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解放的唯物辩证法前提
1937年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对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关系作出了精辟的论述。他指出：“因为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1]
物质决定精神是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坚持唯物论就要反对唯心论。早在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就提出了一个论断：“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2]其目的就是要洗刷唯心精神。因此，“必须洗刷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错误出现，才能完成争取群众战胜敌人的任务。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3]11年以后，1941年毛泽东在为《农村调查》写的序言中重申了上述论断。他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4]又过去20年，1961年毛泽东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指出：“民主革命阶段，要进行调查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一万年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这个方法是可取的。”[5]
可见，提倡调查研究，洗刷唯心精神，坚持唯物论，这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但是，仅仅坚持唯物论是不够的，毛泽东还始终坚持辩证法，反对机械论。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开展革命斗争，敌强我弱是中国革命的基本态势。在这种情势下，很容易使人产生悲观情绪。当年在井冈山，有人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甚至中共中央写给红军第四军前敌委员会的信中，也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作出了过于悲观的估计。抗日战争时期又有“亡国论”、“唯武器论”，有人说：“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所有这些悲观论调，究其思想根源，不仅在于离开唯物论陷入唯心论，而且还在于离开辩证法陷入机械论。
正如毛泽东所说：“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是一切错误观点的认识论上的根源..因此，反对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采用客观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去考察战争，才能使战争问题得出正确的结论。”[6]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论的观点看问题，得出了与悲观论者完全不同的结论。他从当时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一基本事实出发，全面分析了中国的政治形势，透过现象看实质，详细考察了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及其相互作用，从而得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结论。他从抗日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一场决死战争这一基本事实出发，深入研究了战争的全部基本要素，分别说明了战争双方各自的特点、长处和短处，充分阐释了这些特点在特定的时代和国际条件下的比赛和变化，从而得出“中国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结论。在批驳“唯武器论”时，他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7]这里所说的“人心的对比”就包括精神的作用。
毛泽东特别强调发挥人的“自觉的能动性”。他说：“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我们必须发扬这样的思想和行动，必须发扬这种自觉的能动性。”[8]在评估战争结果时，他说：“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仅决定于这些;仅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分胜负。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的能动性。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9]
物质精神两手抓，这是中国革命的一条基本经验。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曾经把整风和生产比喻为车之两轮。他说：“整风是前进的精神基础，生产是前进的物质基础，我们党学会整风和生产是从不自觉到自觉的。”“因此，没有整风和生产这两个环子，革命的车轮就不能向前推进，党就不能前进了!”[10]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在注重物质基础的同时，仍然十分重视精神的作用。1959年底到1960年初，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谈到：“提高劳动生产率，一靠物质技术，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政治思想工作。后两者都是精神作用。”[11]他还谈到：“物质利益是一个重要原则，但总不是唯一的原则，总还有另外的原则，教科书中不也是常说‘精神鼓励’原则吗?”[12]
1963年毛泽东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从认识论角度对物质与精神之间的辩证关系作了进一步论述。他指出，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这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飞跃现象。人的认识过程中第一个阶段，即由物质到精神，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这时，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是否合乎实际还没有得到证明。然后进入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检验。一般说来，成功的就是正确的，失败的就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13]
精神解放至关重要
人不但有肉体，而且有精神。精神解放对于人来说至关重要。当年在井冈山，毛泽东就揭示了一种现象：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究其原因，不在于他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改善，而在于他们的精神得到了解放。
在井冈山，艰苦的生活，频繁的战斗，造成不断的减员，能够为红军提供兵员补充的相当多一部分是敌军俘虏。俘虏兵到红军不久就要打仗，甚至领兵打仗。红军靠什么来改变俘虏兵?靠什么来稳定自己的队伍?首先靠政治训练和政治教育。红军通过政治教育使士兵懂得，为什么打仗为谁打仗。为了保证政治教育的深入有效，红军建立了一整套组织制度：连、营、团都有士兵委员会，代表士兵利益，并做政治工作和民众工作;建立党代表制度，党代表督促士兵委员会进行政治训练，指导民运工作，同时担任党的支部书记;建立各级共产党组织，连有支部，班有小组，营、团、军有党委。毛泽东说：“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除此之外，还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14]
根据红军的经验，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又指出：“军队的基础在士兵，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15]这里所强调的仍然是实现精神解放对于士兵、对于军队的极端重要性。
一个士兵和一支军队需要精神解放，一国人民和一个政党也需要精神解放。毛泽东曾经把五四运动视为中国人民的一次思想解放，把延安整风视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一次精神解放。五四运动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同时也是反对封建文化的革命运动。它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向统治中国长达数千年之久的封建主义文化展开了前所未有的猛烈进攻。毛泽东指出：“五四运动时期，一班新人物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这些都是很对的。在那时，这个运动是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那时的统治阶级都拿孔夫子的道理教学生，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做文章的人都用文言文。总之，那时统治阶级及其帮闲者们的文章和教育，不论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八股式的，教条式的。这就是老八股、老教条。揭穿这种老八股、老教条的丑态给人民看，号召人民起来反对老八股、老教条，这就是五四运动时期的一个极大的功绩..如果‘五四’时期不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中国人民的思想就不能从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束缚下面获得解放，中国就不会有自由独立的希望。”[16]
毛泽东还指出，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说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对于中国的现状，对于中国的历史，对于外国事物，还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在这种形式主义方法影响下，五四运动后来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这是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但是，在共产党内也不是一致的，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发生偏向，违反马克思主义，发展了洋八股、洋教条，这就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也就是新八股、新教条主义，这是形式主义向“左”的发展。“如果我们今天不反对新八股和新教条主义，则中国人民的思想又将受另一个形式主义的束缚。”[17]“所以我们要在党内发动一个启蒙运动，使我们同志的精神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蒙蔽中间解放出来，号召同志们对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加以抵制。”[18]
精神解放不可能一劳永逸，而是一个需要不断推进的过程。1944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发表题为《学习和时局》的讲演，其中提倡放下包袱开动机器，就是继续推进精神解放。他说：“所谓放下包袱，就是说，我们精神上的许多负担应该加以解除。有许多的东西，只要我们对它们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觉性，就可能成为我们的包袱，成为我们的负担..所以，检查自己背上的包袱，把它放下来，使自己的精神获得解放，实在是联系群众和少犯错误的必要前提之一。”[19]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多次谈到精神解放这个问题。针对当时党内普遍存在的山头主义倾向，毛泽东说：“我们要承认有山头，不承认也不行，承认以后要照顾各个部分，各个集团，各个历史不同的部分、不同的问题。如果他们的精神上被石头压着，有些石头还是我们自己的手放上去的，我们就要替他们解开。凡是他们精神上压着的石头，不论是大石头，中石头，小石头，我们都要替他们解开。是我们的手放上去的石头，就要用我们的手解下来，使得这些同志精神愉快，得到解放，发扬积极性。这样，才能够很好地团结全党、团结全国人民走向胜利。”[20]他还说：“我们的压力很大，要使无产阶级先锋队从束缚手足的精神压迫下解放出来，是不容易的。”“我们要提倡想各种问题，多思多想，开动机器，开动脑筋，还要放下包袱，精神解放，轻装前进。”[21]
精神准备不可缺少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结论时，还特别强调一个问题，这就是精神准备，即作好对付困难的精神准备。当时，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已经看见了胜利的曙光，但是，国内政治形势却暗潮涌动。毛泽东在分析国内形势时说：“《论联合政府》报告的原稿上有‘两三年中将是中国情况大变化的关键’这样一句话，在发表时删去了。删去这句话，不是因为说得不对，而是不说为好。但是我们要有这种精神准备，准备应付大事变。”[22]当时，有些同志希望毛泽东讲一些困难，也有些同志希望毛泽东讲一点光明。毛泽东虽然也讲了光明，但是他更强调的是困难。他讲的困难有十七条：第一条，准备挨外国人的骂;第二条，准备挨国内反动派的骂;第三条，准备被敌人占去几大块根据地;第四条，准备被敌人消灭若干万军队;第五条，伪军欢迎蒋介石;第六条，爆发内战;第七条，出了斯科比，中国变成希腊..第十七条，其他意想不到的事。[23]他说：“许多事情是意料不到的，但是一定要想到，尤其是我们的高级负责干部要有这种精神准备，准备对付非常的困难，对付非常的不利情况。”[24]
从那时起，每到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或紧要关头，毛泽东都反复强调要作好精神准备。日本投降前夕，1945年8月4日，毛泽东在军内通电中指示：“一切自力更生，不靠任何外援，准备精神的与实力的条件对付将来内战危险..”;[25]8月11日，毛泽东在党内指示中又指出：“但各地对蒋介石绝对不应存在任何幻想，必须在人民中揭破其欺骗，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危险应有必要的精神准备..”;[26]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讲演，题目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他指出：“蒋介石要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他的方针已经定了，我们对此要有准备。全国性的内战不论哪一天爆发，我们都要准备好。早一点，明天早上就打吧，我们也在准备着。”[27]8月26日，毛泽东在去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前两天，又在党内通知中指示：“总之，我党面前困难甚多，不可忽视，全党同志必须作充分的精神准备。”[28]重庆谈判后，毛泽东不断提醒全党全军和解放区人民，随时作好粉碎蒋介石进攻的精神准备。在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多次强调，准备对付最困难的情况，以最充分的精神准备争取全国的胜利。即使在解放战争快要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谈到准备和南京政府谈判时仍然指出：“我们既然允许谈判，就要准备在谈判成功以后许多麻烦事情的到来，就要准备一副清醒的头脑去对付对方采用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兴妖作怪的政策。只要我们精神上有了充分的准备，我们就可以战胜任何兴妖作怪的孙行者。”[29]
面对胜利，设想困难，以充分的精神准备去应付非常困难非常复杂的局面，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熟的表现。1945年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所作的题为《时局问题及其他》的报告中，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深刻地阐述了精神准备对于革命胜利的重要意义。他说：“同志们!我们奋斗了24年，革命还没有胜利，这是因为我们的国家太大了。国家太大就出现一个革命的长期性。国家太大了敌人太多了，三次革命都没有胜利，北伐战争没有胜利，国内战争没有胜利，抗日战争也还没有胜利。现在到了这样的时候，就是有可能胜利。我们有八路军、新四军，有100多万党员，这就是要胜利的条件。从客观条件(国际条件、国内条件)来说，有胜利的可能，但是还要有主观的条件。主观条件是什么?就是我们要不要胜利，我们思想上有没有准备，这是很重要的。大革命时期是怎样失败的?客观原因是帝国主义力量强大，主观原因是我们没有精神准备，思想糊涂，政策错误，就失败了。内战时期也差不多是这样，白区工作、苏区工作都没有取得胜利，客观条件是由于帝国主义力量太大，国民党力量太大，但是第一条是我们党在政治上还非常幼稚，精神准备不够。”他还说：“这几年全党的工作中有一个整风，就是要在思想上准备胜利，很快我们党要开七大，也是在思想上准备胜利，准备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胜利。客观条件有了胜利的可能性，我们现在要加紧主观条件的准备。”[30]
1945年8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的讲演中又一次阐述了上述思想。他说：“蒋介石要坚持独裁和内战的反动方针，我党曾经及时地指明了这一点。在党的七次代表大会以前、七次代表大会中间和七次代表大会以后，我们曾经进行了相当充分的工作，唤起人民对于内战危险的注意，使全国人民、我们的党员和军队，早有精神准备。这一点很重要，有这一点和没有这一点是大不相同的。1927年的时候，我党还是幼年的党，对于蒋介石的反革命的突然袭击毫无精神准备，以致人民已经取得的胜利果实跟着就失掉了，人民遭受了长期的灾难，光明的中国变成了黑暗的中国。这一次不同了，我党已经有了三次革命的丰富经验，党的政治成熟程度已经大大提高了。党中央再三再四地讲明内战危险，使全国人民、全党同志和党所领导的军队，都处于有准备的状态中。”[31]
新中国成立后，1959年底到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时候再一次回顾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他说：“中国和俄国的历史经验证明：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要有一个成熟的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我们常说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的时候是幼年的党，从主要意义上来说，就是指我们党在同资产阶级联盟的时候，没有看到资产阶级会叛变革命，而且也没有做好应付这种叛变的准备。”[3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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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8][9][15]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47;469;477;478;511.
[10][20][21][22][23][24][25][26][30]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社，1996.339;345-346;377、398;385;353;392;453;456;255-256、257.
[27][28][29][30][31]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34;1155;1436;1126.
简介：邱守娟，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理事。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62期，摘自2013年第2期《新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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