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德强：从“厉股份”到“厉暴富”

       早在80年代，厉以宁先生就以倡导、推动股份制而著名，人称“厉股份”。进入90年代，股份制写进中央文件，国有企业纷纷改行股份制，厉先生也就登堂入室，成为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从此，厉先生以经济学家，国策顾问，和财经委副主任的身份走红，每发一言，天下风议，成为学界、政界、商界的三栖明星。

       2000年是厉先生命运的一个转折点。是年，基金黑幕被揭，股票市场失去光环，上市股份制公司“一年绩优，二年绩平，三年绩差”的真相大白于天下。厉先生的老搭档吴敬琏借势发难，承认中国股市是一个赌市，被舆论尊为“社会良心”。也是此前后，一则厉以宁家族通过上市策划、咨询、上市推荐等业务聚财近亿的报道在香港《争鸣》杂志上刊出，并在网上广泛流传。据说，后来厉家在港状告《争鸣》，摆平了此事，并从《争鸣》获赔偿15万。但这远不能平息人们的怀疑。这两件事一明一暗，一实一虚，令人侧目。从此，厉以宁的声誉江河日下，走上末路。

       按说，厉先生应该有所反省，有所收敛吧。不，厉以宁变本加厉。2001年初，厉先生与其他几位经济学家联手反驳吴敬琏的赌场论，要求人们“像爱护婴儿那样爱护股市”。这就不能不使人联想到厉氏家族在股市中的重大利益：股市不仅是“厉股份”的发迹之所，而且很可能是发家之地。事实表明，此番表态只是促成了吴敬琏声誉行情看涨，而厉以宁则被视为利益中人，声誉行情直线下跌。我想，厉以宁也许是经过了艰难的思想斗争：一方面是长远的社会声誉，另一方面是眼前的实际利益。在各种力量的推动下，厉以宁选择了实际利益，领衔发表“婴儿论”。此后，厉先生斗志昂扬，连续发表基尼系数二元论，反平均主义论，二套房论，认同论，家庭服务员论等，旗帜鲜明地扮演起暴富阶层代言人的角色，顺便也维护自己的财富。于是，厉先生又可以获得一个新时代的别号：“厉暴富”。

      一、股份制富了谁穷了谁？

       在80年代推行承包制时，厉以宁就强调所有制改革，提倡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从严格的经济人角度看，谁都可以推论出承包制的弊端。例如，发包方与承包方相互勾结，压低承包标的，共享利益；承包方只顾承包期内的短期利益，不顾企业长远发展，拼设备、拼消耗，少提折旧，多贷款，少还债，任人唯亲等。从事实层面看，这些现象当时也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问题在于，80年代的干部思想还远没有“解放”到现在这种程度，纪律观念和党性都较强，绝大多数干部和职工离严格的经济人假设还相去甚远。或者说，多数人还都比较老实，还没那么自私，那么腐败，还不至于挖空心思、放开手脚地钻承包制空子。与此同时，承包制带来的物质利益却实实在在地落到了人们的口袋，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因此，从总体上看，承包制还处于利大于弊的阶段。

回顾历史，1983年以后，“承包制”与“利改税”相互竞争，一度“利改税”的“规范”主张占了上风。论者认为，“利改税”有利于创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有利于将国有企业转变为自我积累、自负盈亏的经营实体。但实施结果却不利于“利改税”，从1985年起财政收入出现了连续22个月的滑坡。同期，一些继续实行承包制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却显示了强大活力，通过自我积累不断进行技术改造，竞争能力不断增强，上缴利税、企业留利和职工收入实现了大幅度同步增长。为了扭转财政收入持续滑坡的严重局面，国务院决定从1987年5月起在全国推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到1987年底，预算内工业企业的承包面达到78%，大中型企业的承包面达到80%。当年财政收入就开始转为回升，1987年税收利润增长9.9%，1988年利税增长17.4%。至90年代初，承包制进一步发展成“投入产出总承包”，承包内容不仅包括了经营效益目标，而且包括了技术改造投入和进度目标，以及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目标；包死部分不仅包括所得税，还包括流转税在内的全部税费，因而既能保证国家所得税、流转税的逐年稳定增长，又能有效地解决了企业缺少“自主钱”的困难。例如，辽宁省123户企业实行投入产出总承包，1993年实现利税分别比上一年增长77.3%和171.3%，比该省全部预算内工业企业分别高出24.6和12.9个百分点，比全国国有企业的增长率高出一倍。

因此，真正的问题并不是承包制有弊端，而是这种产权模糊、政企不分、责权不清的经营承包制为什么能够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就。站在国有企业体系内部，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全国国有工业可以看成是一个规模巨大的企业（其经营额和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相当），各子、孙企业的最高领导人其实只是母企业不同层级的管理者。该母企业有统一的企业文化，即共产党的为人民服务的文化。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该企业文化体系虽然处于衰落中，但仍然十分有力。服从党的领导，搞好本职工作，接受较低水平但仍有差等的报酬，追求党内承认和晋升，仍然是大多数干部的主流心态。为了弥补企业文化衰落带来的动力损耗，需要增强物质利益刺激。文化动力尚存而物质动力增强，“道德人”与“经济人”相结合，这正是承包经营责任制取得成功的奥秘。

承包经营责任制成功的外部环境是计划经济，产品的销售市场由计划保证，这正如跨国公司内部的关联生产、关联销售一样。我们知道，在市场竞争条件下，利润并非单纯取决于生产和管理成本，更重要地将取决于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当竞争激烈时，一个内部管理很好的企业也可能亏损，目前中国家电行业的情况就是如此。为了在市场竞争中取胜，企业必须最大限度地调度自身资源，既包括定价政策上的高价撇油、低价倾销，又包括资产分割、重组、拍卖，还包括开辟新的投资方向，从而使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冲突达到极端。于是，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指标体系和指标值都将无法确定。事实上，承包经营责任制可以看作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引进的市场经济成份，但其成功又离不开计划经济环境，因此，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产物。

承包制经营责任制的倡导者杨培新，人称“杨承包”，是党内的经济理论家和改革家，他深知党的干部队伍从而企业干部队伍的思想现状，又懂得现代企业的责、权、利体系设计，因而比较成功地找到了管理这一庞大而复杂的大企业的途径。如果某家管理数千亿美元资产的跨国公司要寻找低成本、高效益的管理体系的设计者，我看杨培新就堪当其任。这种被称为一厂一制的责任体系虽然高度复杂，但却符合实际情形，性能价格比好。反之，如果一个跨国公司寻求对所属数百家、数千家企业的所谓规范的、可持久的管理体制，则公司的管理成本必然上升，内聚力必将丧失。事实上，跨国公司的属下各子公司都是“一厂一制”，子公司之间不但在业务上相互关联，而且在成本上相互转移，各子公司虽然独立核算，但并不能自负盈亏，子公司的采购、生产、销售决策服从于母公司利益的最大化。相应地，子公司领导人的报酬就不能按利润多少来计算，而是服从于“一厂一制”的复杂考虑。法国标致在广州子公司的法方总经理年薪曾高达1000万人民币，比其母公司总经理的报酬还高。这其实是转移利润，减少中方合资者收益的手段。最终有多少真正落入子公司法方总经理的腰包，恐怕就是一个公司秘密了。

然而，这一切厉以宁似乎既不感兴趣，又不懂。在他看来，承包制的这一切成就都是暂时的，不规范的，没有经济学价值的。那么，他所设计的股份制是否就是持久的、规范的国有企业改革方案呢？厉以宁称，只要把国有企业股份化，建立起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建立经理市场，造就企业家阶层，由代表国家股的董事来保证国家利益，就可解决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问题，使国有企业走出困境。但是，所有者缺位问题的实质仍然是价值观的经济人化，如果国有企业领导人自觉以国家利益为准则，何缺位之有？反过头来，既然人都是经济人，那么又从哪里去找代表国家股的董事？如果找不到这样的非经济人，股份制又怎么能使国有企业走出困境呢？熟知西方经济学的厉以宁故意在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方案中留下一个非经济人的漏洞，为什么？答案是很耐人寻味的。改革有一步到位论，即所谓激进派；厉先生或许是多步到位论，只要国有企业迈出了这一步，其产权就会逐渐多元化，再加上国有股代表的经济人行为，国有经济就名存实亡了。那时候，再吹一口气，它自然就倒了[1]。也就是说，厉股份实际上是在“明修国企改革的栈道，暗渡私有化的陈仓”。

很不幸，厉以宁的这套逻辑逐渐成为经济学界的共识。现在完全可以说，这套逻辑是自我论证、自我实现的。它以经济人假设为武器，批判承包制，批判国有企业，将一切以权谋私、损公肥私的行为合理化，要求改变制度来适应现行体系中一小部分人的不合作行为，使这一小部分人成为社会风尚的引导者，逐渐将为人民服务的“国有企业文化”侵蚀得一干二净。问题在于，当“国有企业文化”完全消失时，并没有任何一种制度可以保证国有企业的片刻生存。同样的问题甚至出现在美国。当美国五大会计公司之一的安达信公司倒台时，人们才想到，安达信公司长达近八十年的历史中，支撑着公司发展的除了制度，还有文化。一旦文化因素消失，道德诚信消失，公司制度无论如何严密都显得千疮百孔。制度是由人制订的、由人遵守的、由人检查的。制度希望靠人与人的相互制约来达到平衡。一旦相互制约变成层层合谋，则制度将形同虚设。

为了推进国企股份化进而私有化，厉以宁可谓不遗余力。他像一个传销商那样孜孜不倦地推销他的万应灵方，“消除国企改革的九大疑虑”：

“一、国家控股能少于51%吗？

在一些重要行业，国家应该控股，但控股就得必须拥有51%吗？我看不必。实际51%控股，只是针对只有两个投资者的情况而言。而有多方投资时，就没必要非要追求51%。所谓控股价值的关键在于你的资产通过控股能够支配的资产有多少，而不是你直接投入的资产有多少。比如你占100%的股权，你投资10个亿，你能支配的资产就是10个亿；如果只占25%就控股，你投资10个亿，就能支配40个亿的资产。所以这个思想障碍我们应该去除，占多少要根据股全分散情况而定。

二、‘肥水’能流‘外人田’吗？

 在国有资产重组中，有人不赞成降低国有投资比例，是出于“肥水不流外人田”的考虑。我想对这个问题，要发展地看。如果盘子本身就小，又不赚钱，都自己攥着有什么用？

假设降低国有比例，但企业就此更有活力了，我的资产反而壮大了，我赚得更多了，有何不可？这当中“肥水”肯定要外流一些，否则外资凭什么进来？只要最后我赚得比他多。

三、“靓女”能先“嫁”吗？

所谓“靓女”，就是效益好的企业；“出嫁”，就是改制。有人说：靓女不能先嫁，要嫁也得先嫁丑女。我说我们首先要问：出嫁是坏事还是好事？如果是坏事，不管靓丑都不能嫁；如果是好事，关键就是人家是要靓女，还是丑女？如果你只嫁丑女，或靓丑必须捆绑出嫁，那最后只会都嫁不出去。问题是这样下去，靓女还能靓多久？竞争这么激烈，现在不改制，三年后你效益肯定不行了。此时不嫁，更待何时？

四、国有资产能量化到个人吗？

从理论上说，这肯定是不行的。但有两个前提：一、首先这是不是国有资产？对国家一分钱没投的国有民营企业怎么算？关键还是先界定产权。假如在做产权界定时，明确这不是国家产权，而是职工集体创造的企业资产，白送有何不可？二、“量化到个人”是花钱买，还是白白送？假如已经界定为国有资产，但个人想花钱买，而且价格对国家来说也不错，又有何不可？所以说，这个问题我们应当这么理解，已经界定的国有资产不能白白送给个人。

五、国有资产转让能不流失吗？

有人认为：国有资产一转让就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所以不能转让。对此，我举个例子：当群众从国有商店买回彩电时，我们能否大声制止说：“不准把彩电拿回家，这是国有资产流失”？当然不行，因为人家已经付了钱。因为任何资产都有两种形态，一是实物形态，一是货币形态。国有商店卖卖彩电，其实就是将实物形态转化为货币形态，只要价格合适，又没有落进私人腰包，有何不可？彩电如此，其他国有资产也是如此。

六、资产重组能门户大开吗？

这其实就像捕鳗鱼的道理一样。如何让捕捞的鳗鱼一直活蹦乱跳？如果把捕到的鳗鱼就那么放养在那里，它们不久就都会死；但如果在鳗鱼群里放进一两条鲶鱼，鳗鱼就会一直活着。因为有了钻来钻去的另类，鳗鱼才会一直保持紧张，一直保持活力。所以国有企业要通过重组兼并，真正激发活力，就要把门打开，让各种资本都进来。如果关起门来，就在国企内部调来调去，我看依然不会有生命力。正所谓“水至清则无鱼”。

七、国企光抓管理行不行？

目前有一种说法，认为国有企业的问题主要是管理问题，只要选好一个领导班子，把管理抓上去，国企就可以搞好。我要说：管理是永恒的主题，是做好任何事的基础。但管理要想长久发挥作用，还有赖于改革。确实，有一部分国企没有改革只靠管理，也搞得不错。但我说：这种红火是短命的。

八、国企改革靠危机导向行不行?

   改革有两种导向，一种是利益导向，一种是危机导向，利益导向是在企业上升期就看到了更大潜在利益，因而在企业还不错时就改革，以取得更大的成功；而危机导向则是只有企业发生危机了，才不得不改革。很遗憾，我们国企大部分都是危机导向。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企业经营者的得失是不对称的。改革总会有风险，就可能产生矛盾。如果得失不对称，成功了自己没有好处，一旦出了问题自己就会很麻烦。所以，这种体制就会使利益导向难产。我们要做的，就是制定经营者的激励机制时，要使他的责权利能够统一。

九、改革中谁是最大的受益者？

我先讲个与孔子有关的故事。春秋时的鲁国规定：国人在国外凡看见本国人沦为奴仆就可以将他赎回来，然后赎金由国家报销。一次孔子的学生子贡碰上了这样的事，但事后他并没有去官府报销，于是众人都称赞他。但唯有他的老师孔子批评了他，为什么？因为子贡的行为妨碍了更多的人去勇于解救那些沦为奴仆的鲁国人，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

这个故事启发我们看问题要先思考“谁是最大的受益者”。如果子贡去官府报销，不仅自己没有因为做好事而受到损失，而且也等于向社会宣扬：敢于冒险去救人绝对是值得的。这样就会引导更多的人愿意去救人，而那些奴仆也就有了更多的希望。这样，救人者虽然得以报偿，但最大的受益者不是他，而是全社会。所以我们企业经营者被奖励、被授予股份时，你一定要接受，否则就是妨碍更多的人去干事业。”

   

厉以宁的这九个回答可以一言以蔽之：为盗窃国有资产正名，推进私有化。请详为君解剖。

1、用少数股权控制大企业，这的确是跨国公司发展膨胀之路。问题在于，在国家拥有100%股权都被认为是“所有者缺位”的背景下，少数股权又怎能保证“所有者在位”？事实上，在上海桑塔纳、一汽大众等中国拥有51%以上控股权的企业，外方用少数股权和技术、品牌、关键零部件采购等权力控制了企业，保证了企业收益绝大部分落入到外方手中。在大多数中外合资企业中，中方为了“学习外国先进管理经验”，为了“招商引资”，主动或半推半就地将实际决策权交给外方，使外方以少数股权实现了对企业的控制，享受绝大部分收益。反过来说，如果国有企业的代表能用少数股权实现对企业的控制，“所有者在位”，那国企还需要改革吗？可见，把放弃国企控制权说成是国企控制了更多资产，这是一个障眼法。

2、肥水流入外人田，但引回更多肥水，这当然是笔不错的买卖。但是，厉先生应该知道，国企利用外资的过程也是外资利用国企的过程，这是国企和外资间的一场连续的复杂博弈，其胜负取决于双方意志、力量和智慧的对比和运用。当中国急于招商引资时，当中国社会充满着崇洋媚外情结时，中方就处于绝对的弱势。两者博弈的结果只能是中方的肥水流进外方的田。

3、靓女先嫁也没什么不对。问题在于，为什么首先认定国有企业是只能外嫁的女儿，而不是可以越洋娶媳妇的儿子？由此可见，厉先生从根本上丧失了搞好国有企业的信心。这就像请医生看病，医生说，病是治不好了，还是看看身上有哪块好肉，可以割下来卖钱。一定要“好肉先卖”呵，否则全身的肉都会烂掉，一分钱也挣不着。我要是病人或家属，非把这屠夫出身的医生宰了不可。

4、国有资产量化到个人正是俄罗斯休克疗法的要害。在休克中，前苏联70多年建设积累的财富被西方掠走。据估计，俄罗斯每年外流的资金量高达2000亿美元左右，是流入俄罗斯外资的数十倍；在这些外流资金或财富中，有一部分是俄罗斯新贵新富们送到西方银行去的，有的是俄罗斯新贵们向西方主子半卖半送的。目前，俄罗斯形成了石油、天然气、森林、媒体等行业的七大寡头，而普通老百姓则在高达1万倍的通货膨胀下一贫如洗。曾经量化到个人的私有化证券都被这些寡头们以极低廉的价格收走。在中国，类似的私有化也基本完成。各省、市、县的大多数国有企业都被廉价拍卖，有的甚至是零价格拍卖，收购者正是各地方和企业的主要干部。厉以宁为国有资产量化到个人辩护时，还设了一个限制条件，即价格还不错。对于地方和企业干部来说，只要肯定了国有资产量化到个人的合法性，就有了交易的合法性。因为定价权和购买规则由他们制定，其结果只能是量化到自己口袋。厉以宁与他的官员听众们这就样相互默契：一个在外面敲锣，向大家报告“平安无事”，收取敲锣费；另一个入室抢劫，交敲锣费。这就是厉先生的讲座虽然言之无物，自相矛盾，讲课费却高达数万的原因。

5、国有资产从实物形态变成货币形态的确不是流失，要害在于转变的价格如何。厉以宁恰恰回避这个问题。一个企业的价值可以有多种定价法，如原值定价法，现值定价法，潜在价值定价法。企业资产中有房地产，有设备，有销售渠道，有品牌，有技术，也有人气。如果拍卖者与购买者合谋，则拍卖过程当然就是国有资产流失过程，更准确地说，是盗窃过程。

6、搞好国有企业的要害就是管理，体制改革也叫管理体制改革。厉以宁先生无意管理，只强调改革，其骨子里就是丧失了国有改革的信心，是以改革做幌子将国有企业彻底搞垮。不错，一个好人抓管理，企业红火是短暂的，但这总比企业死亡强。在厉先生设计的一个可持久的、规范的企业体制下，国有企业都死光了。诚然，死亡比活着持久，也比活着规范。厉先生要活着，就有烦恼，有担心，会生病，哪为什么不去死呢？那多持久，多规范，多么没有痛苦啊！

7、关于资产重组，的确可以大开门户，但前提是实施重组过程的官员代表国家利益。按照厉先生的逻辑，一切人都是自私的，可见这个前提并不存在。如此，则资产重组等价于给腐败官员们搜刮国有资产开了绿灯。

8、国有企业改革的确应该靠利益导向，而不是危机导向。事实上，80年代初启动国有企业改革时，国有企业并没有陷入危机状态，而是考虑长远利益的改革。问题是，在改革过程中，一种来自西方经济学的理论逐渐误导了改革，开出了搞死国有企业才是搞好国有企业的奇怪药方，使国有企业陷入越来越深的危机。最后，这些理论家又卖乖了，你看，我早就说过国有企业是要死的，还是趁着没死，卖点好肉吧。卖好肉，这是利益导向。

9、谁是“改革”的最大受益者？厉以宁直言不讳了，是这些经营管理者，他们被奖励了股份，拿了高薪，吃喝嫖赌全报销，住第二套房。但是，厉以宁安慰那些被剥夺者，你们也没吃亏，你们才是真正的受益者。他们吃喝，你们可以到餐厅去打工；他们嫖，你们的女儿可以去卖肉；他们赌，赌场马仔工资高；他们住二套房、三套房，你们可以去挖沙子，填土方。这样，社会利益就最大化了。所以，厉以宁告诉经营管理者们，你们为社会做出了贡献，不要不好意思拿股票，不要不好意思住二套。

可“喜”的是，理论变成了现实，厉以宁的设想终于在新世纪到来之际实现了。中小国有企业几乎被拍卖干净，深沪两市垃圾股遍地，大中型股份制国有企业“一年绩优、二年绩平、三年绩差”，一个接一个地沦落为ST、PT。实际上，股份制不但没有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解决所有者缺位问题，反而使国有企业真的变成人人可食的唐僧肉。企业管理层，企业所在省、市、县领导，各大证券商，证监委，上交所，深交所，会计师事务所，庄家，都津津有味地吞吃这块唐僧肉，一个个变得肥头大耳。只有两个群体瘦得皮包骨头，一是散户股民，他们常常割肉被套，遭庄家洗劫；二是国有企业的普通工人，他们或被裁员下岗，或被减薪加班。

现在，唯一有盈利的国有企业是大型垄断型企业，如电力、电信、邮政、石油、石化等。由于绝大部分国有企业或倒闭、或破产、或被拍卖，来自国企利税的财政收入急剧下降，国有垄断型企业就成为财政部的提款机，迫使垄断行业的服务价格不断攀升。同样由于国企消失，城市职工大量下岗，或被卖断工龄，或被迫提前退休，有保障的就业机会大量减少，职工工资和生活水平不断下降。工资减少，垄断行业的价格又上升，普通老百姓生活处境就越来越艰难。

这一切，厉股份功不可没。

      二、政府给谁当家庭服务员？

       厉以宁的贡献不仅在于推进股份制，还在于为加入WTO鼓与呼。在光华新年论坛主题论坛上，“针对很多人对加入WTO短期内会给中国市场带来冲击表示出的担忧，厉以宁认为，无论从长期还是短期来看，中国加入WTO都是利大于弊。其最大的好处，一是加快国内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而促进经济持续发展；二是转换政府职能使政府的管理机制适合市场经济的要求，而这两点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在“第四届中国信息产业经济年会”上，厉先生声色俱厉：“我们加入WTO怎么叫引狼入室呢？与狼共舞这种提法也是错误的。‘引狼入室’、‘与狼共舞’这些提法反映了部分人面对WTO缺乏应有的勇气与信心。我们国家用了那么多年，花了那么大力气争取加入WTO，实际上意味着我们要花同样多的力气，应对加入WTO以后的挑战，我们必须要有这个信心。”

其实，“引狼入室”也好，“与狼共舞”也罢，只不过反映出对中外企业竞争力对比的清醒认识。市场竞争如同军事战争，要在战争中获胜，“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如果连自己的弱点都不敢承认，不敢认识，哪里谈得上竞争的信心呢？作为光华管理学院的院长，厉先生应该懂得，企业间竞争的要素是资金、技术、品牌、销售渠道等。如果中国企业要资金没资金，要技术没技术，要品牌没品牌，更谈不上建立国际销售渠道，竞争力从何而来？如果没有竞争力，信心又有何用？与跨国公司们相比，中国绝大多数的企业都还是刚上幼儿班的小孩子，而美、日、欧的跨国公司则是拳王泰森。厉先生给七岁小孩子打气，要他有信心与泰森同台竞技，究竟是何居心呢？该不是打死了小孩，厉先生可以分得一块骨头吧？

我在《碰撞——全球化陷阱与中国现实选择》一书中（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中专门批驳了厉以宁的所谓鲶鱼理论。厉先生本来用鲶鱼理论来解释引进多种资本对国有企业实施资产重组（见上节引文），后来又用来为加入WTO辩护，即外国企业（鲶鱼）可以激发中国企业的竞争力（鳗鱼）。实际上，外国企业分明是闯进中国鱼群的大鲨鱼。一个简单的数字就可以说明问题，中国企业五百强的销售额总和，约等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一家的销售额，中国五百强的平均销售额，约为世界五百强的平均销售额的2%。事实上，中国没有一个企业或产业具备国际竞争力，从日用的牙刷、牙膏、洗衣粉，啤酒、可乐、果汁，涂料、日光灯、地板、家俱、服装，计算机、打印机，各种工程机械，发电设备，变电设备，柴油机，压缩机，印刷机，直到汽车、飞机、军舰，在所在这些产业，中高档产品几乎全被外国产品占领，让外国人赚走高额利润，而中国人则只能在低附加值、低利润产业赚辛苦的打工钱。最近，日本厂商联合向中国DVD厂商征收每台高达200元的技术使用费之后，人们进一步懂得了，原来中国的家电企业都没有自主知识产权，都是组装企业。国际竞争的结果，是外国企业轻轻松松拿走绝大部分利润，而中国的企业则只能给他们打工。现在，制药、机械、日化等各产业的国际收费大军正在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利用WTO的知识产权条例，向中国企业收取技术专利费。中国十几年改革开放的果实都可能成为跨国公司的盘中美餐。《碰撞》一书详细分析了中国十二大产业面临的严峻竞争形势，在此我就不多展开了。

实际上，中国企业是否具有国际竞争力，根本就不是一个需要拿着放大镜才能看清楚的问题，而是每一个有正常思维的中国人都知道的现实。洋品牌优于土品牌，早已成了人们在衣、食、住、行各方面的一个消费定式。即使洋品牌价格高，使用不那么合乎习惯，城里人也更愿意接受洋品牌。麦当劳和肯德鸡的成功就是最明显的例子，这种垃圾食品能在以美食著称的中国站住脚，就是因为中国人普遍崇洋媚外，以吃洋文化、吃洋文化为荣。

对此，厉以宁先生也不是真不知道。在接受《证券时报》采访时（2000年8月15日），厉以宁这样给企业出主意：“加入WTO后，国外企业一般首先进入大城市，中小城市和农村仍然由我们占领。因此，企业应尽早加快改革，把营销定位，分析自己的产品适合哪个层次。”

这哪里有什么竞争信心？分明是一枪不发，“拱手让出东三省”！

当有记者问：加入WTO，中国如何与外国企业开展人才竞争，能不能提高工资时，厉以宁回答：“加入WTO，外国企业进来后，他们不可能从本国派大批员工来，会努力实行雇员本地化。其好处在于本地员工成本 低，熟悉本地市场情况，很快可以进入角色，人挖来了把客户也带来了，削弱了对手加强了自己。……靠提高工资和外国公司争夺人才是不行的。因为就中国企业目前的效益，大幅度提高工资是不现实的。再说，如果你提高了工资， 对方也提高工资怎么办？所以靠提高工资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从个人收入来看，提高工资只是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可以提高一 点工资，但这不是主要办法。我们靠什么呢？我们可以给股权。让高级管理技术人员入股；让企业职工购股；给突出贡献的人奖励期股。 这些股权规定几年后才能出售。由于是股票期权，股票在几年后是否升值，要靠每一个人的努力。这就直接和每个人收入挂钩了。这不但可以减少企业的成本，也能促进企业的发展。几年后，股票升值，售出员工获得了利润，企业并没有增加成本，由社会支付了报酬。这一方法是发展中国家在企业初创和发展阶段独有的。这一点外企就不行了，如果外企公司也给股权，我们也欢迎呀！中国人持外企公司的股是一件大好事呀？但他们肯定不干。”

给股权，不加工资，就可以留住人才，外企学不了，多好的主意。厉先生不禁得意起来。但是，既是人才，就不可能像厉先生想象的那么傻，宁要中国杂货店的股权，不要跨国公司的高工资。这样的管理学院院长，还是早点自动辞职的好，免得带累了学生，最终损害自己的名誉。

对本地的记者这么讲，对见多识广的香港人，厉先生就不敢这么装傻了。他首先承认（香港《大公报》2000年10月11日）：

“从总体上看，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对我们的最大挑战，首先是人才的流失。……根据跨国公司的战略，对手的削弱就是本身实力的加强。当跨国公司把人挖到它那里以后，你的力量弱了，它的力量就强了。所以，人才流失问题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速度会越来越快。　　

第二个挑战是就业的压力。因为在外资、外国商品进来以后，有的商品就要降价，农产品就要遇到外国粮食、外国奶制品、外国水果、外国肉制品的竞争，价格也会下降。这样，一部分国内的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经不起这个冲击，人员会分流出来，城镇的失业率将会上升。另一方面，由於农民的收入受到一定的限制或者收入下降了，农村中会分流更多的人出来，因此就业的压力将增大。　　　

第三个重大挑战是企业竞争力削弱以后将会影响到企业整体的经济效益。我们有些赚钱的企业到那时就会不赚钱，有些赔本的企业就可能垮掉。”

这就和我讲得差不多了。但是厉以宁话锋一转：

“尽管有上述这些挑战，从中长期看当然是利大於弊，这是大家都承认的。因为我们可以吸收国际的资本、技术等等，我们可以扩大出口，但仅仅从这个意义上考虑，仍然太窄了。我们从下面两个方面来看进一步开放以适应全球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意义。　　　

第一，只有开放才能促改革。中国从来都是以开放促改革的。为什麽呢？改革可能有假，比如说，几个公司一合并，换个招牌，表面上叫改革，但这是假改革。改革可以糊弄人，而开放是不能糊弄人的。开放是要由外国人来作评价，只能搞真开放。所以说，只有开放，逼国有企业改革，不能搞假改革，必须搞真改革。这样的话，企业改革就能真正往前进。这一点在兵法上叫做‘置之死地而后生’。假定中国的企业不经过这一关的话，老这麽混下去，这也叫改革，那也叫改革，拖不久以后就会全部垮掉。所以第一点是开放促改革，这个改革必须来真的。

第二，不改革而开放会带来问题。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亚洲金融风暴对东南亚的影响。东南亚国家受了金融深化理论等等的影响，这方面的确是开放了，但它原有的体制没有改，旧的金融体制没有变，官商结合的体制没有改掉，结果那些国家陷入金融危机。这说明不改革就容易受金融危机的冲击，只有改革以后才能增强抵抗力。所以，我们必须把改革、开放两者结合起来。对我们来说，机遇与挑战是并存的。”

这是什么逻辑？中国的企业都垮了，农民失去土地流入城市了，城市工人下岗了，但中长期却利大于弊！厉以宁说，是因为可以吸收国际资本、技术，可以扩大出口。说得更清楚一些，是中国可以有了给外国老板打工的机会，可以成为全球生产体系中的一环了。显然，这样的解释仍然不合情理。放弃了作全球老板的机会，成了全球打工仔，怎么能说对中长期有利呢？厉先生也觉得这“太窄了”。

于是，厉以宁终于给出最深层次的答案：真开放促进真改革。我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中国二十多年来搞的都是假改革。中国的进出口不断增长，关税不断降低，假开放；计划经济变成市场经济了，假改革；国有企业私有化了，假改革；意识形态西方化了，假改革。那么，什么是真改革呢？就是不能回去的改革。什么是真开放呢？外国人说了算的开放。没有加入WTO前的开放都是可收回的，外国人说了不算的，因此不叫真开放。按照同样逻辑，共产党还掌握政权，改革就是翻牌，就是假改革。也就是说，在厉以宁心目中，加入WTO的最大好处是外国人说了算，是共产党作不了中国的主，这样，中国的改革就绝不可能走回头路了，就真改革了。

似乎很多人都接受了厉以宁的这种奇怪论调。这种论调所以流行，也的确与执政党自身的官僚、腐败、脱离群众有关系。但是，外国人说了算，外国人专政，就能够保障中国人的利益吗？过去清朝政府“宁赠友邦，不与家奴”，被称为卖国政府；现在厉以宁这样的人“宁听友邦，不与家主”，应该被称作什么呢？卖国学者吗？

厉先生第二个论点则比较费解，“不改革而开放会带来问题”。按照普通人的理解，东南亚金融风暴的原因有二。从基础面说，由于中国以更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加入国际资本争夺战，泰国等依赖外资的“四小虎”经济失去了国际打工机会，外资流出，出口下降，进口增长，实际经济萎缩；从操作面说，“四小虎”经济和金融总量小，是“小盘股”，金融开放后，国际游资很容易进入泰国，炒高其汇价、股价，然后清仓出货，制造东南亚金融危机。这和东南亚各国的金融体制没什么关系。再说，东南亚各国的金融体制并不旧，和美国差不多。至于裙带关系，布什政府与大企业的裙带关系难道还不够密切吗？可见，东南亚金融危机告诉人们是，开放的小国经济必然会像小船一样，在国际经济和金融的风浪中，或被托上浪尖，或被打入浪谷，甚至沉入海底。中国的经济总量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从经济和金融的角度看，中国还是个小国，应该从中吸取教训，该开放的开放，不该开放的绝不能轻言开放。

但是，这样一来，外国人说了就不算了，中国就是不听话了。为了劝说中国人听话，厉先生将危机的责任推到“开放而不改革”的东南亚政府身上。这样，美国政府就成了推动各国进步的慈善家，一旦出现问题，那是各国政府不听话。

这样，我们倒可以很容易理解厉以宁的另一个高论了：入世后政府只能是‘家庭服务员’”：

“加入WTO后，政府职能的转换势在必行。政府的经济行为必须符合WTO所确定的非歧视原则：领域要准入，国家保护的政策要取消，政策的透明度要增大，政府不再控制企业，而应当提供良好的市场经济环境，转变为企业生产活动的服务者。入世后的大形势逼着政府给企业松绑，让企业成为真正市场的主体。这就是WTO给中国带来的最大好处。 ……从深层次分析，政府职能的转换涉及政府指导思想的转变问题。政府既然是市场这个大搅拌机的管理者，就不能取代市场的地位。正如一个总想取代主妇地位的家庭服务员不是一个称职的服务员，一个总想取代市场地位的政府也不是一个称职的政府。”

    厉以宁既然已经承认加入WTO后中国企业要垮掉，要撤退到外国企业一时还不屑占领的中小城市，国家对本国企业的保护政策要取消，那么在中国市场上活动的“主妇”就不再是中国企业，而是蜂涌而至的跨国公司。跨国公司要在中国自由活动，还需要中国政府提供稳定的法律制度和社会治安环境，这就是所谓“家庭服务员”的岗位职责。把厉以宁的话说得更清楚一些，就是要中国政府成为买办政府，为跨国公司当好“服务员”，使全体中国人民都成为受跨国公司剥削的打工仔——这也就是所谓“世界工厂”。那时候厉先生干什么呢？恐怕就是当跨国公司宣传部长，宣扬“跨国公司共荣圈”里的“皇道乐土”吧。

      三、平均主义还是两极分化？

    厉先生果然厉害。现在看来，“厉股份”的使命已经基本完成，“厉皇道”的使命正在顺利进展中。作为一个经济学家，这两项业绩已经足以标柄千秋，遗臭万年了。但是，厉先生还勇敢地承担起了第三项任务，即要被剥夺的小民们稍安勿躁，“认同”靠明偷暗抢搞腐败富起来的大款大腕，“认同”跨国公司和他们的中国买办。他是这样说的：

　　我认为公平来自认同感。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群体之中，我是群体的一分子，在群体中是否受到公平待遇，就看自己在这个群体中所处的位置是否认同。比方一个家庭有三个小孩：第一个孩子上学时家庭困难，家里只能供他到中学毕业；第二个孩子家庭条件好些了，家里能供他上大学；第三个孩子家庭富裕了，可以供他出国留学。三个孩子如果对这种家庭状态是认同的，他们会觉得家庭对自己是公平 的，因为他们对家庭历史状态是谅解的。如果三个孩子对自己的家庭不认同，孩子们会觉得自己受到不公平待遇。大家知道，70年代许多 家庭有三个孩子，往往是老大穿新衣服，老二穿旧衣服，老三穿带补丁的衣服。孩子决不认为父母对自己不公平，因为他们对家庭的状况是谅解的，是认同的。在一个单位中要让人才留住，一定要造成一种气氛，让大家对这个群体有一个认同感，大家工作起来心情才舒畅，工资低一点也无所谓了。 （《光明日报》2000年8月7日，记者晓畅）

    脱离时代背景看，这段话并无大错。如果放到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更是反映了社会的实际心态。虽然很多人饿死，很多人从城市返回农村，但大家都没有二话。就算不光有天灾，还有人祸，但是老百姓能够理解，能够认同，他们并不认为这是领导人横征暴敛造成的结果，顶多是好心办了坏事。更何况，听说毛主席也不吃肉了。

但是，在一个“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两极分化时代，在一个权钱勾结，弱肉强食的时代，这段话就只能理解为替暴富阶层安抚一无所有的穷人。差别任何时候都存在，但是差别到有人拥资亿万，有人隔夜无粮的地步，还楞要说他们是同一个家庭里的老大、老二、老三，楞要让老三认同老大，就是厉以宁的荒谬和无耻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陆学艺等近期编写了一份《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研究报告》，是对厉以宁的“认同论”的有力批驳。书中写道：

形形色色的不合理不合法的资源配置机制的存在，却严重地影响着人们对现有阶层位序关系的认可和认同。……比如权钱交易、坑蒙拐骗、贪污腐败、卖官鬻爵、任人唯亲、拉帮结派等，这些现象严重损害了人们的社会地位获得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一些人通过这样那样的方式实现的向上流动，不但得不到社会的普遍认可，而且还广泛引起了社会的不满。一旦人们普遍对各种社会地位获得的合法性产生怀疑，整个社会对各阶层位序关系的认同就会受到不可挽回的损害。

此外，某些制度性的垄断现象的存在，也影响着人们对现有各阶层的社会位序关系的认可。在这里，引起广泛争议并且得不到认可的垄断现象，主要是各种行业垄断和部门垄断，尤其是金融、电信、民航、铁路等部门的垄断。（第76页）

目前，最严重地影响中国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发育成长的公共资源配置不公问题，是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公或不当。分城乡来看，城市的公立教育机构获得的资源远远多于农村的公立教育机构。实际上，农村的教育是农民自己办的教育，而城市教育才是国家办的教育。分教育层级来看，高等教育所获得的公共资源远远多于基础教育，为了创办所谓一流的高等学府，几亿、几十亿甚至上百亿元的财政拨款被投给几所办学条件已经相当不错的大学，而农村中小学危险教室改造的经费，则要通过农民集资或希望工程这样的民间资源动员方式去解决，并且美其名曰“人民教育人民办”。在这种制度下，城市的教师尤其是大学教师可以获得每月数千元甚至上万元的薪水，而乡村教师每月几百元的工资还经常被拖欠，并且一拖就是几个月甚至一年。与此同时，大学收费制度并轨的所谓改革，不仅为各公立大学利用国家慷慨提供的公共资源谋求学校自身的福利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同时也提高了莘莘学子跨入公立大学深造的门坎。这样一种教育资源配置制度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第96-97页）

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贫困阶层的基本生存未得到充分保证。在这里，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这一问题本身有两个表现：一是经济条件本来较好的各个阶层和群体得到的保障也比较好；相反，那些经济条件本来就不好的阶层和群体却得不到足够的保障。……二是社会保障的力度远远不够，难以充分地确保贫困阶层的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满足，……

还有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现象，即越是有钱的人承担的社会负担和义务越轻，而越是没钱的人承担的社会负担和义务反倒越重。有资料显示，1996年，占城乡居民个人储蓄总额的40%的富有阶层所纳税额占全国个人所得税总额的比例，还不到10%。这种现象迄今并无什么改变。（第94页）

不合理的资源配置机制和制度性垄断的存在，严重影响了人们对各阶层在收入分配结构中的实际地位的评价。正如调查所表明的，这种状况的一个严重后果是：不少人认为，现在是该富起来的人没能富起来，而不该富起来的人却富起来了。（第76页）

该报告认为，中国已经形成了十大阶层，分别是：

（1）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拥有组织资源），2.1%（城市1-5%，城乡结合区0.5%）

（2）经理人员阶层（拥有文化资源或组织资源），1.5%（有些城市高达9%）

（3）私营企业主阶层（拥有经济资源），0.6%（私营经济发达地区高达3%，低的地方0.3%）

（4）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拥有文化资源），5.1%（大城市10-20%，城乡结合区1.5-3%）

（5）办事人员阶层（拥有少量文化资源和组织资源），4.8%（城市10-15%，城乡结合区2-6%）

（6）个体工商户（拥有少量经济资源），4.2%（实际人数比登记人数要多）

（7）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拥有很少量的三种资源），12%

（8）产业工人阶层（拥有很少量的三种资源），22.6%（其中农民工占30%）

（9）农业劳动者阶层（拥有很少量的三种资源），（1999年44%）

（10）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基本没有三种资源），3.1%

    就以厉先生为例吧。他应该属于第一阶层的中上层。他的固定工资和岗位津贴达10万元以上。但这只是垫底货。厉先生身兼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和投资基金法起草小组组长，对证券市场有着复杂而重要的影响。由于这种影响，他的儿子可以从事上市咨询、策划和上市公司推荐等业务，在短短几年内聚敛数以千万计的财富。他还控制着数额巨大的所谓研究经费。当然，厉先生还拥有三笔小额收入，一是稿酬，二是校内讲课费，三是讲座费。以讲座费为例。厉先生一场两小时的讲座费少说以一万计吧，相当于纯农业地区30名小学生一年的学杂费，20个农民一年的收入，或4-5个村长一年的收入，或1个乡镇长一年的收入。这讲座费从哪里来呢？自然是讲座组织者提供的。讲座组织者或是机关，出的是事业经费，或是社团，向听课者收取高达1000元一张的门票，或者是企业，打入他们的经营成本。事业经费是纳税人交来的，一万元相当于100个农民交的农业税；如果是从听课者的门票来的，这些听课者常常是老板，准老板或者是潜老板，或者是政府官员，他们削减矿井安全设施，压低和克扣工资，偷税漏税，走私贩私，坑蒙拐骗，垄断暴利，贪污腐败，轻轻松松赚来了劳工的血汗钱，交到厉以宁手中；企业，例如摩托罗拉，将厉以宁的讲课费打入成本，为的是表彰厉以宁对跨国公司的友好态度，为的是能让中国人忘记谁在干活，谁在赚钱，让中国人把摩托罗拉看成是中国企业，让中国政府当摩托罗拉的家庭服务员。一句话，厉老大的财富正是建立在中国千千万万打工者的血汗之上，建立在中国沦为跨国公司殖民地的严重危险之上。

厉以宁不愧为是经济学家。为了掩盖中国的两极分化现实，他居然挖空心思地在基尼系数的算法上做文章。他和《光明日报》的记者有这样一段问答：

记者：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上说，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在0.4以上表示收入分配严重不平均。有人测算，中国基尼系数，1996年是0.424，2000年增加到了0.458。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厉以宁：基尼系数通常适用于市场经济国家，而中国目前处于体制转轨过程中，并且是个二元经济的国家，城市和农村的经济结构不同，生活方式的差别很大，不能笼统地用基尼系数来说明问题。我认为，按中国现阶段城乡二元经济的情况来分析，可以先算出两个基尼系数：一个是城市的基尼系数，另一个是农村的基尼系数。然后再用加权平均方法算出一个基尼基数。据测算，我国城市和农村两个基尼系数在0.32－0.35之间，加权平均之后，也大致在这个水平上。（《光明日报》2002年1月7日，记者张玉玲）

这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基尼系数是从洛伦茨曲线产生的。洛伦茨曲线的横坐标是人口百分比，纵坐标是收入百分比。它适用于衡量一切社会的贫富差距，而不只是市场经济国家。从理论上说，绝对平均的社会基尼系数为0，全部收入集中于1%甚至1个人的社会，基尼系数为1。这两种情况都不可能存在。国际上一般通用的分类是，基尼系数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比如，改革前中国的基尼系数约为0.2，属于绝对平均之列，但实际上，农民、工人、干部、知识分子的收入都有差别，只是差别不大而已。

如果按照厉先生的说法，可以将农村与城市分别计算基尼系数，然后取其加权平均，则理论上任何社会都可以算成基尼系数为零。农村与城市分别计算，小城市与大城市分别计算，大城市又要列出特别富裕的大城市如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单独计算，最后，直至每一个人计算一个基尼系数，然后加权平均，必然为零。这样，就可以把一个贫富悬殊的社会算成一个绝对平均的社会。但是，这还是基尼系数吗？

为了给两极分化正名，厉以宁还引用《水浒传》来把水搅混：

“大家都知道，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吃大锅饭也不是社会主义，何况吃大锅饭从来都不是一个锅吃饭。《水浒传》第二十回就讲到，晁盖火并王伦做了梁山泊的寨主，于是就立下了梁山泊的分配原则：山下抢到的财物在大厅中一放，分成两半，少数头领平分这一半，众多喽罗平分另一半，这是两口锅的平均主义。在计划体制下不也是这种情况吗？属于哪一个档次的就在哪个锅里吃饭。”（《中国经济时报》2001年5月9日，记者赵明）

    这其实就是告诉人们，不要犯傻，不要再追求什么平等，差距是永远存在的，穷人和富人是命中注定的。说到这里，厉以宁其实有些自相矛盾。既然从来没有什么平均主义，那还反什么平均主义呢？其实，水泊梁山的两口大锅的差别，或者改革以前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差别，恰恰是大家可以认同的差别。把这种由于分工和贡献不同造成的差别，与今天社会弱肉强食造成的差别相混淆，从而为暴富阶层辩护，这难道不是厉先生的如意盘算吗？

    接下去厉先生就“图穷匕首现”了：

“最让人们感到心里不平衡的、最要命的是，从前跟我在一个锅里吃饭的人，今天吃的不一样了，咱们都一条街道的人，咱们都一个学校的人，咱们都一个农村的人，过去大家都差不多，现在收入差距扩大了，这家是养鱼致富，那家是经商致富，自己收入提高不多，这种心理障碍应该说是很容易回潮的，而这种思想一回潮，就阻碍中国的改革，阻碍中国的发展，更谈不到创业投资的问题。”

这样，在厉先生的口中，平均主义的回潮便成了当前中国创业投资的阻力。

其实，厉先生不妨问问台下坐着的老板们：你们是被别人眼红而不敢投资呢？还是怕竞争激烈、生产过剩、需求不足呢？

作为经济学家，厉先生应该知道，通货紧缩意味着生产能力过剩，也意味着有效需求不足。从1996年起，中国经济进入长期通货紧缩状态，价格战愈演愈烈，工资螺旋下降，需求明显不足。政府一再扩大公共投资，一再提高公务员和知识分子的收入，仍然不能摆脱需求不足的局面。这是为什么？难道是因为平均主义，而不是因为贫富悬殊吗？21英寸的彩电降价到了800元一台的水平，但广大农民仍然没有购买力；等离子彩电3万元钱一台，暴富阶层仍然趋之若鹜，这也是因为平均主义吗？各地政府纷纷招商引资，实行亲资本政策，为资本提供各种免税、免费措施，帮助资本压低劳动者的工资，也这是平均主义回潮？

厉先生不会不知道，造成今天中国两极分化的，正是市场经济内在的弱肉强食机制。政府权力本应该“公平优先”，限制资本自由，缓和弱肉强食过程，社会需求得以扩大，繁荣得以延长。但是，在厉以宁这样的经济学家误导下，政府也高唱“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论调，使资本和市场力量失去制约，使中国社会在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从绝对平均走向贫富悬殊。厉先生也不会不知道，摆脱需求不足的唯一有效药方是缩小贫富差距，实行高额累进所得税，遗产税等制度，将财富部分转移到社会中下层，从而启动钢铁、水泥、纺织、粮食和农副产品市场，引发新一轮投资热潮。

但是，厉先生摸了摸钱包，数了数银行存款，决定继续反对平均主义！

四、厉以宁是怎样走到这一步的？

    我曾经与厉以宁的前辈、同事或校友谈起厉先生的言行，他们对厉以宁走到今天这一步都多少感到惋惜和不解。厉先生人缘颇好，为人谦和，也比较勤奋。他曾经有这样一段自述：

“我是1951年考入北大经济系的，1955年毕业。从入学之时算起，在北大已经49年了。 记得毕业前夕曾写过一首七绝自勉：“溪水清清下石沟，千湾百折不回头，一生治学当如 此，只计耕耘莫问收。”到了1985年，即毕业30周年之际，根据自己在北大的经验与体验 ，我把这首七绝扩展为《鹧鸪天》：“溪水清清下石沟，千湾百折不回头，兼容并蓄终宽 阔，若谷虚怀鱼自游。心寂寂，念休休，沉沙无意却成洲，一生治学当如此，只计耕耘莫 问收。”所增加的这几句，反映了我对北大精神的一种认识。

这段自述十分感人。如果不知道他的所作所为，我很可能肃然起敬。事实上，厉以宁晚年在理论上的探索并未完全停止。当厉以宁谈到道德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时，当他提出道德是超常规效率的源泉时，应该说是探索到了经济学的最深层。遗憾的是，他停留于单纯的理论推演，而没有进一步联系社会实践，更与自己的行动相违背。事实上，厉以宁晚年对道德的重视恰恰蕴含了对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问题的另一种解决方案，即通过示范、教育等方式使干部和工人认同社会主义制度，认同国有企业的按劳分配体制（八级工资制），从而使国有企业重新焕发出五、六十年代的“超常规效率”。这几乎就接近毛主席语录：“管理也是社教。”更遗憾的是，当他提出“认同产生效率”时，这个社会已经缺乏认同的基础了。第三，他更没有理论联系自己。结果，这一有生命力的思想就成了为暴富阶层辩护的令人恶心的皇帝新衣。

无论从学、从政还是从商，厉以宁仍然是新一代年青人的成功楷模。但是，在有道德操守的厉以宁同辈人看来，大半辈子的清名和学问毁于晚年的权力和财富，实在是令人扼腕长叹。如果以善意测度，走到这一步，既说明了厉以宁并未做到“心寂寂，念休休”，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厉以宁对西方经济内在的逻辑线索缺乏深层把握，比如，他可能真的没有认识到国企股份制改造中国有股代表的经济人动机问题。等到股份制改造成为轰轰烈烈的现实后，厉先生就被物质利益所劫持，被人请去咨询、讲课、推荐上市，妻子儿女又以“延宁”大事相劝导，一不小心掉进了千万富翁、亿万富翁的包围圈。于是，入乡随俗，成了暴富阶层的代言人。如果以恶意测度，那厉先生就成了老谋深算，厚黑无比，善于赌博的精怪。我看，他还没那么聪明。

2002年8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