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讨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关系，最核心的问题其实是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是通过列宁主义抵达中国的。因此，如何重新评价列宁主义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渊源是来源于列宁主义，没有十月革命就没有共产党，但是这一点今天却讨论得很少。反而是自由主义右翼更明白这一点，他们通过否定十月革命否定列宁，做了大量工作。否定了列宁主义之后，他们要的是什么，其实已经不言而喻。
讲马克思主义跟中国道路的关系，如何不讲列宁不讲苏联革命，不讲共产国际的历史，不重新梳理这些历史过程，是没有办法完成这个叙述的。所以如何重新讨论共产国际?这就涉及到两个关键问题，一是第三国际与第二国际的决裂，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和欧洲社会沙文主义的决裂。这个问题今天重新回潮，中国的社会主义的路径要从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被表述为封建专制主义，或亚细亚专制主义)切断，直接剪辑到欧洲福利社会主义道路上，为修正主义重新翻案，中国和苏联既有的道路都不是社会主义，只有欧洲的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所以就要回到晚年恩格斯，把恩格斯抬出来压马克思，为修正主义张目。用恩格斯打压马克思，用斯大林打压列宁，是其基本策略。但是，这个主张从来不正面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第二国际在一战爆发之后全面背叛工人阶级，背叛社会主义，滚到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那一面?这个政治路线的脉络从来被他们没有清理过。正是在此背景下，1917年至1918年，在列宁的建议下，经过党内讨论，社会民主工党(布)改名为共产党，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与欧洲社会沙文主义的第二国际的决裂与路线斗争，也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前提。今天自由主义右翼用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旗号来抢夺左翼的旗帜，要把毛泽东思想拉回到新民主主义，用裁剪的新民主主义理论阉割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这些新的理论动向都必须与列宁主义与中国的重新理解联系起来，才能获得历史的洞察，以及批判的源泉。
中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实践体现了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也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原因。但是，这一特殊性是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普遍性基础上完成的，特别是在与苏俄革命联动的基础上进行的。今天，我们需要重新清理这个历久弥新的历史课题。
(一)列宁为什么关注辛亥革命?
1905年俄国革命爆发之际，也正是同盟会成立的一年。当1911年10月10日以武昌起义为标示的辛亥革命推翻王权，共和国终于在艰难中诞生之际，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已经为之进行了大大小小的起义或革命十余次之多。此时俄国正处于从1905年革命到1917年革命的关键期间，流亡欧洲的列宁忙于与孟什维克的斗争,鉴于党内围绕着《火星报》展开的路线斗争分歧严重,已经无法调和，列宁决定把布尔什维克派变成布尔什维克党,重建国外布尔什维克党组织委员会，这也是因为在俄国工作的全部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委员都被捕了，需要重建党的最高机关。
1912年1月5日，列宁在布拉格主持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一些关于国际问题的重要决议，其中就包括列宁起草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决议[1]：
鉴于政府的报纸和自由派的报纸《言语报》为了俄国资本家的利益，掀起一场宣传运动，叫嚣要趁中国发生革命运动之机占领与俄国接壤的中国的几个地区，代表大会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具有世界意义，因为它将给亚洲带来解放并将破坏欧洲资产阶级的统治，代表大会祝贺中国的革命共和派，表明俄国无产阶级怀着极大的热忱和深切的同情注视着中国革命人民获得的成就，并斥责俄国自由派支持沙皇政府掠夺政策的行为。[2]
布拉格会议是辛亥革命得到的最早的国际声援，并第一次显示了布尔什维克作为社会主义政党所具有的国际主义精神，是列宁最早敏锐地指出辛亥革命具有“世界意义”，它为之后的苏俄对中国革命的物质支持开辟了道路。而此时的俄国正在策动外蒙“独立”，布尔什维克旗帜鲜明地反对之，这并不是在“十月革命”之后才开始的“机会主义”——这正是今天翻案史学的主要立论。
孙中山最早被俄国革命党人开始了解，是1897年俄国民粹主义色彩的杂志《俄国财富》对孙的英文版《伦敦蒙难记》的翻译、采访，以及对孙的两篇文章翻译，最早在伦敦与孙接触和访谈的俄国人即为一名民粹党人。[3]自此，中国革命就始终被俄国的社会民主革命党高度关注。
1912年3月31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一职，4月1日《在南京中国同盟会会员饯别会的演讲》中阐述了他的民生主义和社会革命的思想。其演讲的上半部分迅速被翻译为法文，刊载在1912年7月11日比利时布鲁塞尔社会党机关报《人民报》上，7月15日便转译为俄文，题为《论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刊登于俄国布尔什维克机关报《涅瓦明星报》第17期上。该报正是响应列宁向布尔什维克提出的重要任务：恢复合法的马克思主义刊物，而于1910年12月在彼得堡创刊。流亡海外的列宁自己在该报上刊登了大量的重要文章，使其成为一个具有战斗性、影响力的党在俄国的合法机关报。该报从1911年起系统报道中国情况，刊登学潮消息，还翻译了同盟会的传单，辛亥革命后则辟出“中国革命”专栏。[4]在刊登孙中山演讲的同一期，列宁便刊登了《中国的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的重要文章[5]，这是列宁第一篇论述中国革命的文稿，首先涉及民粹主义。中、俄两国革命最重要的领导人的两篇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章，同时刊登在一期报纸上，从办报理念上是凸显议题重要性的方法。也可见列宁的政治判断力非同寻常，中俄之间在革命上的密切同步与互动关系，在以往的研究中并没有被重视。
列宁第一个发现并敏锐地指出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具有重要的共同性，孙中山作为伟大的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家在完全不了解俄国的情况下，“提出了一些纯粹俄国的问题。这位先进的中国民主主义者简直象一个俄国人那样发表议论。他同俄国民粹主义者十分相似，以至基本思想和许多说法都完全相同。”这就“迫使我们，同时也给了我们一个方便的机会再一次根据新的世界事态来研究亚洲现代资产阶级革命中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相互关系问题。这是俄国在从1905年开始的俄国革命时期所面临的最重大的问题之一。从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纲领中，特别是把这个纲领同俄国、土耳其、波斯和中国的革命事态的发展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不仅俄国面临这个问题，整个亚洲也面临这个问题。”
列宁的分析逻辑是，中国的革命表明中国已经走上了“西方的道路”，在西方资产阶级已经腐朽的情况下，“在亚洲却还有能够代表真诚的、战斗的、彻底的民主派的资产阶级，他们不愧为法国18世纪末叶的伟大宣传家和伟大活动家的同志”，孙中山代表的民主主义革命被看成是欧洲启蒙主义的继承人，具有马克思所说的欧洲资产阶级上升时期代表整个社会的历史进步性和公共性。但是不可忽视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个还能从事历史上进步事业的亚洲资产阶级的主要代表或主要社会支柱是农民，农民旁边还有一个自由派资产阶级，它的活动家如袁世凯之流最善于变节”。这就形成了这样的特点：
没有真诚的民主主义的高涨，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摆脱历来的奴隶地位而求得真正的解放，只有这种高涨才能激发劳动群众，使他们创造奇迹。在孙中山的纲领的每一句话中都可以看出这种高涨。
但是在这位中国民粹主义者那里，这种战斗的民主主义思想首先是同社会主义空想、同使中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即防止资本主义的愿望结合在一起的，其次是同宣传和实行激进的土地改革的计划结合在一起的。后面这两种思想政治倾向正是构成具有独特含义的(即不同于民主主义的、超出民主主义的)民粹主义的因素。
……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正在发挥农民群众在政治改革和土地改革方面的高度主动性、坚定性和果断精神，从中正确地寻找“振兴”中国的道路。[6]
农民问题和民粹主义的问题，正是中、俄革命中所共同面对的历史关键，决定了二十世纪中、俄革命与十八、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7]，它也直接决定了二十世纪不同于欧洲的东方“社会主义”的出现。在这个以铁与火为社会主义的伟大实验开辟道路的历史过程中，中、俄(苏)之间既有汇合，也有分流，这正是今天特别值得重新检讨的历史遗产，它不应该被柏林墙倒塌所激发的历史灰霾所遮蔽，如此，则历史的奥秘就会永远塌陷为历史的黑洞，——它并非不存在，却是以无意识的力量控制和吸纳历史的能量，一如宇宙的黑洞。
作为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中国学生，曾经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中的一员，盛岳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回忆录《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中指出，第一个对辛亥革命的国际意义做出精确分析的“应归于列宁，而不幸这一事实却为大部分历史学家所忽略。在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取得权力后，他对辛亥革命的阐述，极大地影响了布尔什维克党对中国和其他殖民地国家的政策”。[8]因此，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表述之外，还应该看到列宁对辛亥革命以来中国革命的判断对于建立新的世界格局所具有的坐标意义，这是列宁主义开始把视野从欧洲转向东方的历史依据，并由此改变了世界。从此，俄国革命就与中国革命汇集于一个大历史的视野之中，一个共同的历史大舞台，并且彼此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实,不仅仅是1919年之后的共产国际和苏联影响了中国，中国同样也影响和改变了共产国际与苏联，这是一个彼此共同探索和改变的过程。这正是为什么1912年前后的列宁要连续发表文章评价中国革命的意义所在，中国革命的意义对于俄国革命意义攸关，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二)列宁为什么关注中国革命与“民粹主义”的关系?
1912年11月列宁在《真理报》发表时事评论《新生的中国》，首先热烈地欢呼和指出“先进文明的欧洲对中国的新生不感兴趣。4亿落后的亚洲人争得了自由，开始积极参加政治生活了。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可以说已经从沉睡中醒来，走向光明，投身运动，奋起斗争了。”落后的欧洲与进步的亚洲，这一革命的叙述被建立起来的同时，中国革命也置于与俄国革命比较的视野中加以阶级分析。在区分三种不同性质的政党时，列宁的参照系是俄国革命的格局，他特别对“国民党”寄以希望：“这个党很可能在中国第一届国会中占多数。它的领袖就是著名的孙中山博士。现在他正忙于制订大规模的铁路网计划(请俄国民粹派注意：孙中山这样做是为了使中国“越过”资本主义!)。”在文章的结束时，列宁预言道：
“国民党”的主要支柱是广大的农民群众。它的一些领袖是曾在国外留学的知识分子。
农民民主派与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联盟使中国争得了自由。没有得到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农民究竟能否坚持民主主义立场对付那些伺机向右转的自由派，——这在不久的将来便会见分晓。[9]
在列宁这个分析的视野中，占据重要位置的正是中国的农民问题，决定中国革命未来走向的也将是农民问题。列宁把“民粹主义”看成是“农民民主主义”的思想体系和观念体系，也就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而不是民粹主义自称的“社会主义”，那只是空想的社会主义。这一判断是基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论述，即无产阶级(工人阶级)领导(在资本主义发展之后)推翻资本主义才有真正的社会主义。但是，对于“民粹主义”，列宁自己是有一个重要转变的，这也是列宁从一个经典马克思主义转变为列宁主义的重要内涵。一直到1905年革命之前，民粹主义和民粹派都是列宁论辩的主要敌手，他做了大量的社会调查以发现和证明俄国城乡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其主要观点和材料集中体现在1895-1899年《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大工业国内市场形成的过程》的著名长文中，列宁描述的是一幅俄国资本主义的历史画卷，自始至终的论敌都是“民粹派”。既然俄国占优势的已经是地主经济的资本主义，所以民粹主义的农民社会主义已经破产，没有农民土地革命的可能，工人阶级作为无产阶级将走上历史舞台。这时的列宁，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捍卫者。但是，1907年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中承认对俄国农业资本主义评估过高，是“革命揭露了这个错误”。“和平、土地、面包”的革命要求，使得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深刻地认识到俄国革命必须作为农民土地革命才能够获得胜利，这是完全不同于欧洲革命的历史涵义，也完全不同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涵义。民粹主义所代表的俄国的现实存在，迫使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列宁及其工人政党思考俄国革命的特殊性，即作为亚洲国家的特殊性，并以此特殊性作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这正是列宁主义的重要内涵，即只有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农民运动才能够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一点至关重要。
1913年2月根据“临时约法”，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会选举举行，国民党议席略占多数，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3月20日，宋教仁遇刺。3月22日列宁在《真理报》发表《中华民国的巨大胜利》，谴责面对新生的中华民国，欧洲“文明国家而实际上执行最反动政策的六大强国，成立银行团(协作性组织)，一致停止向中国提供贷款!”中国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在欧洲资产阶级中间引起的不是对自由和民主事业的热忱，而是掠夺中国、瓜分中国、攫取中国领土的野心，英、法、俄、德、日、美六个强国“银行团”力图使中国破产，以便削弱和破坏这个共和国。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是十分脆弱的，事实也是如此。不久之后，5月3日列宁再次在《真理报》发表《中国各党派的斗争》，祝贺共和国第一届国会召开，同时分析指出：“要是拿与俄国情况相当的用词来说明这个党的实质，应该把它叫作激进民粹主义共和党，也就是民主派政党”;孙中山的党依靠的是工商业发达的、受欧洲影响最大的“先进的南方”，袁世凯的党依靠的是“落后的北方”。袁世凯像俄国的立宪民主党一样，昨天是个保皇派，今天革命民主派胜利了，他就成了共和派，“明天他又打算当复辟后的君主制国家的首脑，也就是打算出卖共和制”，[10]这里，正是依据俄国革命的切身经验，列宁以惊人的准确预言了1914-1915年袁世凯废除内阁制、恢复君主立宪制及复辟帝制的后续故事，这绝非偶然。
正是由于欧洲反动资产阶级与“反动的”袁世凯集团结盟，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以极苛刻的条件给予袁政府“善后大借款”使其能够镇压南方革命，列宁预言对于孙中山的政党来说，面对这个欧洲资产阶级反动势力与中国“中世纪”反动势力的联盟，斗争会非常艰巨。因为国民党的弱点是不能充分吸引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参加革命，“如果没有群众的这种支持，没有一个有资助的、坚定的先进阶级，共和国就不可能是巩固的”，而出路就在于能否与农民联合：
尽管中国革命民主派的领袖孙中山有很大缺点(由于缺少无产阶级这个支柱而耽于幻想和优柔寡断)，中国革命民主派在唤醒人民、争取自由和建立彻底的民主制度方面还是作出了许多贡献。孙中山的这个党只要能吸引愈来愈广泛的中国农民群众参加运动和参加政治斗争，它就能逐渐成为(与这种吸引程度相适应)亚洲进步和人类进步的伟大因素。[11]
农民因素被列宁明确地看成是国民党这个中国“最先进”的政党能够成功的关键，这个判断与列宁对俄国革命的判断一脉相承，即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须走与农民相结合的民主主义道路，才有可能成功，而这种成功将是人类进步的伟大因素。
几天之后，紧接着这篇论中国政党问题的论文，1913年5月7日《真理报》上列宁发表《亚洲的觉醒》：“世界资本主义和俄国1905年的运动终于唤醒了亚洲”，并宣称“亚洲的觉醒和欧洲先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斗争的开始，标志着20世纪初所开创的全世界历史的一个新阶段”。在列宁的世界革命的视野里，已经建立起了欧洲的无产(工人)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与亚洲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相结合的世界图景。5月18日，列宁又相继在《真理报》上发表《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进一步阐明了这一“辛辣的真理”，即“技术十分发达、文化丰富全面、实行立宪、文明又先进的欧洲，已经进入这样一个历史时期，这时当权的资产阶级由于惧怕日益成长壮大的无产阶级而支持一切落后的、垂死的、中世纪的东西”，为了金融经纪人和资本家的利益而支持亚洲的反动势力，“它掠夺中国，帮助中国那些反对民主与自由的人”。其证据就是欧洲支持准备实行军事独裁的袁世凯，“为什么它要支持袁世凯呢?因为这是一笔有利可图的生意”，而且是一笔很大的“纯”利，“要是中国人民不承认这笔借款呢?中国不是建立了共和制而国会中的多数又反对这笔借款吗?”“啊，那时先进的欧洲就会大喊什么‘文明’、‘秩序’、‘文化’和‘祖国’!那时它就会出动大炮，并与那个冒险家、卖国贼、反对势力的朋友袁世凯勾结起来扼杀‘落后的’亚洲的共和制!”[12]从这个革命的视野出发，一战之后的列宁把打破孤立的“一国社会主义”的希望转向东方和亚洲，是有充分的历史认识和前提的。列宁关心中国革命与民粹主义的问题，因为这同样也是俄国革命必须面对的共同问题。
(三)列宁对中俄农民革命性的辩护
1905年革命前后，列宁提出的是“无产阶级的工人与农民民主专政”，意味着在农民问题上与民粹派社会民主党联合。1903年7月17-8月10日先在布鲁塞尔后移往伦敦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其实是布尔什维克的建党大会，把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列入党纲，这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后是第一次。但是列宁起草的党纲中关于土地问题的部分在大会上引发激烈争论，后来列宁在1904年2-5月间在《进一步，退两步》中“土地纲领”一节中对辩论做了精辟的总结。列宁竭力论证农民转变为无产阶级的可能，他批评崩得派李伯尔说：
不能象李伯尔同志那样否认被剥削劳动者的(某个)阶层有可能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你们回想一下，马克思1852年在谈到法国农民起义时曾经这样写道(在《雾月十八日》中)：农民有时是过去的代表，有时是未来的代表，可以向农民呼吁，这不仅鉴于他们的偏见，而且是鉴于他们的理智。你们再回想一下，马克思晚些时候认为，公社战士肯定公社的事业也就是农民的事业，是完全正确的。我再说一遍，不容怀疑，在一定的条件下某个劳动者阶层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决不是不可能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要确切地规定这些条件。我们所谈到得条件，在“转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这句话里已经表述得十分确切了。正是这句话吧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同一切冒牌的社会主义流派，尤其是同所谓社会革命党人极其严格地划清了界限。[13]
由此，针对有代表提出：土地问题纲领草案中关于将赎金和割地归还农民的条文不是从无产阶级政党应该解决的任务中产生的，其目的似乎仅仅是“纠正历史上的不公平现象”，是民粹主义式的冒险主义。[14]列宁则坚决认为把1861年改革后从农民手里夺去的割地归还给农民的要求具有重大政治意义，这是使农民从民主社会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必须经过的一道门”：
社会民主党人在世界各地提出和实行这样的任务：完成资产阶级没有做完的事情。我们所做的正是这件事情。为了做这件事情，就必须回复到过去，每个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都在做这件事情，总是在回复到自己的1789年和自己的1848年去。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也同样不能不回复到自己的1861年去，我国所谓的农民“改革”所实现的民主改革愈少，我们就愈是要更加努力和更加经常地回复到过去。[15]
社会民主党人必须完成资产阶级民主所不能完成的任务，才能进入到社会主义革命，故土地纲领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任务。因此，他批评主张取消关于割地条款内容的“李伯尔同志忘记了纲领的民主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的区别：他认为民主主义纲领中没有社会主义的某些东西就是‘贫乏’。他没有看到，我们的土地纲领的社会主义部分是列在另外一处，即列在关于个人的部分，这部分也同农业有关。只有毫无原则的社会革命党人才会混淆民主主义的要求和社会主义的要求，而无产阶级的党却必须极其严格地把二者辨别和区别开来。”[16]这是“因为他们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现代俄国农民经济结构这样一种错综复杂的现象时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了”，“他们不了解农民运动的意义，不了解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在第一批有名的农民起义时期表现的弱点不是过高估计了这个运动的意义，而是过低估计了这个运动的意义(而且没有力量来利用这个运动)。”[17]
列宁批判道：
李伯尔说，我们关于消灭农奴制的要求与自由派的要求是相同的。但是自由派没有说如何实现这个要求。我们则说，这种要求不应当由官僚来实现，而应当由被压迫阶级来实现，这已经是一条革命的道路了。这就是我们同那些用他们关于改革与改良的谈论来“污染”人民意识的自由派之间的根本区别。[18]
在此次会议上，围绕土地问题的激辩，正是围绕着农民作为一个阶级的性质展开的，列宁坚决捍卫的是农民作为经典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逻辑或历史都教导我们：正是因为小资产者的地位有两重性，所以小资产者的阶级观点可能比较狭隘，又比较进步。所以，我们决不能因为农民狭隘(“愚昧”)或者受“偏见”支配就灰心失望，恰恰相反，我们的任务是要始终不倦地开阔农民的眼界，促使他们用理智战胜偏见。”[19] 因此，在即将到来的俄国革命中，布尔什维克必须与农民联合起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倒向民粹派，或者按照今天翻案史学的叙述，列宁作为投机革命的马基雅维利式的权术者，盗取了民粹派的改革方案。[20]众所周知，正是在此次大会上，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决裂，后来列宁为此不惜退出普列汉诺夫控制的《火星报》，另组《前进报》为党的机关报。
(四)无产阶级政党与民粹派的本质区别
事实上是，作为无产阶级的社会民主党人与民粹派的区别，列宁1903年10-11月间在未完成的文章《民粹派化的资产阶级和惊慌失措的民粹派》中曾做了辨析，当时的俄国的民粹派已经从社会革命的立场蜕变为改良主义的“自由主义”民粹派：
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早就指出，旧的俄国的古典的革命民粹派，从上一世纪80年代起就开始不断蜕化了。他们对于建立特殊的农民经济结构，对于以村社作为社会主义的萌芽和基础，对于通过人民已经准备好立即举行的社会革命可以绕过资本主义道路这些信念，已经愈来愈淡薄了。只有采取各种措施以巩固农民经济和整个“人民小生产”这个要求，还保持了政治意义。这实际上已经是资产阶级的改良;民粹派已经和自由主义融为一体;形成了一个自由主义民粹派，他们不愿意看到或者说不可能看到，他们拟定的措施(信贷、合作社、改良土壤、扩大地产等等)并没有超出现存的资产阶级社会的范围。瓦·沃·、尼古拉·—逊两位先生以及他们的许多应声虫的民粹主义理论，不过是为这个不愉快的但又无庸置疑的事实披上了一件貌似科学的外衣。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撕去了这件外衣，民粹主义思想对俄国革命者的影响急剧削弱。这种思想实际上已经成为同它有血缘关系的人们——俄国自由派“社会”的独有财产了。[21]
1905年1月，也就是俄国二月革命爆发的前夜，列宁在《从民粹主义到马克思主义》写到：
觉悟的无产阶级的全部任务就在于，决不拒绝支持资产阶级劳动农民的进步的和革命的要求，同时又向农村无产者说明，明天必然要进行反对这种农民的斗争，向他们说明，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目的不同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关于平均使用土地的幻想。与资产阶级农民一起反对农奴制残余，反对专制制度、神父、地主;与城市无产阶级一起反对整个资产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农民——这就是农村无产者的唯一正确的口号，这就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当前唯一正确的土地纲领。我们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正是这样的土地纲领。与农民资产阶级一起争取民主主义，与城市无产者一起争取社会主义。贫苦农民掌握这个口号将比掌握那些倾向民粹主义的社会革命党人的华而不实的口号要牢固得多。[22]
以阶级分析的方式分析和对待农村的阶级分化，把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这是无产阶级与民粹主义的本质区别。二月革命之后，列宁在1905年3月10日(23日)《前进报》第11号发表《无产阶级和农民》[23]一文，针对日俄战争失败后的俄国局势，明确要求把贫农作为城市工人阶级的同盟军，必须支持农民的革命民主主义运动：
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农民袭击地主庄园和农民没收地主的粮食、牲畜的消息从各省不断传来。在满洲被日本人击溃的沙皇军队正在向手无寸铁的人民实行报复，正在讨伐内部敌人——贫苦农民。城市的工人运动得到了新的同盟者即革命的农民。因此，无产阶级的觉悟的先锋队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问题，就具有直接的实际意义，在我们党的所有组织中，在宣传员和鼓动员的一切发言中，都应当把这个问题提到最近的日程上来。 社会民主党已经不止一次地指出，农民运动向它提出了一个双重任务。我们应当无条件地支持和推进这个运动，因为它是革命民主主义的运动。同时我们还应当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把农村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就象组织城市无产阶级一样，并把它同后者一起组织成为独立的阶级政党，向它说明它的利益和资产阶级农民的利益是敌对的，号召它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向它指出，要想摆脱压迫和贫困，把农民中的一些阶层变为小资产者是无济于事的，必须用社会主义制度来代替整个资产阶级制度。
只有在阶级分析的视野下，才能把农村的社会民主革命与城市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联动起来，同时在农村中存在着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这其中的关键就是如何对待农村中的富农和中农：
实际和具体地讲，只有下面这种见解才最接近于真实情况：所有在土地问题上反对社会民主党的人都不考虑这样一种事实，即在我们俄国的欧洲部分，有一个很大的富裕农民阶层(在大约1000万农户总数中有150—200万户)。农民所拥有的全部生产工具和全部财产至少有一半掌握在这个阶层的手里。这个阶层如果不雇用雇工和日工就不能生存。毫无疑问，这个阶层是敌视农奴制度、地主和官吏的，它能够成为民主主义者，但是，更没有疑问的是，它是敌视农村无产阶级的。任何想在土地纲领和策略中抹煞、回避这种阶级敌对性的企图，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抛弃社会主义观点。
在农村无产阶级和农民资产阶级之间有一个中等农民阶层，这个阶层在地位上具有上述两个对立阶层各自的特征。所有这些阶层，即全体农民有地位上的共同特征无疑也会使整个农民运动成为民主主义的，不管它们的不自觉性和反动性的某些表现有多么严重。我们的任务是永远也不离开阶级观点和组织城市无产阶级与农村无产阶级的最紧密的联盟。我们的任务是向自己和人民阐明“土地和自由”这个普遍而模糊的要求后面所隐蔽的真正民主的和革命的内容。因此，我们的任务是最坚决地支持这种要求和推动这种要求，同时又在农村中培养社会主义斗争的因素。
3月16日，列宁在给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关于我们的土地纲领》[24]中再次重申可这个原则，并且在此原则上对土地国有化问题做了阐述，即土地国有化本身在资产阶级国家和民主共和国的国家具有不同的意义，要看它是否真正能够实现农民阶级的解放：
凡写文章论述土地问题的社会民主党人都不止一次地指明，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醉心于制定空洞的计划，那是非常不恰当的，因为，最主要的土地改革措施——土地国有化，在一个警察国家中必然会被歪曲并且会被用来模糊运动的阶级性质。而其他一切改造土地关系的措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都只是接近于国有化，都只是一些局部的措施，只是某些可能采取的措施，但社会民主党绝不打算用它们来限制自己。目前，社会民主党人正在反对国有化，甚至社会革命党人受了我们的批判的影响，也开始更谨慎得多地对待这种国有化了(请把他们的纲领草案同他们以前的 “蛮勇”比较一下)。
……
而实际上这种提法为当前时机提出了一个彻底的阶级的口号(而且这个口号非常具体)，同时也为那些在我们的革命顺利发展时可能成为必要的或最好的“革命民主”措施留下了充分的余地。在目前，以及在将来，直到农民起义彻底胜利，革命的口号必须考虑到农夫和地主的对抗;关于割地的条文已完全正确地强调指出了这种情况;然而各种各样的“国有化”、“地租的转让”、“社会化”等等却都忽视和模糊了这种突出的对抗(这正是它们的缺点)。
对抗发动世界战争的国际资产阶级联盟的力量，就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国际联盟，“这全要看俄国的工人阶级以及它与千百万城乡贫民为民主而共同进行的决战的成就了”。[25]这个“无产阶级与农民的民主专政”原则也基本上奠定了之后共产国际关于农民问题政策的政治基础，也是中国革命在中国乡村发展的基本路线图。正在在此基础上，列宁坚决主张社会民主党必须加入临时革命政府，“不以俄国一切革命民主阶级和各阶级的革命民主分子所支持的临时革命政府来代替专制政府，就不可能赢得共和国，就不可能把无产阶级中落后的和不开展的阶层，尤其是农民阶层吸引到革命方面来”，但与此同时，必须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认为，党的全权代表可以参加临时革命政府，以便同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一起，向一切反革命尝试进行无情斗争，以便捍卫无产阶级独立的阶级利益，不过参加的条件是：党必须对它的全权代表进行严格的监督，必须坚定不移地维护社会民主工党的独立性，因为社会民主工党力求实现彻底的社会主义变革，在这方面它与一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政党和阶级都是势不两立的。[26]
这也正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理论与历史来源。
决议案谈到包括剥夺地主土地在内的各种措施。有人说，这种表述修改了我们的土地纲领。我认为这个意见不对。当然，措辞可以改进：不是我们党，而是农民要搞剥夺;我们党是支持农民的，而且在农民要采取这种措施的时候也支持他们。应当用“没收”这个比较狭窄的概念来代替剥夺一词，因为我们坚决反对一切赎买。我们任何时候都不会放弃没收土地的措施。但是，如果撇开这些个别修改，我们就会看到，我们的决议案没有改动土地纲领。社会民主党的所有著作家们一向认为，关于割地一项决不是划定农民运动的界限，决不是缩小也决不是限制农民运动。普列汉诺夫和我都曾在报刊上指出，社会民主党永远不会去阻拦农民采取土地改革的革命措施，包括“土地平分”。因此，我们没有改动我们的土地纲领。在彻底支持农民这个实际问题上，我们现在必须态度坚决，以便消除可能发生的任何误解或曲解。现在农民运动已经提上日程，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正式声明，它要全力支持这个运动，并且决不限制这个运动的规模。[27]
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支持农民的土地革命运动，虽然这个运动是自发的，政治上是不自觉地。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力求净化农民运动的革命民主主义内容，去掉其中的反动杂质，提高农民的革命自觉性，把民主主义进行到底。[28]这也正是中国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基本观点。
(五)国家与革命：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
1917年二月革命之后，列宁把俄国革命的性质从资产阶级的“工农民主专政”转变为“无产阶级专政”。最重要的原因是一战之后席卷欧洲的革命局势，促使列宁把俄国革命与欧洲社会主义革命联系在一起，是一战之后的欧洲革命的态势，才使得列宁确立了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图景。标志列宁这一转变的就是著名的1917年“四月提纲”，即《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因为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出现，列宁宣布俄国革命已经从第一阶段走向第二阶段，即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阶级手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提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主张，苏维埃将成为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国家形式。而此时的苏维埃还是孟什维克和民粹派的社会民主党占主导，这一主张如水入油一般在不同派别的社会民主党中引发激烈争论。列宁强调革命已经超出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范围，布尔什维克应组建联合政府，但不是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联盟，这样的联盟是注定要破裂的(之后的现实应验了这一点)，而是社会主义者和追随他们的民主派的联合。
由于1917年二月革命之后，俄国民粹派社会民主党部长占多数的临时政府并没有使得1905年的革命要求：“和平”(停止加入一战)、“土地”(农民的需求)和“面包”(城市和工人的需求)问题取得任何进展。为此，1917年7月彼得格勒爆发大规模群众示威，是为“七月事变”。示威群众包围了苏维埃执委会办公所在地并宣称：如果温和派社会党人不结束与立宪民主党人的联合，示威的队伍就不解散。群众还逮捕了著名的民粹派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临时政府农业部长切尔诺夫，并声称要把他处死。在此紧急关头，托洛茨基冲进了暴怒的群众中，用演讲劝说并成功地解救了切尔诺夫。对此，孟什维克的领导人阿布拉莫维奇曾回忆道：“注定要倒霉的六月进攻之后，对使在群众心目中已经死亡的战争死灰复燃的企图的仇恨如此强烈，使我当时感到：如果列宁和他的朋友表示更大的决心，在七月事件中布尔什维克通过半政变就可以夺取政权。”[29]
然而，七月事变之后，一战前线就传来溃败的消息，布尔什维克被指控要为此负责。临时政府宣布布尔什维克为非法组织，并下达了逮捕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命令。列宁更是被一份右翼通俗报纸发表伪造的文件，被指控为德奸，而指控人原是密探，为军事反谍报机关服务，文件内容则是拙劣的虚构。[30]列宁被迫逃亡，托洛茨基因为此时还不是布尔什维克党员，起初没有被捕，但不久也入狱。列宁正是在这次被临时政府迫害的流亡过程中，写下了著名的《国家与革命》，作为其政治遗嘱，以备不测。书中讨论的是马克思关于国家消亡的理论，以及巴黎公社的经验，思考的是苏维埃作为新的国家形式的可能性。
1920年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论述与西欧相比俄国革命的四个特殊条件时，其中一条就是：当时俄国农民中掀起了深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无产阶级政党接过了农民政党的革命要求，农民政党即社会革命党(他们多数党员是激烈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并且由于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而立即实现了这些要求。[31]这些认识也成为列宁起草并为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的基础[32]，列宁强调在封建关系或宗法关系、宗法农民占优势的落后国家和民族，必须特别注意：
必须同那些企图利用反欧美帝国主义的解放运动来巩固可汗、地主、毛拉等地位的泛伊斯兰主义和其他类似的思潮作斗争;
必须特别援助落后国家中反对地主、反对大土地占有制、反对各种封建主义现象或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运动，竭力使农民运动具有最大的革命性，使西欧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与东方各殖民地以至一切落后国家的农民革命运动结成尽可能密切的联盟。
但与此同时，也“必须坚决反对把落后国家内资产阶级民主解放思潮涂上共产主义的色彩;共产国际援助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民族运动，只能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是各落后国家未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不仅名义上是共产党)的分子已在集结起来，并且通过教育认识到同本国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作斗争是自己的特殊任务;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融合，要绝对保持无产阶级运动的独立性，即使这一运动还处于最初的萌芽状态也应如此。”[33]
支持农民革命，并使之具有最大的革命性，同时与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结盟而不融合，从而保持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这个共产国际的纲领已经预示了中国第一次大革命中国共合作中出现的全部可能，以及全部问题。其关键之处正在于民主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复杂关系。
在这个意义上，1941年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是在中国革命的语境下对1917年列宁“四月提纲”的回应，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分两段走的理论与策略。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而所谓民主主义，现在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因为中国革命已经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与列宁在“四月提纲”中把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看成是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的逻辑是一脉相承的。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革命的阵线上说来，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
在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建立并宣布它愿意为了扶助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运动而斗争的时代，在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一天一天从社会帝国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下面解放出来并宣布他们赞助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运动的时代，在这种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即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范畴了;它就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这种革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已经不能当作世界资本主义反革命战线的同盟军，而改变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战线的同盟军了。[34]
正是因为有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存在，才有毛泽东反复强调的新的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已之开始，“这是自有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以来无可比拟的大变化”，没有这个世界革命的大背景，就没有所谓“新”民主主义。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提出新民主主义的命题，是根据斯大林的理论。他引用并接续了斯大林对十月革命所具有的世界意义的评价，即首先把民族问题的范围从欧洲反对民族压迫的局部斗争，变为各被压迫民族、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从帝国主义之下解放出来的总问题;第二，这一解放大大地促进了西方和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使其汇集到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巨流中去;第三，它在社会主义的西方和被奴役的东方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建立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在二次世界帝国主义战争之前，民族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还不是具有世界意义的问题，民族自决权的基本要求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但是之后，国际形势已经根本改变，战争和俄国十月革命已把民族问题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变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这正是列宁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论述新民主主义政治的时候，毛泽东指出五四运动以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领导者，已经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和整个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纲领，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而土地革命的实行，则是中国共产党单独进行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即使在革命时，也不愿意同帝国主义完全分裂，并且他们同农村中的地租剥削有密切联系，因此，他们就不愿和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更加不愿和更加不能彻底推翻封建势力。这样，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两大基本任务，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都不能解决”，“大敌当前，他们要联合工农反对敌人;工农觉悟，他们又联合敌人反对工农。这是世界各国资产阶级的一般规律，不过中国资产阶级的这个特点更加突出罢了。”
与此相联系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则是：
这个共和国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农村的富农经济，也是容许其存在的。这就是“平均地权”的方针。这个方针的正确的口号，就是“耕者有其田”。在这个阶段上，一般地还不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但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各种合作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
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谁要是敢于违反这个方向，他就一定达不到目的，他就自己要碰破头的。
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没有三大政策，或三大政策缺一，都是伪三民主义，或半三民主义。社会主义的苏联和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进一步尖锐化，中国不站在这方面，就要站在那方面，这是必然的趋势。难道不可以不偏不倚吗?这是梦想。全地球都要卷进这两个战线中去，在今后的世界中，“中立”只是骗人的名词。何况中国是在同一个深入国土的帝国主义奋斗，没有苏联帮助，就休想最后胜利。如果舍联俄而联帝，那就必须将“革命”二字取消，变成反动的三民主义。归根结底，没有“中立”的三民主义，只有革命的或反革命的三民主义。
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必须是农工政策的三民主义。不要农工政策，不真心实意地扶助农工，不实行《总理遗嘱》上的“唤起民众”，那就是准备革命失败，也就是准备自己失败。斯大林说：“所谓民族问题，实质上就是农民问题。”这就是说，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实质上就是授权给农民。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主义。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提高农民文化。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现在是“上山主义”的时候，大家开会、办事、上课、出报、著书、演剧，都在山头上，实质上都是为的农民。抗日的一切，生活的一切，实质上都是农民所给。说“实质上”，就是说基本上，并非忽视其他部分，这是斯大林自己解释过了的。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这是小学生的常识。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农民之外，中国人口中第二个部分就是工人。中国有产业工人数百万，有手工业工人和农业工人数千万。没有各种工业工人，中国就不能生活，因为他们是工业经济的生产者。没有近代工业工人阶级，革命就不能胜利，因为他们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他们最富于革命性。在这种情形下，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必然是农工政策的三民主义。如果有什么一种三民主义，它是没有农工政策的，它是并不真心实意扶助农工，并不实行“唤起民众”的，那就一定会灭亡。
毛泽东论述说：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因此，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关键在于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因此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也即是民主的文化。“科学”的提出，最主要指向的则是对历史的理解，这一点值得重温。
在上述意义上，整个新民主主义理论都是建立在如何使得中国从农民占主导的国家与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的基础之上，这是中国社会主义的条件，也是基础。农民问题在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位置，既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创造，也是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在中国的结果，舍其一端，都会丧失历史的内涵。
对于理解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历史具有重要意义的还有《国家与革命》。这部著作毛泽东从1926年开始就反复阅读，并在中共七大之后列入要求全党干部必须阅读的经典文献。在这些马列经典文献中，有关列宁主义的文献占据了主要位置[35]。《国家与革命》是对列宁在《论两个政权》中第一句话所阐述的政治判断的深化，即：“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不弄清这一点，便谈不上自觉地参加革命，更不用说领导革命”。
在初版序言中，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战争加剧了垄断资本主义与国家的结合，而社会沙文主义流派正在世界上的社会党内取得统治地位，“社会主义领袖”不仅对于“自己”民族的资产阶级利益，而且正在对“自己”国家的利益，采取卑躬屈膝的迎合态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国家”问题具有了政治实践上的急迫性。因此，一方面必须在国家问题上划清与帝国主义、社会沙文主义的界限：民主共和国是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资本一旦掌握这个最好的外壳，就可以巩固和确立自己的权力，无论人员、机构或政党的任何更换，都不会使这个权力动摇。在帝国主义阶段，国家机器和官吏与军事机构都空前强大和扩张。另一方面，也必须与无政府主义划清界限，社会主义民主必须是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作为前提，在这个意义上，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这是因为社会主义阶段，资产阶级法权还会(特别在分配阶段)不可避免的存在，这是国家无法消亡的物质基础，因此，需要国家来保护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保护劳动的平等和分配的平等。列宁论证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具有的政治性质，即保护劳动者的民主参与从形式平等到实质平等的推进过程，——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区别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意义。为了保护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即保障就必须坚持国家的政治性。列宁强调：国家的消失只能作为社会主义的结果。[36]
今天，毛泽东思想与列宁主义的有机联系是亟需关注、同时又被有意无意遮蔽的重要问题，它遮蔽的正是无产阶级专政与国家性质这一共产国际运动中的重大历史课题。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究竟如何走，也将取决于我们如何更新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承接的理解，因为这一承接，不是别的，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删节版发表在《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5年3期;因微信字数所限，注释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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