会议上，发表了一个长篇讲话，她说：
“邓小平这种事，恐怕很多同志不知道内幕，当然，我知道的也不太多。他在政治局是采取3种办法，一种是拉，拉得很紧的。一种是欺骗蒙蔽。一种是打。打中也有分化。首先打我。因为他知道我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在捍卫主席革命路线上，我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我很光荣。我这个过了河的卒子，能够吃掉他那个反革命老帅。所以，他首先打我。他无组织无纪律，不报告主席，在去年4月底突然袭击，擅自斗争一个政治局委员。从4月底一直到6月。凡是造反的，他都要整，凡是紧跟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都要整。我是首当其冲的。因为我是努力执行主席革命路线的。”
“去年7、8、9三个月，全国谣言很多，据说一追就追到北京，就追不下去了。其实，邓小平就是谣言公司的总经理，他散布的谣言很多。邓小平说我是个勇敢分子。现在看来，全国的谣言都是邓小平弄的。说我一切职务撤销、下放劳动啊，说我已经自杀了。其他的人不给我看，怕我看了生气。”
“他要是上台，像我这样的人，那是千百万人头落地。我公开在政治局讲，我已经有精神准备，杀头，坐牢，我不过只有一个头吧，从入党的时候起，我作了精神准备。不过我这次也要保护自己一点，不能随便叫他们杀头、搞死。”
“他1975年1月出来，刚刚只有一年多嘛。不过，我对他一直有警惕，有这么一个问号。这个人出来以后，从来不说一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什么伟大的成果。”
“我们的主席对文化大革命都说了三七开嘛，我上一次讲了，就不重复了。我多想那个三，受过冲击的同志，你们多想那个七。三也要一分为二，主席说了。至于那个三，我以前想，那根本不是我的错误。全面内战我根本没份。”
“文元的文章写了要批判经验主义，文章写得很好。这是个重要事情，我不过是在偶尔的一个场合，而且是在没有睡觉的情况下，说了批经验主义，所有的都弄到我头上来，而且把新华社的人也弄上去斗争我，我一看那个形势不对头，我想我都承担吧，我还替新华社记者承担了。”
“我说他是买办资产阶级，代表买办、地主资产阶级，中国有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就是邓小平。叫他汉奸，正确不正确？我们的主席还在保着他啊，我说话是我个人的意见。”
江青转对张平化说：
“你对《园丁之歌》那样积极，造了许多谣，那个信说是你支持的，搞的？”
张平化说：
“是。”
江青接着说：
“你能够造主席那么多谣，而且你安排了给主席看，是不妥当的。《三十三条》都学了吧？政治局没学完，就斗起我来了，抓住一个枝节问题，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现在的资产阶级不在于荣毅仁，那个都知道，而在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官，在于咱们。我资产阶级法权挺多的，我虽然老是自己限制，还是有一点。有一些还有必要，不然我就不能工作了。资产阶级糖衣炮弹可厉害了，我曾经形象地说过，我是且战且走，打中了自己，擦干了血迹，包起来再上战场。要提高警惕，你看我们都住着楼房，我住宾馆，我没有住那个最好的，是因为害怕爬楼梯。我住底下工作人员的房屋，有汽车、警卫员、秘书、护士。我有护士，因为我吃毒药——安眠药，我吃的量大，自己不能掌握。我没有服务员，我是女同志。护士、战士，还有司机。在座的恐怕有不少吧。所以，咱们属于大官。”
“邓小平整我，是有政治阴谋的，是对主席。别人造谣说我是武则天。我说，在阶级问题上，我比她先进。但是，在才干上，我不及她。他们没有历史知识，就是想拿旧社会那个传统观念，来对付这位封建的伟大的女政治家。她比男人还厉害，而且是法家。有人写信给林彪说我是武则天，有人又说是吕后。我也不胜荣幸之至。吕后是没有戴帽子的皇帝，实际上政权掌握在她手里，她是执行法家路线的。武则天，一个女的，在封建社会当皇帝啊！同志们，不简单啊，不简单。她那个丈夫也是很厉害的，就是有病，她协助她丈夫办理国事，这样锻炼了才干的。”“他们就是用下流的东西诽谤武则天，诽谤吕后，诽谤我，目的是诽谤主席嘛。”
据纪登奎在回忆中说：“后来发生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那也同样是毛主席不能容忍邓小平再坚持他认为的错误的结果。邓小平看到毛主席病重，再次错误地估计了毛主席对他定的既定方针的喜爱和对前途的追求的力量，结果第二次被毛主席打倒。因为毛主席那时在病中，毛主席对江青再三交代：‘你就是观察国内的动态，研究各种力量的对比，少讲话，少表态，少出风头。国内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很复杂，你要研究这个问题，组织好自己的阶级队伍。’这些话我们听了都受到教育，但是江青没有很好的理会。最后还是毛主席为他们找到了突破口，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我曾经向江青建议：‘你不要冲在前头，主席是要你隐蔽一点呀。’江青冲着我喊道：‘我不冲在前头不行呀，有几个在真心实意地按照主席的指示办事？我着急呀！’弄得我无法再说什么。”
3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由姚文元负责起草的一个《关于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的通知》。这个通知就是中共中央【1976】4号文件。毛泽东逐字逐句审阅了他的指示和通知内容，并于3月3日6时在文件中批示道：‘同意’。
通知中写道：“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亲自发动和领导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作了多次重要谈话。中央根据毛主席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的多次重要谈话，整理了《毛主席重要指示》，并经毛主席审阅批准。现将《毛主席重要指示》印发给你们，请你们组织县团级以上干部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坚决贯彻执行。学习贯彻情况，请综合报告中央。”
《毛主席重要指示》全文敬录如下：
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
1949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13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林彪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吗？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
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没管事了，许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周荣鑫、刘冰他们得罪了多数，要翻案，大多数人不赞成，清华两万多人，他们孤立得很。
过去那些学校学的没有多少用，课程都忘记了，用处就那么大点，有点文化，能看书写字，有的能写点文章。很多书我也是以后看的，很多自然知识也不是课堂上学的，如天文学、地质学、土壤学。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学校学的，孔夫子没有上过大学，还有秦始皇、刘邦、汉武帝、曹操、朱元璋，都没上过什么大学。可不要迷信那个大学，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小学，恩格斯只上过中学，列宁大学未毕业就被开除了。
上了大学，不想和工人划等号了，要作工人贵族。就是普通的工人农民每天也在进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不是有人说大学生不等于劳动者吗，我说我自己不及一个劳动者。有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反对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他们就不用改造了？谁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们。工人阶级也要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变坏呢。英国工党就是反动的，美国产联、劳联也是反动的。
当前大辩论主要限于学校及部分机关，不要搞战斗队，主要是党的领导。不要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军队。但是，也会波及。现在群众水平提高了，不是搞无政府，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现在北大、清华倒是走上正轨，由校党委、系党委、支部领导，过去不是，蒯大富、聂元梓无政府主义，现在比较稳妥。
对一些老同志要打招呼，要帮助，不然他们会犯新的错误。文化大革命初，河南给地委、县委书记打了招呼，要正确对待，结果80%的地县委书记没有被打倒。我看还要打招呼，作工作，每省来3个，有老有中有青，老中青三结合，青要好的，不要蒯大富、聂元梓那样的。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
我建议一二年内读点哲学，读点鲁迅。读哲学，可以看杨荣国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和《简明中国哲学史》。这是中国的。要批孔。有些人不知孔的情况，可以读冯友兰的《论孔丘》，冯天瑜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冯天瑜的比冯友兰的好。还可以看郭老的《十批判书》中的崇儒反法部分。
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说每次运动往往伤害老工人和有经验的干部，那么反对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反对王明、张国焘，反对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都伤害了吗？说教育有危机，学生不读书，他自己就不读书，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
小平从不谈心，人家怕，不敢和他讲话，也不听群众的意见。当领导此作风是大问题。
他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邓愿作自我批评，而刘、林则根本不愿。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对犯有缺点和错误的人，我们党历来有政策，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互相帮助，改正错误，搞好团结，搞好工作。
中央在印发《毛主席重要指示》的同时，还印发了华国锋在2月25日打招呼会议上的讲话。
据纪登奎回忆说：“当时，江青就这样说：‘毛主席的思想不是充分放开思想的人，是不那么容易理解的。他的特点就是处处革命，时时创新。他和一般人的思维是不那么相同的。这也是一些人总是跟不上的原因。’这话现在认为也是有道理的。他对邓小平始终在研究，是在观察。邓小平的东西，毛主席总是让身边的人员给他念，给他讲。后来他对我们说：‘我以为他重新站出来能有什么新东西，搞了半天还是那些老生常谈的内容。唉，这个人改也难了。我每次都对他抱有希望，可是他总是使我大失所望。’这话，我们没有选进去。毛主席的话，批判太严重的内容都没有选进来，选择的都是大家可以接受得了的内容。选择的时候，张春桥曾经这样说过：‘子弹不要一下子打完了，留下点余地，逐步地发表。这样便于我们进一步地发动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有步骤地把这场斗争打好。’ 江青也说过这样的话：‘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实际上是196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那次革命，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充分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进行的。一度时间里打破了各地各省的界限，把原来的省委和各级领导都打乱了，开展了群众性的夺权斗争。这种方法是在那种情况下进行的。现在不是那样了，是在各级领导和党委的统一部署下的发动群众，不让群众组织战斗队，不准进行串连和打乱党委部署的情况下进行。这是另一种革命的形式，我们要充分地掌握各种斗争的技巧，把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地调动起来。’我敢说，江青说不出这样的话，这肯定是代表了毛主席的意图的。正如他自己指出的那样：‘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这是批判邓小平的话，但是也是针对当时全国的整个形势而讲的。毛主席这个人一辈子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表现了一个革命家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这是绝无仅有的伟大领袖。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确是几百年出这么一个领袖。毛主席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骄傲，是我们这个世纪的骄傲。”
再说3月5日，新华社报道了关于向雷锋学习的情况。上海的《文汇报》在发表这个新闻时删去了原报道中关于周恩来的题词，引起了群众的注意和不满。
3月5日这一天，南京出现了声讨上海《文汇报》和“打倒张春桥”的大字报、大标语。
3月10日，毛泽东在华国锋关于是否印发江青3月2日讲话的请示报告上批示道：
“江青干涉太多了。单独召集12省讲话。”
此前，江青给华国锋写信要求印发“风庆轮”问题的材料。她还写道：“这是对邓小平同志的一份揭发，是我们同他的一次较大的斗争，应让同志们知道。”
毛泽东在华国锋的报告上批示：
“不应该印发。此事是不妥的。”
3月24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发出了关于禁止各地进京上访的通知。通知中要求说，各地要劝阻学生进京，要在本单位党委的领导下，不搞串联，不搞战斗队，在本地区、本单位搞好大辩论和大批判。
3月25日，《文汇报》发表了一篇题目为《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的文章。文章中写道：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是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他对没落的旧制度、旧思想、旧意识恋恋不舍，奉为至宝，而对社会主义的新制度、新思想、新文化却看不惯。他效法孔老二的‘克己复礼’，迫不及待地刮起右倾翻案风。孔老二鼓吹‘仁政’，党内那个走资派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孔老二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遗民’，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
3月25日这一天，南京出现了声讨上海《文汇报》和“保卫周恩来”、“打倒张春桥”的大字报、大标语。
3月30日，王洪文在和《人民日报》社的一名负责人谈话说：
“南京事件的性质是对着中央的。”“那些贴大字报的是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
1976年4月1日，毛泽东圈阅了政治局讨论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南京大字报问题的电话通知》。通知中写道：
1、据了解最近几天，南京出现了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报、大标语，这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转移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你们必须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全部覆盖这类大字报、大标语，对有关群众做好思想工作。要警惕别有用心的人借机扩大事态，进行捣乱、破坏。
2、对这次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人，要彻底追查。
3、所谓总理遗言，完全是反革命谣言，必须辟谣，并追查谣言制造者。
4、任何人不准冲击铁路。”
是日晚，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南京事件，没有让邓小平、叶剑英参加。会议提议由中央再发一个文件，制止事态发展；扩大《毛主席重要指示》的传达范围，推进“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会议结束后，毛远新将政治局会议的意见写成书面报告，呈送给毛泽东。
4月3日，清明节就要到了，北京一些人纷纷来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下，献上花圈、诗词，或者发表演说，悼念周恩来。
4月3日晚上，胡耀邦由人陪着从北京饭店来到邓小平的客房里，邓小平早已在那里等候着他。胡耀邦将几份文件和材料递到邓小平面前。邓小平看了一遍，把材料放下，说道：
“参加者并不多。”
胡耀邦说：
“是的，但是广大群众肯定会卷进来的。第一，总理在人民群众中有崇高的威望，群众都知道那几个是反总理的，而你正是总理最信任的。第二，发起悼念总理的计划极其保密。连我的悼诗也是孩子们送去的。我认为明智的办法是把参与者压缩到最小数目。在需要了结的情况下，也不会有人知道真正的目的。第三，反过来，由于时间特别紧迫，现在必须尽量少兜圈子。过去采取重大措施时总是习惯于几个月，现在必须缩短到几天、几小时之内。”
邓小平慢慢点着头，说：
“那么，你认为这样做能起什么效果呢？”
胡耀邦说：
“整个行动的关键，是向中央显示一下人民的力量，让毛主席知道，人民并不是赞成他的这一套计划的。他老了，糊涂了，以为他的任何决定人民都会俯首帖耳喊拥护。不见得！总理一死，问题全暴露了。”
邓小平笑笑说：
“他说翻案不得人心。”
胡耀邦说：
“你看，正是人心所向。”
“你说话要注意呢。”邓小平说：“你的缺点就是说话总让人抓住把柄，搞得太过火不行。就是来我这里也要注意。最后一点，我不想让任何人以任何方式使人看见我和天安门广场的事件有关系。我已嘱咐我的孩子，谁都不能到广场去。因为谁也不知道谁会被人监视。或者……”
邓小平并没有说出他的另一种担心。
“就这些。”邓小平说完，他把面前那几份文件和材料拿在手里，划着一根火柴，把它点燃了。火苗子呼呼地在他脸前往上窜，把他的面孔映得通红，就像刚出炉的铁人。最后，他抬起头来，说：“说话一定要注意，不能像维吾尔族姑娘似的，满头的小辫子。”
4月4日是中国传统的清明节，这一天在天安门广场上有人借悼念周恩来的名义，把矛头指向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一首无名氏所作的题为《向总理请示》的诗中写道：
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
江桥摇，眼看要垮掉。
请指示，是拆还是烧？
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有一首自由体诗是这样写的：
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
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
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信仰马列主义，
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见鬼去吧！
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
为了真正的马列主义，
我们不怕抛头洒血，
四个现代化日，
我们一定设酒重祭。
在聚集的人群中，也有极少数人为邓小平喊冤，反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有不少外国驻京记者在现场采访和拍照。
4月4日晚上，华国锋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讨论天安门广场的事态。华国锋说：
“一批坏人跳出来了，写的东西有的直接攻击主席，很多攻击中央。”
吴德说：
“看来这次是一个有计划地行动。邓小平从1974年到1975年他作了大量的舆论，今年出现这件事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
与会者都认为：“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这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
据吴德回忆说：“当时，政治局会议研究的时候，我汇报了从1976年3月下旬以来，天安门广场出现的群众悼念周恩来的情况。当时王洪文就问我：‘你认为是什么性质的活动？’我说：‘肯定有一小撮在背后挑动，但是目前我们还缺乏证据。’华国锋连说：‘是反革命在捣乱，是邓小平在背后操纵。’”
姚文元在4月4日的日记里这样记载：“今日高潮仍是国家机关、七机部、科学院等居多。有的花圈奇形怪状，挂在吊灯上……晚上政治局开会，我接到《人民日报》记者电话，告广场上有人进行反革命演说，直接点了江青的名，内容极坏，无人制止。我立即向政治局报告，激起了多数同志的愤慨和警觉，决定立即逮捕这两个反革命，清除花圈，派民兵、部队戒严、封锁进路，明天一律不准再送花圈。吴德和倪志福同志紧张地走了。不久，即听到这个坏蛋被捉住的消息。无产阶级专政总得有一点‘专’的样子呵！太软了！北京市还是努力做工作的。只是谣言一时难以全部肃清。问题还在部队中？前两个月批邓中我曾说：如果下次再来比这次更厉害时，人们都当作只是一种可能性而已。但果然如此！从全国看，太原、西安、沈阳均有发现。凡不批邓的，都在保周的口号下集合起来了。这是一次阶级阵线的鲜明划分。”
华国锋主持的政治局紧急会议结束后，公安部门于4月5日凌晨出动几百辆卡车，清理广场上的几万个花圈、标语。一些激进对抗者，被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抓了起来。
4月5日凌晨5点，毛远新向毛泽东报告了天安门广场上的事态和4日晚上政治局紧急会议的情形和决定，他说：
“天安门广场上的群众，多数是悼念总理，少部分有影射攻击中央的，个别是非常恶毒的。那些人在大量的在天安门前集聚那么多群众的场合下，公开发表反革命演说，直接攻击主席，是建国以来没有的。这也是去年以来大量散布反革命谣言，制造反革命舆论准备的继续和发展。去年邓小平说，批林批孔就是反总理，批经验主义就是揪总理，他带头散布了大量谣言，社会上吹得更凶，去年一直未认真追查和辟谣。今年邓小平的名声不好，就抬出总理做文章，攻击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反总理，利用死人压活人，利用总理在群众中的威望来为邓小平效劳，编造大量所谓的‘遗嘱’、‘诗词’、‘谈话’等等东西，美化邓小平，于是，谁要批邓就是反总理了。这种手法颇有些煽动性。”
毛远新接着将昨晚政治局会议的报告递给毛泽东。他还汇报说：从今日凌晨开始，在天安门广场上清理花圈、标语和抓反革命。
毛泽东圈阅了报告，他还说：
“天下已定。”
毛泽东没有料到，此时的天安门广场上出现了更为严重的事态。原来在4月5日清晨，一些群众看到花圈、标语没有了，就更加激愤了。消息一传开，很快就有几万人集聚在广场上，一部分人还高呼口号：“还我花圈，还我战友！”
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南侧，新贴出的一首五言诗，是这样写的：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很多人还冲击了人民大会堂。接着，有人烧汽车、砸自行车、追打外国摄影记者、火烧指挥部小楼。这个小楼是卫戍区的房子，里面存有枪支弹药，很容易出大危险。救火车前往救火时，也受到了人们的围攻打砸。
公安人员和一些不法分子之间发生了冲突。
一份由姚文元整理并加了按语的《情况汇编》很快就出来了，姚文元在按语中写有这样一段话：
“所谓反对‘秦皇’，要真正的马列主义，完全同林彪反革命政变计划中的语言一样，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煽动。这伙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更加暴露了他们要在中国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情况汇编》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震怒了！
4月5日上午9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听取毛远新传达毛泽东的指示。
吴德回忆说，毛远新拿着毛泽东的几个批示条子传达，在其中的一个条子上，毛泽东批示的是：
“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变了。”
4月5日下午，叶剑英乘车来到天安门广场，从人民英雄纪念碑右侧绕到左侧，转了一个大圈。叶剑英几次要下车看一看，都被陪同的人劝阻了。
此时，有人拿着流传甚广的《总理遗嘱》，问叶剑英是真是假？叶剑英明明知道是假的，可他却一言不发。
下午2时，政治局会议决定：派首都民兵介入事件。由吴德在天安门广场发表广播讲话，劝告群众离开天安门广场。
是日晚6时半，天安门广场上反复播放了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吴德奉命发表的广播讲话。吴德在《天安门广场广播讲话》中说：
“同志们！近几天来，正当我们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反击右倾翻案风，抓革命、促生产之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把矛盾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妄图扭转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我们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戳穿他们的阴谋诡计，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当。
全市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立即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首都，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大好形势。让我们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争取更大的胜利！
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蒙蔽。”
吴德回忆说：“我的那篇1976年4月5日的讲话，是政治局会议决定，由我出面宣读的。但是并不是出自我的手笔。……政治局讨论的时候，七言八语，就形成了我的讲话稿大纲。那时尽管大家对张春桥、江青那些人有一定的看法，但是在天安门事件上的态度是一致的，华国锋尤其积极。”
姚文元则在4月5日日记中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载：“今天经历了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我目睹了反革命暴徒在天安门广场的表演，并自始至终参加了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下午二时，政治局紧急开会，人民（天安门）广场上发生了赤裸裸的反革命煽动，反革命暴动事件，打了解放军，烧了汽车，打了民警，打了革命群众，并且冲到人民大会堂东门。一批人在纪念碑进行反革命煽动，号召成立反革命组织，以‘悼念’总理为名，猖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中央，提出要邓小平上台，喊‘某某万岁！’一个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阴谋越来越露骨。其中提到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一小撮野心家’搞的，邓小平主持工作是他们‘决定性胜利’。听了这个情况，我提出此事已带有反革命政变性质，要立即采取措施，开短会，不要多议。当即决定：由吴德发表讲话，指出这是反革命性质事件，号召群众离开广场，然后立即组织民兵进行包围、分割后拘留骨干分子，予以有力打击。3时散会，我先到人民大会堂厅外，看见了广场全景，4大批人拥来拥去，两堆火还在历史博物馆外燃烧。我即请政治局同志都上来看一看，在江西厅，大家都来了。这是触目惊心的反革命事件，一场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前奏。碑前核心部分有一批坏蛋始终不动，谁去反对就打谁，另有一伙人进行反革命演说，送花圈、贴传单。外面有好几万人，流来流去。再外面有一批骑脚踏车的人飞快地来回巡逻，看来是通风报信的。还有不少小汽车，有不少是部队的。不一会，解放军营房的小楼着火了，又一辆车着火了，火光熊熊，黑烟冲天。于是，看见楼上把被子、床单、衣服、书籍、纸张一批一批从视窗掷了出来，掷到火中去烧。救火车无法接近。望远镜中，看见有一个家伙爬上纪念碑放了一个大花圈，用绳子把它围起来。政治局同志们看到这一切，无不仇恨满腔，阶级斗争是这样尖锐，这已经是武装暴乱性质了！”
4月5日晚8时，首都民兵奉命出动。9时半，10000名民兵、3000名警察、5个营的卫戍部队战士，手持木棍、皮带，清理广场，他们没有带任何刀枪武器。现场抓捕38人。整个天安门事件前后一共抓捕了388人，无一人死亡。
4月6日凌晨，中央政治局开会听取北京市领导人的汇报，与会者认为：“今天取得了胜利，但教训太深了。”“提高警惕，准备应付更大的斗争。”
会议决定：将这件事“尽快通报全国”，予以公开报道。
4月6日清晨，毛远新将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书面汇报。
上午11时，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上批示道：
“士气大振，好，好，好。”
这天下午，江青来到了毛泽东的住处，向毛泽东汇报处理天安门广场事件的经过。她走到毛泽东的床前，对毛泽东说：
“我来这儿以前，特意到天安门广场绕了一圈，一路上硝烟弥漫，一伙人烧房子，烧汽车。这是以死人压活人，邓小平是他们的总后台。我建议开除邓小平的党籍。”
在一旁的张玉凤，观察着毛泽东的表情，她见毛泽东看了看江青，没有说话。
毛泽东看了简报，就派秘书到天安门去了解情况。秘书回来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说：
“悼念总理，歌颂永不翻案的人，剩下的我就是现代秦始皇了。”“不要瞒我，矛头是对着我的，在清算我27年的债！谁说没有政治后台？这个政治后台，你们都怕他嘛！他有社会基础，有军方保护。”
后来，汪东兴受政治局委托，去问邓小平是否曾坐车到天安门进行指挥，邓小平说：
“我只有一次坐车去北京饭店理发，根本不是什么指挥。”
4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目为《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报道说，邓小平是“当代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
7日上午，毛远新根据姚文元编写的《天安门事件现场报道》，向毛泽东汇报了天安门事件的进展情况和处理意见。
毛泽东肯定了政治局采取的措施，他掰着手指头，归纳说：
“这次，1、首都，2、天安门，3、烧、打。这3件事，性质变了。据此，赶出去！”
他还叮嘱说：
“小平不参加。你们先约几个人谈一下。不要约苏振华。”
毛泽东在审视名单时，指着叶剑英的名字说：
“叶不找。”
他又说：
“华国锋任总理。”
吴德在回忆中说：“天安门事件的爆发，促使毛主席下了决心，一定要把邓小平和他的支持势力全部打下去。他曾经对王洪文、张春桥和华国锋说：‘按既定方针办，这是关键性的一仗。’当时谁也不理解毛主席的话，现在就看得十分清楚了吧？”
胡耀邦在后来回忆中说出的一段话，为邓小平自复出到再一次被打倒这一场斗争，作出了一个最有权威的注脚。他说：“邓小平站出来后，我们一见面他就说：‘总结经验，以利再战。’我好好地体会了他这句话的含义，就是鼓励我继续和他们斗。1974年和1975年初，那是中国的龙虎相斗的热闹时期。邓小平在政治上非常活跃了，他曾经对我说：‘毛主席重用我，是想让我在总理病重的时候把全国的经济工作搞上去，他看出那些人不行，搞经济不行，连国民经济的基础问题都抓不拢，那怎么行呢？江青、张春桥那些人喊喊口号还可以，真正动用实在的东西就要草鸡。我现在不干不行呀，乘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把他们压下去。’我那时就很担心，因为毛主席是重用江青、张春桥那些人的呀。我问小平：‘可以吗？我们能斗过他们去吗？’邓小平说：‘可以，现在毛主席的身体不行了，再不是什么红光满面、神采奕奕了。医生偷偷地告诉我：他还有一两年的时间。’我一听吓了一跳：天呀，在这一两年里如果让他们抓住辫子再打倒，可就有好戏看了。但是邓小平似乎认为毛主席不会再有回天之力了，他说：‘现在是最好的时机，我们要把经济抓出点名堂出来，建立起我们的基础和人民群众对我们的信心。这就给文革派们一个沉重地打击。’但是他的估计还是出了问题。毛泽东经过思考，特别是听了毛远新和江青、张春桥的一系列汇报后，决定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把邓小平搞下去。天安门事件发生后，毛主席决定撤销了邓小平的职务。邓小平曾经对身旁的人员说：‘我还是低估了毛主席的能力，没有想到他竟然有这样的气魄。他的确是个伟人。’”
4月7日下午，毛泽东经过慎重考虑，在把邓小平赶出去的同时，选定了华国锋为他的接班人，他作的补充指示说：
“华国锋还要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并写在决议上。”
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开了会议。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在政治局关于对邓小平的处理决定的讨论纪要上，批示道：
“我还活着，留在党内。”
这天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并通过了两个决议：
中共中央9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第二个决议中这样写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也在回忆中说：“王稼祥通过长期的斗争和考验，也了解毛泽东的原则和处理事情的方法。他和任何人都是主义之争，而绝对没有什么个人的恩怨。也就是冲着这一点，我们可以理解毛泽东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解放和重用邓小平，但始终对邓小平留有余地。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毛泽东的真正胸怀。”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工作和身体状况，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1976年4月初“天安门事件”的出现，实实在在地显示出一股实力强大的政治暗流正在中国大地上涌动。这个曾经被一些人称为“四五运动”的“天安门事件”，虽然被中共中央镇压和清理了，但那些幕后操纵者及其基本社会力量，却毫发无损地转入了地下。而它的影响和作用之一，更是毫无疑问地给了华国锋、汪东兴这些新权贵一种如何清理潜在对手的重要暗示。凡此种种，无不预示着毛泽东时代已经不可避免地就要结束了。
第42章
“在我见马克思之前，我帮你们做了两件事，一是邓下台，
二是叶退出军委领导。我能做的就是这些。你们怎么办？
只有天知道。无非还是我那8个字：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话说1976年4月7日晚8时，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在同一时刻播出了毛泽东圈阅的中共中央讨论通过的两个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接着又播出了关于《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及吴德的广播讲话。
华国锋，原名苏铸，1921年2月16日出生于山西省交城县一个制革工人家庭。1938年6月，苏铸参加山西牺盟会交城抗日游击队，改名为华国锋，取义于“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先锋”。同年10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2月起，华国锋先后任山西交城县牺盟会秘书、县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兼分区农民部部长、交城县委宣传部部长兼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抗战胜利后，先后担任交城县委书记、晋绥第八地委组织部副部长、阳曲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1949年初，华国锋任晋中南下支队第一地委宣传部部长，随军南下。1949年2月，任湖南省湘阴县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此后有关华国锋的情况，本传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一部分，不再赘述。
在中共中央的两个决议公布后，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向党中央和毛泽东表示：
“第一，拥护华国锋担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第二，对继续保留我的党籍表示感谢。”
据邓小平的家人回忆说，此后，毛泽东曾托付汪东兴对邓小平采取措施，加以保护。
4月20日，毛泽东的好友周世钊因病逝世，结束了他和毛泽东63年的友好交往。
4月22日傍晚，毛泽东在工作人员读《人民日报》时，得知吉林地区降落了一次大规模的世界史上罕见的陨石雨。他一改平时躺着的习惯，从床上坐起来，非常注意的听着。
《人民日报》称，一颗陨星飞至吉林地区上空燃烧，在吉林市郊上空爆炸。陨石雨散落的范围约有500多平方公里，其中有3块陨石的重量超过100公斤；最大的一块重量为1770公斤，大大超过了世界上现存的最大的陨石。
消息读完了，毛泽东让工作人员搀扶着走到窗前，久久凝望着那黄昏笼罩的天际，陷入了深思。
4月30日晚，毛泽东在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陪同下，会见了新西兰总理马尔登。会见结束后，毛泽东听取了华国锋的工作汇报。
据张玉凤回忆说：“接见后，华对主席说：‘我把外宾送上车，还来同主席谈几件事。’主席说：‘好。’不多会儿，华返回同主席谈话，我也在。华对主席说：最近我处理了几件事，现在有几个省发生一些问题，我已同政治局的同志研究，做了处理，签发了中央文件，形势正在好转。国际上也有些事。我经验不多，有事多同政治局的同志商量，看主席有什么意见。主席说：‘国际上的事，大局已定，问题不大。国内的事，要注意。’当时，主席说话已讲不清楚了，华国锋同志听不明白，我把上面的话重复一遍。随后，主席又讲了一句话，我听不清楚。主席要纸和笔，我扶着，他在纸上写道：‘慢慢来，不要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当时主席写这3句话是答复华国锋同志汇报的几个问题的意见。后来传说‘照过去方针办’是临终嘱咐，‘你办事，我放心’是指定接班人，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章含之也在《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一书中说到了此事，她说：“1976年4月30日，毛主席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华国锋陪见。当天，冠华回家，告诉我说……‘见完外宾，华国锋总理来到福建厅时，很高兴地给冠华看那3张主席亲笔写的条子‘照过去方针办’、‘慢慢来，不要招（着）急’、‘你办事，我放心’。也许是命运注定的劫数，冠华偏偏问华国锋这‘你办事，我放心’是讲什么事。当时华说他汇报了四川、贵州的‘批邓’运动搞得不深入，‘造反派’热衷打内战，拟将两派叫到北京，要他们集中‘批邓’。华说，主席累了，就写了这个条，叫我去办了。”
事情远远不止这些，后来江青也谈到了这一字条。那是在1980年12月3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第一法庭开庭审判江青，江青在回答问题时说起那张字条的事，她说：“主席那天晚上给华国锋写的‘你办事，我放心’，这不是全部，后边至少还有6个字‘有问题，找江青。’”
再说1976年5月下旬，毛泽东心脏病发作，经抢救脱离危险，但身体极度衰弱。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仍然为国事而操劳。
5月27日晚，毛泽东不顾劝阻，坚持在华国锋陪同下会见了来访的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和夫人。
华国锋陪同客人进入游泳池会客室，毛泽东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原地费力地站起来，与客人握手寒暄。尔后，他坐在沙发上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和客人谈话，直到把客人送走。这次会见只进行了10分钟。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接见外宾。
后来，布托是这样评价毛泽东的，他说：“毛泽东的名字将永远是穷人和被压迫者的伟大而正义的事业的同义语，是人类反对压迫和剥削的斗争的光辉象征，是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胜利的标志。”
1976年6月初，毛泽东心脏病再度发作，病情危重。中央一面积极组织抢救，一面将毛泽东的病情开始向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党政军负责同志通报。
经过医生的及时抢救，毛泽东的病情趋于平稳。
6月15日，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汪东兴、王海容等人应召来到毛泽东病榻前，毛泽东和他们进行了重要谈话。他说：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80多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论定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同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8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
毛泽东还说：
“在我见马克思之前，我帮你们做了两件事，一是邓下台，二是叶退出军委领导。我能做的就是这些。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无非还是8个字：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这个资料引自《毛泽东文选》。另一说谈话时间是在1月中旬。关于这次谈话中前一段内容的真伪问题，近几年来争论颇多，一时难以定论，故立此存照，供后人考证。
著名毛学家权延赤曾经评价毛泽东说：“这位巨人的一生，与有形的敌人作斗争，长盛不衰。可是同无形的敌人作斗争，却常感到一拳出去，不知所终。他挑战的对象是人性恶的一面，就是他所讲的私——私心、私念、私欲、私情；他呼唤的是人性善的一面，就是他再三再四提倡的公——公论、公心、公而忘私，先公后私乃至大公无私。”
1976年7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因病逝世，终年90岁。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沉痛悼念戎马半生的朱总司令。
毛泽东得知朱德逝世，叹道：
“‘朱毛，朱毛’，不能分离。现在朱去见马克思了，我也差不多了。”
他嘱咐要为朱德办好后事。
7月7日11时15分，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乘直升飞机视察海陆空三军联合演习，因直升飞机失事不幸殉职。
皮定均，1914年出生，安徽省金寨县人。
在这次演习之前，皮定均患眼疾住进了医院。由于军事演习事关重大，7月7日那一天，皮定均决定亲自去演习现场视察，他大步走向米-8型直升机，右眼仍然蒙着那块纱布。就这样，皮定均匆匆忙忙地走了。
皮定均的不幸殉职，因台湾当局的行动和海外媒体的言论，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海峡对岸的台湾当局也摸不清“共军”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盲目下令全台湾岛的海陆空三军立即进入一级战备。路透社、美国之音等新闻媒体也纷纷妄加分析、猜测、制造谣言，他们说：“共军前线三军最高司令官皮定均被定时炸弹炸死”、“共军前线司令官皮定均被暗杀。”
在皮定均将军的追悼会上，毛泽东送去了他一生中最后一个悼念部下的花圈。
7月下旬的一天，毛泽东让秘书张玉凤找来他早已读熟的南北朝时期著名文学家庾信的《枯树赋》，让她慢慢地读着，自己微闭着双眼，体味着赋中所描绘的情景。张玉凤读完了一遍，毛泽东让她再读一遍。然后，他让张玉凤对着书检验他背诵。毛泽东以微弱而吃力的发音一字一句地背诵道：
“……顾庭槐而叹曰：此树婆娑，生意尽矣！至如白鹿贞松，青牛文梓，根柢盘魄，山崖表里。桂何事而销亡？桐何为而半死？……若乃山河阻绝，飘零离别。拔本垂泪，伤根沥血，火入空心，膏流断节……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稍许，毛泽东又慢慢地背诵了第二遍。这是毛泽东诵读的最后一首赋。
7月26日，江青到北京新华印刷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视察工作。
7月28日凌晨3点42分，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7.8级强烈地震，随后又出现了多次余震，余震波及到北京、天津地区。北京的许多老旧民房倒塌，故宫大殿前用汉白玉雕刻的巨龙身上震出了裂痕，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塔尖的五星也被震落了。
是日晚，在毛泽东住处值班的是王洪文、汪东兴和机要秘书张玉凤。地震伊始，中南海突然颤动起来，大厅门窗上的玻璃“哗啦啦”地响个不停。汪东兴、王洪文、张玉凤第一感觉可能是发生了大地震，急速向毛泽东的卧室奔去。毛泽东身穿睡衣，半躺在床上、双目微闭。他神志清醒，知道发生了地震，但因说话困难，便用手摆摆，意思是要大家不要惊慌。突然有人喊道：
“小周，快！主席的头。”
工作人员周福明立即抱着毛泽东的头，弓下身挡住。几个工作人员慌乱中找来一个大被单，几个人拉住四角，罩在床铺上面，防止从房子上掉下来的东西砸着毛泽东。汪东兴凑近毛泽东床前说：
“像是地震，我再去了解一下，了解清楚后再向主席报告，请主席好好养病，不要着急。”
此时，中央已经接到了河北省委关于地震位置的报告。不久，有人向在紫光阁会议室里等待消息的中央领导人们报告：
“唐山来人了。”
“快请他们进来。”
开滦煤矿唐山矿驾驶矿山救护车进京的李玉林一行，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驻唐山某飞行团副政委刘忽然及师机关参谋张先仁等，一同走进会议室。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吴德、陈永贵、吴桂贤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站起身来，上前和他们紧紧握手。纪登奎紧紧抱住李玉林问：
“唐山怎么样？”
“整个唐山都震平了。我是来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灾情的。”
李玉林哭着回答。大家立即决定，命令煤炭部部长萧寒、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北京军区副司令员萧选进、副政委万海峰等乘专机赴唐山考察灾情。纪登奎对办公厅工作人员说：
“告诉刘子厚同志，萧寒同志，唐山来人了，让他们去唐山后，就地指挥抗震救灾。”
中央办公厅一位40岁左右的工作人员向李玉林提出了要求：
“请你把开滦煤矿井下工作的情况再详细说一下，我要给毛主席写报告。”
李玉林闻言，激动得眼泪又一次落下。中央办公厅立即起草了有关唐山地震情况的报告，很快送到了毛泽东的床前。毛泽东阅后，不禁为此次地震遭到了极其严重损失的唐山人民而伤心，为此次地震伤亡众多同胞而落泪。秘书走到他的床前，俯下身报告说：
“主席，华国锋总理来汇报地震的情况。”
“噢，快请他进来!”
毛泽东侧了一下身子，望着门口。华国锋走到毛泽东床前汇报说：
“主席，这次地震的中心在唐山，北京受到比较严重的波及，人员伤亡及损失情况，我们已派人去调查，请主席不要过分牵挂，要保重自己，听医生的话。”
毛泽东点了点头，缓慢地对华国锋说：
“我自己现在病中，这些事呢，就由你去处理。”
说着，他紧紧握住华国锋的手，那双充满期望的眼睛久久凝视着华国锋……
此时天已亮，中央政治局常委经医生同意，决定把毛泽东转移到防震的房子——游泳池南边的“二O二”。那里的房屋修建不久，比较新，相对来说比他现在养病住的房子安全得多。中央办公厅通知毛泽东的警卫战士用担架把他抬走。此时毛泽东已服过安眠药，刚刚入睡，抬他的时候他并不知道。他醒后发现住处发生变化，问工作人员：
“这是什么地方，怎么把我弄到这儿来了？”
他一再要求回原来的地方去。华国锋走到毛泽东床前，向他解释说：
“这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定的，考虑到主席的安全。”
毛泽东还是执意要回去，华国锋又再三说：
“等地震平静下来，主席的身体好些再回去。”
毛泽东只好同意了。据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记述：“地震后，很快，唐山地震灾情开始登上新华社内参和各大报，主席躺在床上一个字一个字地看……”
这天上午，华国锋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立即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中共中央抗震救灾指挥部，并成立了国务院抗震救灾办公室。
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授权以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锡联和纪登奎以及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吴德为首的中央抗震救灾指挥部，可以调动部队和动用军需物资。
上午10时，北京军区副参谋长李民率领指挥机关先头人员，乘飞机在唐山机场紧急着陆。
11时，河北省委、省军区先头人员到达。
12时许，北京军区副司令员萧选进、副政委万海峰、政治部副主任郑希文和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书记马力、省军区司令马辉、煤炭部部长萧寒乘坐的飞机降落。
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沈阳军区、海军、空军、铁道兵、工程兵、装甲兵、基建工程兵、总后勤部共11个师、4个团、8个营，计10万余人，冒着频繁的余震，迅速奔赴灾区抗震救灾。
下午2时，3架飞机将沈阳军区指挥机关人员和辽宁省医疗队送至灾区。
下午4时起，5架飞机分别运载大同、阳泉、峰峰、抚顺、淄博、淮南矿山救护队赶到唐山。
唐山地震3天后，毛泽东又接到了中央办公厅送来的一份关于唐山地震情况的报告。秘书要求将报告读给他听，毛泽东不同意。他接过报告一个字一个字地看，手不停地颤抖着，眼睛里噙着泪水。
唐山市位于震中，震源在地下12公里深处，长期集聚在这里的巨大能量骤然爆发，相当于400枚广岛原子弹在城市底下猛烈爆炸。据不完全统计，包括天津等受灾区在内，大地震造成242，769人丧生、164，851多人受重伤、70万多人受轻伤。
毛泽东看罢报告，嚎啕大哭，热泪涌流。他对华国锋说：
“你要尽快去唐山，代表我慰问灾区人民。一定要安置好灾区人民的生活！一定要安置好灾区人民的生活！”
此时，毛泽东只知道唐山灾情严重，却不知道这个大灾难是由于某些有关领导人员的不作为和乱作为“漏报”了地震信息而酿成的。
早在邢台地震后，中国科学院地震工作委员会主任李四光等科学家和有关人员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经过不懈的努力，一套“群测群防”地震预报机制很快就建立了起来。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多路探索”的总方针，也在1972年全国第二次地震工作会议上确立下来。李四光还成功地在神州版图内圈定了地震可能发生的区域：“要注意河北河间、沧州；要注意渤海；要注意云南通海；要注意四川炉霍；要注意云南彝良大关；要注意四川松潘；要注意唐山……将会发生强烈地震。”
本传前边已经说过，1975年2月4日位于渤海湾东北的辽宁南部海城发生的里氏7.3级地震，正是由于毛远新等领导人认真贯彻、执行对地震以“预防为主”和尊重预报的方针，进行了震前预报，组织城乡居民露宿避灾，将地震的损失减少到了最低的程度。
据地震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唐山地震》统计，唐山地震后，广大地震工对唐山地区及周边48个县进行了大范围的调查，共搜集到地下水宏观前兆异常868例，动物宏观前兆异常2093例……可以说，地震前兆现象是非常明显的。
在震前，唐山本地40多个地震监测台站和85个群防群测骨干监测点中的绝大多数都发现了不同程度的临震异常，至少十几个点向上级单位发出了短期临震预报。7月27日18时，马希融通过电话向开滦矿物局地震办公室左继年报告说：“地电阻率的急剧变化，比海城7.3级还要大的地震将随时可能发生。”北京地震队的耿庆国、北京队业务组副组长张国民和分析预报室京津组长汪成民等，也都逐级上报了震前信息。可是由于国家地震局的一再延误和主管华北震情的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副主任梅世蓉的阻挠（梅世蓉的意见是“四川北部为搞防震已经闹得不可收拾，再乱一下可怎么得了?”），大地震前的信息最终还是出现了“漏报”。关于此事，张庆洲在《唐山警示录》里写得明明白白，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研究一下。
在此次大灾难中，唯有青龙县的损失最小。震前，县科委主管地震工作的王青春在听取汪成民的震情通报后，立刻往回赶，连夜整理记录，报告县长冉广岐。冉广岐根据这一信息和本县两个群测点的报告，在7月25日向县3级干部800多人作了震情报告，要求必须在26日之前将震情通知到每一个人。当晚，近百名干部奔向各自所在的公社。27日，马路两边大喇叭里广播着“随时发生地震”的警告。冉广岐坐镇帐篷中指挥群众避险，继毛远新之后，创造出了人类灾难史上的又一个奇迹，这就是“青龙奇迹”。
再说8月间，毛泽东的心脏病又一次发作。中央决定由北京、阜外、三0一、三0五等医院选派医学专家和专业护理人员组成医疗小组。这个医疗小组的组成人员有：陶寿淇、吴洁、陶桓乐、周光裕、方圻、王新德、翟树职、潘屏南、朱水寿、薛世文、姜泗长、李志绥等。
毛泽东忍受着巨大的病痛，总是用淡淡的微笑宽慰着身边的工作人员，用幽默的言谈来驱散医务人员的紧张和担忧。他说：
“我没有什么感觉，不要紧，慢慢来。”
姜泗长大夫感慨地说：“我行医凡40年，给成千上万的人看过病，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在和疾病的折磨做斗争中，有谁像主席那样有着如此坚强的毅力和乐观主义精神。”
8月18日，毛泽东审阅并颤抖着手圈阅了中央办公厅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唐山、丰南一带抗震救灾的通报》。
张玉凤回忆说：“毛主席生前批阅的最后一份文件，就是他在重病期间批阅的这份关于唐山大地震的报告，它记录着唐山人民受灾之后，党中央、毛泽东对灾区人民的关心。”
8月间，毛泽东再次请人将珍藏的“九篇文章”给他读了一遍。
师东兵在他的《政坛秘闻录》一书中说，“九篇文章”包括中共中央1931年9月20日制定的《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3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1931年9月20日制定的《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1931年12月22日制定的《中央委员会为目前时局告同志书》、1932年1月9日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1932年2月26日制定的《中央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1932年3月30日发出的《中央致各级党部的一封信》、1932年4月14日制定的《中央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苏区党部的信》、同年同月同日还发出了《在争取中国在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和1932年5月11日的《苏区中央局关于领导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的决议》。那些文章充满着浓厚的火药味，体现了毛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毫不调和的斗争精神和原则立场。这几篇文章是我们党的历史的一个基本总结，是毛泽东在党内形成统治地位的重要原因。通过回顾这些历史，可以正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轨迹。所以，毛泽东在晚年或者说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是企图通过这些文章来作为石头打人的，只是为了团结一些人如周恩来等同志，他改变了向反对派发动进攻的策略。他多次说过：‘我的这几篇文章现在不发表了，将来让我的敌人去发表吧。或者让我的继承者发表去吧。这些历史会经得起我们的后代鉴证的。’毛泽东把他的文章反复修改，可以看出他对这段历史和在历史上起过各种作用的人是多么的重视，这也是他后来统治全党的一个重要的策略。”
这正是：九篇文章解牛刀，王明路线细析剖。
鞘中珍藏三十载，留与子孙斩蓬蒿。
再说8月26日，重病中的毛泽东向负责管理图书的工作人员逄先知要南宋洪迈撰写的《容斋随笔》一书。
后来逄先知说：“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比较喜欢读的一部有较高价值的笔记书。”
逄先知从1950年冬开始为毛泽东管理图书报刊，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17年之久。
8月28日下午，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毛泽东的长女李敏来到菊香书屋看望爸爸。此时，毛泽东刚刚做完鼻饲。李敏看到爸爸仰卧在床上，就轻轻地走到爸爸跟前，又轻轻叫了声：
“爸爸，我来看您啦……”
毛泽东听到了女儿的呼唤，微微睁开眼，看看，看看，又闭上眼睛。不一会儿，毛泽东又微微睁开眼睛，脸上露出难以察觉的笑容。他无力地伸出那颤抖的手。李敏赶紧把自己的手搓了搓，发热后，轻轻地放在爸爸的大手里。毛泽东的手动了动，想把女儿的手握紧，但他已经失去了往日的气力。他握住女儿的手，闭目不语。李敏以为父亲睡着了，想把手抽出来，但毛泽东紧紧地抓住她的手不放，睁开了眼睛，看着女儿，含着泪水，说：
“娇娃，你来看我啦。你为什么不常来看我呢？你以后要常来看看我呀！”
李敏俯下身去，尽管毛泽东的声音是极其微弱的，她还是听到了爸爸呼唤女儿的声音。她心里一阵酸楚，含着眼泪，朝爸爸点点头。
“娇娃，你今年多大了？”
“爸爸，您忘了，我今年39岁了。”
“娇娃，不对，你今年38岁，你是1937年……”
毛泽东说着，微微摇了摇头，叹了一口气，想说什么，喉咙里发出浑浊的声音，无力地闭上了眼睛，不再说话，右手的拇指和食指连成一个圆圈。
李敏感觉到爸爸的手渐渐松弛下来，她知道爸爸需要休息了，自己也应该走了。她望着爸爸静静地躺在床上，就轻轻地悄悄地退出了房间。
李敏再也不可能想到，这一次和爸爸相见，竟是父女之间的最后诀别。
8月28日，江青到天津小靳庄视察工作。她说：
“邓小平是造谣公司的总董事，也叫总经理。他造毛主席的谣，也造我的谣，造革命同志的谣，分裂党，分裂中央，谁跟主席革命，他就打击谁，文化部、体委、小靳庄，都受邓小平的压。他要把迟群、小谢打入18层地狱，还有我，他搞的那些比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还恶劣。他要登基，当皇帝。”
8月30日，江青到山东济南部队某团“登城首功第一连”驻地视察，她身穿军装，斜挎军包，在军包带上还扎上一条白毛巾，去看望战士们。
陈永贵曾经回忆过江青晚年在生活方面的情况，他说：“江青这个人，她由于长期在毛主席的身边，同样有着许多在今天看来都应该很难得的好传统和好的作风。比如她从来不接受任何人的礼品。我从大寨回来给她捎点特产，她从来都是付钱的。她这样对我说：‘老陈，我们都是共产党员，都是毛主席培养的党的干部，我们要自觉地接受和服从党的纪律，抵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侵袭，我们不要搞那套请客送礼的资产阶级作风。但是，买卖公平还是许可的。钱，我一定要付，你送的东西我也要收。我们之间的交往，完全是党的原则范围内进行的。’据我了解，她不但对我是这样，对其他的同志也是这样。就是她和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之间也是这样的。我亲眼看到这样的一件事情：一次，王洪文给江青从上海带来一些药品，大概是他没有给上海付钱。江青一直追问他给钱了没有，最后，江青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300多块钱交给王洪文，一定要他把钱给厂家。”
陈永贵还说：“你们都知道，江青是喜欢照相的，她使用的相机和胶卷都是她自己掏钱买的。她对我说：‘我每月的工资除付了伙食费和外出的花销外，几乎全买了书和胶卷了。我的钱实在是不够花呀。但是我绝对不多占国家一分钱的光。我要以身作则，作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8月31日，毛泽东审阅了关于第6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的新闻公报。
1976年9月2日，毛泽东病情再度恶化。
9月3日，江青到大寨视察，她在谈话中说：
“你知道我这次来是干什么来了，我是和邓小平斗来了。”“有人要想打倒我江青，要把材料送给毛主席。结果材料落到我们手里，他们的目的没有得逞。所以，我江青还活着。”
据陈永贵回忆说：“1976年9月江青到大寨的时候，曾经对我说：‘毛主席亲自树立的大寨这面红旗就是中国的未来，红旗究竟能打多久？这将取决于我们这一代的共产党人，如果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他们要砍倒的首先就是这面红旗。树立大寨，是经过了长期的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现在我们除了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以外，没有其它的道路可以选择。你说，资本主义复辟了你们该怎么办？’当时我就对她说：‘斗吧，你说得对，大寨就是斗出来的，不斗就退。不斗就修嘛。’这是毛主席的话，我服。”“她还对我说：‘主席身体很好，他在关心着你。’谁知两三天后，老人家就永远离开了我们。”
9月5日，毛泽东因肺炎和支气管炎并发，再度病危。晚上，中央通知江青，叫她迅速回北京。
据陈永贵回忆说：“那时，江青好像已经有了足够的思想准备，她表面上很轻松，实际上也很紧张。毛主席重病的时候，亲自跟他身边的人员交代，要他们请江青立即回京。江青接到绝密电报后，手都发抖了，但别人一进去，她就马上恢复了常态，吆喝大家打扑克，以等待火车。我亲眼看到她几次出牌都出错了，她虽然在打牌，但是在紧张地不停地看手表，我就知道她是在控制自己的感情。”
陈永贵还说：“华国锋当着江青、张春桥的面说过：‘江青同志，我永远听你的，作你的忠实助手。不管我的职务到了哪个地步，我都是你的助手。对主席的一家，我世世代代都要忠于，爱护，在任何时候都不做损害主席一家的任何事情。’我听了都感到好笑，华国锋就像小孩子一样讲话。后来，他对我说：‘永贵呀，我们都要像邓小平那样，先保护好自己，然后再说。孔夫子的话是很有道理的：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不要太认真了，太认真往往会把事情搞坏。’就在毛主席逝世的前几天，华国锋就跟我打过招呼，他悄悄地说：‘老陈，毛主席可能不行了，老人家不知道会不会留下遗嘱？我最担心他的话对我们封锁，那么一来，我们可就掉进陷阱里了。人家手里拿着尚方宝剑，想怎样就怎样，我可怎么办呢？’我说：‘你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兼任国务院总理，谁能不听你的呢？’他说：‘那可不一定，现在党中央派别很多，我最担心的是邓小平的复辟势力还有很大的市场。你也帮助我听些消息，有事就告诉我，我们毕竟是山西老乡呀！’”
再说9月7日早上，江青回到了菊香书屋，她给毛泽东活动四肢，又擦了擦背。
9月8日，经过抢救刚刚苏醒的毛泽东头脑很清醒，突然思索起日本大选的事。他张着嘴，喉咙里发出微弱的声音，像是在说什么，可是工作人员谁也听不明白。毛泽东显得有些着急。有人连忙从床边抓起硬纸板和铅笔，把铅笔塞到他手里，把硬纸板举到他面前。毛泽东用颤抖的手艰难地握着铅笔，在上面画了3个道，就再也写不动了。过了一会儿，他那握着铅笔的手慢慢地抬起来，非常吃力地在木制的床头上轻轻点了3下。有人猜测说：
“主席说的话是和‘三木’有关吧？”
于是就轻声问道：
“主席，您是不是要看有关三木的消息？”
毛泽东的头微微点了点，动作小得几乎看不出来。工作人员马上找来了有关三木武夫参加大选的材料。毛泽东露出了满意的神态。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他只看了几分钟，就又昏迷过去了。
9月8日，有关毛泽东的医疗及学习情况，原始记录如下：
零时零分，体温36.9℃，脉搏103次/分，呼吸21次/分，血压170/80（mmHg）。拿起一份关于国际问题的材料，看了14分钟。按摩双下肢，腹部人工辅助呼吸，有些微汗，生理盐水喷口腔6下。
零时50分，呼吸24次/分。看文件10分30秒。辅助人工呼吸，按摩下肢。
1时10分，看文件15分30秒。
1时29分，血压150/70（mmHg），T波倒置，ST段压低0.15mV。（心肌缺血。）
1时40分，主席自己使劲。医生马上去看，发现他尿床约200cc。
1时45分，血压180/80（mmHg）。看文件10分钟。
2时零5分，脉搏116/分。看文件9分钟。江青用爽身粉给他擦大腿。
5时16分，有轻微紫绀（表示缺氧）。尿床200cc。
5时50分，护士换枕头及耳枕。看书7分钟。
11时15分，体温37℃，脉搏102次/分，呼吸26次/分，双手双脚发凉。
11时21分，嘴唇紫绀明显。医生做呼吸器很短，他不要。手指甲发绀。
11时50分，ST段压低加深0.3mV。（表示心肌缺血加重）。
12时47分，看文件21分钟。液体滴数速（度）调至20gtt/分。
13时15分，ST段压低0.3mV。出现两个室性早跳连续发生（表示心肌缺血加重，并有一定程度的心律失常）。
13时18分，看文件12分钟。
14时零4分，口唇、手指甲发绀明显，医生给做呼吸器1分27秒。
14时零8分，医生继续给他做腹部人工辅助呼吸。
14时零9分，脉搏106次/分，呼吸24次/分。看文件18分钟。
14时35分，血压160次/65（mmHg）。看文件23分钟。医生按摩右上肢及双脚。
16时30分，ST段压低0.1-0.2mV，室性早跳1次。
16时37分，看文件30分钟。（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看文件。）
至此，毛泽东在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天，仍然以最顽强的毅力与病魔搏斗，与死神较量。每当毛泽东上下肢插上静脉输液导管，胸部安有心电监护导线，鼻子里插着鼻饲管时，他还要让医务人员用手托着书或文件给他看。他在如此困难、极度痛苦的情况下，看文件、看书多达11次，共计两个小时又50分钟。
就在这个时候，中央政治局委员们排着队走到毛泽东的病榻前，向他作最后的告别。他们是：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陈锡联、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叶剑英、李德生、韦国清、许世友、李先念。
此外还有政治局候补委员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
这时的毛泽东神智仍然清醒。当叶剑英走到他面前时，他活动手臂，轻轻相招。可叶剑英泪眼模糊，并未察觉。当他走出病房时，毛泽东再次以手示意，招呼他回来。护士立即到休息室叫来叶剑英，只见毛泽东睁开双眼，嘴唇微微张合，想说什么。可是，他最终也发不出声音来了。
毛泽东这个最后的举动，后来竟然成了人们任意猜测和按需举证的口实。
下面依然是毛泽东治疗情况的原始记录：
（1976年9月8日晚上）20时零5分，紫绀明显，呼吸及用呼吸器几分钟后，紫绀一度减轻。
20时30分，四肢发凉，神志模糊，紫绀又加重，用呼吸器后稍减轻。
20时55分，神智更不清楚，经鼻腔吸痰时无反应。
21时44分，出现阵发性房性心动过速。
22时15分，血压降至80/58（mmHg）。
23时15分，进入昏迷状态。
23时44分，瞳孔放大，对光反射消失。
（9月9日）零时零4分，抽吸两下，血压测不到。
零时零6分，呼吸完全消失。
零时10分——时间定格在公元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
伟大的中华赤子之心跳动停止了，
劳动人民心中的红太阳陨落了，
空前绝后的辉煌时代结束了，
“天柱折，地维绝”——
黑暗吞噬了光明，
哀潮漫卷九州……
[咨询微信号：qunfeiyang2014, 13937776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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