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依靠人民、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新中国的核心政治价值，也是新中国新闻业的命脉与灵魂。新中国优秀新闻作品体现的人民主体性精神，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传统息息相通。市场化潮流在相当程度上主导了目前新闻业的变革趋势。它一方面激发了新闻业的生机，同时也带来了消解人民主体性、瓦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隐患。“泛市场化”取向和“新启蒙”、“重构历史”思潮广泛植入新闻界，虚假报道、有偿新闻等愈演愈烈，“新闻专业化”侵蚀着新中国新闻业的政治基础与专业基础，造成社会核心价值精神的混乱。实际上，“专业主义”、“公共领域”无不源于某种鲜明的政治意识与价值取向。对于今天的中国新闻业来说，坚守人民性而善用专业性，应该是“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
关键词：新中国新闻业 新闻价值观 人民性 专业性
为人民服务是新中国新闻业的命脉与灵魂
什么是新中国新闻业?一言以蔽之，就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新闻业。虽然六十多年来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上上下下一直在不断思索，艰难探求，但社会主义的核心内涵却如国号一般一目了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应的，一系列熟语也无不提示着社会主义中国的本质属性：人民英雄、人民政府、人民代表、人民政协、人民银行、人民法院、人民广播电台……至于人民以及人民性，也不属空泛抽象的人文人性等范畴，而是同新中国政治制度息息相关的概念。人民是一个主体的概念，它在中国的主体部分具体说就是占国内居民绝大多数的工农兵劳动者。
新中国不仅结束了近代以来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苦难历史，“翻身解放”一语形象展现了这一天翻地覆慨而慷的社会巨变与心理激荡，而且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政治主体——人民，开启了一种全新的政治理念——为人民服务。用北京大学强世功教授的话说：“我们的国家叫‘人民共和国’，共产党的哲学基础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党的政治哲学基础是人民主权。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性恰恰构成了新中国的道义基础，或者说道统。”[1]
六十多年来，一切为了人民，一切服务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属于新中国的核心政治价值。中共十八大政治报告中论及新的历史条件下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牢牢把握八个基本要求，其中第一条就是“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首次亮相时，习近平在18分钟的讲话中，19次提到“人民”，坦言“每个人的工作时间是有限的，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时隔一年许，他又在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二十周年讲话中指出，“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的发展史，都是人民书写的历史”。六十多年来，亿万各族人民之所以历经风雨而矢志不渝地信奉社会主义，也正因为新中国最鲜明的社会属性与政治本色在于人民，是一个人民的共和国。
所以，“党性、人民性”及其有机统一“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自然就构成了新中国新闻业的命脉与灵魂。其中包括在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将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作为新闻人的专业使命与价值皈依等。尽管世上迄无十全十美的新闻模式，新中国新闻业也在不断发展与完善——正如中国道路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不同时期难免面临不同的矛盾与干扰，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一命脉与灵魂却一以贯之，不可动摇。因为，这既是马克思所谓“人民千呼万应的喉舌”，也是毛泽东1945年在重庆为《大公报》挥笔题词“为人民服务”，更是社会主义宪政体制即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和人民当家作主三位一体的必然要求。
新中国新闻业的实践中蕴含着时代命题
具体说来，无论是“人民政府”，还是“人民代表”，也无论是“人民文学”，还是“人民新闻”，归根结底都负有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使命。所以，新中国新闻业与新中国政治水乳交融，而绝不限于或远不限于新潮理论的专业化诉求，如提供信息、服务和娱乐等“去政治化”的功能。这一点，不仅使新中国新闻业有别于旧中国新闻业，而且也在世界新闻史上开辟了一整套全新的理论与实践。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对新中国新闻业及其人民性有深切洞明的体悟。这里借用复旦大学教授倪伟对户县农民画的再解读：
在户县农民画的历史中有不少值得总结的经验，其中尤其值得肯定的一点是它让艺术走进了普通劳动者的生活。艺术不再是少数文化人的专利，也不再笼罩着“天才论”的神秘色彩。……由此而发现了自己的创造潜能，认识到他们作为一个已经站立起来的阶级，是有能力创造文化的，也有能力创造自身乃至整个社会、国家的崭新历史。正是艺术唤醒了他们的主体意识，并帮助他们树立了创造历史的自信心。……这个长久以来被认为卑贱的社会群体能够独立地担当其创造新的文化、新的历史的重任。[2]
显而易见，在新中国新闻业特别是“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实践中，同样蕴含着类似的时代命题，体现着同样“再造国民”的文化政治。当年，数以百万计的工农兵通讯员以及数以亿万计的人民大众对新闻传播的热情与关注、投入与实践，同专业主义的“精英办报”又是何等风马牛不相及。对此，既不必妄自尊大，也不必妄自菲薄，否则也无法面对一批批穆青式的人民记者及其心血，如同无法面对焦裕禄、王进喜、陈永贵、袁隆平、红旗渠、大三线、两弹一星、青藏铁路等新中国建设者奉献的汗水与生命。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祝东力对“革命文化”及其四点历史意义的阐述，同样适用于新中国新闻业：
这种革命文化作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动力和资源，长期支撑着现代中国，先后完成了几件大事：第一，是走出近代陷阱，实现了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重建了强大的中央政权。第二，是快速工业化，在短短二十多年时间里，建立了现代工业体系，可以说，这是在长城和大运河之后，中国历史上的第三个千年工程。第三，从抗美援朝到援越抗美，经过二十多年，打破了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中国的战略包围。第四，是进行了一系列制度探索和实验……[3]
新中国立国前，国家分崩离析，人民苦难深重，从英法联军到八国联军，从北京失守到南京沦陷，中国屡屡深陷亡国灭种的绝境。此时的新闻业，如港台学者李金铨教授概括，“第一要义是救亡图存，反抗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是新文化运动场景的一环，旨在启蒙和宣传，提供资讯反而次要”[4]。新中国成立后，旧邦新造，万象更新，包括新闻人在内的千千万万中国人为之欢欣，并以主人翁意识和集体主义精神投身新中国建设事业，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取得了有目共睹的现代化成就。
林春在人民共和国六十周年之际撰写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在世界历史中定位的政治》一文中写道：“社会主义运动，其错误、失败乃至罪行或者半途而废都仍然不能掩盖一个重大的史实，即它曾在广阔地域和几代人的时间里，在经济建设、公共福利、劳工权利、两性平等、民族团结等方面取得过诸多有着世界历史意义的成功。”[5]反思与扬弃当年在一片混沌中探索中国道路所出现的偏差与失误，包括新闻界一些“极左”的说法与做法，并不意味着曾经做的事、走的路一无是处，更不能在倒洗澡水时连小孩也一块儿倒掉了。
事实上，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一批批新中国新闻业的先驱者，不仅同无数建设者一样付出眼泪、汗水、辛劳乃至生命，而且在理论与实践中积累了丰厚的历史遗产，仅看脍炙人口的名家名作就可略见一斑：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王石《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范荣康与袁木《大庆精神大庆人》、郭超然《红旗插上了珠穆朗玛峰》、穆青等《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南振中《鱼水新篇——沂蒙山纪事》、范敬宜《分清主流与支流，莫把“开头”当“过头”》、郭梅尼《生命的支柱——张海迪之歌》、罗开富《来自长征路上的报告》、李克林《今日大寨》、段连城《阳光·阴影·希望——南游百日记》、解海龙《我要上学》……还有中央广播电视三大台的经典之作，包括“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新闻联播”、“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等——央视2013年对苹果手机质量和2014年对东莞涉黄酒店的报道，又为这个序列添加了一笔。
中华文明给新中国新闻业打上鲜明烙印
把握人民主体人民性的内涵，则不难理解雷锋、王杰、焦裕禄、王进喜，以及最可爱的人、南京路上好八连、草原英雄小姐妹、两弹一星元勋等新中国英雄谱。回溯五千年中华文明，新中国新闻业的经典之作，也同大禹治水三过家门、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等一脉精神文化传统息息相通。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也给新中国新闻业打上鲜明烙印，包括其中的利弊得失。中华思想更强调人的主体性存在，并赋予人一种参化天地万物的本体地位，从而培育了中国人自强不息、乐观积极的精神状态，就像民间往往丧事也当喜事办，谓之“喜丧”。于是，长期积淀的乐感文化在社会心理中便形成“乐于报喜，不乐报忧”的习俗与习惯，最典型的莫过于文艺作品的大团圆结局。
不仅如此，按照李泽厚的分析：“由于乐感文化所追求的‘乐’并非动物式的自然产物，而是后天修养的某种成果。它作为所谓人生最高境界，乃是教育的功效，所以儒家无论孟荀都主学习、重教育;或用以发现先验的善(孟)，或用以克制自然的恶(荀)。”[6]由此，也不难领悟新中国新闻业为什么注重社会教化功能，强调正面报道为主，向往六亿神州尽舜尧，讴歌遍地英雄下夕烟，从而与欧美新闻的“乌鸦”角色及其罪感文化迥异其趣，也与其重视反常、丑闻、揭秘、耸人听闻等特征大相径庭。
近30年中国媒体新闻价值观的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新闻业发生了一系列变化。特别是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商品性作为“党性与人民性”的补充而构成新闻业变革的枢纽，促使广告、效益、媒介集团、文化产业等风生水起，一步步渗入新闻领域，日渐影响甚至相当程度上主导了新闻业的发展趋势。应该说，市场逻辑下的新闻商品性，一方面改革陈旧沉闷的体制机制，激发了新闻业的生机以及新闻学的活力;另一方面却促成某些不良的成分，甚至成为瓦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危及国家和平发展与长治久安的隐患。与此同时，源于新启蒙及其重构历史的价值取向，也似已成为知识精英(包括体制内一批“肉食者”)的潜意识，并广泛植入新闻界与新闻学，从而决定性地制约和影响着新闻实践，如新世纪以来一系列轰动朝野的新闻事件。2008年，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新华社高级记者熊蕾发表了长篇专论《报，还是不报?——近30年中国媒体新闻价值观的变迁》，其中谈及问题显然已是深入新闻业骨髓的普遍现象：
回顾近30年中国媒体新闻价值观的变迁，历史观的改变是不能忽视的一个方面。这种改变是全方位的，渗透到很多新闻人的潜意识中。
比如，把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人为割断，用1978年后近30年的历史否定以前的30年，似乎前30年一无是处。就连为中华民族争得了生存权和发展权，换来了中国几代人的和平，赢得了全世界对新中国尊敬的抗美援朝战争，也在被遗忘，被否定。共和国的历史，似乎也是从1978年以后开始的，那之前的中国只有封闭﹐好像是中国自己在“闭关锁国”;完全不顾美国主导的巴黎统筹委员会对新中国封锁禁运的历史事实，不顾毛泽东﹑周恩来那一代的中国领导人为了打破这封锁禁运所做过的努力，包括保留香港作为中国对外交往的窗口。
在对待抗日战争的历史问题上，有些媒体越来越突出国民党的作用，突出所谓正面战场的作用，弱化乃至回避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还有媒体倾向于拿现代的尺子卡前人，为否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武装斗争暴力革命合法性的观点提供版面。同时，以“开拓贸易”淡化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在世界扩张侵略的血腥和暴力的电视“政论片”，从《河殇》到《大国崛起》，为晚清“洋务派”翻案的《走向共和》等电视剧，都受到新闻媒体的高调赞扬。[7]
除此之外，愈演愈烈的虚假报道、有偿新闻、作风浮夸等专业问题，绩效工资、末位淘汰、新闻民工等工作状态，以及90年代以来日甚一日的“新闻专业主义”潮流，不仅一步步侵蚀新中国新闻业的政治基础与专业根基，而且使新闻业与新闻学日益习以为常地“把市场等同于自由(‘自由市场’)，把‘自由市场’等同于民主圭臬，把消费者等同于‘人民’，把‘中产阶级’等同于民主主体，把国家等同于压制，把媒体规制等同于威权，把‘新闻自由’等同于‘私人办报’，把批判知识分子等同于国家主义者，把反帝立场等同于民族主义”。[8]
现实世界中没有一个新闻独立王国
迄今为止，古今中外的新闻实践无不表明，现实世界中没有一个自由自在、自行其是的新闻独立王国，所谓“无冕之王”、“社会公器”、“公共领域”等不过是皇帝的新衣。正如某家自奉“新闻专业主义”的报刊，一方面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呼应着海内外新自由主义的浪潮，高调介入现实政治并博得反体制的青睐与喝彩，一方面又宣称“我们从来无意去做先知、导师、法官、卫道士……”可见，论及新闻就不能不关涉社会政治，新中国新闻业也不例外。
回顾六十多年来一系列新闻动向，哪一点不丝丝入扣地应和着、交融着、影响着天下风云与社会政治。从建国初公有制新闻业的建立与推进，到私营新闻业的改造与消亡;从冷战背景下两大阵营分庭抗礼以及新中国对社会主义阵营的“一边倒”，到新闻界学习塔斯社、《真理报》;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摆脱苏联模式、寻求中国道路，到新闻界的改革探索;从超英赶美的“大跃进”，到新闻界的“浮夸风”;从反帝反殖运动，到中苏论战的“九评”以及风起云涌的“世界新闻新秩序”;从文化大革命，到真理标准大讨论;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到新闻界的拨乱反正与风风火火的新启蒙;从新世纪以来日渐凸显的三重危机——生态危机、社会危机、精神危机，到新闻领域的失其魂魄、五色无主(不少人还以为新媒体“惹的祸”)——六十多年来新闻业的点点滴滴，无不同社会政治与人民生活密不可分。
为此，探究新中国新闻业不仅需要回到历史，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与价值观，而且需要深刻检讨社会主义实践的丰富内涵，包括革命报业或人民报业的历史传统，而不是仅仅围绕新闻界与新闻学自身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其实，所谓“专业主义”、“公共领域”、“公民记者”等，也无不源于一种鲜明的社会政治、阶级意识及其价值谱系。比如，眼下乱花迷眼的公民社会、国际接轨、民国范儿等政治想象与现实诉求，一方面高扬中产阶级与知识精英的政治价值，一方面又不断贬斥普罗大众的生活经验与历史实践。类似“戾气”、“草民”、“多数人暴政”、“民粹主义”等充满傲慢与偏见的说辞触目皆是。对此，一位青年学者的剖析令人深思：
言论自由和参政权利是知识分子有关“人性”的合理诉求，而压制个性、为生存权而形成战斗的“集体”更是下层民众争取“人”的尊严的重要条件。……当前研究者很少意识到革命、社会主义文学(新闻亦然——引者注)与(下层)自由的关系，基本上抹杀了它们内含的“人民的政治”。
社会主义文学在源起上是下层“战斗”的一个部分(“文化战线”)，但遗憾的是，启蒙研究者只承认知识分子的“人性”，并以之为“普遍性的法则”将社会主义文学(报刊)的“集体”叙述裁定为“统治”性的、“非人性”的。[9]
在西式新潮新闻语境下人民基本“缺席”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以及席卷全球的新自由主义潮流，新闻专业主义也渐成中国学界与业界的新潮。这种新潮无论理论还是实践，都不仅仅是“专业”问题，而是同“公共领域”、“公民记者”等热门话题一样，体现着鲜明的政治意味。拿“公共领域”来说，按照这套理论及其逻辑，报纸、电台、电视台等均属“公共媒介”，既不充任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也不扮演利益集团的专属工具，而应由一批“公共知识分子”与“公民记者”承担独立的、不偏不倚的传播使命与社会责任。且不说这种拔着头发离开地球的“公媒”或“公知”在现实中是否存在，即使是业界学界一些人推许的“新两报一刊”，就体现了何等鲜明的政治价值。
再如，哈贝马斯论述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本有两层含义：一是反抗上层封建贵族，二是钳制底层民众。换言之，所谓公共领域不光反对政治权威的干涉，同时也压制下层民众的反抗。而当下流行的公共领域只剩下对上的抵制，而略去对下的压制。1990年代末，中国媒体对“入世”大张旗鼓的宣传报道即为一例。中国传媒大学长江学者赵月枝教授曾就“入世”报道进行专题研究，分析了其中的话语策略与权力关系：
媒介使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观念得以张扬，跨国企业享有话语权，新闻报道同时给予美国主导的跨国资本主义以足够的重视。中国媒介不仅依赖美国使馆和美国媒介为其提供WTO协议的内容和对协议的诠释，甚至成为跨国公司及其代言人的宣传工具。与此同时，在我分析的近500篇相关新闻报道和评论中，没有一篇文章有中国工人和农民的声音，就连礼节性的引语也没有。用汪晖的话来说，中国媒介对WTO协议进行了一次漫长而一厢情愿的宣传活动，与美国媒介对这一相同主题的报道相互呼应。[10]
毋庸讳言，眼下新闻实践以及新闻研究往往偏于东部、都市、白领小资、成功人士，急煎煎“走向世界”，忙不迭“国际接轨”。一套套西式新潮话语即便面对高度现代化的北上广都不免圆凿方枘，更何况多元文化缤纷杂陈、各族人民世代聚居的基层、内陆、边疆。实际上，在诸如此类新潮话语中，人民基本“缺席”，看不到他们多彩多姿的身影，更不用说创造历史的主体地位。即使偶或有之，也往往成为“人文关怀”的“弱势群体”，或者迹近萨义德“东方学”的奇异景观、民风民俗等。更荒诞不经的是，新闻界一些成功人士一方面对俯首甘为孺子牛没有多少真情实感，另一方面却又乐此不疲、兴高采烈地把自己一点身世家世弄得恨不得天下皆知，无人不晓。新闻的焦点不在人民大众，反而成为记者本人——这也算古今中外新闻史上前所未睹之怪现象。无怪乎，如今节目主持人如此火爆，而火爆的原因众所周知，不在为人民服务的新闻而在演艺。
价值混乱与价值虚无是问题关键之所在
应该承认，方兴未艾的新闻专业主义固有其专业价值，对提升记者的专业水平和业务能力也不无参考与借鉴。[11]但同时更需要清醒意识到，专业主义原本发端于市场化环境与全球化语境引发的政治价值与媒介生态的变异，如人民主体及其价值的漫漶，而其内涵诸如客观、中立、独立、超政治、超党派等，不仅在西方日益遭遇种种理论与实践的悖论与质疑，而且更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新闻业形成理论与实践的张力与冲突。说白了，新闻专业主义的专业性与新中国新闻业的党性人民性形格势禁。清华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王维佳，在《追问“新闻专业主义迷思”——一个历史与权力的分析》一文中指出：
新闻专业主义的逻辑起点和核心内涵就是独立性，它所强调的专业技能和行业伦理无非是在赋予这种独立性一种合法性的基础。
具体到中国新闻业的语境，这种独立性诉求便成为一种根本性的变革冲动。从中国本土现代新闻业产生之初，新闻的专业性就一直内在于政治性。从最初的民族自强，到后来的革命建国，再到党性原则和国家建设，社会目标和政治属性一直被置于新闻专业属性之前，新闻传播只是伟大现代化工程的一个构成部分，并不具备独立的合法性和必要性。然而，从1980年代开始，新闻学界和业界就开始集体性地清算这种传统的新闻实践理念，而“新闻专业主义”则成为他们最好的理论武器。……此时的新闻记者已经明确地将新闻职业的独立合法性与抽象的新闻自由作为行业发展的必备前提，这与中国现代新闻业的传统理念形成了鲜明对比。[12]
这种专业性的后果仅看一例，即知大概。众所周知，外宣或对外传播如今得到各方高度重视，经费投入与人才培养更是力度空前。不过，相较于“硬件”的大幅度提升，“软件”的薄弱又构成反差，特别是价值混乱或价值虚无倾向尤为突出。许多人似乎觉得，外宣成效更多取决于新闻发言人的一招一式、大力扩充国际化媒体及其人员设备、加速书报期刊的市场覆盖等。这些技术化事项无疑都是必要的，但不能忽略更必要，也更核心的精神价值——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因为，一切传播的核心均在价值，看看好莱坞大片如何无所不在地隐含“美国梦”，点点滴滴彰显其价值体系就清楚了。
2013年研究生答辩时节，一位来自中央外宣媒体的在职研究生在解释外宣投入巨大而结果不甚理想的原因时，竟然答以“我们是共产党国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制约外宣效果”云云，一时令人瞠目。殊不知，这种价值混乱与价值虚无却正是问题关键之所在。而共产主义既为古往今来一切先知祈盼的大同理想，用韦君宜的话说，“世界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包含在共产主义里面了，包括自由与民主”，也属对外传播的价值所在、命脉所系。怎么一提共产主义，就兀自矮人三分;内心不自信，又怎么让人信?而没有高远的、超越现实功利的精神价值，外宣或对外传播岂不沦为巧言令色或婆婆妈妈，又如何赢得天下归心。
重申人民共和国及其新闻业的核心价值
所谓“软实力”，实际上一刻也离不开硬内核——精神价值。提出“软实力”理论的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2013年在北京的一次论坛上强调，软实力取决3个重要资源，而首屈一指的是政治价值。[13]一旦熔铸令人向往的精神价值或政治价值，那么即便传播技巧糙一些，宣传方式拙一点，人民中国也能不胫而走，风行八方。当年外交部长乔冠华第一次登上联合国讲台，代表新中国发表激荡人心的演讲——“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既道出一个时代的人类心声，也成为新中国主导世界话语权的一个里程碑。
相反，如果缺乏精神价值或政治价值，那么就好像一个人打不起精神，软实力便真的成为软塌塌的东西。哪怕花里胡哨，貌似眼花缭乱，也终究难有深入人心的效果。随着专业主义流行，外宣内宣都意识到“讲故事”的作用，都强调讲好中国故事的意义，而且讲故事的技巧也越来越高明，可什么是中国故事及其要义却常常并不明确。如果以为故事只是新奇性、趣味性、生动性等，那么这样的故事讲得再多再好也难得要领，更不用说打动人心，因为其中没有魂儿。而魂儿就是精神价值，或者说中国人对人生、对社会、对世界的基本信念，即青年学者李云雷在《何谓“中国故事”》一文中所言：
“五四”时期，即使讲述个人故事其实也是在感时忧国，比如郁达夫的《沉沦》，主人公自杀之前还问祖国为什么不强起来，郭沫若的《女神》，更是以个人的激情在呼唤祖国的“凤凰涅槃”;而在上世纪50到70年代，即使讲述一个村子的故事，其实也是在讲述中国的故事，比如《创业史》中蛤蟆滩的故事、《艳阳天》中芳草地的故事，都有一种整体性的宏阔视野。讲述中国故事这一视野的消失可以说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事情，而其消失的原因一则在于“宏大叙述”的消解，个人故事的盛行，二则在于中国视野的消失，以西方文学为规范。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今天重提“中国故事”，也是重建一种新的历史与理论视野。[14]
事实上，新世纪以来新闻界开展的“三贴近”(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三项教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职业精神职业道德)、“走转改”(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等活动，都在锲而不舍地重申人民共和国及其新闻业的核心政治价值。“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追问，更是围绕新中国新闻业的宗旨。获得中国新闻奖2012年一等奖作品《皮里村蹲点日记》的记者何盈，用一句富有诗意的话表达了似已遥远的新中国新闻人的心声：“做一个裤腿上永远沾着泥巴的记者。”这一朴素的心声既呼应着1942年《解放日报》改版，1948年毛泽东、刘少奇两篇著名新闻谈话的精神，以及一代代人民记者“勿忘人民”(穆青语)的新闻理想，也应和着思想者张承志世纪之交满含深意的呼唤：“旧的时代该结束了，泥巴汗水的学问刚刚登场。我们只是呼唤真知实学，我们只是呼吁，一种不同的知识分子的出现。”[15]
专业性还是人民性——这是一个问题。理想情景应如兵法所言，有奇有正，奇正相生;一方面摆正人民性的位置，一方面用好专业性的奇招。如果说人民性是体，那么专业性也可谓用。如果说近代以来，中国学术思想先后出现三种取向：“以中国为中心，以西方为方法”(中体西用)、“以西方为中心，以西方为方法”(全盘西化)和“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中国道路)，那么坚守人民性而善用专业性，就是新中国新闻业的“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了。（原载《经济导刊》）
* 李彬，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1]潘维、玛雅主编：《人民共和国六十年与中国模式》，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第131页。
[2] 倪伟：《社会主义文化的视觉再现——“户县农民画”再解读》，见罗小铭编《制造“国民”——1950-1970年代的日常生活与文艺实践》，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第264-265页。
[3] 玛雅：“中国：文化大国的兴衰与重构——专访祝东力”，载于《战略高度：中国思想界访谈录》，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341-342页。
[4]李金铨：《超越西方霸权：传媒与文化中国的现代性》，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2页。
[5]林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在世界历史中定位的政治”，《领导者》总第35期(2010年8月)。
[6]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出版集团三联书店2009年，第312-313页。
[7] http://blog.voc.com.cn/blog.php?do=showone&type=blog&itemid=424283。这段论述在正式出版物中付之阙如，见潘维、廉思主编《中国社会价值观变迁30年(1978-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345页。
[8] 赵月枝：《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页。
[9] 张钧：“‘十七年’文学报刊研究的方法论反思”，《文学研究》2013第7期。
[10] 赵月枝：“中国与全球资本：文化视野中的考量”，《新闻与传播评论》(2005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40页。
[11] 按照美国社会学家拉尔森(M.S.Larson)的概括，新闻专业主义至少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自我评价层面，强调独立性、特殊声誉等非凡特性;二是规范层面，赋予新闻业独特的伦理规范，以此将社会授予新闻业自我规制的特权合法化;三是知识层面，要求新闻从业者经过必要的训练，以便掌握必备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转引自王维佳:“追问‘新闻专业主义迷思’——一个历史与权力的分析”，载《新闻记者》2014年第2期。
[12]王维佳：“追问‘新闻专业主义迷思’——一个历史与权力的分析”，《新闻记者》2014年第2期。
[13] [美]约瑟夫·奈：“信息时代：比谁讲的故事更动听”，《环球时报》2013年12月19日。
[14]李云雷：“何谓‘中国故事’”，《人民日报》2014年1月24日。
[15] 张承志：《常识的求知：张承志学术散文集》，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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