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八：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一种革命学说，阶级斗争理论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的一根主线，这是不是表明马克思主义只是在革命时代具有历史必然性，到了建设时期它已失去了时效性？
当今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大理由是，马克思主义原本是一种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革命理论，而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建设和改革的执政党，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说不通了。实际上，认为马克思主义可以指导革命，却不能指导建设，这种观点首先暗含着一种革命和建设的二元论。这种二元论是对革命和建设之关系加以简单化的、僵死的、偏颇的理解。“破旧”与“立新”是马克思主义不可分割的两面，“建设一个新世界”是革命的落脚点，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最后的斗争”是为了消灭阶级，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和人类解放。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把一个四分五裂、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多元一体、繁荣富强的新中国，这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世界最具说服力的建设性成就。只要不把马克思主义看做一种一成不变的僵化体系，就会坚信马克思主义不仅是“马上打天下”的理论，而且也是“马下治天下”的理论。
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以阶级斗争理论为核心的革命学说已经得到公认。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以及20世纪亚非拉很多国家摆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直接指导下，或者是在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思想的指导下完成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强有力的革命理论，已经没有多少人怀疑了，阶级斗争、暴力革命，似乎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方面。但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建设理论，或者马克思主义在建设时期的有效性，还有很多人怀疑。现在一种流行的说法是，马克思主义只能指导“马上打天下”，却不能完成“马下治天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成功地实现了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和革命建国，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功不可没。但作为一种建设理论，马克思主义好像并不成功，而且给人类带来了“很多灾难”。按照这种说法，作为革命党的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无可厚非，但作为领导建设和改革的执政党，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抱着一套过时的东西，就说不通了。因此，马克思主义在建设时代必须“下马”，让位于更具建设性的理论和学说。情况果真是这样的吗?
一、破除革命和建设的二元论
认为马克思主义可以指导革命，却不能指导建设，这种观点首先暗含着一种革命和建设的二元论，其中革命就意味着批判、破坏和暴力，意味着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和剧烈的社会动荡与政治变化，意味着很多人的命要被革掉，而建设则是指在和平的环境中从事肯定性的、循序渐进的、日积月累的建构工作。二者的关系可用拆房子和盖房子的关系来形容。事实上，这种二元论是对革命和建设之关系的简单化的、僵死的、偏颇的理解，与马克思主义对革命和建设的看法也大相径庭。
1.什么是“革命”
在中国古代，“革命”一词最早出自《周易·彖传》对“革”卦的解释：“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唐朝的孔颖达对这句话的疏解是：
“天地革而四时成”者，以下广明革义，此先明“天地革”者，天地之道，阴阳升降，温暑寒凉，迭相变革，然后四时之序皆有成也。“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以明人革也。夏桀、殷纣，凶狂无度，天既震怒，人亦叛亡。殷汤、周武，聪明睿智，上顺天命，下应人心，放桀鸣条，诛纣牧野，革其王命，改其恶俗，故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由此可见，革命既可以指自然的变化，一年四季的更替，也可以指社会政治等人事领域的除旧布新、革除积弊、敦风化俗、开创新局，这种革命乃是顺乎天命、呼应人心的正义之举。后来毛泽东也把周武王推翻商纣王的革命说成是“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充分肯定了其正当性。
革命在西方的对应词是revolution。根据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雷蒙·威廉斯的考证，revolution的早期用法意指天体的运行，时间或空间上的旋转循环运动,这与“革命”在中国古代的用法有相通之处，后来这个词逐渐具有政治意涵，特别指权力格局的变化和对既定秩序的颠覆与破坏。到了17世纪以后，“在revolution的词义里，‘创建新秩序’与‘颠覆旧秩序’一样重要，毕竟那是revolution为何会与rebellion(叛乱)以及palace revolution(宫廷革命)有所不同的原因(palace revolution：更换领导者而不是变革社会体制)”。在西方18—19世纪的很多政治争论中，revolution这个词带有“暴力推翻”之意，与通过宪政上的和平改革而产生新社会秩序的进化或发展(evolution)相对应。从19世纪开始，“revolution这个词因为社会主义运动而越来越带有‘创建社会新秩序’之意”。同时这个词也用于广泛的社会、经济、文化和科技等方面，如工业革命、科技革命、社会革命等。“revolution的两个重要意涵——恢复(restorative)或革新(innovative)，都带有‘根本性的重要变革’之意。”
当然，在现代西方，“革命”一词主要还是指政治革命。大卫·罗伯特森为西方著名的《企鹅政治学辞典》所撰写的“革命”辞条是这样说的：“我们所称谓的革命，严格意义上说，是政治系统的一场全面的暴力变革，不仅仅改变了社会的权力分布，还导致了整个社会结构的重大改变……在政治科学里，其主要的含义是：有所准备的、有所意图的，而且经常是暴力性的，由一个新的统治阶级领导动员起民众反对现存体系、推翻旧统治阶级。”
综合中西方对革命的原初界定及其内涵演变，不难发现，革命本身就是“除旧”与“布新”、破坏与恢复、批判与建设、否定与肯定的统一。任何革命都不是为革命而革命，为破坏而破坏。革命中确实有破坏甚至毁灭，但这就像在建房子之前要铲除垃圾、平整地基一样，是完全必要的准备工作。革命的目标是为了建设，建设目标的实现是革命成功的标志。因此，如果没有建设，革命就处于半途当中，尚未完成。孙中山的临终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2.革命是为了建设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马克思主义特别崇尚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革命的暴力性质在马克思主义中似乎得到突出强调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宣称，共产党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而毛泽东也有一段关于革命的名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从这些话中，人们自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革命就是暴力血腥、摧枯拉朽、暴风骤雨，只有破坏而没有建设。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马克思主义无意倡导甚至崇尚暴力革命。暴力革命只是马克思主义者赖以分析和观察人类历史发展的一种视角，同时也是其获得的一个科学上的逻辑结论。暴力革命的发生也是不得已的，是有条件的。如果没有压迫和剥削，阶级矛盾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没有被压迫阶级对自身状况和阶级使命的自觉意识，革命也就不会发生。马克思主义者决不是嗜血者，也不是一味热衷于破坏的破坏狂。1965年1月9日，毛泽东在会见埃德加·斯诺时说，他是从一个小学教员开始生活的。当时，他没想到打仗，也没有想到成为共产党人。他像斯诺一样，或多或少是个民主人士。“世界上的人，不受压迫谁起来革命?”同年3月23日，他在会见叙利亚访华友好代表团时又说：“像我这样的一个人，从前并不会打仗，甚至连想也没有想到过要打仗，可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强迫我拿起武器。”对于毛泽东这样具有较强浪漫文人气质的知识分子而言，也许看看书、写写诗词、练练书法、游览名山大川更合他的胃口，但正如他多次强调的那样，事情的发展是不以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各种因素的汇集使他成了领导中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强调政治革命，但更强调总体性的社会革命。早在青年时期，马克思就指出：“一般的革命——推翻现政权和废除旧关系——是政治行动。但是，社会主义不通过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社会主义需要这种政治行动，因为它需要破坏和废除旧的东西。但是，只要它的有组织的活动在哪里开始，它的自我目的，即它的灵魂在哪里显露出来，它，社会主义，也就在哪里抛弃政治的外壳。”由此可见，马克思只是把推翻旧政权的政治革命看做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而社会主义革命的真正实现在于社会主义的目的或精神的显现。只有通过“立新”，才能实现对“旧”的扬弃。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才说，他所参与创立的新思潮的优点在于“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在后来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也宣称，无产阶级革命固然要“破旧”，即打碎自己颈上的锁链，但同时革命也要求“立新”，就是获得整个世界。“破旧”和“立新”，就像“革命”这枚硬币的正反两面，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用中国禅宗的话来说，就是“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在其中了。如果革命只有“破”而没有“立”，革命就会半途而废。
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有效的建设理论的怀疑，其实从马克思主义产生之日起就一直存在。批判性有余而建设性不足，热衷于急风暴雨、摧枯拉朽式的暴力革命，而对和平时期的循序渐进的建设缺乏耐心，是很多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急于给马克思主义贴上的标签。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他清醒地意识到，当时国内的资产阶级怀疑中国共产党的建设能力，而国际帝国主义势力也以为新中国成立后“要向他们乞讨才能活下去”，但毛泽东坚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并学会原来不懂的新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所作的这一庄严宣示，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建设新中国的热情期待以及对革命和建设之关系的辩证理解。
3.正确处理中心工作与意识形态工作之间的关系是关键
我们认为，要真正理解为什么在建设时期还要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关键在于搞清楚中心工作与意识形态工作之间的关系。对这两者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作出了深刻而明确的阐述，他对这两者关系的阐述，实际上也就是对为什么在建设时期还要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论述。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中心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众所周知，我们当前的“中心工作”就是进行经济建设，而“意识形态工作”的核心就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所以论述“中心工作”与“意识形态工作”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也就是论述经济建设与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之间的关系。他首先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把人民生活搞上去。只要国内外大势没有根本变化，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就不能也不应该改变。这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的根本要求，也是解决当代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本要求。
紧接着他又指出，我们说经济建设是中心工作，并不是说其他工作都不重要。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巩固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不能只要群众物质生活好就可以了。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他对正在致力于经济建设的中国人民这样语重心长地说道，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既要切实做好中心工作、为意识形态工作提供坚实物质基础，又要切实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为中心工作提供有力保障。他提出，在强调经济建设工作是党的中心工作的同时，必须肯定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就这样在建设时期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旗帜鲜明地摆在中国人民面前。正是在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又顺理成章地把“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为当今中国人民的“看家本领”。
二、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和阶级斗争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决不是少数马克思主义先驱人物头脑一时冲动的产物，或者是不满社会现实而一厢情愿的结果，而是他们对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进行了全面深入研究之后所得出的科学结论。
1.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是一种科学
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集中体现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那段名言：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在阐述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后，马克思接着指出：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产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19世纪70年代，马克思在修订《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时，又对自己以前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革命理论作了进一步补充：“只有当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但是，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发展史的自然产物。”
仔细分析马克思的这两段话，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若干基本要点。其一，革命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的体现，是总体性的、结构性的社会变革。其二，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生产关系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同样，为适应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也是不以个人的主观好恶为转移，用中国古人的话说，就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其三，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是革命的决定性因素，只有相应的物质生产力和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初步具备，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社会革命才会发生。因此不同历史阶段的革命任务是不能随便提出的，而必须满足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其四，社会生活的基础在于物质生产及其蕴含的关系，在异化的人类状态下，社会生活会受到各种神秘的意识形态遮蔽。只有完成消除人的异化的最终的革命，社会生活才会消除其神秘性，而真正属于人。这种革命的发生决不是一蹴而就的，而要经过长期的、痛苦的物质生产条件的准备。由此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主张看起来是激进的，但马克思主义在分析革命的发生和发展时又是非常现实的，有时甚至是保守的，它特别注重革命的物质生产和生活条件，对在短时间内毕其功于一役式的革命从来不抱幻想。
2.阶级斗争对革命的推动作用
不容否认，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与其阶级斗争理论是密不可分的。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观察人类历史的重要视角。在马克思主义看来，革命的主体是阶级，阶级斗争是革命的主要形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矛盾运动的集中体现。《共产党宣言》明确宣称：“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后来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上给这句话加了一个注释，强调随着古代原始公社的解体，社会才开始分离为各个独特的、彼此对抗的阶级。后来毛泽东进一步发挥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观点：“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对阶级斗争理论在整个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应该是没有异议的。但必须看到，阶级斗争理论不是要四处鼓动阶级斗争，不是一种宗教性的说教甚至教唆，而是一种在唯物史观基础上分析和理解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科学方法或框架。就如特里·伊格尔顿所说的那样：“阶级之于马克思，就如同德性(笔者根据英文本改定)之于亚里士多德，并不是‘你感觉如何’，而是‘你从事什么职业’(笔者根据英文本改定)。阶级问题谈论的是你在某一特定生产模式中所处的位置——你是奴隶、农民、佃户、资本拥有者、融资者、劳力出售者，还是一位小业主。”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和阶级斗争是人的具体性和历史性的体现，它们的存在也是不以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阶级斗争理论有很多进一步的阐述。1852年3月5日，马克思在致好友约瑟夫·魏德迈的信中写道：
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针对马克思的这段话，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作出了进一步阐发：
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之点是阶级斗争。人们时常这样说，这样写。但这是不正确的。根据这个不正确的看法，往往会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机会主义的歪曲，把马克思主义篡改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因为阶级斗争学说不是由马克思而是由资产阶级在马克思以前创立的，一般说来是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还可以不超出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治的范围。把马克思主义局限于阶级斗争学说，就是阉割马克思主义，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变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平庸的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深刻的区别就在这里。
马克思和列宁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阐发告诉人们，马克思主义把阶级和阶级斗争看做人类历史发展特定阶段的产物，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阶级斗争将达到其最高和最后的形式，即无产阶级领导地位的确立和对其敌人的全面专政，其最终目标是消灭阶级和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固然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在生产的一定历史阶段不可避免，但也绝不会把阶级和阶级斗争永恒化、绝对化，而是追求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消亡。阶级和阶级斗争都是中介、手段、工具，甚至是人类生活异化的表现，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理想是实现没有阶级对立和斗争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阶级和阶级斗争消亡之日，才是人类解放实现之时。“唯有通过阶级，才能战胜阶级。如果马克思主义如此沉迷于阶级概念，那也只是因为它想摆脱阶级。马克思本人似乎把社会阶级视为异化的一种形式。”伊格尔顿的这一说法，可以说较好地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的旨趣。
另外，马克思主义主张消灭阶级，不是要消灭阶级成员的个体生命，而是要消灭人的阶级性，实现人的完整的人性。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革命的人道主义，对待杀人是非常慎重的。1957年反右斗争时，毛泽东特别强调：“资产阶级要灭掉，不是讲把人灭掉，是把这个阶级灭掉，人要改造。”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新中国成立后历次政治运动对敌对分子的处理总体上是温和的、留有余地的，采取的是给活路、给出路、给事情做的政策，避免了历史上很多革命中存在的过分暴力和血腥的倾向。
三、社会主义中国的建设成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的
认为马克思主义在革命时代具有现实性，而到了建设时代就失去了时效性，这种观点可能与欧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处境也有一定关系。在欧美资本主义世界，由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或理论资源的左翼力量长期在野，没有取得执政党地位，所以他们着重强调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革命的、批判的、否定的意义，而对替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缺乏全面的理论认识和具体的实践经验，因而对马克思主义建设新社会的功能和意义也缺乏充分阐述。这种马克思主义的“西方视角”，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在建设时期的时效性的认识。事实上，在共产党执政的很多非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都曾经是或者仍然是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别的 国家暂且不论，单就中国而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功，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指导是息息相关的。
1.革命与建设的辩证转换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就开始筹划未来新中国的建设问题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过，中国共产党革命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毛泽东对建设新中国的宏伟蓝图的描绘，多次出现在以后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文献中。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向全体中国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实现了革命建国的历史性任务。但是如何克服国内外的各种困难，扫除旧中国所留下来的混乱、贫困和愚昧，把新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裕、强盛、具有先进文化的国家，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一艰巨的时代课题现实地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面前。中国共产党掌握全国政权后，很快进入角色，迅速荡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彻底改变了旧中国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局面，完成了中国大陆的统一，并在此基础上迅速开展新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建设。在帝国主义的全面封锁、朝鲜战争的压力和国内的复杂局势面前，中国共产党很快稳定了全国政局，医治了战争的创伤，实现了新政权的有效运作。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曾经说：“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接管中国和新的全国性政权的建立，是一个伟大的创造性成就。”甚至原来预言中国共产党无法收拾大陆这个烂摊子，带着大量美元、黄金和珠宝逃到台湾的蒋介石集团，以及企图通过制裁和封锁促成新中国迅速崩溃的西方帝国主义阵营，也不得不对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能力刮目相看。
1949年9月29日，即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其中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国家即人民民主主义国家。该纲领强调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明确了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经济。当时毛泽东的基本设想是，等到将来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发展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由大家同意之后，再过渡到社会主义新时期根据这一设想，中国共产党在1952年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即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制定这一路线，明显是为了减轻中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所带来的震荡，为国家建设创造宽松的环境。
但为什么从1953年开始，毛泽东改变了策略，决定加速推进社会主义改造呢?这主要是基于两大考虑。其一，当时朝鲜战争刚刚结束，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我国实行全面封锁，台湾海峡对岸的蒋介石集团集结力量，伺机“反攻大陆”，国内被镇压的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等反动势力不甘心自己的失败，蠢蠢欲动，而国内的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农村中的富农阶层对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也有怀疑和不满情绪。在这种情况下，加快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可以铲除中国发生向资本主义或封建主义倒退的阶级基础，并把新的资产阶级因素消灭在萌芽之中，防止反革命复辟，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其二，通过变革生产关系，改变所有制结构，可以解放生产力，发展工农业生产，增加积累，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和国家的工业化，特别是发展中国的重工业，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增强国防力量，摆脱落后挨打的命运。毫无疑问，毛泽东的上述考虑不是没有道理的，而且也代表了党内相当一部分人的想法。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改造在国内迅速推进，到1956年就基本完成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除外)。
1956年，中共中央多次强调，那种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当年召开的党的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决议》还断言：“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此今后的主要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富强的、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等中共领袖特别注重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探索出一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独立自主之路。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初步实践，又有了苏联的经验和教训，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在结合上下工夫，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毛泽东本人就是在这种精神支配下，一马当先，大胆探索，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中国化，写出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经典著作，并用其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经验不足和认识上的偏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1957至1976年的一段时间内，几度偏离自己原先制定的正确路线，犯了“反右”扩大化、“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的急躁冒进以及后来“文化大革命”中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等严重错误，使社会主义建设遭遇了很多曲折和反复，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毛泽东时代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虽然经历了很多挫折和坎坷，但必须承认成绩是主要的。中国在较短的时间内改变了旧社会一穷二白、四分五裂的状况，确立起了现代国家的基本结构，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进行了全面的社会改革，基本实现了男女平等，普及了基础教育和公共医疗，集中全国力量办成了几件大事(如“两弹一星”)，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新型关系，打开了中国与世界交往的大门，奠定了后来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壮大的社会主义制度基础。这些成就是中国在面临极为复杂而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下取得的，不容抹杀和诋毁。
2.以改革推进革命和建设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工作上来。1982年党的十二大强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开创了改革开放这一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历史阶段。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一直没有忽视马克思主义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指导作用。邓小平抓住“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一新时期的基本路线，在保证正确方向的前提下不断推进改革开放事业。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把邓小平理论发扬光大，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新时期进一步强化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与人民性，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和力量之源，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推向了新的境界。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国内外的实际，确立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提出了对内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外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战略构想，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更为科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尽管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面临着形形色色的困难与挑战，但目前中国的综合国力已跃居世界前列，世界大国地位进一步巩固，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普遍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显著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其发展前景也为全世界人民所瞩目。
毋庸置疑，中国是在马克思主义而非任何其他主义的指导下才取得上述伟大成就的。毛泽东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特别强调，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不能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反对那种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基本原理的修正主义。邓小平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四项基本原则”之一而加以强调。江泽民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注重“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就会归于失败。”为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党中央发起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工程、灵魂工程。胡锦涛指出：“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思想保证。同时，马克思主义只有同本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才能更好地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这段话较好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综观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人们不难发现，坚持、巩固并不断完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贯穿这一历程的一根红线。在中国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确立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模式。同样，在中国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创造了一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模式。这一模式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总体上表现出了巨大的优越性。如果没有优越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能延续至今并且充满生机和活力。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的优越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的优越性，不是一种抽象的理论阐述和空洞的意识形态宣传，而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中，在与资本主义或其他制度的比较中，在国家繁荣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成就中表现出来的。这种优越性主要表现在：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具有政治制度上的优越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人民民主专政的“大一统”国家制度，造就了权力相对集中的政党—国家体制，也造就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协商民主制度。一方面，党的领导者也是国家及政府各部门领导，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发挥主导作用，其他各政党作为参政党发挥辅助作用。中共领袖安排各种机会，向各民主党派通报情况，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各政党在协商后形成共识，在人大、政协通过后通过其领导人把这些共识落实在国家运作和管理之中。另一方面，协商民主保证了社会各阶层代表对国家政治生活的有效参与，震荡较小。实践证明，与资本主义的多党制和议会民主相比，这一制度和决策模式表现出了简单、高效、长期稳定、运作顺畅的优势，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内耗、掣肘和动荡，避免了很多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同时又保持了一定的活力。政党—国家体制与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国家”—“学习型文明”—“先进性团体”的体制一脉相承，而协商民主与中国传统的乡村自治也有一定关系。正因为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的确立在中国社会才没有带来大的混乱和动荡。反观世界上的很多国家，一些国家的社会主义模式越来越僵化，死气沉沉，另一些国家的社会主义模式变动不居，乃至最终变色和解体，而有些资本主义国家各派政治力量陷入恶斗，领导人走马灯似的换个不停，政治运作失灵。两相对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的制度优越性就不难理解了。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具有经济体制上的优越性。从较长时段和总体上来看，以政府调控和市场调节相结合，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国有经济为主导，各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体制，开创了一条集约型的、高效的、统筹兼顾与综合平衡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之路。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全国统筹兼顾，这个力量大得很。资本主义私有制大大地妨碍统筹兼顾，妨碍国家的富强。”对比中国、印度和墨西哥的经济发展之路，可以对这种优越性有更好的领会。中国用世界上7%的耕地养活了21%的人口，并使他们基本上达到了小康水平;中国用60年时间走过了西方资本主义几百年才能达到的发展阶段;中国在国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普及了基础教育和公共医疗，建设了大量社会基础设施，彻底改变了旧中国的落后面貌。在经济发展上不一哄而起，而是通盘考虑、梯度推进，先是内地资源大省支援沿海地区发展，沿海发达地区再反过来扶植边远落后地区发展，在沿海经济起飞后，逐步开发大西北、东北和中部地区，使整个国家走出了一条有序的、可持续的、较为平衡的发展道路，使人民生活得到了较大改善。多种所有制并存，多种产业分工合作、协调发展，“东方不亮西方亮”，使中国具有较大的回旋余地与较强的应对经济危机和风险的能力。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外一直流行“中国崩溃论”，之所以这种预言屡屡破产，与他们没有看到中国经济体制的活力和优越性不无关系。
再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具有社会整合上的优越性。通过共产党组织和社会的有机结合以及高效的思想教育工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表现出了强大的动员组织能力，可以做到全国一盘棋、全民一条心，集中力量办大事。对此邓小平曾指出：“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在毛泽东时代，党和政府在经济并不宽裕的情况下完成了“两弹一星”的研制，大庆油田、鞍钢的建设，北大荒的成功开发，赢得了世界的普遍赞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模式更是创造了前无古人的奇迹。沿海经济带的迅速崛起，广东深圳、上海浦东与天津滨海等新区的成功开发，长江三峡工程的完成，载人航天飞船多次成功发射，各大机场、高速公路网和高速铁路网的建设，各大城市轨道交通的迅速发展，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的大规模建设工程，这些重大项目在如此短的时间之内完成，是资本主义国家绝对无法做到的，甚至是无法想象的。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救援及其后续灾后重建，中国共产党、中国各级政府和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快速应对和强大动员能力，让整个世界为之惊叹，这与2005年美国卡特里娜飓风灾害、2011年日本大地震和福岛核事故、2012年美国东海岸桑迪飓风灾难发生时，资本主义国家上下混乱而低效的应对体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对口帮扶，重点突破，在人、财、物等方面举全国之力支援西藏、新疆等边远地区的建设与发展，这种高效能的操作，也是资本主义体制望尘莫及的。
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具有文明层次上的优越性。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曾强调，社会主义既要具有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物质文明，也要具有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精神文明，社会主义的发展应该对人类有更大的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实际上创造了一种新的文明样式，既结合了东西方文明的长处，又避免了它们的一些不足。这种文明样式的优越性主要表现在：对内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同时也提高他们的文明觉悟和思想道德素养，激发他们对美好理想的追求，形成和谐社会;对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在发展自身的同时没有阻碍他国发展，更没有称王称霸，威胁或侵略他国，而是力争双赢或多赢，努力推动和谐世界建设。这一模式不仅极大地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而且对全人类的贡献也有目共睹。相反，资本主义文明至今也没有改变侵略、掠夺、压迫、贪婪的本性，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国内秩序混乱，道德沉沦、灵魂堕落，市场经济的残酷竞争使人日益冷漠、关系疏远;而对外则穷兵黩武，趾高气扬，表里不一，四处转移落后的污染产业。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资本主义文明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形象面临全面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有必要对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有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四、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强大思想武器
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只适用于指导革命而不适合指导建设的观点，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看做一种一成不变的革命理论，而忽视了马克思主义随着时代、地域和民族的不同而具有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事实上，不存在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存在具体的、历史的马克思主义。自马克思主义在欧洲产生以来，经过苏俄的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再到中国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体现了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1.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说过，《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出的一般原理的实际应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恩格斯也多次指出，马克思和他创立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列宁对此进一步阐释道：
这个经典式的定义异常鲜明有力地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往往被人忽视的那一方面。而忽视那一方面，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片面的、畸形的、僵死的东西，就会阉割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会破坏它的根本的理论基础——辩证法，即关于包罗万象和充满矛盾的历史发展的学说，就会破坏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的一定的实际任务，即随着每一次新的历史转变而改变着的任务之间的联系。
列宁告诫人们，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情况，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和一般的东西，而无法应对实际生活的复杂情况。因此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
斯大林进一步发挥了马克思主义作为实践指南的理论特质，对在一个国家率先实现社会主义进行了大胆的实践和理论探索。他坚信马克思主义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马克思主义先驱者的学说没有终结真理，而是为发现真理开辟了广阔的道路。“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是不能停滞不前的，——它是在发展着和完备着。马克思主义在自己的发展中不能不以新的经验、新的知识丰富起来。——因此，它的个别公式和结论不能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不能不被适应于新的历史任务的新公式和新结论所代替。马克思主义不承认绝对适用于一切时代和时期的不变的结论和公式。”
斯大林称赞列宁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不是书呆子，而是在吸取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的基础上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向前推进了。列宁能够把马克思主义的字句与本质分开、个别的论断与方法分开。列宁之所以能够发明一国社会主义可能胜利这个真理，正是因为他不是字句的奴隶，而是能够把握马克思主义中主要的和基本的东西。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具有巨大张力或弹性的理论体系，它为后人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词句、单个结论或个别原理，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马克思主义不会为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应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发挥后来者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反对教条主义，一直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这种马克思主义，无论对革命还是对建设，都不是束缚人们头脑的条条框框，而是帮助人们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强大思想武器。
2.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与发展
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过程中，一直注重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立场和方法的掌握与灵活运用。1965年，毛泽东在重读自己1933年11月的旧作《长冈乡调查》时写了如下的批注：“什么叫马克思主义?那时的中央领导者们，实在懂得很少，或者一窍不通，闹了多年的大笑话。”1945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大所作的口头政治报告中说：“要来一个完全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种，有香的马克思主义，有臭的马克思主义，有活的马克思主义，有死的马克思主义，把这些马克思主义堆在一起就多得很。我们所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的这两段话，表明了他在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上反对本本主义或教条主义的鲜明态度。他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马克思的理论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在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被证明了是对的，马克思主义符合中国当时的需要，能够有助于解决中国当时面临的问题。因此学习马克思主义不能抽象地学，从本本到本本，而要“有的放矢”，即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
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立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大胆创新，集中全党智慧，创立了毛泽东思想这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对此，刘少奇评价道：“他(毛泽东)在理论上敢于进行大胆的创造，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合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代之以适合于中国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所以他能成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件艰巨的事业。”可以想象，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导，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根本不可能的。
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创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更为鲜明了。他明确指出：“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后来他更意识到，在非西方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马克思和列宁都没有系统论述过，我们也不能完全依靠他们，而必须进行自己的探索和创造。就如他所说的那样：“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毛泽东对马克思也不是一味盲从的，对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并不完全赞同，他曾说过：“几千年以后看马克思，就像现在看孔夫子。”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态度，贯穿于他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全过程。
邓小平在坚持和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进一步弘扬了毛泽东的中国主体意识。他宣称：“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他重提毛泽东在历次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话，认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20世纪80年代初，他对当时理论研究中的脱离实际倾向提出了批评：“有相当一部分理论工，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提出的种种重大的理论问题缺乏兴趣，不愿意对现实问题进行调查和研究，表示要同现实保持距离，免得犯错误，或者认为没有学术价值。”他一直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因此他主张提倡实事求是，不提倡本本主义，要按照实践的发展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前进，否则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就成了一句空话。“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这方面，邓小平确实表现出了他基于中国主体意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开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理论勇气。而江泽民、胡锦涛作为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者和弘扬者，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
现在一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很多人就会提及“摸着石头过河”、“无论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似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完全是经验主义的，没有什么系统的理论。这是一个严重的误解。其实邓小平那样说只是在策略层面的，而不是在战略或理论层面的。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有其理论基础和总体战略设计的。邓小平所强调的经过完整而准确理解的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所提出的论十大关系的思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学习外国经验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经验的思想，中国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不能照抄照搬苏联模式、要走自己的路、有中国自己的特点的思想，对于早期的改革开放是有重大理论指导意义的。后来邓小平又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基于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判断，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不难想象，如果没有上述理论，猫和老鼠是分不清楚的，是否要过河、过河要干什么、凭什么过河、河的流向是什么、在什么地方过河可能有石头摸，这些问题也根本无法得到解决。后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先后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很多新的历史性成就。
平心而论，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政党要比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者更重视理论工作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理论阐发、创造及其推广一直是实践的一部分。理论是用来确定目标和方向，明确原则和标准，提出方法和进路，纠正偏颇和失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推进，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入发展是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一过程循环往复，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回答了一个根本性问题，即在中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国情复杂的东方大国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如何建设、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既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弘扬，又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概括和总结，还是对这一实践的理论升华，不仅具有充分的系统性、现实性，而且也具有较强的前瞻性。在这一理论成果的指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较好地处理了“常”(继承)与“变”(创新)、“今”与“古”、“中”与“外”的关系，是具有较强的张力以及纠偏、纠错和自我调整能力的社会主义。最近几年，世界很多国家陷入深重危机以致不能自拔，而只有中国一枝独秀，风景这边独好，这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的强大生命力，也体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指导中国的建设时具有巨大的自我调整和适应能力。
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多年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多年的历史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历史已经充分表明，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指导中国革命的指南，而且也是指导中国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的很多仁人志士，一直试图寻找和建构某种理论，指导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的救亡图存和国家的繁荣富强，但很多理论，包括孙中山的理论，都未能实现安邦治国的宏愿，而只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实现了这一目标。对此曾有学者指出：“唯有中国共产党创立的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才成为中华民族在当代的治国安邦之道。两者作为一个整体，构成中国无产阶级打天下、治天下的政治理论，实际上也是继续引导中华民族走向先进、成为世界上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理论指南。毫不夸张地说，毛、邓思想理论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作用可以与古代的孔孟之道相媲美。”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仅是“马上打天下”的理论，也是“马下治天下”的理论，历史已经证明并仍将证明这一点。 (天津人民出版社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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