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作为罗马帝国消亡之后崛起的第一个“日不落帝国”,西班牙(包括神圣罗马帝国查理五世时期的葡萄牙及其殖民地、哈布斯堡王朝、西属美洲、意大利及亚非殖民地等)有恃无恐,在遏止英国崛起、新教蔓延的同时,展开了一系列针对中国的文化准备。于是,也便有了欧洲第一部中国史《中华大帝国史》和第一张世界地图。不仅如此,西班牙在派遣其驻菲律宾总督的同时,资助了一批又一批的传教士。这其中就有利玛窦、庞迪我、汤若望、阳玛诺,等等。他们在传教和介绍西方文化的同时,系统考察我国国情,对我国的科举制度、宗教信仰、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生活习俗等朝廷了全方位的了解,补充和完善了门多萨修士关于我国地大物博、重农轻商、尚文轻武、信鬼胜于敬神、追求安稳不尚冒险等诸多特征的描述①。有鉴于此,不可一世的菲律宾总督德拉达、桑德等曾上书国王,谓只需几千兵马即可轻取中国,盖因在他们看来,中国固然强盛,却是一盘散沙②。然而,帝国梦终究在新兴帝国(英国)和新教的夹击下无可奈何地幻灭了。然而的然而是,十九世纪中至二十世纪的一百年间,帝国主义对我中华民族的蹂躏多少印证了我们某些致命的阙如。
光阴荏苒,时间流水般一晃又过去了诸多岁月。如今跨国资本汹涌,中华民族面临更大也更严峻的考验。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预见和描绘过跨国资本时代,谓“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③”。如今,事实证明了马克思的预见,而且这个世界市场网的利益流向并不均等。它主要表现为:所谓“全球化”,实质上是“美国化”或“西方化”,但主要是美国化;形式上则是跨国公司化。所有关方面统计,上世纪六十年代以降,跨国资本市场逐渐擢升为世界第一市场。资本支配者迫不及待地开发金融产品,以至于千禧年前后世界货币市场的年交易额已经高达六百多万亿美元,是国际贸易总额的一百倍;全球金融产品交易总额高达两千万亿美元,是全球GDP总额的七十倍④。这是资本逻辑非理性的一次大暴露,其中的泡沫成分显而易见,利益驱动和目标流向更是不言而喻。此外,资本带来的不仅是利益,还有思想,即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凡此种种,已经使发展中国家陷入两难境地。立逆之,意味着自杀;顺之,则必定被“化”。换句话说:伸脖子是一刀,缩脖子也一刀。
随着跨国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传统价值受到了冲击和解构,以至于其它传统意义上的民族性与国家意识正在逝去,并将不复存在。认知方式、价值观和审美趋向的趋同使年轻一代逐渐丧失了民族归属感和认同感,而四海为家、全球一村的感觉十分契合跨国资本不分你我、没有中心的去二元论思想。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也曾明确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民族虽然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但它归根结底只是个历史概念。犹太基督教思想将民族的发生和发展说成是上帝的安排,并使相关民族以“上帝的选民”自居。其他宗教也有类似的说法。即使是在达尔文进化论流行之后,基督教神学也能自圆其说,谓适者生存只是一种表象,一切皆取决上帝的意志,否则许多自然及人类演变的偶然性就无法解释。与之不同的是,人类学家摩尔根通过考察美洲印第安部落,对民族的产生作出了相对科学的解析。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此基础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将民族与私有制联系在一起,认为建立在氏族、部落、族群基础上的民族乃是私有制发展的需要,继而成为诸多国家的自然基础。由此看来,民族是一系列分化组合、再分化再组合的过程。而且历史使然,有生必有死,一旦私有制消亡了,随之不复存在的便是国家、民族、阶级等等。而种族虽然是个纯粹的生物学概念,却与民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人为的宗教也是如此。因此,极端的西方右翼思潮中,民族又常常是与种族和宗教观念联系在一起的。
这就是一般意义上的民族概念及其与文学的关系而言,实际情况要复杂的多。比如,中华民族及其民族认同感更多建立在乡土乡情之上。这显然与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方式有关。从最基本的经济基础看,中华民族是农业民族。中华民族故而历来崇尚“男耕女织”、“自力更生”。由此,相对稳定、自足的“桃花源”式小农经济和自足自给被绝大多数人当作理想境界。正因为如此,世界上没有第二个民族像中华民族这么依恋故乡和土地。而农业民族往往依恋乡土,必定追求安定、不尚风险。由此形成的安稳、和平的性格使中华民族大大有别于游牧民族的域外商人。反观我们的文学,最撩人心弦、动人心魄的莫过于思乡之作。“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经》);“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杜甫);“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王安石),等等。如是,从《诗经》开始,乡思乡愁连绵数千年而不绝,其精美程度无与伦比。当然,我们的传统不仅与此,经史子集和儒释道,仁义礼智信和温良恭俭让等等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且,这里既有六经注我,也有我注六经;既有入乎其内,也有出乎其外,三言两语不能含括。然而,随着跨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对世界的一元化统治已属即成事实。传统意义上的故土乡情、家国道义等正在淡出我们的生活,麦当劳和肯德基,或者还有怪兽和僵尸、哈利波特和变形金刚正在成为全球孩童的共同记忆。年轻一代的价值观和审美取向正在今人绝望地全球趋同。与此同时,我们的文化取向,也从重道轻器转向了重器轻道。四海为家、全球一村的感觉正在向我们逼近;城市一体化、乡村空心化趋势不可逆转。传统定义上的民族意识正在消亡。
认同感的消解或淡化将直接影响核心价值观的生存。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附焉”,民族认同感或国家意识的淡化必将釜底抽薪,使资本逻辑横行、拜金主义泛滥,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巴比伦塔之类的空中楼阁。因此,为擢升民族意识、保全民族在国家消亡之前立于不败之地并使其利益最大化,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传统,使承载民族情感与价值、审美与认知的文学经典当代化。这既是优秀文学的经典化过程,也是温故知新、维系民族向心力的必由之路。于是,如何在跨国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传统的国家意识和民族认同面临危机之际,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守和修缮我们的精神家园成为极其紧迫的课题。这其中既包括守护优秀的民族传统,也包括吸收一切优秀的世界文明成果,努力使美好的价值得以传承并焕发新的生命。
当然,这不是简单的一句“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可以迎刃而解。况且在“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传统背后,有被鲁迅等人概括的“吃人”二字;更何况时代有所偏侧,抵御强势文化吞噬非全体青年觉悟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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