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尚全的改革论集》开头一页的“简介”宣扬： 他“从1982年起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委员会从事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设计和有关领导工作，其中1985-1993年任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现任(08年—引者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名誉理事长”、“中国企业改革和发展研究会会长”，以及“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等等。还沾沾自喜地表示：“我的不少文章的主要观点或政策建议被中央采纳，对改革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第1页)
那么，这三十多年来，高尚泉究竟“设计”出什么?要“改革”什么 ?极力促使中国“发展”向何处去?这些问题，无不源于其所谓“中国特色有社会主义”，即“民本社会主义”。
所以，认真解剖一下高尚全的这种“社会主义”，至关重要。
一、且看高尚全所谓的“民本社会主义”
改开以来，神州大地打出了许多“社会主义”幡旗，五花八门，热闹非凡。诸如：董辅礽所谓“市场社会主义”，谢韬、辛子陵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高尚全则是所谓“民本社会主义。”
高尚全说:“我体会,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按照中国的国情实行的、与时俱进的社会主义”，即“民本社会主义。”他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具有的五个基本特征:1.以民为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2.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运行基础;3.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4.民主政治,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保障;5.中华文化,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这就是他对所谓的“民本社会主义”所作的规定。(《高尚泉改革论集》第3页)
可见，在高尚全那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与时俱进的社会主义”，就是“民本社会主义”。
试问：这种“民本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货色?是真社会主义，还是假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还是修正主义的假“社会主义”?
拨乱须先反正。
二、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 ?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史清楚表明，看一种主义，不能只看它的旗幡，关键是看其实质。
哲学常识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有一定的量和质，都是质和量的统一。所谓质，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内在规定性。鹿之所以是鹿，不是马，就是由于它们各自的内在规定性不同。社会主义其所以是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也就是因为它们各自都有其自身不同的内在规定性。因之，不能“指鹿为马”，不能谓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的质，是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内在质的规定性。
而客观、全面、准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的自身内在的、区别于资本主义的质的规定，关键就在于，必须遵循唯物史观的科学方法论原则，以之作为基本的指导线索，才能有共同的语言，否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扯了很多皮，还是扯不清。这是因为，只有唯物史观的科学方法论，才第一次科学地发现人类社会的本质和一般规律，也就成了科学解读社会主义的本质的“锁匙”。
正如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中说的：马克思这位科学巨匠一生有两个伟大的发现，这就是唯物史观的发现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发现。前者“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后者“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破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马恩选集》第3卷，第574、424页)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正是由于这“两个伟大发现”，才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那么，我们就只有遵循唯物史观的指导，才能正确把握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性!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作过经典的总括：“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来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略地概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物质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生产关系，即同它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在其上并有一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合的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恩选集》第2 卷，第82页)
这就是说，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社会的经济基础;在经济基础上“竖立”着法律、政治乃至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这就为我们正确规定和看待社会主义，提供了基本的方法论原则。
鉴于生产力是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生产力的发展，无论是量的多少，或质的高低，都不直接规定社会的性质。因之，准确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把握社会主义之所以是它自身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的质的规定性，归根到底，就只能从社会的经济基础，主要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中去寻找、规定和把握。当然不是说，上层建筑不是特定社会的质的规定。区别只是在于，生产关系，特别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是构成特定社会的基本的、决定性的质的规定。唯心史观与之相反，都是无视乃至否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用唯物史观来观察人类，解剖资本主义，从而揭明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个社会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具体化成“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在此基础上产生“个别工厂的生产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乃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马恩选集》第3卷，第429、431页)
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原本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和要求，因而推动着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创造了历史的奇迹。“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是，随着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和发展，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就从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这就是《宣言》说的：“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出如此庞大生产资料的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象一个巫师那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魔鬼。几十年来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马恩选集》第1卷，第256页)
而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和要求，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个规律要求以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宣言》指出：“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剥夺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马恩选集》第1卷，第272页)
这也是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所说的：“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愈加鲜明地表现出来”，“这种生产力本身以日益增长的威力要求消除这种矛盾，要求摆脱它作为资本的那种属性，要求在事实上承认它们为社会生产力的那种性质。”(《马恩选集》第3 卷，第434页)就是消灭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实行社会主义的公有化，以适应社会化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公有制取代私有制，也就一方面铲除了工农大众受剥削和压迫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又为他们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提供了经济前提，从而解放了生产力。
为此，就要“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无产阶级专政就成了历史的必然(《马恩选集》第1卷，率263页)
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用唯物史观观察、解剖资本主义社会，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发展的规律，实际上也就科学地揭明了社会主义的内在质规定性，亦即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本质特点。这就是：
⑴ 、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这是社会主义社会最根本的本质规定性。
没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就没有社会主义;消灭国有经济就是消灭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社会之所以是它自身而不是资本主义，最根本的本质规定就在这里。
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则是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私有制，这是资本主义社会最根本的质的规定性。所有立足于私有制基础上的所谓“社会主义”全属假社会主义。
⑵、分配关系中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这是社会主义社会另一内在的本质规定。只有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这种分配方式，才可能消除阶级的剥削，避免两极分化，走向共同富裕。
资本主义由于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有制，必然导致分配方式是按资分配，无偿占有、剥削无产阶级创造的财富。两极分化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无法消除的本质特征。
⑶、政治上层建筑政权的无产阶级性质。就是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居领导地位，这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重要内在质的规定性。
资本主义的国家尽管形形色色，实质都是“总资本家的国家”，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无例外地处在被压迫、奴役的地位。
⑷、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是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基础的本质要求和思想保证。
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内在的质的规定性，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
而高尚全所谓“民本社会主义”， 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完全对立的。他所谓“民本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根本背离唯物史观，乃至全部马克思主义。
三、高尚全的“民本社会主义”是什么货色?
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
第一、 高尚全的“民本社会主义”是一种没有经济基础特征的奇里古怪的“社会主义 。
高尚全在规定所谓社会主义的质的规定中，罗列了“五个基本特征”，既有“以人为本”，又有“市场经济”、“共同富裕”，以及政治上层建筑的“民主政治”，乃至思想上层建筑的“中华文化”。 看似五花八门，全面得很，但却唯独无视、抹杀和否定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个根本的、决定性的质的规定性，成了没有经济基础特征、虚无缥缈的所谓“社会主义”。这就不能不深陷唯心史观的窠臼。历史唯心主义无不失足于此。
如前所述，唯物史观的发现第一次科学地揭明了生产关系的总和就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决定分配方式，是“基础的基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不是相反，这是唯物史观的基石。因之，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中之所以出现各种不同质的社会形态，归根到底，是由于各个社会的经济基础不同，所有制的不同。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压根儿就不存在没有经济基础、所有制特征的社会形态。
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揭明，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归根到底，则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这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的、决定性的质的规定性。至于分配方式，乃至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诸方面的其他“基本特征”，都是在此基础上派生的规定。
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直截了当地把社会主义的特征规定为“消灭私有制”。这就是他们所指出：“共产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马恩全集》第1卷，265页)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逻辑使然。
毛泽东经常强调：社会主义的原则就是公有制(《毛泽东年谱》1949-1966第2卷，第251页)他在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白纸黑字写上公有制是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就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最本质的规定。否则，就不是社会主义。与此相反，资本主义则是立足于私有制基础之上;不然，也无所谓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制度同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区别，归根到底，全在于经济基础的“公”、“私”二字。化“公”为“私”，何来社会主义!
共产党“共”字当头，讳言“共产”，就是背叛。
社会主义无疑应有民族“特色”。如果借口“特色”，不再姓“共”，把“公”字抺掉，不管怎么“自信”，总难得“他信”!
而高尚全却说：“社会主义的本义不是你的国家权力多大，国有企事业有多少，国有经济的比重有多高。社会主义的本义是以民为本，以社会为本。”换言之，就是消灭了国有经济，成私有制一统天下，那也是“以民为本的社会主义”。
高尚全既然“从事经济工作60多年”，对改开“作出了重要贡献 ”，又号称清华、浙大“经济学”博导，却完全离开社会“经济基础”，离开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来侈谈“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岂不让人笑掉牙齿?
第二、所谓“共同富裕”是“民本社会主义”的又一特征乃欺人之谈。
勿庸置疑，马克思主义确认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共同富裕”。但这是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私有制，实行按劳分配的必然结果。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无论什么社会，其经济基础的所有制关系无例外地决定着分配方式，有什么样的所有制基础，就必然有与之相适应的分配方式。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实现按劳分配、“共同富裕”的基本前提。唯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才可能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达于“共同富裕”的目的。 与此相反，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基础必然产生“按资分配”，导致两极分化。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规律使然。
高尚全一方面极力推行私有化，消灭国有经济，一方面却又接过“共同富裕”的口号，这是缘木求鱼，自欺欺人。
试问高尚全先生：社会的分配方式是不是为所有制所制约、所规定、所决定?你口口声声也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请在人类社会几千年私有制历史中，提供哪怕一个私有制基础上也能实现“共同富裕”、消除两极分化的特例?为什么美国这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生产发展到如此高度，而两极分化也 “同步发展”到如此高度?
第三、高尚全以所谓“民主”取代政权的无产阶级性质。
高尚全的“民本社会主义”的“五个基本特征”，在政治上层建筑中只把所谓“民主”作为本质特征。显然是其深思熟虑“研究、设计”的结果。
历史唯物主义揭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要为经济基础服务;国家的实质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恩格斯说得好：国家“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的阶级的新的手段。”(《马恩选集》第4卷，第168页) 《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成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马恩选集》第1卷，第272页))用无产阶级专政取代资产阶级专政。
所以，国家政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无疑是一社会区别于另一社会的重要的质的规定性。毛泽东说得好：事物的性质，本来就是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成为资本主义，除了经济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外，在政治上层建筑中，不管哪个政党上台，政权始终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换言之，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中，资产阶级占居矛盾的主要方面，统治地位的方面;无产阶级则处在矛盾的次要方面，被统治、被压迫的方面。这就规定了社会的资产阶级性质。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结果，资产阶级由强变弱，无产阶级由弱到强，“上升成为统治阶级”，资本主义就转化成了社会主义。可见，无产阶级占据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处在领导的、统治的地位，这就是社会主义又一本质规定，当然也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另一“基本特征。”
在我国，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种斗争归根到底，在经济上是维护，还是破坏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政治上则是坚持，还是改变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的伟大在于彻底结束了几千年少数剥削阶级统治的历史， 缔造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他说：这种“无产阶级专政和以前任何剥削阶级的专政，在性质上根本不同。它是被剥削阶级的专政，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是为着创造没有剥削、没有贫困的社会主义的专政，是人类历史上最进步的也是最后一次的专政。”(《文稿》第6册，第60页)因之，共产党出主意、定政策，处处以占人口多数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利益为重，而不是到处为少数人着想，鲜明地凸现了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
在建国的27年，毛泽东始终精心维护国家政权的工人阶级性质，采取许多战略举措，乃至发动文化大革命，以期防止、避免无产阶级政权得而复失。
诚然，“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范畴，归根到底，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世界上只有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民主。在阶级存在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毛泽东说得好：“我们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人民民主，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的原则贯串在我们整个宪法中。”(《毛泽东年谱》1949-1966第2册，第251页)
高尚全的所谓“民本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里，却避开政权在哪个阶级的手里，以抽象的“民主”来模糊和偷换社会主义社会政权的无产阶级性质，实质上就是妄图以此掩盖其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反动图谋。
第四、摒弃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中华文化”
高尚全所谓“民本社会主义”，在思想上层建筑方面，把所谓“中华文化”作为“ 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的“基本特征”，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还谈得上社会主义。
唯物史观确认，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的重要方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意识有其极大的能动反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指出：“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马恩选集》第1卷，5经268页)任何一个阶级，总是按照一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维护自己经济基础。 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在经济基础上是“废除私有制”，实行公有制，就需要与之相适应无产阶级政权来维护它、保卫它 ，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统治思想”。因而，思想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就既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思想保证，又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这就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又一个内在规定性。
在毛泽东领导的共和国前三十年，始终坚持、巩固和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同一切削弱、否定这种指导地位的图谋进行坚决的斗争。并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庄严地写入了党纲和宪法。
无庸置疑，中国社会主义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必须继承中华文化的优秀遗产，但决不能以之为借口取代、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高尚全玩的就是这样的把戏。这也是情理中事。因为他致力于在中国破坏公有制，实行私有化，以至推行“政治的民主化”，同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如冰炭之不能同器。所以，否定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无疑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经济基础的要求!
殊不知，我国台湾地区，国民党也是突出意识形态中的“中华文化”，这同高尚全的“民本社会主义”岂不殊途同归!
最后，还必须指出，高尚全所谓“民”本实则是“资”本。
高尚全对“社会主义”所作的本质规定，第一条即所谓“以人为本”。他把“特色社会主义”又称之为“人本社会主义”，或“民本社会主义”，不知忽悠了多少百姓!
这里的奥秘、关键在于：这种作为“社会主义”之“本”的“人”、“民”究竟是什么呢?是劳苦大众，还是资本家阶级呢?
众所周知，“国”营经济是全民公有制经济，相对而言的“私”营经济则是资本主义经济、资产阶级经济。 这本是名副其实，清清楚楚，而这些年高尚全一类资改派为了掩盖其复辟资本主义的图谋，却将“私营经济”精巧包装为“民营经济”。高尚全说：“以民为本”就是要实行“民本经济”，“就是民有、民营、民享的经济”!足见他满口所谓的“民”、“民”、“民”，原来就是“资本家”、“先富者”，就是资产阶级! 工农人大被剔除于在外了。
综上可知， 高尚全提出所谓“民本社会主义”，完全摒弃社会的经济基础这一最本质的规定，以所谓“民主”来偷换和否定了上层建筑的无产阶级专政性质，用“中华文化”取代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这就彻底叛离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挂羊头，卖狗肉， 乃十足的假社会主义!
四、中国究竟应当向何处去?
早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刚刚确立之初，毛泽东就明确指出：“当中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后，中国要向何处去?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有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思想是不清楚的。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14、230页)在我国还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他还说：“对于我们抱有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留恋旧社会。一遇机会就会兴风作浪，想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这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路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中间，顽固地想走后一条道路的人。”(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14、230、268页)
高尚全一类资改派、走资派就是这种“顽固地想走后一条道路的人。”
他们心里梦寐以求资本主义的“天堂”，但面对毛泽东和共产党创建的社会主义中国，懾于毛泽东思想长期哺育着的广大干部 、群众，当然不敢说出自己的“理想”，天机不可泄漏。这就逼得他们不得不披着“社会主义”外衣，满口唱着是“特色社会主义”，口是心非，言行不一。
这些人内心矛盾、窘困和无奈，自己当然不便说出。但有一位名曰贺卫方的资改派理论家倒是活生生地和盘托出来了。
2006年3月4日，高尚全主持召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西山会议”，按他自己的说法，“是一次内部的专家例会。”北大法学院的贺卫方教授一上来就表白：“自己与会是高会长特邀来”。他天真、坦诚地说出：“涉及到改革的大方向的问题讨论中间，我们姑且用左右，左边的朋友他们旗帜鲜明，灵活执掌，把一些理论亮出来，比如说社会主义……他们可以这么说，一点风险都没有”
而中国的资改派，“站在右边的人，遮遮掩掩、躲躲闪闪，甚至个别的时候畏畏缩缩，因为有些话亮不出来”。“所以，左翼的东西在网上多么的猖獗，但是这边人没有办法说透，说清楚。”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说图穷匕首现，我们的匕首是一大堆地图，把匕首包起来，我们没有力量，我们天机不可泄漏，我们不敢说。到底往哪方面走?我们都有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实际上现在说不得，将来一定要走这个道路，比如说多党制度，比如说新闻自由，比如说这个国家的真正的民主，真正的个人的自由，整个国家的权利建立在保障每个人的自由的基础之上，比如说台湾现在的模式，我们现在想中国应该朝这个方向走，但是现在我们说不得。这样一说不得，显得我们跟别人打架就是好人打不过坏人，好人一打一个死掉，就死在战场上。”
贺卫方还叫嚷我国的“整个权力架构反宪政问题”;共产党“没有注册登记，是违法”;人大、政府的架构违反宪政，是严重“违法”;“军队国家化”，党指挥枪“非法”。等等。
贺卫方的这些“高论”是“高会长特邀”来讲的。在贺卫方疯狂反马、反毛 、反党、反社的叫喊中，作为会议主席的高尚全不仅没有半点异议，反而一唱一和：“这是有历史原因的，从中国的历史来看有这样的原因，所以，凡事要左三分，左比右好，左是革命，右不是革命”。
感谢贺卫方教授如此坦白、如此诚实、如此露骨地表白了中国走资派的“天机”!
原来如此!
中国“到底往哪方面走?我们都有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实际上现在说不得”，“我们不敢说”，“ 天机不可泄漏”。
这是为什么呢?做贼心虚。
因为他们的大目标，就是经济私有化，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实行多党制度。一言以蔽之，走美国“道路”，照搬“台湾模式”!
可憎、可耻、可悲“民本社会主义”!
(2014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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