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主导了美国崛起?
20世纪初，美国总统威尔逊清醒指出——
“当我看到商界巨头与政界大亨建立了联盟时，我便知道事情不妙了;这种事实会阻碍社会进步，使社会失去活力;高高在上的这类联盟，旨在压制下层人民。”他尖锐地批判：“今天，我们政府已经沦入特权人物的手中……极少数人左右着美国的政策，普通人没有发言权。” 必须改变这一状况，“我们必须建立一个与美国全体民众同心同德的政府”(《新自由》)
工人阶级的反抗，农民的反抗，黑人的反抗，印第安人的反抗，这些被资产阶级深恶痛绝地指责为“激进主义”，甚至被工人贵族所回避所斥责的人民革命运动，被威尔逊高度肯定。他大喝一声——
“听着，我们时代的所谓激进主义，只不过是将人民心中的能量释放出来的自然之功。美国，这一伟大民族，正处于正义之底，美德之底，希望之底;民族存在的根扎进美丽的土地，纯洁的土地，荣誉的土地。当前需要的正是这种激进主义，它将为我们实现一个强大民族的雄心壮志而扫清道路。”(《新自由》)
威尔逊落地有声——
“当我回首历史进程，回顾美国的诞生，我发现每一页都写有：民族的新生不是来自于上层阶级而是来自于下层民众。”
“美国的富强存在于普通人的希望、普通人的福利、普通人的事业心及普通人的积极性之中，我们不会因少数绅士指挥工业而富有，……正是劳动者这一伟大主体才使美国强大。”(《新自由》)
20世纪美国的崛起，其主导力量不是所谓的“社会精英”，而是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推动了资本主义改革。
20世纪60年代，是人类历史上双子星座大放光明的年代。
资本主义以罗斯福塑就的美国巅峰的辉煌，社会主义以毛泽东铺染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壮观，给予人类社会五彩缤纷的亮丽。戴·斯泰格沃德说得对：“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从未离开60年代。”(《六十年代与现代美国的终结》)
60年代是一个伟大的年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互能量的交流，再一次以对立的形式，传递着相统一的默契。
在世界东方，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毛泽东砸碎自己亲手创建的政权，诉诸群众运动，甚至武装工农，“重上井冈山”。(《毛泽东诗词》)
在世界西方，美国翻卷起经久不息的红色狂飙，罗斯福精神成为激进主义的动力。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反战运动、新左派运动以及黑人“向华盛顿进军”运动，涌动着对暴力革命的渴望;爆炸事件、纵火事件连绵起伏。大学生们俨然激进的先锋，“在宿舍和临时住处里，一度挂满甲壳虫乐队大幅海报的墙壁如今也赫然挂着格瓦拉、马克思和胡志明的画像。越共旗帜就像受人喜爱的衣服补丁一样挤走了和平标志。毛泽东的游击队员启蒙书——‘红宝书’到处传播。……许多学生对革命即将来临坚信不移，政府部门里有许多人也是如此。……政治上的夸张言语，革命正在进行的感觉以及个人解放与全世界的解放同时在展开的幻觉，这一切都被与正在进行的战争愤怒而失望地联系在一起。”(戴·斯泰格沃德：《六十年代与现代美国的终结》)
还有西欧，年轻一代“拒绝融入由利润和消费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带头反抗资本主义，并在1968年达到高潮……法国的反抗从学生阶层开始，扩及全部工薪阶层，于是约1000万罢工者举行了欧洲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罢工。……在其他国家，反抗没有如此浩大的规模，但更为持久。”(加亚尔等：《欧洲史》)
还有东欧，苏军入侵的坦克给人民的反抗蒙上一层反对共产主义的假象，却在实质上揭示了人民革命对社会主义政权异变为特权剥削的抗议。
60年代东西方彼此呼应的革命运动，是继苏联十月革命之后，革命在世界范围的扩展与爆发。
二战的胜利，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战胜法西斯的共同胜利。对于胜利果实，资本主义要摘桃子，社会主义也要摘桃子;人民要摘桃子，特权垄断资本集团也要摘桃子。这个桃子是归于大资本家阶级呢，还是归于人民大众?是私有制重新向垄断资本聚敛和集中呢，还是变革私有制向公有制进步?
这是人类历史提出的尖锐问题。军事的胜利赢得了政治的胜利，但政治的胜利就一定是人民的胜利吗?如果没有所有制的变革，如何落实人民的胜利成果?进而言之，所有制的变革一定能够保证所有观念的变革吗?如果没有观念的革命，所有制的变革能够巩固吗?
二战后，西欧各国尝试走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欢欣鼓舞;然而，资本主义制度及其观念的桎梏，很快使人民陷入失望。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理想流于虚幻，美国罗斯福精神被垄断资本及其观念咬啮，给予人民希望与现实的巨大反差。
所有制呼唤革命，所有观念也呼唤革命。60年代的革命，实质上是在两个阶级、两种制度相互斗争的基础上，蔓延于东西方的世界文化大革命。
戴·斯泰格沃德指出：美国“60年代的特色之战便是一场文化内战。新文化的拥护者对合乎人性的乌托邦充满渴求，而对技术进步则无动于衷。……年轻人所领导的文化革命是一场彻底的社会变革，这已成为新文化拥护者的信条。”(《六十年代与现代美国的终结》)
这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主旨何其相似!
历史有着惊人的规律性!中国文化大革命不是毛泽东心血来潮，而是整个世界整个人类的强音。
中国文化大革命自上而下，美国文化大革命自下而上。在旧文化没落与新文化复兴的临界点上，罗斯福与毛泽东，一个站在资本主义之巅宣告旧世界的终结，一个挥动社会主义火炬宣告新时代的崛起。
资本主义政治高峰与社会主义政治高峰同步，因为二者的对立本来就有着同一的内涵。40年代，西方的罗斯福新政主张“艺术为政治服务”，东方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倡相同的主题。
两个伟人，在两种对立的社会形态中，倡扬着统一的时代精神。
毛泽东与罗斯福跨越时空的握手，紧紧抓住了历史进步的质点——从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转折，不仅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革命，而且是上层建筑尤其是意识形态的革命;它尽管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暴力，但它更是人类自我救赎的观念革命。
然而，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其实从革命伊始，已经决定了自身的失败。最终，美国的革命流于旷日持久的骚动，中国的革命演绎成无可奈何的闹剧。
革命为什么失败?
因为，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
资本世界因美国的崛起而如日中天。虽然苏联社会主义曾经咄咄逼人，虽然中国“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曾经风光无限，但撩开历史风云，是一个无可辩驳的真实：美国不仅是资本阵营的领袖，而且是世界的领袖。
美国世纪是资本主义世纪的美国形态。社会主义的蓬勃生机可以冲击这个世纪，却无法超越这个世纪。
为什么是美国世纪——
1865年，林肯逝世。美国革命谢幕。
在林肯生前，美国农民小资产阶级已经开始向工人和资本家分化，但经济构成大体还是小企业。南北战争爆发，成百万的美国青年为自由流血牺牲，资本家却借机大发战争财。人民赢得了胜利，却被资本家篡夺了果实。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分裂为对立的阶级。
林肯逝世之前，已经认识到垄断资本形成和特权阶层腐化的危害，他为财富集中于少数人之手而瓦解民主政治深感忧虑。
然而，资本主义发展规律不可逆转。
革命变革了生产关系，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大机器在工农业的广泛使用;然而生产的集中，却加剧了资本的集中。
公有观念的普及以变通形态认同每一个人的私欲，民主权利的扩大推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然而为私欲的竞争则反过来蚕食整体的公义。
劳动创造资本，但资本的聚敛却离不开巧取豪夺、损公肥私;“社会精英”们以投机的创意，盗取公有财产，掠夺社会发展成果，把人民创造的“美国崛起”畸变为资本崛起，乃至垄断资本集团的崛起。
1913年，摩根和洛克菲勒两大财团已经独占美国全民财富的1/3。以其为领军，美国八大财团迅速暴发，以强盗行径侵吞与支配国民经济，肆无忌惮地压榨人民;他们在人民自由投票的名义下，操纵选举，制造总统，干预政府决策，打造特权阶层的资本帝国。
这个被马克·吐温愤怒地嘲讽的“镀金时代”， 无疑是资本主义最疯狂的时代。华盛顿的不肖子孙们把“人人生而平等”踩在脚下，向美国人民发动了全面的经济战争和生存战争;他们血腥地镇压工人的反抗，强迫人民在苟延残喘中用双肩支撑起资本的天堂。
19世纪末，欧洲工人运动随着第一国际的解散转入低谷，而美国工人阶级则喷涌出反抗的怒潮。他们聚成独立的阶级，跨上政治舞台，推动美国民主化进程，成为美国崛起的主导力量。
社会主义革命在北美拉开序幕。
1877年第一次工人大罢工席卷全美，工人血祭自由，宣告了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战争的开始;1886年五·一大罢工，芝加哥工人阶级再一次喷射生命的热能，扑向资本剥削;人民的儿子帕森斯和战友们英勇赴死，为全世界争来了工人的节日。
工人阶级认识到：林肯之后的美国历史是一份暴虐和霸占的历史。
垄断资本家认识到：美国工人阶级已经举起了巴黎公社的革命旗帜。
美国统治集团认识到：美国政府已经不是林肯规定的“民有、民治、民享”的人民政府，而是垄断资产阶级的政府了。
美国社会严重分裂。
被公有制和公有观念所铺垫所激励的美国崛起，将因社会分裂而夭折。
改革提上日程。
20世纪初，在人民意志的推动下，西奥多·罗斯福总统首举改革之旗，威尔逊总统承续了这一使命。
任何真正的改革，都是革命的别样形态，都是广大人民的公利对少数特权阶层私利的制约与剥夺。
威尔逊忧虑：“当我看到商界巨头与政界大亨建立了联盟时，我便知道事情不妙了;这种事实会阻碍社会进步，使社会失去活力;高高在上的这类联盟，旨在压制下层人民。”他尖锐地批判道：“今天，我们政府已经沦入特权人物的手中……极少数人左右着美国的政策，普通人没有发言权。” 必须改变这一状况，“我们必须建立一个与美国全体民众同心同德的政府”(《新自由》)
工人阶级的反抗，农民的反抗，黑人的反抗，印第安人的反抗，这些被资产阶级深恶痛绝地指责为“激进主义”，甚至被工人贵族所回避所斥责的人民革命运动，被威尔逊高度肯定。他大喝一声：“听着，我们时代的所谓激进主义，只不过是将人民心中的能量释放出来的自然之功。美国，这一伟大民族，正处于正义之底，美德之底，希望之底;民族存在的根扎进美丽的土地，纯洁的土地，荣誉的土地。当前需要的正是这种激进主义，它将为我们实现一个强大民族的雄心壮志而扫清道路。”(《新自由》)
20世纪美国的崛起，其主导力量不是所谓的“社会精英”，而是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推动了资本主义改革。
威尔逊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当我回首历史进程，回顾美国的诞生，我发现每一页都写有：民族的新生不是来自于上层阶级而是来自于下层民众。” “美国的富强存在于普通人的希望、普通人的福利、普通人的事业心及普通人的积极性之中，我们不会因少数绅士指挥工业而富有，……正是劳动者这一伟大主体才使美国强大。”(《新自由》)
威尔逊指引着美国的崛起之路：从垄断资本极端聚敛导致社会分裂与危机的谷底，开始新生之旅。他的“新自由”，是对垄断资本集团肆意剥削人民之自由的剥夺，是对劳动人民争取自身权益之自由的鼓励与支持。
威尔逊向社会主义倾斜，先后主持通过了劳动保护、社会福利、反托拉斯及妇女选举权等法案，限制资本垄断，使民主、自由、平等，重新焕发“人民”的光彩。美利坚大地生机勃勃。
一轮美国世纪的旭日，冉冉升起。
在这轮旭日的照耀下，伟大的星条旗，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骄傲。
然而，胜利果实很快被垄断资本集团篡夺。
胜利的人民理所当然地要求更多地分享政权，而垄断资本则强烈要求解除制约。新任总统胡佛改变威尔逊路线：“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暂时把全体人民组织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无论这种做法在战时有多么合理，在和平时期连续实行则不仅会毁坏我们美国的制度，而且将断送我们的进步和自由。”(《美国的自治制度》)
说得对极了!垄断资本集团怎能纵容社会主义生机?
胡佛总统鼓励资本、放任资本，向垄断资本集团倾斜，使资本如脱缰野马恣意驰骋。美国经济畸形发展，最终失控，导致1929-1933年的持续大危机。
危机时期，美国政府倾人民财力为大资本家输血，却不肯救穷人于濒死;甚至出动军队，枪杀绝望无助的请愿工农，对劳动人民战争升级，加剧社会分裂，导致美国经济几近崩溃。
受命于危难之际，富兰克林·罗斯福闪亮登场。
富兰克林·罗斯福，一位在资本主义形态下，认同并支持“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分享政权”(恩格斯)的人民领袖。
上任伊始，罗斯福便给予美国社会以道德救赎的指引。他在就职演说中，愤怒地批判了“追求利润的那一代人的规则”;他告诫国人：在狂热地追求变幻无常的利润的过程中，千万不可继续将工作的快乐和道德刺激置诸脑后。因为资本主义大萧条正是追逐私欲、淡忘公义的产物;要认识到：用物质财富作为成功的标准乃属荒谬不当。
罗斯福举起了文化革命的旗帜，他强调：“最伟大变革，乃是美国道德风尚的变革。”(《第三十二任总统第二次就职演说》)
罗斯福的“新政”被指责为“社会主义”并不冤枉。他毫不避讳他的社会主义方针：“在民主方式的政府之下，全国的财富可以转化为广大人民前所未有的普遍舒适生活。……因为全国人民现已看到和了解了国内存在的不公正现象，他们就会建议一笔将它抹去。”(《第三十二任总统第二次就职演说》)
罗斯福以社会主义的资本形式——国家资本主义挽救了濒临崩溃的资本主义制度，他强化社会改革，坚持清除特权、暴力致富和私人权力控制公共事务的不公平现象。他在任内制定了《全国劳工关系法》，肯定工人阶级的正当权利;制定了《社会保障法》，建立现代福利制度;他以强有力的国家干预，制约垄断资本集团，打击金融投机，调整劳资关系，缓和国内矛盾，实施计划经济。他借鉴社会主义，以对资本主义的自我完善，将美国推上高峰。
罗斯福重张美国精神，“操各种语言的世界各国人民都一直把美国叫做新世界，这并不是由于这块大陆是一块新发现的土地，而是由于来到这里的人们相信，他们能够在这块大陆创造出一种新生活，一种能在自由方面展开全新面貌的生活。”(《第三十二任总统第三次就职演说》)
新在何处?
新在《五月花号公约》所规定的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新在《独立宣言》关于“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
新在林肯总统“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原则。
新在整个人类走共同富裕之路的共产主义原则。
“这个共和国以其所抱的希望，不可能长久忍耐个人不应有的贫困和自私自利的富裕。”(罗斯福：《第三十二任总统第三次就职演说》)
美国著名大法官勒尼德·汉德抒发为“美国精神”的自豪：“人们对最伟大者和最渺小者不分贵贱，一视同仁……唯美国人的良知和勇气才能创造它。”(《基督的精神》)
——抹平“最伟大者”和“最渺小者”的界线，共产主义的内核脱颖而出。这才是美国人傲视环球的底蕴。
罗斯福解读“底蕴”：“人们对民主的向往，并不仅仅是人类历史最近才有的现象。它与人类历史同在，它曾广泛见之于古代早期人类的生活当中，又在中世纪重新焕发出光辉，并且在‘大宪章’中得到反映。”(《第三十二任总统第三次就职演说》)
民主 = 共产主义!
当人类还立足于私有制的现实土壤上信奉着私有观念，其内心深处的共产主义诉求便只能在“民主”的层面上表达出来;换句话说，“人人生而平等”的理想只能通过“民主”——多数人的统治，表达出来。在这个意义上，资产阶级民主正是共产主义的别样形态。
事实上，只有共产主义，才是罗斯福本意的表达。因为民主是有了“人民”之后的阶级社会的概念;对于尚未阶级分化的“古代早期人类生活”，则是公正、平等、善良的原始共产主义共识。
毋庸讳言，1930年罗斯福未任总统之际，曾发出抵制共产主义的警言：“毫无疑问，如果我们不维护昔日民主的理想和最初的目标，那么共产主义思想就会在我国增强力量。”(转引自尤·瓦·叶梅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
罗斯福清醒地认识到：除了“昔日民主的理想和最初的目标”即美国精神，是没有任何力量能够与共产主义抗衡的。而美国精神之所以具备这种力量，是因为它与共产主义如同一个硬币的两个侧面，具有不可分割的同一性。
共产主义精神是对美国精神的升华。美国精神是在正视私有制基础上对共产主义精神的变通;它以罗斯福形态的“四大自由”，形成美国精神之巅。
“四大自由”高扬《独立宣言》和《解放宣言》的革命精神，充分昭示资本主义发展到顶峰阶段那包容一切的“世界主义”胸怀。
毫无疑问，罗斯福的政府是资本主义政府，但资本主义政府就不能是人民的政府吗?在全球资本主义和私有制的框架内，就不能最大程度地勃发公有制和公有观念吗?
言论自由!
捍卫谁的言论自由?——人民。
人民政府保护人民发表支持政府的言论，也保护人民发表反对政府的言论。
信仰自由!
捍卫谁的信仰自由?——人民。
人民政府保护人民信仰资本主义，也保护人民信仰共产主义。
不虞匮乏的自由!
捍卫谁的不虞匮乏的自由?——人民。
人民政府保护人民“按劳分配”，也保护人民反抗剥削。
免除恐惧的自由!
捍卫谁的免除恐惧的自由?——人民。
人民政府保护人民不受外敌的侵犯，也保护人民不受特权阶层的压迫。
“四大自由”直面帝国主义战争和法西斯专制，宣告“全世界任何地方”具有“社会革命”的权力，强调“这种革命则是今天世界的一个主要因素。”(罗斯福：《四大自由》)
“四大自由” 在实质上倡扬着人类精神对资本主义和私有制的超越，以及对垄断资本集团之“特权自由” 的剥夺。
“四大自由”确立了美国的世界领袖地位。
资本主义最后能量的爆发表现为美国崛起，而美国崛起是美国精神的崛起。美国精神领导世界。
罗斯福——美国精神的象征。美国因罗斯福而领导世界。
然而，罗斯福将美国精神发展到最高阶段，也同时宣告了美国精神的终结。
因为，共产主义精神是人类共有的精神，它不能局限在“美国”的范围内;相反，“美国精神”应该抛弃它的民族根性，融会到人类精神之中。“我们懂得，单凭我们自己是无法生活在和平之中的，我们自己的富足有赖于相距遥远的其他国家的富足……我们懂得要做世界公民，要成为整个人类社会的成员。”(罗斯福：《第三十二任总统第四次就职演说》)
世界公民!这个今天几乎为美国所有大学信奉的理念，是在民族立场上对民族自身的超越，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范畴内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冲击。
美国精神所内涵的人类精神的实质，被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外壳所桎梏，只有打碎这个外壳，自由女神高擎的圣火才能焕发出永恒的光芒。
二战胜利后，为圣火的传播，罗斯福曾设想炸裂这个外壳：“远东归蒋介石，太平洋归美国，非洲归英国，欧洲归苏联。”几个大国以民主精神引导世界，实现永久和平。(见皮·阿考斯、皮·朗契尼克：《病夫治国》)
不仅如此，罗斯福放大自己的真诚，他期待斯大林“不会试图吞并任何东西，而接受与我一道为一个民主和和平的世界而奋斗。”(见皮· 阿考斯、皮·朗契尼克：《病夫治国》)
超越资本主义的理想抽象，可以激励热情;但热情消退后，便是利益的较量。资本主义现实必然地击碎罗斯福的“乌托邦”。二战胜利，是资本扩张的有利时机，美国垄断资本集团不依罗斯福的意志而绷紧了神经。同样，斯大林为社会主义扩张也绷紧了神经。
罗斯福死得其所，他彰显了美国领导世界的崇高使命，也宣告了这个使命的终结。
虽然，使命的彰显有待量的爆发，使命的终结也有待量的释放。它不能不经历一个自我完成的历史阶段。
20世纪中叶，是美国的巅峰时期。这个巅峰被罗斯福予以质的否定，却并不影响随着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解体而益发彰显。历史赋予美国：资本世界之领袖。
这是以罗斯福为标志的领袖群体。
杜鲁门、艾森豪威尔继承罗斯福路线，扩大国家干预，促进社会繁荣，以“马歇尔计划” 援助欧洲复兴，出兵朝鲜保卫资本阵营。美国人确信：“美国和美国方式似乎是所有真正维护人性的人的最后希望之所在。” (卡尔·舒尔茨：《自由与平等权利》)
这个领袖群体放眼全世界，尽显资本主义之巅的宽广与博大。他们为世界的正义、公平与自由，承担美国的责任。杜鲁门自诩：世界各国人民“前所未有地期待着美国给予善意、力量和明智的领导。”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领导呢?杜鲁门强调：“在我们的计划当中，那种剥削他国利润的旧式帝国主义毫无容身之处。我们所拟定的乃是一项建立在民主与公平交易观念基础之上的开发计划。”《第三十三任总统就职演说》)
事实上，苏联与中国的共产主义实验固然前景光明，但较之成熟的资本主义，仍属相形见绌，艾森豪威尔的自豪并不夸张：“命运已把领导自由世界的重任赋予我们美国。”(《第三十四任总统首次就职演说》)
领导世界，舍美国其谁与?
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繁荣昌盛、经济持续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似乎被永远克服了，“一个不受衰退威胁的繁荣时期，使我们能够防止经济活动下降的计划时期来到了。”(《总统经济报告》1965年1月，转引自谢·阿·达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踌躇满志。
然而，在美国黄金时代迅速崛起的垄断资本集团，公然背弃罗斯福路线，蚕食美国精神。卸任之际的艾森豪威尔，已经警惕特权阶层“危害我们的自由或民主化进程”的现实危机，他告诫美国人民：“美国的领导地位和威信不仅取决于我们举世无双的物质进步、财富和军事力量，而且取决于我们如何为世界和平与人类福利使用我们的力量。”(《第三十四任总统告别演说》)。
美国精神危机!
“三分之二的人类正苦于营养不良，而我们自己的上流社会却穷奢极欲，纸醉金迷。……虽然人类亟需革命的领导，美国却安于国家的僵局。它的目标模糊不清，模棱两可，受传统框框束缚;它的民主制度与其说是‘民有、民治、民享’，还不如说是冷漠无情的，为权势所操纵摆布。”(汤姆·海登：《是什么折磨我们的良心》)
贫富两极分化，种族歧视，核战争威胁!由汤姆·海登起草的这篇人民宣言，表达了60年代革命的原因：美国从正义的象征沦落为邪恶与伪善的麇集地。
被人民的变革渴望和年轻一代的激情所鼓舞，肯尼迪手持“新边疆”的宏图伟业，当选总统。
“新边疆”之“新”，不是为美国开疆辟土、夺城掠地，而是开创立体边疆，提升美利坚民族到一个广阔的科学文化领域和高尚的精神境界。“探索星球，征服沙漠，根除疾病，探测深海，鼓励艺术和贸易的发展……反对暴政、贫穷、疾病和战争。”(肯尼迪：《第三十五任总统就职演说》)
这是一份为人类进步和天下大同而奋斗的政纲!
肯尼迪旨在科学技术、经济发展、社会公平、文化革命等各领域开拓新天地;他致力于消除贫困，发展教育，保护环境，增加失业赔偿，提高最低工资;他推进《民权法案》，落实人民主权，丰富与发展了罗斯福的“新政”。
肯尼迪延续着“美国乌托邦”——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完成观念革命;各民族、种族、阶级和集团克服争斗，和谐相处，共同绘制人类幸福的美好图画。
肯尼迪有理由激动，美国社会的和谐制造着美国的高峰，那么，整个世界的和谐难道不能制造人类社会的高峰吗?
肯尼迪的“新边疆”政纲，实际上是美国高峰在观念上的反映。是充满激情和崇高理想的资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宣言。
宣言的指向，是一场向社会主义进军的运动。
在经济上，肯尼迪加强政府干预，走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而国家资本主义不过是社会主义的资本形态，它与社会主义仅是一步之差。虽然这一步之差决定了两种不同的性质——为少数人还是为全体人民，但它恰恰表明二者的同一性以及相互转化的可能性。
在经济上对社会主义的认同，决定政治的指向，也要求政治上的社会主义认同反作用于经济。肯尼迪强烈要求为人民主权立法，屡经挫折而衷心不改，终于在人民的推动下，由他的后继者约翰逊总统完成遗愿。
在意识形态上，肯尼迪呼唤文化大革命。他号召美国人民尤其是美国青年，树立公义，否定私欲;不要为物质刺激而磨灭美国精神的光辉;要以美利坚民族的自豪感，勇敢地为人类进步与世界和平牺牲自我。他要求美国人承担起道德的责任和义务：“我的同胞们，请不要问你们的国家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而应问一问你们能为你们的国家做些什么。”(《第三十五任总统就职演说》)
这里提倡的是公而忘私的献身精神。
这种精神分明表现出对资本——社会主义的自觉。60年代美国高峰的领袖群体，正如恩格斯曾经说过的，是优秀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他们力图保持现代社会，不过要消除和它联系在一起的苦难。为此，他们中有的人提出了种种简单的善意办法，有的人则提出了规模庞大的改革计划，这些计划在改组社会的借口下，企图保存现代社会的基石，从而保存现代社会本身。”(《共产主义原理》)
毫无疑问，罗斯福精神促成了肯尼迪为美好理想的爆发;然而，肯尼迪爆发则暴露了罗斯福精神的内在冲突：世界主义的人类大同必然挣脱资本主义私有制，而资本主义私有制又如何能够为人类大同放弃对财富的聚敛、占有和争夺?
事实上，任何民族的黄金时代都是社会和谐的产物。然而任何社会和谐都不是统治阶级施舍的，而是人民革命的强迫。
美国的黄金时代同样如此。
约·加尔布雷思在《美国的资本主义：制衡力量的概念》一书中指出，50年代，“有组织的工人已经成长壮大到足以抗衡公司的力量，这使美国政治达到了一个完美的平衡。”二战后，美国工人运动风起云涌，仅1946年，就有460万人参加了约5000次罢工，严重地震撼了资本主义制度。即使在垄断资本重新占据优势的60年代下半期，工人阶级的反抗依然顽强不屈。6万炼铜工人大罢工延续8个月， “通用电气公司”约15万工人大罢工持续3个月， 接着又爆发了35万人大罢工。
社会和谐，其实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工人阶级向垄断资本集团开展阶级斗争的胜利果实，从而使两个阶级势力均衡，相互让步、相互认同。
正是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制约垄断资本，激发人民当家作主的活力，促成了罗斯福高峰，也推动了美国的崛起。
中庸创造和谐。但是，任何中庸都是暂时的。中庸的双方谁也不肯安于现状，一定要打破平衡。工人运动要争得人民主权的主导，垄断资本集团则要使“人民主权”成为特权阶层的附庸。
美国高峰的资本主义属性，使二战胜利果实日益落到垄断资本集团手里。在罗斯福时代获得长足发展的国有企业，被廉价卖给或租给垄断资本家，全民财产被特权阶层盗取，人民权利受制于资本，工会被限制，工人政党的自由被剥夺，罢工权被削弱，人民运动被血腥镇压。
但是，资本主义权威隆盛之时，恰是人民自我解放运动的冲击之日。肯尼迪呼召文化大革命的激情与理想，催唤起人民的激情与理想，美国大学生们积极投身文化大革命。
这是人民自己的宣言：“我们开始感到，原来我们心目中的美国黄金时代其实是一个时代的衰落。……我们的时代不但已目睹了建立乌托邦的尝试以失败告终，而且也看到了任何新方针走向穷途末路。”人民对资产阶级民主制陷于失望，渴求着“为现状寻求真正民主的替代物，承担对他们进行社会试验的义务”。 (汤姆·海登：《是什么折磨我们的良心》)
人民，渴望对美国“民主”的超越，渴望对美国精神的超越，并且渴望为这种超越投身变革的实验。
替代民主!——共产主义呼之欲出。
如果说罗斯福对美国之巅作了抽象的否定，那么人民《宣言》则对美国领导世界作了具体的否定。
高擎美国精神的，已经不是资产阶级，而是人民大众的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必须献身于这样一种社会，在那里人民夺取了富人手中的一切生产资料，并把它置于为全体人民谋福利的国家手中。”(詹姆斯·福尔曼：《黑人宣言》)
这是60年代革命的内涵——观念的革命。
肯尼迪期望在资本主义体制内渐进改革实现和平革命;而人民则冲破肯尼迪，否定资产阶级领导，超越资本主义限制，向社会主义革命飞奔。
肯尼迪罪莫大焉!他鼓动起人民革命;于是，人民挣脱资产阶级外壳，“文化革命”革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的命的本质便脱颖而出。
步入巅峰的资本主义已丧失革命生机，并且必然为自身生存镇压革命。肯尼迪只当了两年多总统便饮弹身亡，射向他的子弹，其实是射向革命的子弹。
如果说肯尼迪为资产阶级革命捐躯，那么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则为社会主义革命捐躯。
马丁·路德·金举起黑人的臂膀，抒发与肯尼迪相同的理想：“我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会站立起来，真正实现其信条的真谛：人人生而平等。”(《我有一个梦想》)
对马丁·路德·金的灿烂之“梦”，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是认同的;
对马丁·路德·金反种族主义的斗争，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是容忍的;
当马丁·路德·金认识到民权斗争归根结底是阶级斗争，并呐喊着将“美国梦”转化为阶级斗争实践、将种族斗争升华为向特权集团的反抗时，他就不能被垄断资产阶级容忍了。他的被暗杀就不可避免了。
肯尼迪遇刺于60年代初，马丁·路德·金遇刺于60年代末。一首一尾，首尾呼应，为60年代，也为至今没有走出60年代的人类，大大地悬垂着一滴血的警示。
马丁·路德·金之死，标志着60年代的衰落。
声势浩大的人民主权运动，“是典型的60年代的运动。它显示了在理想驱使下人们所能达到的高度。当这场运动的理想主义衰落时，这个国家的理想主义也衰落了。”(戴·斯泰格沃德：《六十年代与现代美国的终结》)
这是理想怎样的一个高度呵!
肯尼迪展现一幅人类和谐的美好前景;却在掩盖阶级对抗的幻想中，陷入迷茫。他豪情满怀地鼓动年轻一代尽情释放理想主义，却无法掩盖自己内心深处因方向不明的空虚：“我们肩负起一场漫长而前景未明的斗争重任。”(《第三十五任总统就职演说》)
肯尼迪“前景未明”的空幻，给予继任者约翰逊总统以“前景未明”的实践。
约翰逊把肯尼迪的理想付诸于“伟大社会”的开发，他向贫困开战，向低收入者提供住房，向穷人和老年人提供医疗保险，实施教育援助;他甚至敦促国会通过了《民权法案》。
然而，垄断资产阶级岂容约翰逊建设向穷人倾斜的“伟大社会”?
资本的贪欲助长私有观念在美国社会蔓延，资本扩张不可遏制;为理想的浮躁和希望的破灭交织在一起，“伟大社会”以失败告终。约翰逊“把利益带给每一个人”的真诚，成了一抹“美国高峰”的幻影。
肯尼迪主义的破产终结了凯恩斯理论。用社会主义制约垄断资本可以见效于一时，但资本规律及其冲决一切的能量，终究要挣脱政府的控制。不彻底变革资本主义制度，政府在与垄断资本的博弈中必然败阵，成为垄断资本的代言人。
美国沉沦!
戴·斯泰格沃德写道：“那些成为美国文化的价值观：勤劳、锲而不舍、依靠自我、新教主义、传教士精神以及抽象的法律原则，这种优势地位在60年代告终。 (《六十年代与现代美国的终结》)
美国共产党总书记葛·霍尔写道：“我们是统治全世界的计划遭到破产的见证人。我们已经走到整个时代的终点。”(《政治》月刊，转引自谢·阿·达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失败的越南战争，使美国人更深切感受着美国高峰终结后的清醒。尼克松主义，是这一清醒的产物。
在美国高峰的伟大群体中，尼克松以超乎常人的清醒，直面世界均势的前景尤其是苏联迅速崛起的咄咄逼人，勇敢地接受美国霸主地位丧失的现实，果断地改写世界格局：摒弃全球主义，结束越战，中美建交，美苏缓和。“美国已经无法在全球各地大行其道，世界已经是这个样子，但没有人比尼克松更能承认这一点。”(戴·斯泰格沃德：《六十年代与现代美国的终结》)
尼克松象征着美国高峰的终结。象征着美国社会在两种文化交锋中的迷茫和公众理想的破灭。尼克松以实用主义的冷静，放弃“领导世界”的奢求，寻求资本主义的现实之路;然而，实用主义却使他陷于垄断资本的丑陋与龌龊中。他背负着美国整个特权阶层的罪恶，成为美国沉沦的替罪羊。水门事件，人民抛弃了尼克松，实际上是对美国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的抗议，是对美国新生的渴望。
在尼克松身上，本来寄托着美国人民复兴理想的希望。但是被垄断资本集团锁定的美国政治，只能制造为资本扩张服务的政客。没有人民革命推动，不可能出现人民领袖;再出色的政治家，也只能沦为垄断资本的奴仆。
为崇高理想而工作的政府被为权利欲和利益集团而争夺的政府所取代，政府成了肮脏的政治交易和卑鄙的阴谋诡计的垃圾场。美国人民失望了，他们以鄙夷的目光送别尼克松，实际上是送别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全部政客们。
尼克松的下台，表明美国社会对自身精神失落的无奈。美国精神的最后一缕光辉黯淡了，美国步入下坡路。
1974年，勃列日涅夫会见尼克松时，已经预感到苏联解体的危机;而尼克松则为美国担忧。两巨头面对同样的不祥之兆。他们“原本是要讨论限制双方毁灭地球能力的可能性，但都转为讨论两国会在内部崩溃的可能性了。……1974年还无人预见到苏联已行将崩溃，但尼克松感觉到自己的美国正在走向一个时代的尾声。”(戴维·斯泰格沃德：《六十年代与现代美国的终结》)
肯尼迪以“新边疆”的宏图开创了60年代，尼克松以宏图的幻灭终结了这个年代。
这是美国精神的幻灭。
尼克松，写下了60年代的结论，也写下了60年代的希望。
60年代向人类历史宣言：推动民主进程的，只能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文化革命，则是未来革命的主导。
北京市写作学会 薛遒
(本文摘自《中国：21世纪宣言（世界篇）》; 《中国：21世纪宣言（中华篇）》已出版，可在国家图书馆及北大、复旦、北师大、华东师大、台湾大学、中山大学……等大学图书馆借阅，可向本人免费索取电子书，邮箱：[email protected]，亦可向出版社优惠购书，邮箱：[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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