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11月1日)，第一届中国社会科学院科学社会主义论坛在北京召开。此次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来自美国、俄罗斯、意大利等10多个国家的30多位外国专家学者及国内40多位知名学者与会。在会上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潘维教授做《立足中国，创新社会主义理论》主题发言，本站特此刊出以飨读者：
绝不能放弃社会主义旗帜
第一，社会主义是20世纪中国革命的目标，革命前辈们为此英勇奋斗才有了新中国。放弃社会主义旗帜是对先烈和人民共和国的背叛。
第二，较之“资本利益至上”的主义，“社会利益至上”的主义符合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正统思想，即“以民为本”而非“以(个)人为本”。中国政府尊重市场但不迷信市场，政府为人民利益而干涉市场。从“常平仓”到“盐铁官营”到土地“公有私用”是中华传统。
第三，在世界竞争中，本国人民的凝聚力非常重要。社会主义理念能凝聚中国人民，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理念分裂中国人民。
第四，不承认穷人应当受穷，而且誓言帮助穷人，改变穷者恒穷状况的政党是世界上的左翼政党，即倾向社会主义的政党。左翼政党占有道德高地，代表人类历史进步的方向。
因此，中国共产党应当坚持并且高举社会主义旗帜。
社会主义思想随实践的丰富而发展
社会主义的思想核心是“社会利益至上”。这种思想与“资本利益至上”(效率至上)的思想抗衡，与个人主义抗衡。孔夫子和古希腊的柏拉图都阐述过消灭私有制，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共产”理想。中国传统知识界称之为“大道”或“大同”。
马恩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是阶级斗争。即假设世界会分化成两大阶级——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因此，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经之路。然而，在苏联以外的国家，产业工人在社会总劳力中从未接近过二分之一。在21世纪，较之以设计研发为核心的第三产业，制造业(第二产业)正如同20世纪的第一产业那样成为夕阳产业。马恩注重生产方式，却显然未能预见新生产方式的崛起。
比起制造业初兴的19世纪四十年代，经过近两个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社会主义思想已经极大丰富。社会主义实践不仅有共产党人的实践，而且包括欧洲、亚洲、非洲、拉美、澳洲、加拿大、乃至美国的各种社会主义导向的实践，特别是包括工人党和社会党的各种实践。若仅以19世纪四十年代的马恩思想为唯一“科学”理论，以20世纪斯大林思想指导下的实践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的“基本”模板，社会主义的路会越走越窄。
苏共是“立国为党”的工人党，苏联遂成“党国”。在马恩阶级两分思想指导下，苏共消灭了其他阶级，建立了工人和科学家的国度，其中包括把农民也全部变成国营农场(集体农庄)的工人。然而，单一职业的社会导致单一的官僚管理，导致计划的社会、计划的经济、计划的科学、计划的党中央，还有对抗型的外交。因为年轻一代并不都想成为被官僚机构管理的工人，苏共逐渐脱离了人民对自由的需求，成为僵化的机构，成为社会自由的障碍。又由于核武器导致了可预见的和平，用于战时的计划经济过时了。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不应也不能被计划的。在“党国”体系里，党崩溃了，国也就崩溃了。
我国也曾试图消灭剥削阶级，消灭社会多元化，将所有劳动者变成国营工厂的工人，却因自然资源匮乏而办不到。放弃阶级斗争企图，承认市场机制作用，多元社会的活力就被焕发出来了。中共领导革命和建设的成就不仅是马恩和斯大林思想的成就，更是思想解放和毛泽东思想的成就，而且是继承中国传统，汲取各国经验教训的成就。
中国近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光谱里。
第一，中国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共是左翼政党。
第二，中国生产资料公有，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私用制。
第三，中国不信奉资本利益至上，利用市场却不迷信市场，为大众利益积极调控市场，直至建立大型国有企业。
第四，中共立足本国经验，不断丰富社会主义理论，如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建设和谐社会，制定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梦想的蓝图。
因此，以马恩社会主义思想为唯一“科学”思想的提法虽在19世纪有合理性，却在21世纪违背了“实事求是”精神。社会主义思想是随各国实践而丰富发展的，与各国的历史和现实条件相关。下面以中共性质和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两大问题为例来说明这个道理。
中国共产党是维护中华全民利益的先锋队
中共不是西方此起彼伏、代表社会某部分利益的“议会党”，也不是苏式“立国为党”的“工人党”，而是“立党为国”的“国党”，是中国传统(儒门弟子)执政集团的延续。
与欧洲社会不同，中国社会不是分层的阶级社会，而是因“富不过三代”而产生的“百姓”平等的社会，是独立小农家庭的社会。这个社会由血缘社区和扩大的虚拟血缘社区组成，从小家到层层扩大的“家”，直至“国家”。在我国政治中，利益集团始终缺乏正当性。
因此，中国传统政府不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从未声称仅“代表”某个社会利益集团。传统中国由超脱于社会的单一执政集团治理。这个集团在理论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统一。这个集团信奉儒家“民本主义”——政府存在的价值就是为“大家庭”全部成员的福祉服务，否则造反有理。这个集团以“视民如子”，“治国如治家”为正统，历朝均称“以孝治天下”。这个集团的成员经考选而来，原则上逢选必考，无功不拔。所以，就传统中华政府而言，官员“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责任感”的作用远大于对社会集团的“代表性”。
当这个执政集团成员由俭入奢，不复信奉民本主义，丧失伦理道德责任感，自私自利，公器私用，就是改朝换代的契机。我国的农民起义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而是穷人和富人联手，以中产农民为主体，推翻腐朽执政集团的革命。
改朝换代之后，又会崛起同样的一个儒门弟子执政集团。如此循环往复，中华体制在朝代变换中生生不息。
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华民族整体利益而奋斗的党，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实行“统一战线”，目标是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让世界列强平等待我，并与世界各政党平等交往。
而今，全世界的阶级阵线都模糊了，政党的“代表性”都在削弱，由单一执政集团统领分散的社会并非“落后”的社会治理形式。
因此，中共不是某阶级的代表，而是中国传统执政集团的延续，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先锋队。
我国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应是（中华）“大家庭”
“价值观”有无数种，变化无常。“社会价值观”不是一般的价值观，而是关于“社会关系”的价值观。“社会核心价值观”是官民一体信奉的“主流”社会价值观，是凝聚各种社会利益的根本思想。
“社会核心价值观”是治理社会的四种基本手段之一。第一是执法维护社会秩序;第二是代表强大社会集团;第三是承担平衡社会利益的责任(部分与整体、眼下与将来、变化与稳定);第四是支持能凝聚社会各种利益的观念。前两者简单、初级，后两者复杂、高级。所有国家都综合依赖上述四种方法。但各国情况不同，偏重各不相同。
社会核心价值观有四条基本标准，否则不会成为“主流”。
第一是概念简洁。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庞杂，但表述不能冗长，必须简单、响亮，比如“自由”、“民主”、“伊斯兰教”、“社会主义”。
第二是官民分享。若精英与大众各表一套，官民分裂自不待言，也会让官脱离民，甚至流于虚伪。
第三是体现本国特色。社会核心价值观是凝聚“本国”社会的价值观，与他国有别。比如美国强调“自由”，欧洲各国强调“民主”。
第四是具有国际的可接受性。比如可以是“佛教”，却不能是“共产主义”，更不能是“法西斯主义”。
当代中国官方和民间对“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定义五花八门、冗长繁琐，体现了价值混乱。其实，“(中华)大家庭”三个字简明、贴切、实用。“大家庭”上接“以孝治天下”的中华历朝传统，下继强调“社会利益至上”的社会主义。其伦理博爱的道德观核心是普适的。
家庭是我国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基本单位。血缘和虚拟血缘的城乡社区(单位)构成我国的社会网格。血缘关系称谓覆盖了整个社会，体现社会形成了虚拟的“大家庭”。以层层扩大的家庭为基础构成的虚拟大家庭就是“国家”。我们的军队是百姓的“子弟兵”，为“保家”而“卫国”。从家庭关系里衍生出的道德是中式道德，即“伦理道德”。中国共产党就是无私地为这个大家庭福祉负责的“大家长”。
“大家庭”立足我国实际，召唤东西南北各族裔的男女老幼，体现我党追求全国人民上下同心，社会和谐，为民族复兴而奋斗的基本价值观。所以，我国的核心价值观应表述为“(中华)大家庭”。
概言之，立足本国，世界的社会主义思想才有发展的活力。照搬近二百年前缺乏实践基础的思想教条有两大问题：或导致思想僵化，脱离中国条件，脱离中国人民，脱离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现实;或导致知行不一，挂羊头卖狗肉，削弱中共的理政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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