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开以来，高尚全自称一直从事发展改革的“调研，设计和领导工作”，沾沾自喜于自己“不少文章的主要观点或政策建议被中央采纳，对改革的进程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高尚全的改革论集》第1页)庄严的人民大会堂，竟为此人开过庆祝其对“改革和发展的新贡献”的座谈会。
纵观高尚全的资改观，贯串着一条主线，那就是要在中国消灭国有经济，实行私有化，为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夯实经济基础。他对国有经济的“正确定位”，就是国有经济、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的“无关论。”
早在18大刚刚闭幕之后，他在《改革攻坚，坚持三个不能动摇》中就说什么：“坚持国有经济的正确定位不动摇，不能简单地把国有化和社会主义等同起来。”但是，令烦恼的是“国有经济如何定位，目前争议较大。有些人认为‘国有经济是我们党的执政基础’。按照这个‘基础论’，国有经济只能进 ，不能退。”这就说明，“时至今日，仍有人认为，国有化就是社会主义”。 (深圳 特区报)2012年12月12日)他认为，这还了得，这就是“在理念上还没有解决好”，是将国有经济的定位搞错了，将公有制的定位搞错了。其实，国有经济和社会主义并无关系。公有制的或多或少，甚至或有无或无，同社会主义并无关系;以为“国有化就是社会主义”，是大错特错。
高尚全的此种观点究竟道理何在?根据在哪?请看高尚全的巧妙批判和论证!
高尚全说：“从历史实践来看 ，这种‘基础论’也是站不住脚的。记得2003年4月23日，我参加《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文件起草小组全体会上发言时指出：第一，苏联垮台的时候，一统天下的国有经济为什么没有支持苏共继续执政，为什么没有支持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继续下去?第二，上世纪70年代初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有经济比重那时都是比较高，英国为29%，法国为33%，意大利为30%，联邦德国为30%，日本于1980年初达35%，但那个时代，没有那个人说它搞社会主义。第三，从我们浙江的现象看，浙江地处沿海，国家投资少，当然国有经济比重低了。虽然国有经济的比重较低，但经济发展很快，老百姓的富裕程度很高，社会很稳定，因为大家都忙于创业。第四，越南的国有经济比重比我们低得多，但是没有人说它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三个不动摇》)
这就是高尚全在中央召开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顶层设计”会上，振振有词地胡诌出的所谓“四条论据”。时过十年，又原封不动地搬出来，再一次从“理念上”切割国有经济和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以便在“改革攻坚”中，最终消灭国有经济。
其实，真正的“站不住脚”的，正是高尚全自己。为此，对他的此种批判有必要作一番“批判的批判“。
(一)自知理亏，不敢直面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高尚全宣布，那种把国有化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的观点是“站住脚”的，那么，这种观点究竟错在哪里?
按理，高尚全应当针对对手的基本论据，摆事实，讲道理，针锋相对加以推倒。这样，才能“从理念上解决好”问题。而高尚全却奇怪得很。他对那些把国有经济“定位”为同社会主义“有关”的观点所作的批判，则完全回避对手的基本论据，不敢直面基本理论问题，“环顾左右而言他”，成了无的放矢的空炮。
众所周知，忠诚的共产党人坚持社会主义离不开国有经济，没有国有化，就没有社会主义，有其基本的立论依据，主要是：
⑴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化生产力的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隨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发展到“不相容”的地步;
②按照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规律，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
③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实行国有化，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最本质的特征。
所以，他们认为，这些基本论据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坚持和维护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和维护公有制经济基础，坚持和维护国有经济。否则，就是背叛，就是假社会主义。
而高尚全彻底否认社会主义与公有化、国有经济内在联系，宣称“时至今日，还有人认为国有化就是社会主义”，是大错特错，那就应就理应针对其基本“理论依据”，针锋相对，一一推倒。但高尚全却对此避而远之，回避对手的理论依据，不敢直面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却又武断地谓其“站住脚”，这种虚张声势，横行霸道，凸现其理论之空虚贫乏达于极致!
(二)援引实践标准，也难帮大忙。
高尚全既然不敢直面基本理论问题，懼怕马列毛主义，那就只好求救于“实践标准”。但这也帮不了他什么大忙。
他说：“从历史实践来看，这种‘基础论’也是站不住脚的”。为什么?他振振有詞地罗列出的上述“四条论据”确是真正“站得住脚”的。
先看，高尚全说什么“上世纪70年代初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比重那时都是比较高，英国为29%，法国为33%，意大利为30%，联邦德国为30%，日本1980年达到35%，但那个时代，没有那个人说它搞社会主义”。
他满以为这种“历史实践”足以“证实”社会主义同公有制、国有经济之间毫无关系。
然而，此种论点才是真正的“站不住脚”。
在有些资本主义实行“国有化”以后，确有人把它美其名为“社会主义”。恩格斯早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一个“注释”中，就曾尖锐地指出：“自从俾斯麦致力于国有化以来，出现一种冒牌社会主义，它有时甚至堕落为一种十足的奴才气习，直截了当地把任何一种国有化，甚至俾斯麦的国有化，说成社会主义。”(《马恩选集》第3卷，第435页)
在这里，恩格斯划清了资本主义国有化和社会主义的国有化的界限。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公有制中的“公”是谁?“国有经济”的“国”是什么?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无论什么国家，其实质都是阶级统治的机器，资本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国家，乃两个性质根本对立的国家。
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愈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愈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愈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面被推到顶点。”(《马恩选集》第3卷，第426页)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不管“国有化”比重多大，这种名为“国有”，实则“理想的总资本家”的“私有”。因为“资本关系”，生产资料占有制照样姓“私”，无产阶级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仍受压迫和剥削。因之，上世纪70年代，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不同程度的“国有化”，同社会主义当然是风、马、牛，不相及!
恩格斯说得很好，不能“直截了当地把任何一种国有化，甚至俾斯麦的国有化，都说成是社会主义”，那是“冒牌的社会主”。这当然不是说，无产阶级国家无须国有化，不是说此种国有化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说实行私有化，反倒是什么社会主义。
须知，资本主义社会的“国有化”是一回事，社会主义必须国有化、离不开公有制基础，则是另外一回事。这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国有化。
高尚全先生怎能以上世纪70年代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化”比重较高，“没有人说它是社会主义”，来否定科学社会主义必须以国有化为前提?
再看，高尚全所谓我国浙江“国有经济比重低”，仍是“特色社会主义”。他以此“证实”社会主义同公有制、国有经济无关!这也真正“站不住脚”。
试问高尚全：你凭什么断言江浙地区没有国有经济照样是社会主义?难道以私有制为经济基础也是什么“社会主义”?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内在质的规定是什么?它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是哪里?
《宣言》把社会主义的特征用一句话“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指明：“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根本的质的规定性，是其区别于资本主义根本特征。
可见，在马克思主义里头，如果没有公有制，没有国有经济，那就没有社会主义;否定公有制，就是否定社会主义，消灭国有经济，就是消灭社会主义。浙江地区推行私有化走到最前面，国有经济所剩无几，私有经济几乎独霸天下。这就是高尚全三十多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境界。应当说，“历史实践“已经证明了，浙江地区已经是复辟了资本主义，哪里是什么社会主义。怎能反倒胡诌“历史实践”证明了社会主义与国有经济无关呢?如果硬把它说成是“特色社会主义”，那只能是“冒牌的社会”、“假社会主义“，是趙高式的“指鹿为马”!
如其不然，那就试问：这样的“特色社会主义”，同港澳台的资本主义能区别得开来吗?同俄罗斯的资本主义能区别得开来吗?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能区别得开来吗?
同理，高尚泉说什么：“越南的国有经济比重比我们低得多，但是没有人说它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又以此推论出“社会主义”无须实行公有制，同国有经济无关。
这就是中国发改委“领导”、兼职北大、上海交大和南京大学兼职博导的谬说、高论!简直成了闻所未闻笑话!
按照高尚全的高论：“越南的国有经济比重比我们低得多”，基本消灭了国有经济，但没有人说它“不”，就是社会主义，所以，“社会主义”与国有经济无关，但如果有人说它“不”，越南岂不就不是社会主义?
实践是检验人的认识的真理性的唯一标准。人的认识是否真理，不是看人们是否“说不”，而是依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在这里，高尚全将“实践标准”玩弄成了“口说标准”。简直荒唐可笑!
还看，高尚全所谓“苏联垮台的时候，一统天下的国有经济为什么没有支持苏共继续执政，为什么没有支持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继续下去”为由，逻辑出社会主义可以不以公有制为基础，同这有经济无关。这同样是“站不住脚的”。
众所周知，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百废待兴，无产阶级国家“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建立了强大的国有经济，从而为党和国家建立了巩固的经济基础。正是凭着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迅速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世界第二大强国，夺取了战胜了希特勒法西斯侵略的伟大胜利。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功不可没。
但由于苏联国内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和国外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影响，出现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全民党”、资产阶级的党，无产阶级的政权蜕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因之，原来苏联的“国有经济”，早已不是无产阶级国家的公有制经济，而蜕变成了“官僚主义者阶级”的私有制经济了。这种的“国有经济”，已经成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经济基础、物质基础。当然不可能“支持苏共继续执政”，不可能“支持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继续下去”。怎么以此论证出无产阶级的“国有化”同社会主义无关呢?
而更深层的原因在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原本就是辩证的统一。一方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承认这一点就是历史的唯心主义;另一方面，上层建筑并不是消极的、被动的，它有着巨大的、能动的反作用。按毛泽东的讲法，甚至在“一定条件下起着主要的、决定的作用”。所以，尽管列宁、斯大林建立的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要求苏联国家、苏共维护它、巩固和壮大它，而苏联党和国家相继蜕变之后，则不仅不维护，反倒凭借权力不停地破坏、削弱、演变它。
所以，苏联倒台前，所谓的国有经济“没能支持苏联社会主义主继续下去”，也就是自然之理了。
社会实践证明，曾经是社会主义的苏联，一经解体，红旗落地，全盘私有化，消灭了国有经济，也就消灭了社会主义。原苏联解体的诸国，都把公有制的国有经济看成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既然实行了私有化，消灭了国有经济，那就不再打社会主义的旗号，坦承自己是资本主义。
比之我国，人家坦白得多，实在得多，诚实得多。
(三)做贼心虚，不敢亮出自己的的真实意图和观点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高尚全自称一直从事改革发展的“调研、设计和领导工作”，其宗旨就是要在中国消灭国有经济，消灭社会主义，实行私有化，以复辟资本主义。只是所有这些，他都讳莫如深，“天机”不可泄漏。
《宣言》最后宣告：“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这是共产党人和资产党人的显著区别之所在。原因在于，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党，代表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利益，他们是占人口的大多数，当然“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不仅如此，还亟须以此来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而资产党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是占人口的极少数的有产者、剥削者，如果“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那就不能欺骗群众，就混不下去。
高尚全先生就是这样!他“从事经济工作60年”，一度身处发改委高层，还兼职国内顶级名校的“博导”，当然深知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是私有制，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必须夯实私有制经济基础，也当然懂得社会主义如同一切社会一样，有其自身的经济基础，懂得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如其不然，他为何对公有制、国有经济如此憎悢、仇视和敌对?又为何在三十多年改开中始终把矛头对头公有制，非要斩尽杀绝不可?又为何对私有化如此钟情、热爱和执着?但这样的真实“观点和意图”，却又万万见不得阳光。
就这样，高尚全明明是遵照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在中国推行改革开放，却又时不时装作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样子;明明热衷于实行私有化，消灭国有经济，却又时不时言不由衷地嘟噜着“以公有制为主体”口号;明明在制造两极分化，并把它看成经济发展的“动力”，却时不时释放出实现“共同富裕”的画饼;明明是顽强地坚持资本主义道路，却指鹿为马地硬把资本主义说成“特色社会主义”。这种欲说不能、口是心非、言行相背、自相矛盾、亦人亦鬼的窘境，完全是懾于马列毛主义的真理光辉，懾于劳苦大众的“民心”难违，懾于毛泽东制定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不敢公开“修正”。既然是做贼，又哪能不心虚!
高尚全是这样，所有走资派何尝不是这样!
(2014年8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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