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欧一些国家中执政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的实践证明，民主社会主义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潮，是作了若干改良的资本主义制度。多元化理论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支柱之一。它的“经济多元化”是主张私有制一元主导的混合经济;“政治多元化”是主张在资产阶级的国体条件下的多党轮流执政;“思想多元化”是主张向多种主义开放以抵制和对抗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民主社会主义是西方国家推行“和平演变”的内应力量，是实现社会主义蜕变为资本主义的桥梁。苏联东欧剧变前，一些国家在改革中实行过民主社会主义的多元化主张，从“社会主义多元化”到“政治多元化”到“多党制”到丧失共产党的领导权，最终向资本主义方向演变，其教训是非常深刻的，极为沉痛的。在我国，有些人宣扬民主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要模糊和抹煞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及其与民主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从而使社会主义蜕变为资本主义。
中国人民大学的谢某（编者注：谢韬）就公开鼓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民主社会主义的观点。他在《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中认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就“属于民主社会主义”，“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中国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就会开辟世界历史发展的新航道”。什么是他所认为的“民主社会主义”呢?他说：“构成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是民主宪政、混合私有制、社会市场经济、福利保障制度。”这种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没有一点社会主义味道。我们知道，作为社会主义制度，在政治上必须实行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为人民民主专政);在经济上必须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实行按劳分配(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这二者为主体);在思想上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该文所讲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我们所讲的社会主义本质特征是完全背道而驰的。他讲的“民主宪政”，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他讲的“混合私有制”，是公开否定公有制，实行私有化;他讲的“社会市场经济”，则是排斥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即资本主义主义市场经济;至于“福利保障制度”，是现在世界各国特别是经济发达国家都要实行的制度，并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而且由于他们公开鼓吹私有化，否定公有制，反对按劳分配，这就动摇了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因而所谓的福利保障制度只能是空中楼阁。这种民主社会主义当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十足的资本主义。它决不能救中国，只会害中国。戈尔巴乔夫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使苏联由社会主义蜕变为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倒退了几十年，不就是例证吗?现在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的现代修正主义臭了，有些人只好抬出老修正主义来骗人。《炎黄春秋》在文章中配发了修正主义鼻祖伯恩斯坦的照片，表明他们绝不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只举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旗帜!
曾多年担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高某（编者注：高尚全），则换一种手法来鼓吹“民主社会主义”，说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人民社会主义”，它具有五个特征，那就是“以民为本”、“市场经济”、“共同富裕”、“民主政治”、“中华文明”。在他所列举的这些特征中，公有制不见了，按劳分配不见了，国家宏观调控不见了，人民民主专政不见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见了，并用“中华文明”来取代马克思主义。至于“共同富裕”，由于放弃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也就成了一则谎言。因此，他讲的五个特征，是离开了社会性、阶级性的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非社会主义的特征，同民主社会主义是一路货色，实际上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这位前“改革高官”在鼓吹“人民社会主义”时有一个最大的特点，那就是否定国有经济，抬高“民营经济”(即私营经济)。他把我国社会主义的国有经济，混同于德国俾斯麦国有化和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认为“国有经济的比重不能作为是不是社会主义的根本标准”，主张用“民营经济”取代以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他对“民营经济”情有独钟，在解释“什么是民本经济”时说：“就是以民为本，立足于民，民有、民营、民享的经济，也就是老百姓经济。民本经济是相对官本经济而定的，其主要特点就是：社会投资以民间投资为主，经济形式以民营为主，社会事业以民办为主，政府管理以创造环境为主。”这里讲了民营经济的“三民”、“三主”，就是认为我国要以同“官本经济”(即国有经济)相对的“民营经济”为主体，而政府则是为其服务的主体。这样，“民营经济”即私营经济就取代了公有制经济，从而成为中国经济的主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就会随之变成了中国特色资本主义。
由上可见，有些人所鼓吹的民主社会主义和人民社会主义，都是背离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妄图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变成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因此，我们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性质，就必须坚持批判这些谬论，彻底划清思想界限。可是，某些主流媒体，对于用这些观点来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谬论，竟然采取完全放任甚至吹捧的态度。2008 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曾自称是《人民日报》评论员的马立诚著《交锋三十年》，对谢某在《炎黄春秋》上发表的《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前途》一文，竭尽吹捧之能事，以肯定的口气大量引用其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並竭力反对批判其错误观点。该书对众多马克思主义者在民间批判谢某的文章，大肆冷嘲热讽，说什么“‘左’的朋友看到这篇文章，跳起脚来大骂。他们费了番联络和准备的工夫，在北京、上海、浙江等地先后召开10次会议批判《前途》。诸多发言者激动过头，调门一个比一个高。‘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篡改马克思主义’、‘妄图打倒共产党’等等大帽子漫天飞舞，完全没办法心平气和地讨论”。力挺谢某文章的马立诚，在书中还洋洋得意地说：“中央对此则保持冷静，采取了一种开明的态度。北京盛传，来自高层的指示说，不转载、不批判、不争论，个人可以对此表态。社会舆论对此十分欣慰，认为这种方式表明中国有了很大进步。《炎黄春秋》也没有受到什么大的压力。”这确实令人费解。直到2007 年5 月10 日(也就是谢文发表3个月之后)，中央某大报才在不显著的第9 版以“答读者问”的形式，发表了一篇千字短文，题为《如何看民主社会主义》。这篇千字文采用答读者问的商量口气，只字没有提及《炎黄春秋》发表谢某的文章，似乎在中国大地上根本没有人在宣扬反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相反地从正面肯定民主社会主义“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用这样温和的态度、含糊的口气发表短文，当然不是批评民主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为之打开通行无阻的“绿灯”!
由于有些人从来不讲两种改革开放观，故意淡化甚至否定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习近平强调：“搞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也是死路一条”。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讲：“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这一段话的本意，是强调要坚持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其中讲的“四个不”(即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实际上是指背弃党的基本路线的基本精神，那就“只能是死路一条”。可是，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却采取断章取义的戏法，把“四个不”砍去三个，排斥作为基本路线的政治灵魂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那就把真理变成了谬误。所以，习近平针对这种片面的歪曲的说法，作了完整的表述，既指出“不实行改革开放死路一条”，又强调“搞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也是死路一条”。
最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一位副主任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作“权威”解读时，竟然说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没有老大、老二之分了”，公然否定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更有甚者，有的主流媒体在谈到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时，不仅“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使之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而且强调“特别是非公有资本控制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人们都知道，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性质取决于谁控股。这样，他们在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的同时，还要实行国有企业的变相私有化，从根本上否定了我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丧失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也就成为空话，必然会导致两极分化，产生新的资产阶级。我国在改革开放前的1978 年，基尼系数为0.16，而现在基尼系数早已突破了警戒线。《文汇报》2010年8 月25 日报道：“日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在接受央视《面对面》栏目采访时表示，我国基尼系数早在2006 年就已达到0.49。实际上，从2000 年开始，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 的警戒线，并以每年0.1% 的速度递增。”“在有完整统计数据的150 个国家中，基尼系数超过0.49 的不超过10 个，排名前十的除了中国外，都是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国家。”这个官方数据表明，中国的贫富差距竟然大到居于世界前十名，不仅大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大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这对于曾经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之一的社会主义中国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在我国两极分化中，最富的是私人资本，百万富翁已多如牛毛，亿万富豪也多得惊人。最近《福斯特》杂志公布了2014 年全球亿万富豪榜，中国内地上榜人数打破记录，达到152 人，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中国内地的首富以151 亿美元净资产在全球排名第64 位。这种贫富两极分化问题的形成，从根本上说，就是由于违背了宪法规定的“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和“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
载于《马克思主义文摘》2014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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