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干强：《振兴公有制经济之路》——（连载十一）

　　导读：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出，市场社会分工制度的存在是由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它具有一般性,能与多种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结合。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实质是推进公有制经济实现与市场社会分工制度高效结合，促进科学发展、共同富裕。而搬用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搞“改革”，绝不会振兴公有制经济，更不会提出从整体上搞好国有经济，而只会想方设法把国有经济排斥到市场竞争领域之外，置之死地而后快；这充分反映出这种经济学及其实践主张排斥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资产阶级立场。

　　在市场社会分工制度下做大做强国有经济是具有现实可能性的，这要求在改革实践中，从整体和企业两个层面采取科学措施。本书下面两章将提出有关对策建议。本章首先研讨如何搞好国有资本的整体性监管。

　　第四章 搞好国有资本的整体监管*

　　上一章从维护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角度论述了如何从现状出发调整所有制结构。从本章起的以下各章，将分别论述如何巩固和发展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国有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核心，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必须毫不动摇振兴国有经济，才能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真正维护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巩固和发展国有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提出的前无古人的新课题。实质是促进国有经济与市场社会分工制度实现高效结合，这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过程中提出的真正深层次的问题。我国国有经济的生产资料以国有资本形态存在，必须首先管好，发挥效益。国有资本所有权归全民，具有整体性，同时，又分布在一个个具体的企业单位，因此，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监督和管理，涉及整体和企业两个层面。本章拟重点探讨如何搞好物质生产领域国有资本的整体性监管。

　　一、必须高度重视国有资本的整体监管

　　（一）国有资本是国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形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都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我国国民经济的运行，必须坚持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发挥好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国有经济是一个大概念。从物质形态来说，统称国有资产。它划分为非经营性的和经营性的两个基本部分。非经营性国有资产存在于非物质生产领域，如党政军机关、国有学校、国有医院等各类事业单位的物质财富，它们在使用中被消耗，通常用一点少一点，作为其消费的直接结果，不增加新的物质财富和社会价值财富;或以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形态存在。经营性的国有资产是在国家监管下投入物质生产领域生产、流通、分配环节的物质财富，其本质含义是国家代表人民行使所有权并投入经济营运的生产资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生产资料以资本形式存在，所以称之为国有资本;它们是生产性的、经营性的，以生产物质财富和增加社会价值财富为目的。唯物史观揭示出，成为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的，是一定历史形式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所以，国有资本纳入经济基础范畴。也就是说，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国有经济应当理解为国有资本，不包括非经营性的国有资产。后者虽然是国家所有的财产，十分重要，但是不属于生产资料所有制范畴。一个社会的非经营性的国有资产的社会属性，是由这个社会的国有资本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性质决定的。国有资本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它是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实现生活共同富裕的主要经济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主要经济基础。

　　（二）区分社会主义国有资本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资本

　　前面第二章曾分析过，中国国有经济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是有根本性区别的。这里还要进一步从经营性的国有资本的角度，进一步阐释这两者因所有制性质根本不同而表现出的重要差别。

　　首先，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不同。发达资本主义国有资本总量只是服从于资本主义经济宏观调控的需要，服从于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需要。由于它是为缓和资本主义对抗性的基本矛盾而产生的，是代表私人资本家整体利益的，所以，它投入到所谓公共产品、自然垄断领域(如交通、能源、军事工业、邮电等部门)就够了，在国民经济社会总资本中的比重不可能超过私人资本总额的比重，多了就会妨碍私人资本家的利益。而中国国有资本是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在市场经济的表现形式，是广大劳动人民自主联合劳动的生产性的劳动手段，它不但需要投入所谓“公共产品、自然垄断领域”，而且要投入到一般的经济领域。从理论上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国有资本应当覆盖全社会的所有经济领域。我国国有资本不是体现私人总资本家对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占有权关系，不是为调节总资本家与私人资本家的关系而存在，而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支柱，它们在市场经济中的增值，将意味着广大劳动人民生产资料的增长，从而共同富裕水准的提高。因此，从发展趋势看，国有资本的比重理应逐步增长。

　　第二，它们在所谓公共产品领域所起的作用有本质的差别。资本主义国家投入国有资本，形成交通、煤气、电力、邮电等“公共”基础设施，表面上人人可以享用，但是实质上在生产领域，首先是为国民经济中普遍存在的私人资本的营运服务的;在个人消费领域，购买力高的资本家阶级成员享用的更多，普通劳动者因购买力低，所能使用到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从所有权角度看，它们仍然归资本家阶级的国家占有，仍然体现着垄断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统治、控制和阶级剥削关系。中国国有资本投入形成的公共设施，处于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国民经济中，它主要是为公有制经济的营运服务，从而是为广大劳动人民经济利益服务的。尽管个人也需要有偿使用“公共”基础设施，但是那是为了这些部门投入产出再生产和经济核算的需要，国家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会尽可能把用于个人消费的“公共产品”的价格，控制在最低限度。

　　第三，它们在金融领域的地位有显著差别。 金融领域是货币资本活动的领域。货币资本是经营性资本的存在形态，它在商品生产社会，集中地表现为银行资本(下面还要进一步论述经营性资本的构成)，是社会总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马克思深刻揭示出，银行资本是在产业资本发展基础上形成的;但是，货币资本“它是每个单个资本登上舞台，作为资本开始它的过程的形式。因此，它表现为发动整个过程的第一推动力。”[①] 由于每个工商业资本都要以货币资本为它的“第一推动力”，所以，银行资本一旦形成，它就取得了控制单个工商业资本运动的地位。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工业资本)融合为金融资本，它们为大垄断资本家所控制，形成金融垄断资本寡头，控制国家经济命脉，因此，金融资本领域是私人垄断资本控制的。即使是中央银行，表面由政府控制，其实，银行的股份资本，除少量的政府投资外，绝大部分是私人资本。有学者揭露，美国联邦储备银行(Federal Reserve Bank)号称美国的国家银行，但是，它实质是私人垄断财团控制的私人银行。[②] 可见，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领域，即使是代表总资本家利益的国有资本，地位也无足轻重。而在中国，正因为银行资本对国民经济的运动起着调节、控制的作用，因此，它必须由国有资本来承担。只有国有资本牢牢控制了金融领域，才能让中央银行代表广大劳动人民控制国民经济的营运。

　　（三）增强维护和监管好国有资本的自觉性

　　国内外敌对势力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总是图谋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在这方面的矛头主要对准经营性的国有资本。所谓“国有资本退出竞争性领域”的主张，针对的就是经营性国有资本。有人主张 “按照现代经济学的看法，公共企业旨在提供民营企业所不能或所不愿提供的物品。而在一般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不具有民营企业所具有的灵活性和竞争力”，“国有经济要从一般竞争行业退出，只保留在极少数非由国家来支配不可的领域。”[③] 这种观点照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宏观管理模式，已影响到某些政府机构的主管干部，值得严重关注。[④]如果国有资本完全退出了市场竞争领域，也就意味着全民所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不能在市场经济中生存，这还谈得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吗?

　　也有人认为，土地、学校、医院和公共设施是国有的，只要它们与国有资本总量之和，在社会总资产中仍占主体，公有制就仍占主体地位，因而对国有资本比重显著减少无动于衷。这种观点缺乏唯物史观关于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基本观点，弄不清非经营性的资产与生产资料的根本区别，看不到国有资本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殊不知，如果因国有资本下降导致私有制占了国民经济的主体地位，那些非经营性的国有资产的社会性质，迟早也将随着经济基础的私有化而发生根本的改变。

　　这些错误思潮和认识误区，对国有资本的流失、比重的严重下降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我们应当贯彻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在这方面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分清是非，坚决树立自觉维护和监管好国有资本的责任意识。

　　（四）必须首先搞好对国有职能资本的整体性监管

　　为了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必须实现国有资本与市场经济的高效结合，保证国有资本整体的保值和增值。其基本保证就是要监管好国有职能资本的营运。

　　马克思经济学揭示出，经营性资本分为职能资本和非职能资本，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也是适用的。国有职能资本是用于生产和实现剩余价值的资本，[⑤]包括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在当代，职能资本已扩大到投入服务业领域的许多资本。非职能资本是用于信贷的货币借贷资本，本身不能直接生产和实现剩余价值，只能分享职能资本带来的现成剩余价值，但“随着信用的发展，这种货币资本本身取得了一种社会的性质，集中于银行”，[⑥] 客观上起着对社会总资本向各产业部门投入的分配调节作用。国有资本中的非职能资本主要是国有银行中作为社会资本的借贷货币资本(以下简称银行资本)。[⑦]

　　弄清经营性的国有资本分为职能资本和非职能资本这种构成，对于搞好国有资本的整体性监管是十分重要的。在唯物史观看来，在社会总资本运动中，商品流通决定货币流通，[⑧]因而生产和实现商品的资本运动决定货币流通，进一步说，工商职能资本的运动对银行货币资本这种非职能资本的运动起决定性作用。虽然后者对前者会有反作用，但是两者之间决定与被决定的基本关系不能颠倒。职能资本的运动状况是本质，而非职能资本的运动状况是现象;当社会总资本的运动出现不良状况，一般来说是，前者是原因，而后者是结果。正因为如此，对宏观经济的调控，第一位的是调控好全社会的职能资本。一般来说，只要全社会总的职能资本(包括其他经济成分的职能资本在内)能够按比例地实现相互之间的实物补偿和价值补偿，实现良性循环运动，银行借贷资本的运动也就会处在比较稳定的状态。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家要促进社会总资本实现稳定的运行，首先必须有效地控制和调节全社会职能资本的运动。这只有在国有职能资本在全社会总的职能资本中占较大比重的条件下，才能真正做到，因为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国家才能通过直接拥有的国有资本控制权，主导全社会职能资本的运动。这说明，国家要实现对国有资本的整体性有效监管，首先要搞好对国有职能资本的整体性监管。

　　（五）确保国家对国有银行资本的绝对控制权

　　强调首先要从整体上监管好国有职能资本，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放松对国有银行资本的监管。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的银行资本，与现代资本主义国有银行资本相比，有两个重要特征。其一，它在发挥宏观调控作用方面，除了执行中央制定的货币政策稳定货币币值，还应有目的地以信贷方式对全社会总的职能资本、尤其是对国有职能资本，起调节分配和监督作用;并通过国有职能资本在经济中起主导作用，引导其他经济成分的职能资本的运动，服从国民经济的整体规划。其二，它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负有维护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责任。

　　这些特征决定了国家对国有银行资本需要掌握绝对控制权。在全社会总的职能资本中，私营、外资的职能资本可以在国有、集体职能资本占主体地位的条件下存在与发展;与此不同，全社会的经营性的银行资本，应当以国有银行资本形态存在。即使允许有外国银行在中国设点办事，那也必须服从中央国有银行的监管，而不能独立行使职能。惟有这样，国家才能通过控制银行资本，调节全社会职能资本的运动。这就在理论上否定了那种发展私人银行的主张，更否定了那种要引入所谓外国战略性金融资本来推动中国银行管理体制改革的主张。

　　毫无疑问，国有银行要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改革自身管理体制，提高工作效率，提高每一笔货币资本借贷行为的效益，这方面有必要学习当代国外银行的先进管理经验。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必须引进所谓国外战略性金融资本，才能实现国有银行管理体制的改革。如果这样做，显然会弱化国家对金融领域的绝对控制权，而且容易让外国金融垄断资本集团掌握国家的金融情报，给国家的金融安全带来极大的威胁。这就是说，国有银行自身的管理体制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性质和特征，不能随意地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接轨”。2007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为发端的世界金融—经济危机，提醒人们应当破除对现代资本主义金融管理体制的迷信。

　　（六）处理好国有职能资本和国有银行资本两大板块的关系

　　以上分析表明，由于国有资本分为国有职能资本与国有银行资本，它们在职能性质、营运方式和经济作用等方面具有显著区别，因此国家对国有资本的整体性监管，需要在统一的国有资本监管下，分为两个基本板块。国家必须代表广大人民，对这两个板块从整体上掌握完全的、绝对的控制权，并要处理好这两个板块监管之间的内在联系。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职能资本与银行资本的内在联系。马克思的资本流通理论揭示出，社会总资本的运动由全社会单个资本周转的总和构成;既然每一单个资本的周转运动，都必然采取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三种并存的资本形态运动，那么运动中的社会总资本，也必然采取这三种资本形态，即银行资本、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⑨]在商品经济比较发展的情况下，整个社会的货币资本主要汇集于银行资本，因此，从全社会看，社会总资本将分为作为非职能资本的银行资本和由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构成的职能资本两大板块是有着内在联系的。这种联系表现在，这两大板块的总量是一定的，两大板块之间以及职能资本的各部分之间，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显然，要从总体上监管好国有资本，使他们形成内部的结构相互协调，一致能对全社会的多种经济成分的资本运动起主导作用，就要对这两大板块实行统一的监管。在统一监管下，分为两大板块的监管。国有职能资本监管机构要促进国有工商企业(职能资本)在计划调节下，在国有银行支持下，面向市场投资，搞好自身营运，发挥主导作用，推动全社会职能资本形成合理结构。国有银行监管中心机构，要根据货币流回规律，[⑩]掌握全社会职能资本的运行态势，不断将信息传递给国有职能资本监管中心机构，由此推进国民经济运动形成可持续的良性循环。最高统一监管机构，要组织职能资本监管中心机构和国有银行监管中心机构定期交流信息，促进两者各负其职，促进全社会资本的协调有序运行。

　　(待续： 第四章 二、明确国有资本监管的实践主体)

　　* 本章主要内容以《论国有资本的整体性监管》为题，先在《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0年第5期刊登，后选部分内容在《当代经济研究》2010年第11期发表。

　　[①]《资本论》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91页。

　　[②] 参见宋鸿兵编著：《货币战争》[M]，中信出版社，2007年6月第1版。

　　[③]转引自郭新京. 两种不同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评吴敬琏的“渐进国退民进论” [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10).

　　[④] 参见《中华工商时报》2010年7月30日报道：《减少央企数量收缩垄断范围给予民营资本更大空间》，从标题可以看出，有的人把中央国有企业等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企业，主张所谓“国退民进”。

　　[⑤] 这里笔者直接在一般意义上使用了“剩余价值”的概念，内涵上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剩余价值有根本的区别。参见何干强. 唯物史观的经济分析范式及其应用[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399-410.

　　[⑥]马克思. 资本论(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36.

　　[⑦] 这里的银行货币借贷资本，与人们所说的国有金融资本在概念上有所不同，后者除了借贷货币资本，还包括银行管辖的工商业资本。本文把这类工商业资本都纳入国有职能资本范畴。

　　[⑧]马克思指出：“商品流通的性质本身造成了相反的外观。”“虽然货币运动只是商品流通的表现，但看起来商品流通反而只是货币运动的结果。”(资本论(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37-138)

　　[⑨] 注意，这里要把产业资本，与现象形态的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意义上的产业资本区分开来。这里，产业资本指直接生产剩余价值的生产领域的资本，而商业资本指流通领域的资本，在现代条件下，资本的存在形态尽管复杂化了，但是马克思所揭示的由产业资本、商业资本构成的职能资本和银行资本这种非职能资本两个板块的区分，依然是存在的。

　　[⑩]关于货币流回规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第三篇第二十章“Ⅴ.货币流通在交换中的中介作用”一节做了专门阐述，其他地方也多处提到(参见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46、459、507-508、511、533)。在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中，各生产部门互为条件，相互交换产品，实现价值补偿、实物更新;如果交换正常，作为交换主体的生产者预付到流通中用作媒介商品交换的货币，将按照他们投入的数额，流回到自己的手中。这就是货币流回规律。在银行信用制度已经建立的条件下，全社会企业的货币投入与中央银行是紧密联系的，如果宏观经济运行比较正常，中央银行投放的货币就能比较及时地回流;反之，则会出现呆账。所以货币流回与否是宏观经济运行正常与否的晴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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