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性是当代中国思想稀缺的品质，构建中国的主体性亦是当务之急。北大设立燕京学堂，开设中国学，并将这一举动和主体性问题联系起来，恰好提供了一个反思和讨论的契机：什么是真正的主体性，以及如何在普遍联系着的世界上构建主体性。
全球化条件下的主体性
主体性，或者说主体意识，至少包括两个方面：对自我的认知，和对他者的认知。
这两方面的认知不是孤立着的，因为自我与他者并不是互相孤立的存在，而是处在不断的交往之中。交往与认知过程持续互动，于是在对自我和他者的认知中自然地包含着对二者关系的理解。
主体性作为一种自觉，产生于交往的开始;作为主体性呈现方式的思想体系，则是在交往过程中不断建立起来的。所以交往的方式，是平等的还是不平等的，便对主体性问题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发生交往，即构成全球化的一部分。作为一个历史现象，全球化古已有之，但全球化在近代到来之后发生了一次质的变化，它从一个以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自然交往为主要内容的进程转变为了一个强制化的机制，在军事和工业方面取得先机的西方以殖民主义的方式将全世界强制地包纳到它创造的全球分工和贸易体系之中。
这一转变在世界范围内创制了“西方”和“东方”的对立，也改变了东西方在建立自我认知与他者认知方面的方式。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不再按照传统的方式在交往中发生认知、在深化认知中深化交往，而是在全球化及其不均衡的权力格局作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成为背景的前提下，对自我与他者的认知才开始。对东方而言，尤其如此。
这导致了两方面的后果。第一，无论东西方，在过去几个世纪中建立起来的对自我和对他者的认知，都是在权力格局下进行的，故而不可能是客观的。西方的主体性确立是以剥夺东方的主体性为代价的，东方主义便是西方为实现该目的而生产出来的“殖民主义的知识”;相应地，东方产生出来的对西方认识也会包含一些刻板成见。谈论主体性构建的问题，首先要对知识体系进行清理。
第二，经过漫长殖民主义历史和后殖民时代的全球化新阶段，各国家和各民族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在这个前提下，任何一个处于世界东方的国家要构建自身主体性，都不能抽象地立足于自身的传统和问题，因为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传统是纯粹的，也没有任何问题是完全自己的问题。也就是说，构建主体性已经无法沿着自我认知，到认知他者，再到认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这样的道路进行，而应该首先建立对世界近现代史及其内嵌的不平等权力关系的认识框架，然后才能谈到认知自我和认知他者。
所以，要完成构建中国思想的主体性这一历史任务，首先要做的恐怕不是从世界视野中来观察中国，更不是把这样做得出的结论介绍给外国人—因为当前语境下的世界视野实际上是西方基于自身利益建立起来的、消解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世界主体性的知识体系—而是要建立中国人(或者说东方)视角的近现代世界历史叙述，也就是中国人的世界视野。在这一新的世界视野关照下，才有真正的对中国问题的研究。
两重东方主义及其双向再生产
东方主义(Orientalism)原指西方文化中对亚洲文化进行模仿和刻画的流派，1978年，爱德华·萨义德出版的影响力巨大的同名著作改变了这个词的含义，自此东方主义用来指代西方思想中对非西方地区的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
在殖民主义扩张的过程中，西方思想起到了重要的辅助作用，即在意识形态上为殖民主义提供合法性支持，自身也成了殖民主义权力的一部分。萨义德指出，西方思想将东方整体上做了本质化的描述，即东方社会是静止的、落后的、无法跨越现代性门槛的，西方则是发达的、理性的、高高在上的。于是思想中的东方成了可供研究的客体，现实中的东方成了可供殖民的他者。
西方思想在东西方之间创造了若干的二元对立，比如自由与专制、现代与传统、有机的社会分工与机械的社会分工、抽象思维与直觉思维、基于法律和契约精神的社会与基于等级和身份的社会，等等。在这些二元对立中，属于西方的部分是普世的，终将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属于东方的部分则是特殊的，终究要被，也应该被克服的。
西方创造的关于东方的刻板成见，是为了关照自身，在异己的东方身上，西方看到的是理想化的自己。在此，西方为构建自己的主体性而牺牲东方的主体性的逻辑一览无余。诸多学科参与了这个进程，汉学(Sinology)和中国学(或译为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都是其组成部分。
这只是东方主义的一个面向。西方思想中还包括自我批判的部分，给自己画了一幅物质主义盛行和精神世界缺失的“反乌托邦”肖像。为了适应这一自我批判的需要，西方对东方进行了浪漫化想象，停滞的东方便同时被赋予了静谧、祥和、崇尚精神生活的色彩。“物质的西方”和“精神的东方”形成了又一个二元对立。
东方主义的这一面同样是一种意识形态教条。西藏就是西方人根据此种教条发挥想象力的对象，他们把西藏描绘为崇尚精神生活的和平乐土，却对西藏历史上的政教合一制度和农奴制度的残酷性视而不见，对民主改革给西藏带来的巨大进步更是无法正视。无数在地图上连西藏在哪里都找不到却敢于毫不犹豫地对西藏问题发表“见解”的西方人，正是此类东方主义的产儿。
当然，这种自我批判式的东方主义并不意味着真正的批判，它只是西方人为了缓解心理压力而熬制的心灵鸡汤，被浪漫化的东方只是西方人的道具。数不清的西方人前往西藏寻访梦中香巴拉或者香格里拉，他们中的哪一个真正关心西藏人民的福祉呢?
作为为适应殖民主义的全球化而生产的意识形态，东方主义在被生产出来后，就进入了持续的再生产流程。有趣的是，再生产是双向的，即不仅西方在推动东方主义的再生产，东方也加入其中。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学术思想中不乏按照东方主义想象把中国历史和文明描述得一团漆黑的东西，而那些试图从古典文献中发掘民主精神、从江南经济史中搜寻资本主义萌芽的努力也是以他人的标准为标准，不承认自己的传统有自主的价值;那些在西方获奖从而在国内产生更大影响的大众文化，无论是电影还是文学，大体上都是在呼应东方主义对中国愚昧落后的想象。云南中甸改名为香格里拉(一个西方文化虚构出来的地名)则是在另一个层面加入了东方主义的合奏。
东方主义预设了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权力结构和东西方之间不平等的地位，当东方也加入其再生产时，就意味着东方也在不断强化这种不平等和自身的从属地位。从这个意义上看，北大开设中国学，也是东方主义再生产的一种，不但不能强化中国的主体性，反而是在消解中国的主体性。
碎片化的西方主义
虽然已经出现了若干以西方主义(Occidentalism)为题的著作，但西方主义远不如东方主义的影响力大。作为一个与东方主义呼应的概念，西方主义指的是非西方人看待西方的方式，尤其指各式对西方的成见。从浅层次看，西方主义可以被认为是东方主义的反向论述。
具有同一性的东方其实只存在于东方主义的偏见中，现实中的东方是复杂多元的，而且在近现代历史上被西方分化、割裂，在同一性和整合性上远低于西方。在这个意义上，非西方世界是比东方更贴合实际的说法。这使得非西方构建一个体系性的西方表述几乎是不可能的。同时，由于世界权力格局还延续着过去几个世纪以来形成的定式，西方主义注定无法挪用东方主义的逻辑框架，即把西方设置为非西方世界的他者，将其作为构建主体性的代价。由此，萨义德当年提出的不存在与东方主义完全对应的西方主义的论点，迄今仍是正确的。
比如，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和穆斯林世界之间存在着强烈的敌对情绪，知名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结果显示，无论生活在西方的还是西方之外的穆斯林人口中，都有近七成的人将贪婪、自私、傲慢、不道德等品质与西方人直接联系起来。但这与西方的“自我批判”是暗合的，只是态度更强硬而已。
在为对抗西方偏见而构建的自我认同方面，穆斯林倾向于强调丰富的文化遗产和伊斯兰文明的多样性。仅仅把目光转向传统，而不提为应对现代性挑战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岂不是同样落入了东方主义设置的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的陷阱了吗?
所以从深层次看，当今流行着的各种西方主义本质上仍是东方主义的翻版。即便这种西方主义表面上看是激烈的、反西方的，但它与对东方主义的迎合的区别也仅仅体现在态度上，本质上仍未跳出西方思想设置的框框，没有体现出真正的主体意识。
《西方主义：敌人眼中的西方》一书中说，西方主义的发源地也在西方。这个判断也是正确的。
当下中国也有西方主义吗?无疑是有的，而且种类繁多，也就是说当代中国思想对西方的态度是多样复杂的。但最主流的一种，无疑还是“外国的月亮比较圆”式的西方主义。
这种思想倾向发轫于上世纪80年代，思想界以决绝的姿态一个猛子扎向西方。这种思想倾向在过去的30多年中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在新的传媒时代，《河殇》开辟的中西关系论述被发扬光大，超出了东方主义再生产的范畴，走到了令人费解的地步。各种貌似严谨的论述加上虚构的段子—美国的护照，德国的油纸包等等，都服务于同一个目的：把中国与“劣等”的标签挂钩，把中国的主体意识踩在脚下，碾得粉碎。
寻找中国主体性的资源
数年来，回归传统、复兴国学的浪潮高涨，开设中国学也貌似这一趋势的接续。文化领域内的此类动作很自然地会被与构建中国主体性联系起来，主体性不就是要立足传统吗?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基于以上简单的分析，这恐怕又是不够的，因为在既有的历史语境下，这些努力还不能脱离东方主义的逻辑。
中国学是东方主义的一部分，自不必说，即便“传统”和“国学”，也是被动回应东方主义的产物。传统对应现代，对传统的自觉源于应对西方“船坚炮利”的需要，源于“体用之争”;国学对应西学，如北京大学中文系李零教授指出的，中国当世界老大的时候，只有经史子集之学，没有国学一说，国学概念的提出是为了西学抬杠，所以人人说国学，人人又说不清何谓国学。
从1840年开始，中国被动地走上现代化之路，到后来中国主动地寻求现代化，到今天，中国已经成了现代世界的一部分，中国的近现代史也融入了全球现代化的历史，同时中国也探索了非西方的现代化实现方式。当代中国的最大传统，其实是带有东方特色、中国特色的现代性，那个时间轴上的前现代的传统，在现代化进程中已经从属于它，融入于它。
对历史是否已经终结的争论，其实是关于现代性实现方式的争论，而不是要不要现代性的争论。现代性已经将全世界裹挟进来，作为讨论包括主体性在内的所有问题的客观前提存在于那里。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讨论主体性的构建，不能绕过现代化的历史跳回传统—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如此。
构建主体性的努力首先体现在构建另类的现代性叙事之中，即在破除东方主义和西方主义迷雾的前提下重新书写全人类现代化的历史。这一叙事应包含着对现代性的批判，也应包含对西方在全球推进现代化的批判。这样一来，被东方主义的光环环绕着的西方就会显露出真的面目，非西方世界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也会显现。
其次，现代化是在全球范围内行进的历史过程，现代化过程的对立也在世界范围内体现，即在西方与东方之间，于是非西方国家的主体性构建必须以整个东方的主体性构建为前提，而不是相反。以中国为例，想要跳过现代化历史，跳过东方问题，通过复归传统寻找主体性，那么只能再次落入东方主义设定好的陷阱。
东方是割裂的，东方主体性的问题难以由整个东方协同解决，可以也应该由个别国家来承担—这个国家只能是中国。这像是一个吊诡：正如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的逻辑，中国人只有承担起构建整个东方的主体性的使命，才能构建起作为东方的一部分的中国的主体性。
完成这一使命所要仰赖的资源不是那个遥远的传统，也不是国学，更不是向西方学舌的中国学，而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和理论积淀。中国革命和建设正是以上述逻辑开展的：她以追求现代化为目标，又对现代化的负面后果保持警惕，加以克服;她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视为东方解放事业的一部分，全世界解放事业的一部分。这个逻辑在理论上彻底摆脱了东方主义，中国的实践也开创了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模式，这是中国取得一定程度成功的根本原因—那些唯西方马首是瞻的发展中国家的失败正是中国成功的注脚。
然而，寻求主体性的最大障碍也在这里，因为这个传统在当代知识界是被遮蔽、被歪曲的。否定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到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再到否定辛亥革命，连康梁也成了要否定的乱党，中国的希望被追溯回了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以及他们领导的清末立宪。
这是个阶梯式的否定逻辑，被践踏得最厉害的还是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史，仿佛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举一例，国内演艺界人士近年来纷纷以进入维也纳金色大厅表演为荣，近来，这个事从文化主体性和反腐两个角度进入人们的关注范围，但谁还记得这样的事实：歌剧《白毛女》早在1950年代初就在维也纳金色大厅登台表演了，观众反应热烈，献花差点把扮演喜儿的身材娇小的王昆给埋了起来。
以《白毛女》为代表的那一批思想和文化作品，展现了一种摆脱了东方主义的崭新的世界观，东方的主体性、中国的主体性已经萌芽于其中!艺术形式上，《白毛女》的表现形式为歌剧，《红色娘子军》是舞剧，现代京剧引入了交响乐伴奏，这些都是经典的西方艺术形式，所以这些作品是真正融会贯通的，属于中国，属于东方，也属于世界。这是一座被封存的宝藏。
当下缺乏理性的氛围展开此类讨论，还未开口就有雨点般的谩骂在等待着了。但无论如何，我们是可以忽略掉所谓的中国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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