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彪:回眸、反思和方法论

　　回眸、反思和方法论（上 1949-1978）

　　郑彪

　　引言

　　1949-1978年这段历史，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占有极其重要和特殊的地位。说它极其重要，既是因为中国终于获得独立，人民获得解放，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也是由于它为改革开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了政治前提，提供了制度条件和必要的物质基础。而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取得全国胜利，不过28年。这是历史的飞跃，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基本事实。说它占有特殊的地位，不仅在于“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基础上进行的”;也在于种种复杂的国际国内原因使得这一段历史经历了开局良好，进而在特殊历史条件下陷入复杂化，以后在极“左”路线影响下发展又相当坎坷，终于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危难。可以说，飞跃和曲折是新中国前30年历史的基本特征。也正因为如此，至今国内外对于这段历史的评价充满争议。长期以来，围绕这段历史产生的种种错误观点，造成思想混乱，严重地侵蚀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削弱了中华复兴的软实力。

　　正如前文所指出的，近代以来中国人面临的全部问题，归根结底是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近代以来中国的革命和改革都是由这个问题引起的，都是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要反帝?为什么要“赶超”?都是中西“文明冲突”闹的：1842年中国被迫戴上了半殖民地的锁链。从那时起，中国就面临生死抉择。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自从1919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1年成立了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奋斗牺牲，终于有了一个伟大的政治成果，就是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实现民族独立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只是实现中华复兴伟业的一个政治前提和阶段性成果，接下去的路在何方?没有现成的路。苏联的路不适合中国，中国仍然需要探索和开创自己的路。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外部面临两个超级大国，先是遭到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封锁，后又遭到苏联的打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主义的意识形态冲突、两种社会制度的政治冲突、围绕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分歧和中西文明冲突以及民族、国家之间利益的冲突(例如中美、中苏之间)交错在一起，格外错综复杂。离开“西强我弱”的世界政治格局和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环境中承受的外部持续高压，离开中西文明冲突，这个时期的许多问题，根本说不清楚。

　　1949-1976年被称为“毛泽东时代”。在一个昏睡百年初醒的东方大国，一个古老民族在忍受了百年屈辱之后终于重新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之时，在海内外同呼盛世的开国大典之后短短不到30年的时间里，其历史的起伏跌宕，大起大落;各种政治运动的频繁展开;各种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回肠荡气;西方人不大看得懂东方文化，对中国抱有一种无法释怀的好奇心和神秘感，抱有一种相当复杂的感情和心理(咒骂中国同样是出于一种复杂心理)。西方学者对中国这段历史的评论有不少精彩之笔，也有大量误解。海外华人学者，毕竟同文同种，容易理解这段历史，一般来说，他们的学术功底扎实，学风严谨，又拥有史料优势，不乏精彩的著作。但其中由于大部分缺乏60年来的大陆生活，缺少感同身受，自然隔了一层;加之一些学者自由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许多事件和人物多有误解。而中国大陆人自己对这段历史，由于种种原因，描述性的成果多，真正深入的理论思考和学术研究，特别是能够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全面、深入和科学地研究，能够对未来中国发展提供有价值、有深度、有战略意义的思考的研究，还很不够。

　　一、必须坚持唯物史观

　　学术研究使用何种研究方法，与研究者的目的和立场密切相关。当代中国学人研究学术的正确目的，不应是为学术而学术，而是为实现中华复兴。这也是中国文化传统，是中国道统特别是中国学统所要求的。中华复兴，理论上归根结蒂要靠马克思主义，在方法论上靠唯物辨证法和唯物史观指导，这是百年来的中国历史反复证明了的。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期间写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是辨证唯物论。这种宇宙观反映自然界、社会和人的思维的普遍发展规律，适用于过去、现在和将来。辨证唯物论的对立物是形而上学和唯心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如果不用辩证法和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问题，就会产生片面性和主观主义，就会使思想僵化和脱离实际，不善于对事物作恰当的分析，就会犯修正主义或者教条主义的错误，就会在政治上犯错误。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辨证唯物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干部和广大群众，是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迫切任务之一。”这段话被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所接受，写进了1957年莫斯科政治宣言。⑴历史证明，这个道理非常正确，这方面的经验教训也非常深刻。

　　关于坚持辨证唯物论，本书第七章再来讨论，这里先谈坚持唯物史观。

　　坚持唯物史观，把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归结为国际生产关系，把国际生产关系提高到工业化信息化时代生产力的高度，就可以揭示20世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形态实际上是在向社会主义演变的历史趋势;就可以看出在21世纪的今天，虽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还没有走出低潮，但是最困难的阶段已经过去。新自由主义破产和美国金融海啸以后，世界政治出现一些新的动向;而世界已经处于“资本主义混乱的终结时期”(沃勒斯坦语)。从历史的眼光看，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历史地位的思想并没有过时。这就不难看出，20世纪以来的中华复兴和马克思主义复兴是完全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坚持唯物史观，就会自觉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中国来说，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无论这条道路经历了何种曲折反复，历史的大方向并没有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完全正确，中华复兴的历史脚步不可阻挡。现在连海峡对岸的同胞、学者、海外华人与所有国际上追求世界和平、进步事业的国家、政党和人民，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乐见其成。

　　坚持唯物史观，在展开本章内容时必须强调几个观点，作为讨论的前提。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是自1840年起一百多年以来中华民族伟大斗争的最宝贵的政治成果，是全民族几代人用无数生命和鲜血灌注的。这个共和国虽然还有诸多不足，但却是伟大的中华民族几千年生存繁衍和孕育的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的唯一的政治和文化载体，是孕育了这个伟大文明的这块神圣热土(包括960万平方公里领土和300万平方公里领海)的地缘政治的唯一合法继承者。这段历史绝不是一个黑洞，总结反思这段历史，只能肯定成绩，汲取教训;但是泼去脏水，不能连孩子一起泼掉。这个时期最大的成就，是为改革开放和中华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制度基础和必要的经济基础。第二，对于极左理论和实践的批判和否定都是必要的，但并不意味着与之相关的一切都是错误的;即使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问题，由于历史已经前进，对某些问题的认识可能会发生变化，也是可以讨论的。这就需要有一个正确的定义，所谓“左”的路线和错误，是指在政治上形成这条路线的某些思想、理论、方针和政策实践所导致的错误，这些需要批判和否定。同时，也需要根据历史的新鲜经验对这一时期的思想、理论和实践加以仔细深入的研究、“剥离”和再认识。这里所说的思想理论，不是指所有的理论，有些思想理论还大有研究的价值和余地。例如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 “两点论”(即关于“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发生侵略战争的危险”和在一定的力量对比有利于和平的条件下存在制止帝国主义战争的机会的观点)和“帝国主义的本性没有改变”等关于国际形势基本判断的一系列观点，都是符合唯物辩证法，而不是极左的;对苏共“三和两全”和修正主义的批判以及整个中苏论战，其中固然如邓小平1989年5月16日所说“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但是其中仍包含着社会主义运动的大量极其宝贵和有益的经验。又如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将“阶级斗争为纲”作为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的大政方针和基本政策，其理论和实践是不正确的;但是在一定条件下，例如在当前中国的国际环境明显恶化，国内外出现某些重大动向的条件下，对于“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加以适当的概括，在理论上仍有价值;而在政策实践上如何适当地灵活地加以把握，大有研究的余地。1980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既然“长期存在”，而且“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究竟是“哪一种条件”或“哪些条件”，近年来的国际国内情况是不是具备类“某种条件”，这些都需要从理论上加以回答，在政策上有所遵循;长期不回答也是有问题的，甚至是危险的。所以，需要对“左”的路线和错误加以定义，路线主要是指政治路线，至于在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领域虽然也有理论和政策表现，毕竟情况复杂，需要加以区别。这样加以限定和区别以后，就可以分清楚脏水和孩子。因为在1957-1976年这20年中，虽然“左”的错误愈演愈烈，但是毕竟有“左”的错误，也有对错误的抵制和斗争;有破坏，也有建设和调整;有恶，也有善;有少数政治人物的活动，也有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的作用。毕竟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虽说是“一举”粉碎“四人帮”，也是1971年“9.13事件”以来党内健康力量的斗争以及后来的“四五运动”奠定了政治和社会基础。所以，不能否定了“左”的路线和错误，就连同这段历史统统加以否定，于是历史似乎就“一团漆黑”，成为“黑洞”了。共和国60年的历史不能割断，前30年的历史不能一笔抹杀，即使存在许多错误和问题，甚至发生过历史曲折，发生过十年“文革”的危难，但是这一切没有改变这个国家的性质和方向(社会主义共和国既是中华复兴道路上的阶段性成果，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共产党和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反倒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日益面临从根本上改变的现实危险)。粉碎“四人帮”和随后的历史转折，毕竟是共产党自己领导完成的，前30年历史毕竟与解放前半殖民地的旧社会不可同日而语。第三，没有国家工业化就没有今天的一切，即使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国家工业化的步伐也没有一天停止，党对工业化的领导，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主体和计划经济，那都是历史贡献。后来搞 “左”了，但是各有各的账，应当按照“资产负债”分开算账，不能一锅搅马勺。至于广大人民群众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在“一穷二白”、有时候连饭都吃不饱的艰苦条件下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为社会主义建设付出巨大的忘我劳动，谱写了中华民族为崛起而斗争的一首不乏悲壮色彩的历史史诗，这难道有什么错?历史毕竟是人民写的，人民是伟大的，也是无辜的，领袖需要为人民负责，人民不能为领袖负责。不能全盘否定历史，也不能割断历史。包括国民党政府统治的历史也不能全盘否定，也不是一团漆黑，至少抗战不能否定，经济建设也搞了一些，学术文化教育建设，例如“西南联大”，如此等等。总之，历史是人民创造的。第四，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错误的认识，需要深化，从而在思想理论上为未来开辟道路。但是毕竟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卓越领导人和中国近代最伟大的民族英雄。用世界著名历史学家、旅美学者何炳棣先生的话说：“毛泽东将一盘散沙、各自为谋、忍辱待毙、任人宰割的旧中国变成为坚苦卓绝、急公好义、勤仆俭武、自力更生，受到全世界尊敬的新中国。”他的后期错误所形成的“毛泽东现象”，有其极为错综复杂的根源。对他建国以后的严重错误，党的抵制和斗争不力，同时党也为此受到严重伤害。但是毕竟不能因领袖个人的错误而否定全党和党领导下的人民的全部理论和实践;而且毕竟还是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走出了历史的曲折，创造了历史的崭新局面。所以，对历史的研究必须坚持唯物史观，才是真正实事求是，否则连大是大非都分不清楚。

　　笔者之所以在这里不厌其烦地为历史辩护，与其说是为共产党辩护，莫如说是为中国人辩护。因为这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如果中国历史真的是“一团漆黑”，等于说中国人一无是处，而改革开放就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也不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进步，乃是一种通过改革开放而被西方文化的变相征服，是中国文化的萎缩，而不是中西文化的主动交融和中华文明的浴火重生。无论历史上的错误如何，这都是我们中国人的错误，那些以自由民主人权的名义对中国进行干预的国家，不过是为了自己的私利，目的是在中国制造“颜色革命”，使中国变成西方的奴仆。正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国家发生的那样。小布什说“反共就是反华”，将问题的实质说得十分透彻。而极少数在政治上看似明白其实“糊涂”的中国人，在这场中西方之间既是“主义的冲突”，更是“文明的冲突”中有意无意地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符合历史真实的学术，往往最容易引起争议。学术引导国家，与国家利益和命运密不可分，这既是学术的光荣和责任所在，有时也为学术和学者带来灾难。历史上统治者以政治权力为武器，迫害异己思想和思想者。这在古今中外，都不乏事例。历史上读书人的良心自由、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毫无保障。所幸的是，现在的时代毕竟不同了，现在是中国历史上作学问条件最好的时期。

　　二、引进地缘政治学方法

　　一个时期以来，脱离国际政治和文明冲突，孤立地研究中国问题，包括研究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弱点，也是一个硬伤。西方国家的研究，一个普遍的突出的长处，就是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历史视野和文化视野。原本近代以来，随着资本国际化，一切都国际化、全球化了。而西方地缘政治学则到处渗透，交叉，几乎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学科。

　　地缘政治学是19世纪末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最终形成时期，适应帝国主义国家对于扩张经济、政治和文化空间的需求应运而生的一门学科。《新不列颠百科全书》(The New Encyclopedia Britannica)将其定义为：“地缘政治学是对在国际政治中的力量关系具有影响的地理因素进行分析的学科。”实际上，“一般认为，地缘政治学是在三种学术理论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即：地理决定论、军事战略论和文明论。”(2)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地缘政治学是为西方国家进行帝国主义扩张进行辩护的理论，这样看并不错，也很深刻。但是不够全面。如同许多西方社会科学学科一样，地缘政治学不是一门严谨的科学，但是它有用。具体说，它有认知功能、预测功能、控制功能和意识形态功能。(3)特别是随着文化因素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作用上升，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明论的研究方法在社会科学的许多学科，特别是在文史哲和有关国际问题的学科包括国际政治经济学中，都得到了广泛运用。美英等国都是地缘政治的老手，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为美国在现阶段条件下延缓衰落提出了新的地缘政治学框架。所以，繁荣和发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包括研究中国近现代问题，在坚持唯物史观的前提下，有必要引进地缘政治学方法，包括文明论的方法。

　　国家领土、主权和安全，是传统国际关系的三大要素，也是国际政治的基本内容。为了进一步说明上文提出的观点，确立本章讨论的前提，需要简要地回顾建国初期中国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和任务。

　　新生的共和国面临几个关系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第一个重大问题，也是任何新生政权面临的压倒一切的问题，是国家安全，民族独立和解放无论如何不能得而复失。当时，不仅要清除境内的一切外国势力及其残余，而且对边境安全和对周边的缓冲地带也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对于朝鲜战争，近年来冒出来一些错误观点。例如认为中国上了斯大林的当，这是非常简单化的结论。1956年9月23日毛泽东在会见苏共中央代表团时指出，斯大林关于朝鲜战争的决定，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是百分之百的错了”。(4)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朝鲜战争事实上将中国解放台湾的计划冲掉，有损中国利益。斯大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高超的地缘政治家，虽然他老谋深算，也难免失误。且中国刚刚建国，多有求于苏联，无力左右朝鲜半岛的大局。关键在于，决定朝鲜战争和决定中国参战不是一回事，前者主要是斯大林的决策，后者是中国独立的决策。在美军扑向鸭绿江的情况下，中国别无选择。出兵朝鲜既是“保家卫国”，也是义不容辞，这是完全正确的，绝不是为他人作嫁。朝鲜主要是中国的邻国，历史上直到清末都是中国的属国。从地缘政治看，美军如果打到鸭绿江，直接威胁东北，危及北京，虽然也威胁苏联远东，但毕竟远离莫斯科。“唇亡齿寒”的成语表明中国古人很早就懂得地缘政治学的道理。“唇”者，现代学术用语就是指军事缓冲地带。失去缓冲地带，就是兵临城下的局面，例如近年来的阿富汗。俄罗斯为什么对西方导演乌克兰的“背叛”恨之入骨，那是因为一千年来乌克兰与俄罗斯是连体人，基辅根本就是俄罗斯文化的发源地，是俄罗斯的核心利益。朝鲜之于中国，有几千年历史的渊源，有巨大的地缘政治利益。这也是今天中国不能坐视朝鲜沉沦的原因所在。朝鲜战争一仗，在敌我力量对比极为悬殊的条件下，用几十万中华英雄儿女的鲜血和生命打出了中国人的志气、威风和国际形象，赢得了超过半个世纪的和平。这是一个东亚地缘政治的基本事实。同时，也就是在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之后，正如毛泽东所说，斯大林“才觉得我们不是半个铁托，是国际主义者，是真正的共产党了。苏联决定援助我们141个项目是在抗美援朝战争打起来以后才完全定下来的。我们在莫斯科的时候还没有完全定下来。”(5)50年后冒出这种错误观点，说明多年来的思想混乱已经严重削弱了民族的软实力。我们不妨看看美国人的观点。美国地缘政治学家乔治·弗里德曼(George Friedman)说：“中国与越南、巴基斯坦、阿富汗等拥有共同边界的临国有地缘政治的问题，但真正的问题将出现在朝鲜。鼓励朝鲜入侵韩国的是苏联人而不是中国人。斯大林的想法令人难以琢磨，但他的考虑十分出色。美国介入朝鲜战争，击败朝鲜人民军，兵锋直指中朝界河鸭绿江。中国人看到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美国军队向其边境蜂拥而来，决定阻止美军向前推进并向南展开进攻。这导致了三年的残酷战争，并使中国损失近百万人(原文如此——引者)。从苏联的角度来看，中美之间的战争可想而知是最棒的事情。但从战略预测公司(Stratfor，弗里德曼创立的公司——引者)的角度来看，这证明了中国对蚕食其缓冲区行动反应的敏感性，这些缓冲区构成了中国国家安全的基础。”(6)只有傻瓜和无能的政府才对自己的属国或缓冲地带麻木，颟顸，象满清政府听任越南沦陷于法国，终于招致法国侵略者得寸进尺，以至有马尾之战的惨败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就是八国联军进北京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满清政府腐败无能、引狼入室的后果。

　　20世纪50-70年代，国家安全一直困扰着新生的贫困的甚至不免饥饿的社会主义中国。这期间中国总共打了一大仗三小仗，包括为了打破核垄断而研制核武器，以及战备支出(当然也包括国际援助)，不得不耗费了大量宝贵资源，这在当时是一笔极为沉重的负担，必然要挤掉大量消费基金。这是“穷社会主义”的一个现实原因(穷，主要还是历史原因，特别是近代西方侵略和掠夺的原因)。“在冷战的漫长岁月，美国各届政府都通过煽动反共仇恨——有时过分了——来确保美国人民愿意作出必要的牺牲。”(7)直到现在，东边一个朝鲜问题，西边一个阿富汗问题，都在升级，还有南海一群乘火打劫者，这些都不是隐患而是现实威胁。背后是在闹什么鬼?不问可知。在这种情况下，再指责中国增加军费，就是为虎作伥。

　　第二个重大问题是吃饭和建设。这个问题之严重，长期困扰着中国党和政府，为现代世界各国所罕见，也为现今一般年轻干部和学者所难以想象。中国至今还有上千万人口温饱不足，仅此一点可以想见建国初期的穷困程度。除了国家安全，一要吃饭，二要建设，这个历史上长期解决不了的矛盾当时只有靠计划经济解决。后人在计划经济问题上持一些相当偏激而不近情理的观点，多数是属于书生之见，相当于腐儒不知“兵(经济)”，或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吃饭问题，首先是个生存和温饱问题;建设问题，主要是工业化的资金问题。这两个问题，如果没有“左”的路线造成的长期历史曲折，本来可以解决得更好。如果美苏两国一直善待中国，中国也不至于被挤上极“左”道路。事非经过不知难，这些都不是局外人所能了解的。即便如此，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正确方针指引和全国人民的忘我劳动，也基本上完成了初级工业化，攒下了几百万亿元以上的固定资产。这个成就是在相当数量的人民群众温饱不足的情况下取得的，这是构成我们厚重的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的一部分。然而，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有的学者对这段历史的厚重缺乏感同身受，或者由于别的原因观点偏颇，缺少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而是以一种轻浮的笔调动辄加以贬斥，将历史虚无，将现实神化，将市场经济捧上天堂，将计划经济打下地狱。以为改革开放真的是万丈高楼平地起，世界上哪有这种事?所以，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这段话就叫作“不忘本”。“本”，汉语指“根”，引申意义也指人和动物的生命出处。所以“忘本”近乎骂人。人之不能忘“本”，也在这里。这都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化是“一本性”文化，非西方文化所知。西方文化，连基督教都是外来的，可谓“无本性”文化。

　　第三个重大问题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如同新民主主义革命，要走自己的道路，不能照搬苏联。这个重要思想，在50年代中期就已经确立。但是从理论到实践，限于种种条件，直到70年代没有能够完成这个任务。

　　新中国成立，劳动人民翻身解放，这件大事亘古未有，特别是五十年代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由政治上翻身解放所焕发出来的阶级觉悟和忘我劳动的精神，真正是立国之本。“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是需要大书特书的，更不能否定。长期以来，新中国建国以后中国人民积累起来的这些极其宝贵的软实力，受到空前的消解。如何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和劳动积极性，即使在改革开放后的今天，也是需要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中，在理论和实践上加以解决的重大课题。或有人说，解放后劳动人民翻身不假，做主未必。其实建国以后，工人阶级翻身做主，应当是历史事实，不打折扣的。至于人民公社化以后的农民，即使有种种问题，政治上翻身总是事实，至于经济上被“剥削”，是被国家“剥削”，与解放前被地主剥削、欺压不可同日而语。也不独工农群众翻身道情，拥护共产党;民主党派、爱国人士也心向共产党，开国大典的空前盛况自不必说，1950年“五一”节，无党派人士联名在天安门城楼向毛泽东献旗，上书“我们永远跟着你走”，(8)无论如何评价这件事，这些民族精英都是自发的真情流露，他们都不是共产党，也无人指使其献旗。你道为什么建国初期毛泽东的威望如日中天?那是因为共产党在1921-1949年这28年里“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业绩”(十七大报告语)。那个年代是用鲜血和生命检验真理，所以毛泽东从山沟里一路走来，能力排群英，越过陈(独秀)、瞿(秋白)、周(恩来)、王(明)、张(闻天)等，而独领风骚。因为他是以思想领袖兼军事天才(白崇禧语，白是国民党的军事权威)、常胜将军而成为政治领袖的。60年代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长征组歌有“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歌词，那不是杜撰，是历史事实。所以到开国大典，共产党拿下全国政权，蒋介石败走台湾小岛，毛泽东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几乎已经神化，至少已经有半仙之体。历史需要还原，不能以今人眼光裁剪历史，随意臧否。

　　新中国建国以后，走社会主义道路既是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又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等国情方面的根源。朝鲜战争爆发的次日，美国立刻封锁了台湾海峡，造成分裂中国的事实。以后则是西方对中国的全面封锁。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中苏两党两国关系逐渐恶化、分裂。这段历史，除去其它原因，也由于中国既不想成为西方国家的附庸，也不愿成为苏联的附庸，其中有深刻的历史和文化原因。独立自主是新中国最可宝贵的东西，是中国共产党第一重大政治外交原则，并非共产党或毛泽东个人与美国和苏联过不去，或如苏联所说争夺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之类原因。有海外学者嘲笑毛泽东既反帝又反修，左右开弓，不懂得“坐收两国之金”，是搞 “山洞外交”。(9)其实这是海外人士不了解中国共产党创业执政艰辛的一种自由主义评论。中美关系、中苏关系，中国都是弱者，又有骨气，不甘心作附庸，这有什么错?

　　新中国前30年，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崭新的一页。主要标志是民族独立和劳动人民翻身解放，坚持唯物史观就必须坚持这个立场。那时候中国人虽然特别贫穷，但是心情舒畅，劳动热情冲天，因为不是被跨国公司剥削，也不是被贪官侵吞，更没有财富外流，补贴美国，而是为国家工业化作原始积累。特别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终于摆脱了列强的奴役，穷是穷点儿，但是扬眉吐气，这些都与旧社会不可同日而语。从这个意义上看，笔者至今觉得那时候虽苦犹荣，建国以后这两代人对共和国有历史贡献。这些人现在活着的，多已经老了，对他们，要有历史温情。

　　西方国家向现代化转型，用了几百年时间。中国向现代化转型至今经历了一百六十多年，其中还有多次战争和长期动乱，并不算长。中国转型与西方的一个根本不同，在于外部条件，近代西方社会转型占尽先机，且没有外部压力，可以肆意对全球扩张，以掠夺全球资源、剩余价值和开拓外部空间来缓解内部矛盾和压力。中国则恰恰相反，不但没有外部资源和空间，反而一直在遭受西方国家的野蛮掠夺和巨大压迫下完成转型，加以人口多，底子薄，资源财富贫乏，内部的各种矛盾冲突自然更加深刻激烈，难免表现为历史上的折腾。从根本上说，这是由于外部环境恶劣，压力太大;也是我们的国情制约，不是中国人专好内斗。在中西文明冲突和“西强我弱”的条件下，在某种程度上内斗是外压的一种反应或表现。中国共产党与满清政府、国民党政府不同在于特别能战斗。这既由于中国文化的韧性，共产党的坚强，也是外部压出来的。西方国家敌视中国共产党，其实是忌惮，忌惮又不能明说，就拿人权说事，力图用这根稻草将中国共产党压垮，或从内部搞垮，进而就能肢解中国，就舒心了。政治转型需要时间，中国太大，历史太久，文明独特，底子太薄，转型的历史半径比日本那样的岛国要大得多，需要给执政党一点公道，给中国一点时间。如果不给，在当前中西“文明冲突”的态势下，客观上就是将中国推向俄罗斯刚刚经历过的那种灾难，人们就有理由怀疑某些人的立场和动机。

　　三、 重读《谏太宗十思疏》

　　地缘政治学是西学，地缘政治思想却是中国土产。说中国是祖师爷也不算夸张，因为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极其丰富多采的外交思想和实践，整理出来就是一部精彩的古代地缘政治学，不亚于《孙子兵法》在世界军事学中的地位。例如“尊王攘夷”、“合纵连横”、“远交近攻”、“挟天子以令诸侯”等等，都是极有价值的地缘政治思想，现在也还在用。“尊王攘夷，争取与国”是管仲为齐桓公制定的地缘政治战略，极其有效，具有超时空的意义。“尊王”就是就是拥戴周天子，就是要有一个政治领导核心，不能有两个核心，这样才师出有名，才能号令天下;“攘夷”就是抵御外侮，“反对形形色色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争取与国”就是就是建立国际统一战线。所以中国历史文化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建设现代智库，先要发掘历史宝库。这方面中国的无形资产，世界第一。这里说说《谏太宗十思疏》，其实是世界各国领导人必读。

　　自古以来，成功具有一种魔力，它往往会给成功者带来巨大的喜悦和更大的自信。正是在这里会产生一种魔力，使其可能由骄傲而陷入盲目自信，导致失败。越是伟大的成功，这种魔力往往也就越大，魔力所带来的失败、曲折和危难，也更严重。

　　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明君。有明君就不乏贤臣，自古贤臣多有，明君难求。唐太宗手下出了许多名臣，魏征是其中著名的铮臣。君臣相得，于是有著名的贞观之治，为唐朝289年基业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文献，也是文学名著。由于历史原因，这个历史名篇长期犯忌，受到冷落。现在改革开放，躬逢盛世，重读这个历史名篇，对建国以来前30年既波澜壮阔又复杂曲折的历史作一点软实力的思考，应属开卷有益。《谏太宗十思疏》言简意赅，总计372字，兹抄录如下。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安，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也。凡昔元首，承天景命。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岂取之易，守之难乎?盖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吴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严刑，震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盈，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而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宏兹九得。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并用，垂拱而治。何必劳神苦思，待百司以职役哉?”

　　《谏太宗十思疏》写于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距今已经1372年，重读这篇文字，我们不得不为祖国传统文化和智慧感到无比骄傲自豪。骄傲自豪之余，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西方近代以来随着工业文明的确立，经历了几百年的社会转型，体制磨合，尽管对外仍然战争不断，毕竟内部逐渐稳定下来;尽管也经历不少大的危机，毕竟上了法制轨道。毛泽东曾说，斯大林时期大规模破坏法制的现象，在(现代)西方国家不会发生。同理，中国五十年代中期以后的类似现象，在现代西方国家也难以发生。这是中西历史发展阶段不同。中国进入社会主义，这是指基本政治制度;但是还没有进入法制社会，这是指成熟程度，说到底还是个转型期的问题，也是后发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发展不平衡的表现。

　　这篇谏疏，每一句都能与现代对号入座，这里不拟一一论列，只能择要而论。“凡昔元首，承天景命。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这里魏征指出了一个中国历史发展的政治怪圈。回想新中国建立之初，开国大典，盛世气象，史无前例。但是不到十年就陷入经济政治危机，直到1976年，实际上一直没有走出这个危机，反而深化了危机，所以叫做“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危难”(十七大报告语)。当然最终走出这个危机，实现改革开放的历史转折，还是靠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其中的教训极为深刻。这30年来，一方面，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十七大报告语);另一方面，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已经被国内外某种势力妖魔化，与20世纪60-70年代毛泽东被人为地神化适成对照，造成许多思想混乱。其实，“毛泽东是人不是神”(陈云语)，他犯过的错误就其主观原因来说也与一般人一样，由于胜利而骄傲，而不是象某些人说的那样一开始就如何如何。政治有它的逻辑。正如上文所说，建国初期毛泽东坐拥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积累起来崇高的威望，是一笔前无古人的巨大无形资产。50年代初期三大改造又取得伟大胜利，伟大的成就和历史的飞跃滋生了骄傲，造成领袖和党内一些干部头脑非同一般地发热，再与执政地位相联系，与权力、魄力、理想和事业相结合，不免小看了经济建设的难度和复杂性，理论上用哲学代替政治经济学，实践上导致严重的经济错误和巨大的祸患，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的政治理想、思想理论倾向和强势作风在国际国内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实际上演变成一种以极“左” 形态表现出来的强大政治力量，党内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完全不足以制衡，终于将党和国家拖入“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危难局面”，也酿成了党和国家历史和伟大领袖个人历史上的一段悲剧。这一切都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也确实包含有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理论走上了极 “左”的偏锋，政治制度上没有制衡机制，实践上愈滑愈远，走入死胡同，扭曲了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不仅未能执政兴国，反而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失，也损害和削弱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中国共产党，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经过28年奋斗牺牲和以2000万生命换来的响当当、硬邦邦的执政合法性，竟然有所流失，造成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危难局面”，需要实行改革开放的“第三次革命”来重新确立了。

　　这段历史曲折的一个重要教训在于，不能因政治斗争损害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在世界各国、各党都普遍存在，近代早期西方政治斗争也是无序的，动不动就上断头台。现代西方国家将政治斗争纳进入法制轨道，有制衡机制，但还是难以避免政治操纵、黑箱作业。没有黑箱作业能搞出金融海啸?海选没有政治操纵?当代国际舞台的特点之一是大规模的政治操纵、经济操纵和意识形态操纵。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如何制约权力，发展民主，进入法制化，使其良性发展，这个问题正在解决。但是如果说中国党内完全没有制衡机制，那是昧于中国国情党情。中国共产党开创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实践中国的政治制衡机制主要表现为党内斗争，所以不能否定党内斗争的积极作用。毛泽东说：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还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健康的党内斗争是一件好事。即使在“文化大革命”那样恶劣的形势和环境下，党内坚持正确方向的健康力量对占统治地位的极“左”势力之间的抵制和斗争也并没有停止，到后期还取得了当时条件下可观的成果。问题还在于政治权力的配置，就怕该有权的权力小，不该有权的权力大，暗潮乱涌，就容易出乱子。

　　“9.13事件”在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也自然地成为十年“文化大革命”的转折点;它在客观上宣告了从五十年代中期以来长达二十年的左倾路线失败，席宣、金春明同志说，只是“由于毛泽东未能充分领悟林彪事件的教训，继续迷误和坚持‘左’倾路线，而使这一历史转机被丧失”，“加以江青集团由于竞争对手的灭亡而攫取到更多的权力，野心更加膨胀。他们不断地制造风波，挑起事端，向党和政府的最高权力发动一次又一次冲击。这样，就使全国各族人民在全局性的‘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笼罩下，依然走着曲折崎岖的道路，继续遭受着痛苦和灾难。”(10)江青集团的折腾，只是延缓了历史发展的进程，不可能改变历史发展的趋势。这是共产党执政条件下由自身错误导致的一次艰难的历史转折。

　　(本文系拙著《中国软实力 决定中国命运的两种思路》第六章“历史的飞跃和曲折”的第一节，该书2010年有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回眸、反思和方法论（下 1979-2009）

　　郑彪

　　引言

　　马克思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1)这个道理，不仅启发了无产阶级，也启发了资产阶级。与马克思主义比真理，垄断资产阶级没有办法。但是，撒旦自有撒旦的“软实力”。他们发现，理论只要能蒙人，也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如果在学术上“包装”得好，再配合以其它条件包括特殊的历史条件、政治经济条件，就能蒙人。不仅能蒙普通人，而且也能蒙学者、企业家和政治家。所以，凯恩斯说：“经济学家与政治哲学家的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于常人意料。实际上，统治世界的不过就是这些思想。许多实干家自以为不受任何理论之影响，往往沦为某个已故经济学家最坏学说之不自觉的奴隶。”(2)不幸的是，历史被凯恩斯言中。世界近现代史上起重大作用的，最主要就是几种主义：重商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凯恩斯主义，最近30年流行一时的新自由主义不是一种独立的思想理论。这些主义，在历史上都发生过重大影响，而且至今仍在不同程度地发生影响。真理能推动历史前进，谬误能干扰历史发展。归根结蒂，谬误蒙人只能一时，真理的力量不可战胜。美国金融海啸推动了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复兴。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要“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业绩”，而要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归根结底还是要靠思想理论正确。这也是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把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作为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抓紧抓好”历史背景、思想背景和根本原因所在。

　　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个时期，适逢西方政治“换届”，英国保守党撒切尔夫人上台(1979年)、美国共和党里根上台(1980年)，合伙推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20世纪70-80年代以来是当代世界政治特别是东西方关系的一个关键时期。所谓东西方关系的关键时期，是西方文化在总的衰落过程中，在世界经济政治文化重心向东方转移过程中，西方为挽回颓势与非西方世界之间展开的一次战略搏弈，也是美国孤注一掷的政治豪赌。当代中西“文明冲突”的真义也在这里。这个时期，恰好也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经过长期蓄势、转折和走向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基本历史背景。改革开放没有现成的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注定是一个披荆斩棘的历史进程。就思想政治领域来说，当代全球化条件下的意识形态冲突、社会制度冲突和中西文明冲突等等交错在一起，格外错综复杂。离开“西强我弱”的世界格局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环境，离开全球化中的各种矛盾包括离开中西 “文明冲突”，许多改革开放中的问题，许多重大问题都难以说得清楚。

　　今年是新中国建国六十周年。子曰：“六十而耳顺。”“耳顺”是孔子进学的第四阶段，也是较高级阶段。(3)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要艰难得多，改革反思也已持续有年。今年是共和国“耳顺”之年，要能“明其所以然”并不容易。恰逢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发生，重创美国模式的政治威信和话语权，不仅给予中国发展和改革的深刻反思创造了条件，也为中国崛起腾挪了巨大的空间。经过建国以来两个时期前后各3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彻底总结、汲取建国60年正、反、“左”、右两方面极其丰富和深刻的历史经验教训，并加以反复比较研究，在改革开放的下一个四十年，即到建国一百年，中国可望走出真正属于自己的成功道路，可望进入一个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进学”的较高级阶段，即“天下大治”的阶段。

　　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壮丽史诗的崭新篇章。这段历史毕竟离我们太近。太近，没有历史纵深，就容易眼花缭乱，看不清楚，甚至容易被误导而落入陷阱，所以思想方法、研究方法和工作方法更显得重要。30年来的中国改革和发展，经历了国际风云、时代风云和理论风云，思想斗争极其激烈，大规模的理论争论有三次。20世纪90年代以来，流行“不争论”，结果还是免不了争论。去年以来，理论界掀起了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经验的热潮，但是分歧很大，阵线分明、交锋激烈，原因是各自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同。

　　立场这个概念，久违了。立场，指认识和处理问题时所处的地位和所抱的态度，历史上也特指阶级立场。在“文明冲突”的今天，要强调中国立场。认识和处理任何问题，都离不开立场;研究改革开放，至少应该有中华复兴的立场，中国的立场，这其实是中国学者的学术道德底线;其次是大多数劳动人民的立场，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的要求，也符合中国文化传统。孔子说“苛政猛于虎”;孟子讲“民贵君轻”，其实都表明中国文化特有的亲民立场、道德立场。立场，首先是个价值判断问题。中国文化自始就有鲜明的价值判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4)这一点与西方文化不同。改革开放以来关于两种发展观、两种改革观和两种开放观的思想斗争，其实是自古以来关于道的斗争的延续和发展。辜鸿铭先生说：“天下之道只有二端，不是王道就是王八蛋之道。孟子所谓：‘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仁道，就是施仁政。有人说，经济学不承认价值判断，那是蒙人的，不承认价值判断本身，暗含着一种不言自明的以西方为马首的价值判断。社会科学都含有价值判断，自然科学、技术科学本身没有价值判断，但是它的使用，它的载体即科学家，也离不开价值判断。钱学森同志就是一个改革开放条件下中国爱国知识分子坚持理想和操守一个光辉典范。一个人没有价值判断，就如同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魂”字就是鬼在云端里游荡，有了价值判断，魂就有所依归，就能守舍;没有价值判断，就魂不守舍。现在社会某些方面呈乱象，是由于一些人魂不守舍，主要是两个东西闹的：一是钱闹的;二是西方文化闹的，资本主义闹的。西方文化是另一只“看不见的手”。

　　一、必须坚持唯物辩证法

　　坚持唯物辩证法与坚持历史唯物论是一致的。前三十年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所以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为了实现现代化，让人民富裕起来，国家强大起来，实现中华复兴。而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也不是搞什么“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马克思主义其所以经过一个半世纪以来世界历史的反复检验，被证明是真理，根本原因在于它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方法论。其中前者是基础，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的辩证法理论，也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普遍规律的科学。说它是科学的科学，也不为过。虽说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的，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最高成果。长期以来，存在一种认识误区，以为马恩是西方人，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文化，共产党老说继承传统，又搞马克思主义，这算什么?殊不知西方文化也有清浊两流，只不过浊流泛滥。而且，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源，追根溯源，方法论的辩证法直接来源于黑格尔，间接与中国有关，或者说中国文化对它有重要贡献。唯物辩证法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的辩证法理论，中国历史文化既贡献了丰富的唯物主义，也贡献了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以辩证法而论，《易经》中包含着中国先民天才的辩证法思想，所以《易经》几千年不衰，改革开放以来还成为一些人的生财之道。一般认为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是在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并不错，但是西方人不说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哪里来的。掠中国文化之美而不注明出处，这是大量近代西方文明史著作的一个特征。这方面黑格尔比孟德斯鸠要诚实一些。黑格尔在自传中承认它的辩证法来源于易经，他在《哲学史演讲录》中感叹：“《易经》包含着中国人的智慧。”19世纪西方已经有知识产权制度，所以19世纪有西方学者指出黑格尔剽窃易经，但是指控没有结果。南怀瑾先生说：“西方文化中妇孺皆知的黑格尔辩证法——‘正、反、合’是举世闻名的。所以有许多人谈到《易经》时，说我们的《易经》真了不起，和黑格尔的辩证法——‘正、反、合’完全一样。这是中国人的悲哀!我说，老兄!我们《易经》是五千年以前的产物，黑格尔几时才发明辩证法?为什么把我们老祖宗的东西，拿来同洋人比，还说同他一样?这等于在街上看到祖父拉着孙子走，说祖父长得像孙子，而不说孙子长得像祖父。”(5)虽然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都是中国“土产”(西方也有自己的“土产”)，黑格尔则是在唯心主义基础上将辩证法加以理论化，只是弄颠倒了，马克思把它再颠倒过来，与唯物主义相结合，这就是现代哲学的革命。笔者这样讲，并不等于断言黑格尔的辩证法来源于易经。这个重大理论问题还有待深入研究考证，但是说两者之间存在联系，似难以否定。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于中国，不能完全算是西学。唯物辩证法在中国有思想史的根基，这也是20 世纪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很容易接受也特别服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因所在，包括钱学森同志这样伟大的科学家。

　　但是在实践上，再科学正确的认识论、方法论也是通过人的主观活动实现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的长期左倾错误，其方法论是形而上学，其根源是唯心主义。1962年毛泽东回顾“大跃进”的错误时说，提倡敢想敢干，确实会引起唯心主义，我这个人也有胡思乱想。(6)“文革”期间，毛泽东批评“四人帮” “形而上学猖獗”，其实自己也没有避免形而上学，例如他说“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这在思想方法上无疑是形而上学。形而上学是一种很顽固的东西，在政治实践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50年代的形而上学导致了极左错误，这与后来不一样。西方搞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和实践，将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加以极端化和宗教化，其方法论特征也是“形而上学猖獗”，连索罗斯都称之为“市场原教旨主义”。其实就是市场拜物教，也是一种“市场幼稚病”，都是违背辩证法的，所以栽跟头。刘国光同志说，按照唯物辩证法，如果说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是“正”，新自由主义的市场拜物教就是“反”，按照“否定之否定”，下一步就应当是“合”。这是指逻辑判断，不是指价值判断。什么是经济体制的“合”?就是市场与计划的内在的对立统一，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表现在所有制结构上，就是要坚持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同时，要重新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在经济运行机制上，在继续坚持市场化改革的同时，要重新强调国家计划宏观调控的作用;在分配关系上，要从主张“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转向“更加重视社会公平”。这些方面，都是当前我国发展和改革继续深化的内在要求。

　　从文化上看，近代中国群慕西化，喜新厌旧，喜西厌中;一味破釜沉舟，求新求变，过河拆桥，不顾传承;轻视历史，迷信将来;也是一种形而上学。改革开放以来，西化思潮再度泛滥到极致，西化已不过瘾，乃认定以美国为目标模式。所以，改革的一切成就被一些人解释为学习美国的结果;改革不断寻求“突破”，一再强调“攻坚”，每有问题、障碍发生，便高呼改革“不到位”，其真实含义是照搬美国“不到位”;殊不知，虽说这样一来对传统模式、中国模式突而破之，貌似思想解放，勇则勇矣，然则却做了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的奴隶。按中国传统观点，此为忘本，饮水不知思源，诚非厚德载福之道。从思想方法上看，还是形而上学。在世界观上，是实用主义。毛泽东说：“实用主义，这是一种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它“缺乏章法，只要有利，随遇而变”。(7)“文革”时期流行一个口号，叫作“好得很!”“就是好!”意指凡是“文革”干的事都“好得很”，没有理由，“就是好!”与此相反的是，凡是反对“文革”的事，皆曰“好个屁!”所以当时安徽有“好派”和“屁派”，打得不可开交。现在关于改革开放，其实也有“好派”和“屁派”。前者老虎屁股摸不得，抱住“市场原教旨主义”不放，改革就是“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这“三化”，“就是好!”后者夸大了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以为天就要塌下来，其实塌不下来。毛泽东诗曰：“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柱其间”。现在美国面临金融海啸引起的灭顶之灾，乃啸聚西方国家，骤然加大围堵中国的压力，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和“天欲堕”之势，但是天塌不下来。靠什么?靠几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出的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正确的领导，靠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一致，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国内外有一种舆论成天唱衰共产党，其实是要唱衰中国，为西方火中取栗。这些人写的东西水平不高，之所以不能成事，除了其它方面以外，也是由于方法论错误：只知一点论，不懂辩证法的两点论;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只看现象，不看本质;只看静态，不看趋势;只看局部，不懂历史、文化，也不看全局;总之这些人是形而上学猖獗，不仅方法论不行，理论工具也不行，既没有马克思主义，也没有传统文化，文字也缺乏功力，没有魅力。

　　总之，实践反复证明，思想方法上离开唯物辩证法就必然走向形而上学，在当代全球化条件下又有国际推手，必然导致自由主义泛滥，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十七大报告说，改革开放不可能一帆风顺，就是说难免走弯路。历史的弯路表现不同，现象可能相反，但是思想方法的根源都是形而上学。报告明确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段话非常重要，也非常有针对性。

　　二、“文明冲突”的国际“光谱”分析

　　西方的学术总体上对现实的反应敏锐，是一个优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就是一个显例(西方的经济学和国际关系理论长期严重脱离实际，以至于无能解释现实，也是事实)。文化在现阶段世界体系演变中的作用和地位上升，使得引进文化分析的地缘政治方法来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长期以来，与西化思潮泛滥相联系，在一些人眼里世界已经变成玫瑰色，似乎中国只需要“让世界充满爱”，思想上政治上“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只须埋头于发展和改革，自然而然地就富强了。于是一些人不仅不再“讲政治”，尤其缺少国际政治思维，更不必说缺少“文明冲突”的视角。于是思想上解除武装，理论上不免走弯路，实践中难免吃亏上当。

　　历史上曾经流行的全盘西化思潮在经过长期的沉寂以后，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卷土重来。这个文化现象在中国引起了激烈的思想冲突，也是现代化过程中“文明冲突”的反映。近代以来率先进入现代化的国家除了日本以外，都是一些西方国家，所以现代化过程中本土文化与西方化的矛盾是困扰一切后发国家的“文明冲突”。解决现代化过程中“文明冲突”的不同方式和后果，形成了后发国家现代化的不同道路或模式。将这些不同道路或模式加以光谱式的排列和比较，可以对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提供有重要意义的坐标参照系，有助于判断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正确方向。

　　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西方都极力以“西化”改造世界，这个过程彻底失败了。亨廷顿研究和总结了这个过程。他说：“普世文明的概念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19世纪，‘白人的责任’的思想有助于为西方扩大对非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统治作辩护。20世纪末，普世文明的概念有助于为西方对其它社会的文化的统治和那些社会模仿西方的实践和体制的需要作辩护。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8)西方普世主义的失败已经被美国“文明冲突”的顶级思想家盖棺论定了，可是在中国仍然有人在不遗余力地兜售这套陈腐的东西，这只能说明：第一，中国的思想界真的很混乱，有些人不知在想什么;第二，读书不够，特别是多年来忽视了学习马克思主义，传统文化更不必说了。对西学其实也学得不够，有些跑偏，偏于自由主义。这一点与国情党情有关，长期不重读书，存在迷信经验主义的倾向，包括历史上两度(20世纪30年代和50年代初)迷信苏联和改革开放以后迷信西方。

　　将现代化等同于文化上的西化，或者说西化就是普世主义，这是西方在世界上推动已久的思潮。但是在实践上，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却表现出不同的选择。这里笔者在吸收西方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其概括为以下五种基本思路和类型：

　　(一)完全拒绝西方化和现代化的思路，称为拒绝主义，这种模式存在于19世纪以前。 殖民主义的历史表明，非洲、美洲和东南亚缺乏必要的能力拒绝西方化，印度也一样，所以这方面的例子在东亚。中国明清以来以儒学对抗西化，直到19世纪中叶。日本也是一例。亨廷顿说：“日本从1542年第一次同西方交往到19世纪中叶，实质上遵循了拒绝主义的路线。它只允许有限的现代化形式，如获得火器，但严格禁止引进西方文化。西方人在17世纪中叶全部被驱逐。这一拒绝主义立场由于日本1854年在美国海军准将伯利的压力下被迫开放门户和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全力学习西方而告终。几个世纪中，中国也试图阻止任何重要的现代化或西方化。虽然中国于1602年允许基督教传教士进入中国，但以后又在1722 年把他们驱逐出境。”(9)这里需要指出，亨廷顿的表述有错误。早期传教士来华带来的是基督教而不是现代化，1722年以前西方还没有发生工业革命，总体上比中国还落后。那时候“以夷变夏”没有说服力，所以日本和中国分别在17世纪中叶和18世纪初驱逐西方人，这说明西方文化离开现代科学技术，对东亚文化根本没有吸引力。事实上，西方也是在19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后才靠武力打开中日的大门。亨廷顿也看到了这一点，他说：“与日本不同，中国的拒绝主义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植根于中国作为中央帝国的自我形象和坚信中国的文化优越于所有其它文化的信念。”(10)而日本则是在鸦片战争中国失败以后，才放弃拒绝主义立场并开始明治维新的。

　　拒绝主义在东亚历史上有重要意义。主要由于中国明清时期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尚保持有必要的自卫能力，文化上也能以儒学对抗西方文化，使得东亚得以将殖民地命运推迟了两百多年。在这方面，日本其实也受惠于中国这一东亚屏障。大机器工业时代宣告了拒绝主义失败。在20世纪，除了世界上个别地区还存在一些小的原始农村村落，完全拒绝现代化已不可能。

　　(二)全盘接受西方化和现代化的思路，称作凯末尔(基马尔)主义。这条道路没有成功。

　　工业革命的成就将18世纪西方国家流行一时的对中国文化的尊崇一扫而空，西方人顿时感觉自己不但国力富强了，而且在文化上也顿时空前高大起来。西方对后进国家发出的文化信息是：“你们要想成功，就必须象我们一样。我们的方法是唯一的方法。”全盘西化论建立在一个假设基础上：“现代化是可望的和必要的，本土的文化与现代化不相容，必须抛弃或废除;为了成功地实现现代化，社会必须完全西方化。现代化和西方化相互加强，而且必须相辅相成。”(11)亨廷顿接着说：“这一方法以19世纪末一些日本和中国的知识分子的论点为典型。他们认为，为了实现现代化，他们的社会必须放弃其传统语言，而采用英语作为国语。” (12)感谢中华文化传统的伟大力量，自古“夷狄之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只有化人而没有被化的传统。从16-19世纪儒学对抗西方文化几百年以后，中国产生了孙中山和三民主义，发生了辛亥革命，虽然也难免在一定程度上照搬西方政治模式，毕竟没有产生也不可能产生凯末尔和进行凯末尔改革。

　　穆斯塔法·基马尔·阿塔蒂尔克(1881-1938)是土耳其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元帅。基马尔又译凯末尔，因为基马尔年轻时成绩优异，曾获得“凯末尔” (阿拉伯语，意为“完善的”)称号。1919年凯末尔发动资产阶级革命，并率军击败英国和希腊的武装干涉，于1923年建立土耳其共和国。历史上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是西方的梦魇，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终于被西方国家肢解。这时候历史造就了第一代基马尔主义，到20世纪90年代的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已经是第二代了。基马尔为了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创建一个新土耳其，使其既实现现代化又西方化，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包括废除苏丹，建立西方共和体制;废除传统的教育部和宗教部，建立统一的世俗公共教育制度;废除伊斯兰教的国教地位，建立以瑞士民法为基础的法律制度;最重要的一项改革是，明文规定废除阿拉伯字母，改用罗马字母书写。这项改革使得新生代土耳其人不能使用传统文献，是对本土文化彻底的阉割。以后又实行多党制，诸如此类。凯末尔改革的政治后果在国内是土耳其民族在文化上彻底失去自我，在国际上土耳其在二战后迅速倒向西方，1952年加入北约。以后又在本土设立美军基地，成为西方在东方的桥头堡(西方肢解了奥斯曼帝国，又在文化上搞垮了土耳其，极大地削弱了中世纪以来伊斯兰世界的力量，可以专一对付苏联和中国。这是20世纪西方的大战略)。在1955年万隆会议上土耳其遭到非西方国家和不结盟国家的谴责，在伊斯兰世界被视为背叛。土耳其在文化和政治上倒向西方，没有得到好果子吃，它既是冷战的产物也是冷战的牺牲品。它要求加入欧盟的申请屡次遭到拒绝，表明西方对“全盘西化”的土耳其并没有文化认同，阿拉伯国家同样对它失去文化认同。在20世纪末土耳其终于发现自己的悲惨境遇，在文化上已经失去家园——里外不是人了。其后果导致20世纪以来土耳其国内不断发生严重的文化冲突，90年代的流血冲突更是相当严重。亨廷顿称土耳其是一个“文明撕裂”的或“无所适从”的国家。土耳其是20世纪20年代自由主义改革的牺牲品。在这种背景下，其作品玷污了土耳其民族文化的帕穆克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他在本国不敢在街头散步，却在中国受到一些人追捧。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改革使墨西哥成为又一个土耳其。墨西哥是一个保留了印地安文化传统的国家，19世纪被西方列强瓜分，20世纪初独立以后一直拒绝认同西方，这一点与土耳其不同。亨廷顿说：“从30年代到80年代墨西哥领导人一直奉行向美国利益挑战的经济和外交政策。”但是，到了 “80年代，一切都发生了变化。米格尔·德拉马德里总统和他的继任者卡洛斯·萨利那斯总统对墨西哥的目标、实践和认同重新进行了全面的界定，这是1910 年革命以来最广泛的变革努力。萨利那斯事实上成为墨西哥的穆斯塔法·基马尔·阿塔蒂尔克。阿塔蒂尔克促进了世俗主义和民族主义，它们在他那个时代是西方占主导地位的主题;萨利那斯则促进了经济自由主义，这是他这个时代西方的两个主题之一(另一个是政治民主，他没有接受)。象阿塔蒂尔克所处的状况一样，这些观点为政治和经济精英所赞同，他们中的许多人和萨利那斯及德拉马德里一样曾在美国接受教育。萨利那斯大幅度地降低了通货膨胀，使大量公有企业私有化，他促进外国投资，降低关税，削减补贴，调整了外债，向工会势力挑战，提高了生产率，并使墨西哥与美国、加拿大一起组成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正如阿塔蒂尔克的改革旨在把土耳其从一个中东的穆斯林国家转变为一个世俗的欧洲国家一样，萨利那斯的改革旨在墨西哥从一个拉丁美洲国家变为一个北美国家。”(13)这是新自由主义背景下“文明冲突”的一个极好的案例，实际上是美国(文明)在吞并墨西哥(文明)。尽管美墨两国接壤，美、墨、加三国自由贸易协定早已实行，也就是 “二吃一”的模式已经形成，特别是墨西哥的绝大多数政治、经济和知识精英都赞成这条道路，但是鉴于这条道路遭到民众的激烈反对，所以亨廷顿对墨西哥北美化的前景并不看好。他认为，无论是温和的基马尔主义主义还是极端的基马尔主义，前者主张非西方社会可以通过西方化而实现现代化，这个观点没有得到历史证实;后者主张非西方社会为了现代化必须西方化，这个命题并不成立。(14)

　　(三)接受现代化，但拒绝西化的思路，就是力图把本土文化的主要价值包括体制与现代化结合起来，西方学者称之为改良主义。这种选择在非西方国家最受欢迎，因此也最流行。从19世纪起，这种选择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提法，在中国叫“中体西用”;在日本叫“日本精神，西方技术”;中日的不同提法看起来没有本质区别，但是实际上有明显不同。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形式上保存了自己的文化，但是接受了西方的价值观，这是日本与中国现代化转型的不同之处。日本成为发达国家中唯一的一张“黄色的脸”，但是在价值观上已经皈依了西方文化，所以日本至今在亚洲，特别是东亚是文化上“孤独”的国家。日本在政治上和心理上属于西方，地缘文化上属于东亚，却在东亚备感孤独，这是日本民族存在某种“文明撕裂”的所在。但是日本毕竟保留了许多自己的传统，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在这方面，从 19世纪30年代起，埃及也开始“尝试不使文化过度西方化的技术现代化”道路，换言之，埃及希望走一条“既非日本式的没有文化西化的技术现代化”，也非 “通过文化西化来实现技术现代化的基马尔主义”的中间道路。埃及的尝试没有成功。(15)从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50年代，伊斯兰世界的精英一直在尝试倾向于基马尔主义的改良主义，即不仅接受现代化，也接受西方的体制，但是它受到了随后兴起的“以原教旨主义为形式的更纯粹的改良主义的挑战”。(16)20世纪60-70年代以来，文化本土主义日益在阿拉伯国家复兴，表明基马尔主义日益被抛弃。

　　(四)没有技术现代化，只有文化西方化，这是后发国家一种失败的痛苦的选择。其中一类是殖民体系瓦解以后没有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国家，另一类是试图抵制文化过度西化而没有成功的国家。一般认为前者如非洲国家，后者如埃及。

　　(五)接受现代化，却难以确定自己与西方文化关系的国家，结果表现为在两者之间游移不定或某种历史的折腾。现代化是一个文明转型的过程，但是现代化转型，并不意味着文化上必然西化。这个问题，对于儒家文化圈的国家相对容易认识，对于同属基督教的斯拉夫文化圈的国家来说，认识和解决起来都相当困难。处于某种文化边缘上的国家，或者在现代化中失去自我而迷失方向的国家，亨廷顿称之为“无所适从”的国家。他认为土耳其、墨西哥都属于这类国家，但是他认为在“无所适从”中表现最甚的是俄罗斯。而且由于俄罗斯是斯拉夫文化的核心国家，“如果俄罗斯成为西方国家，东正教文明将不复存在”，(17)，这将导致世界地缘政治的巨大改变，所以无疑是西方“文明冲突”战略的一个目标。西方一些人做梦都幻想在未来去充填东正教文明不复存在而留下的巨大真空，其实是垂涎那里极其丰富的资源。东斯拉夫(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文化发源于基辅罗斯，后来继承了拜占庭文化，包括接受了通过拜占庭传播的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又受到蒙古的影响。按照西方的定义，“俄罗斯文化是基辅和莫斯科的本土根源、拜占庭的强大影响和蒙古长期统治的产物。”(18)这是西方至今在文化上不认同俄罗斯的根本原因，文化上绝不认同，政治上实践上绝不放松搞垮俄罗斯，包括肢解和同化俄罗斯，这是西方厉害的两手。但是，自彼得改革以来，几百年来俄罗斯一直致力于现代化和西化，只是这种努力没有成功，反而造成了“文明的撕裂”。于是，到19世纪主张西化的十二月党人与斯拉夫主义者或欧亚主义者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被认为是放弃西化，向西方挑战，其标志性事件是苏俄迁都莫斯科。原本列宁斯大林开辟的苏联道路出色地解决了俄罗斯文化上的两难：苏联成为既不同于西方文化，又比西欧强大，而且成为将西方(西欧)从法西斯铁蹄下解救出来的世界超级大国。其实是布尔什维克实现了彼得大帝以来东斯拉夫人的强国梦，可惜后来苏联人放弃了马列主义，也就放弃了自己独特的业已成功的道路，片面追求西方的自由、民主和人权，奋不顾身地一头扎向西方文明怀抱，结果不仅完全失败，而且拉大了俄罗斯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距离。不但一百来年的努力白费了，而且乌克兰(基辅)、白俄罗斯作为俄罗斯文化的发源地和核心利益被切割，这是极其严重的地缘政治后果。对于俄罗斯的政治-文化演变及其后果，亨廷顿的分析不乏深刻性。他说：“通过采用西方的意识形态和运用它来向西方挑战，俄国人在某种意义上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西方，并更加密切地与西方缠绕在一起。尽管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差别很大，但在某种意义上，双方讲的是同一种语言。共产主义和苏联的崩溃结束了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这种政治-意识形态的相互作用。”(19)他还说：“此外，俄罗斯人不再表现得像马克思主义者，而开始表现得像俄罗斯人，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鸿沟扩大了。自由民主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间的冲突是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尽管它们之间有重大的差别，但它们都是现代的、世俗的，并公开地赞同最终要实现自由、平等和物质富裕的目标。一个西方的民主主义者可以与苏联的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进行思想上的争论，但他不可能与一个俄罗斯的东正教民族主义者这么做。”(20)苏联解体对于俄罗斯的损失，远不在于是“20世纪以来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普京语)，苏联前部长会议主席尼·伊·雷日科夫说在《大国悲剧》一书中指出：“我们的悲剧就在于我们丢失了‘苏维埃价值’，我们没有把过去的一切正面的东西带到新时期来。非但如此，许多对我们格格不入的、不为大多数人民所接受的教义，也被强加给我们这个社会。我们的国家缺少一种起核心作用的思想，有的只是起瓦解作用的、外来的思想和价值。”这表明雷日科夫认为，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在文化上退回到东正教，这对于国家的软实力是远远不够的。值得注意的是，他还指出， “(90年代初期前后)把政权抢夺到手的那些人，往好里说都是西方的思想附庸，实际都是直接听命于西方的走，他们决心把俄罗斯交付西方听凭宰割。”

　　苏联解体以后，百年前进行过的围绕俄罗斯文化在世界文化谱系中的定位和归属的斗争重新激烈起来。亨廷顿认为，“在俄罗斯的认同这一中心问题上，90年代的俄罗斯仍然是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西方-斯拉夫主义的两重性是俄罗斯民族特征中一个不可分割的特点。”(21)有迹象表明，经过20世纪90年代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折腾，俄罗斯地缘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欧亚特征正在日益突出起来。

　　三、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启示

　　研究现代化道路上各种文明与西方“文明冲突”的国际光谱，反思中国现代化走过的道路，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从以上的光谱分析中可以得到些许有益的结论。

　　首先，近代以来世界文明冲突主要表现为西方文明与所有其它文明之间的冲突。一方面，正如亨廷顿所说，近代以来“在所有的文明中，惟独西方文明对其它文明产生过重大的、有时是压倒一切的影响”，(22)有时是吞噬其它文明。这种影响，不是由于西方文明先进，而主要是由于西方使用先进、强大、有组织的暴力;另一方面，也正如亨廷顿所承认的，20世纪宣告了几百年来西方推行的普世主义彻底失败，随着西方和美国霸权衰落以及东亚和中国复兴，世界开始出现了文明之间的均势。上述“文明冲突”的光谱，总体上反映的正是这一趋势。

　　其次，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只能为发展中国家带来民族解放，只能为其发展提供政治前提，并不能自然而然地为发展中国家带来幸福。一个突出的国际现象是，在20世纪，坚持现代化方向的后发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在文化上与西方发生“文明冲突”，凡是能够始终坚持文化自我意识，又有能力坚持走出现代化民族道路的国家，都取得了成功：有的成功得早，如日本;有的本来已经成功，又发生倒退，如前苏联;有的正在成功，如中国;历史上不同程度地走上“凯末尔道路”而落入“西化陷阱”和“文明撕裂”的国家，几十年来一直在致力于挣脱这条道路，例如某些阿拉伯国家和拉美国家，这些国家的努力成为世界多极化进程的一种动力，是有成就的，但也是极其艰难、成败未卜的;而走凯末尔道路的土耳其、菲律宾及80年代以后的墨西哥，都被亨廷顿视为失败。

　　再次，拒绝主义和凯末尔主义代表了全球后发国家对待现代化问题的两个极端。对于19世纪中叶以前的拒绝主义，至少在东亚有积极意义。对于20世纪的拒绝主义，正如汤因比所说，狂热不是可靠的选择。对于凯末尔主义，梁启超先生生前就洞若观火，指出土耳其改革是“欲孵化为别一体而不成”，说明有深厚传统文化功底的中国自由主义先驱也是有敏锐的文化和政治洞察力的。张君劢先生称梁启超是中国“伟大的自由主义人士”，而称另一位自由主义者胡适为“一个伟大的书生的悲剧”，其区别也在这里。问题在于，20世纪30年代已经被中国有识之士看破的凯末尔主义，居然在换上新自由主义“皇帝的新装”之后于80年代卷土重来，而且在拉美国家、苏联东欧国家和其它国家掀起狂热的浪潮，造成苏联解体这样“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普京语)。对一切非西方文化国家来说，这无论如何也是20世纪“文明冲突”的一个极其重大而深刻的教训。可是为什么会造成“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呢?一个曾经以十月革命改变了20世纪人类发展方向的国家，一个曾经打败了德国法西斯、在某种程度上拯救了西方文明的国家，一个以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一度成为世界领袖的国家，一个曾经不可一世的超级大国，怎么就弱智到那种程度，以致在实际上被美国实施了意识形态操纵呢?(23)

　　回顾近代后发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我们看到一个事实：成功的经验不少，失败的教训更多。固然是“沉舟侧畔千帆过”，但是如果不认真总结和汲取其教训，焉知下一个“沉舟”是谁? 1453年，土耳其人攻陷君士坦丁堡，掀开了奥斯曼帝国驰骋欧亚非几百年的辉煌历史;进入20世纪奥斯曼帝国终于被西方国家肢解，凯末尔改革不过是奥斯曼帝国解体的余波和光荣的土耳其文化的西式葬礼。穆罕默德说：“一个穆斯林不在同一个山洞里被蝎子蛰两次”。所以，现在汲取了历史教训的伊斯兰国家与西方势不两立，坚决拒绝西方的普世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说教，就是不想“被蝎子蛰两次”。此后，印度帝国也被英国肢解;到20世纪90年代，苏联帝国(华约、经互会集团、苏联)解体，至少在相当程度上也是被西方冷战和施以地缘政治手段肢解。整个20世纪，西方总体上在衰落，但是正是在自身衰落的过程中却能将它的文明对手一一解体。苏联解体以后，西方的下一个目标是中国，这一点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五角大楼和亨廷顿更是说，中美之间迟早会有一场战争。其实“战争”早就开始了，俄罗斯学者称冷战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现在的经济战、金融战、贸易战、信息战、心理战等等包括“文明冲突”已经是第四次世界大战。他们认为，“9.11事件”以后，西方在“反恐 ”和“文明冲突”掩盖下推动全球地缘政治冲突升级，目的不仅是文化灭绝，而且是种族灭绝，“将俄罗斯从世界大国变为一个区域性大国的潜在可能性将意味着俄罗斯的终结”，(24)而且认为，历史迟早将彻底揭开“9.11事件”的面纱，证明在当代世界“文明冲突”的名义下进行的是一场西方发动的，以争夺全球剩余资源为目的的世界大战。

　　从以上分析中，已经不难得出许多对中国有益的启示(警示)，有些重要的启示其实是不言自明的，例如凯末尔主义和新凯末尔主义(新自由主义)以及俄罗斯的教训，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亨廷顿认为中国走上了改良主义道路，这条道路，倾向于基马尔主义，但是又不同;基马尔主义认为现代化就要西方化，两者缺一不可;改良主义认为，没有实质上的西方化的现代化是可能的。美国的新自由主义导向其实就是基马尔主义，苏联改革就是当代基马尔(凯末尔)改革。30年来中国的两种改革观和两种发展观的斗争其实反映了选择现代化道路的两种文化思路。亨廷顿说：“现在这种基马尔主义的态度在东亚已经消失。东亚没有将其经济的迅速发展归因于对西方文化的引进，而是归因于对自身文化的伸张。”(25)这句话透露出亨廷顿对中国改革的某种失落，但是他毕竟承认了基马尔主义的失败，也表明他在文化上似乎有些读懂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还说：“现代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西方化。非西方社会在没有放弃他们自己的文化和全盘采用西方价值、体制和实践的前提下，能够实现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西方化确实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无论非西方文化对现代化造成了什么障碍，与他们对西方化造成的障碍相比，都相形见绌。正如布罗代尔所说，持下述看法几乎是幼稚的：现代化或单一文明的胜利，将导致许多世纪以来体现在世界各伟大文明中的历史文化的多元性的终结。相反，现代化加强了那些文化，并削弱了西方的权力。世界正在从根本上变得更加现代化和更少西方化。”(26)“无论非西方文化对现代化造成了什么障碍，与他们对西方化造成的障碍相比，都相形见绌”，这个观察相当深刻，所以西化根本不可能成功，特别是在拥有五千年历史的优秀而独特文化的中国。从这些方面看，亨廷顿的 “文明冲突”一书虽然散发着种族主义气味，但是也确有某种学术力。所以，西方的自由主义学者虽然政治上叵测，文化上可恶，但是学术上也不能小视，许多人确有学问，也就有见地。他就是骗你，也骗得“有学问”。值得注意的是亨廷顿对日本的评论，他说：“总体说来，日本经济并未按照西方经济学发展。”(27)另一位分析家说：“日本的经济发展没有遵循西方的逻辑，原因很简单，因为它不是西方自由市场经济。日本人创造了一种经济类型，它的运行方式超出了西方观察家的预测能力。”(28)中国学美国太多，特别是一度为新自由主义所误导，没有学到日本道路的真谛。日本学西方，历来有自己的一套，这一点实在值得中国人反省。所以日本既是独一无二的西方发达国家，又是独一无二的东亚国家。日本赢得西方的尊敬是有道理的，亨廷顿把日本文化视为当代人类文明的一种独立的类型，也是有道理的。

　　(本文系拙著《中国软实力 决定中国命运的两种思路》第七章“改革开放和中华复兴”的第一节，该书2010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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