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克维多 魏文编译
问：你如何接触马克思著作和后来你对马克思主义现在的视角的发展如何？
阿坎达：我的经历开始于时代的事件：古巴革命。1954年我出生在古巴。古巴革命胜利时我只有5岁，尽管年纪小，我记得古巴革命的胜利，1959年1月1日在我生活的家庭环境中是很重要的事情，古巴革命进程的发展在家庭内部引起进程采将取什么方向的讨论，因为革命家庭的经济状况好转了。
成年人关于古巴革命前途的争论孩子们也听到了，甚至发展到关系紧张，这发生在1961年4月卡斯特罗宣布古巴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很久以前。讨论造成一种支持革命和批评革命的人们之间家庭辩论的气氛，人们会问他们是不是共产主义者--在那个时代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相等的。因此在家庭的环境中探索马克思主义，一般来说这是那个时代气氛的一部分。在那里我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在一个马克思主义是那场革命的理论的环境中我接触到了马克思的著作。在中学和大学的教育中马克思主义是古巴政府和国家的官方理论。
问：但是你对马克思批判来源的著作的阅读，如何发生与“官方的马克思主义”的破裂？
阿坎达：在古巴来自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与来自其他风格的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非常激烈的争论。上个世纪60年代在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内部存在着很激烈的争论。我意识到这场争论是在很多年以后，但是在那个时候进行辩论，出版了许多著作。
甚至菲德尔·卡斯特罗有一个关于两种马克思主义之间“对立”的讲话。我意识到这一点，因为当我接受大学预科教育时，这种讨论已经到了结尾。对于那场讨论我略知一些， 1971年在古巴的知识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胜利了(更准确地说是从上层强加的)。
于是，另外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诠释的如马库塞、格拉姆西收集了将马克思主义与佛罗伊德的心理分析的遗产、厄内思特·曼德尔、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相联系的思想，但是这条路线被排除了。按照阿尔都塞的说法，马克思主义被从我们所说的“国家意识形态生产的结构中”排除了。它受到仇视和谴责。
我记得古巴共产党的机关报《格拉玛报》70年代初的一篇文章解释说，马库塞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名特工，根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流亡美国的年代里曾为国务院工作过。那时在我的观念中认为那不是马克思主义，只有一种马克思主义，那就是来自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
我认为促使我开始理解存在另外的马克思主义是在我几乎是偶然发现格拉姆西作品的时候。那是80年代初，我走在哈瓦那大学附近，有一位先生在街上出售一些旧书。在那里我发现了1965年在古巴出版的格拉姆西写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贝内迪克托·克罗斯的哲学》。当时对格拉姆西我唯一知道的是他曾经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位领导人，有一种很不确切的视角。当我读他的书时发现在古巴没有再出版。我发现另外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初次阅读时75%的事情我不理解，令我吃惊的是书的结构、语言和观念与直到当时我读到的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很不相同。多年以后我才能阅读他的作品更丰富的内容。
问：你在大学当教授的时代阅读格拉姆西的著作……
阿坎达：从1977年起我曾经是哈瓦那大学的哲学教授，阅读了《资本论》、《德意志意识形态》和马克思、列宁的一些著作。也读了费奥多尔·康斯坦丁诺夫有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教科书。
在格拉姆西的著作里我看到了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另一种前景，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开始深入阅读，实际上最触动我的是两件事情的一致性：首先是我到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莱比锡大学攻读哲学博士。那是一次命运的打击，因为莱比锡那时代表对马克思主义教条更少诠释的试验，这比在柏林更少。第二件事情是我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时正好是苏联进行改革(新思维)的时期，它在社会主义阵营包括古巴搞“去掉锁链”，对所有这些进程和事件没有从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适当的解释。这些因素让我在马克思主义的内部寻找其他的来源，通过这些来源发现另外的马克思主义。
正是那个时候我终于理解不是只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而是有一些表达汇合成两条基本的和相互之间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以实践和批判的观念为基础的路线，另一个是有实证色彩的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和社会进行经济主义的诠释，这就是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权力机构合法性的一种意识形态。
问：是在这里你形成了自己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同时将其与教育相联系吗？如何概述你马克思主义教育的经历？
阿坎达：实际上是不同的经历。我从1977年开始在哈瓦那大学教课，后来到了厄瓜多尔，2015年到中央大学。也就是说，我在古巴当了37年的教师，在厄瓜多尔教书才三年。
这所以说是不同的经历，因为在哈瓦那大学1977年一个大学生团体的性质与1997年哈瓦那大学一个大学生团体或2017年在基多(厄瓜多尔首都)一个大学生团体不是同样的性质。
当我开始教书时，我们从社会主义制度的古巴具有的视角认为苏联几乎是完美的，由于那个制度没有裂缝，甚至使用很多观念来说明它是“不可逆转的”。让我们记住在那个时代，美国帝国主义已经在越南被打败，同样种族主义的力量在安哥拉也被打败了;在尼加拉瓜桑地诺主义的革命也胜利了。那是一个革命的乐观主义的时代，在古巴也是这样。事实上那是一个社会易变和社会保险发展的时期，比如教育、处于全面高潮中的公共医疗等。因此，那种图解式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合法的理论出现，根据苏联所谓“不可逆转的”性质以及在在拉丁美洲和非洲等地正在发生的革命运动取得胜利。
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出现几乎是无可争议的。不仅是在教学中不仅容易阐明，而且除了古巴共产党意识形态机构努力将其介绍为不可争议的以外，不存在现实的事件和目标推动人们这样理解它。
当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发生危机的时候，事情发生了变化，1991年苏联消失了。那场危机表明那整座社会和意识形态大厦虚弱的内容。也就是表明苏联和整个社会组织的形式的虚弱性。
在那里开始我作为教授的第二个阶段。那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但是必不可少，继续向学生讲述马克思的思想，格拉姆西的思想，列宁的思想，这种马克思主义批判的思想与康斯坦丁诺夫平庸的理论没有任何关系，为了理解那些现象这是一种内容丰富的思想。
因为在世界范围内最多的诠释说，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的消失表明马克思主义是“完全行不通的”，称它已经进入一场“终结的危机”，因而表明马克思所说的一切已经证实是“不真实的”。当时的挑战是拯救马克思主义，向学生提出另外一种阅读，有助于在最具批判性的方面评价马克思的思想，以这种方式建立一种对共产主义想说的事情，对无产阶级专政、革命、资本主义等不同的诠释，一种不同的讲解。
第三次经历是在厄瓜多尔。我在这里的工作很有意思，首先是因为厄瓜多尔曾有一个受到新自由主义损害的历史阶段。关键在于向学生解释新自由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多余的东西，而是资本主义必然的结果，使其活跃成为历史记忆的方法。如果说有一种有兴趣的东西，我们可能注意到那就是社会制度抹去人们历史记忆的能力。
问：从你提到的这个经历出发，关于马克思的《资本论》出版150周年，它有什么重要意义？
阿坎达：当2008年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开始的时候，在世界范围内对马克思和他的《资本论》的兴趣重新活跃起来。在很多地方人们记得有一本书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因为面对一个认为“资本主义已经胜利”非常乐观的观念，依靠这种虚假的比喻认为被抛弃自己的逻辑的市场带来了对所有的问题的解决办法，但是2008年的危机有力地打击了资本主义的中心，这产生了一种类似于换醒梦想的效果。
在欧洲和美国很多人发现他们曾经生活在一种虚假的梦想之中，资本主义没有能力解决它的问题，在成为解决一切的一种制度之前，那是一种无限的连续的危机，资本主义的自然状态就是危机和展示出它的社会后果。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70年代中期之间的30年，那时工人有固定的工作，有体面的工资，有社会保险等，在资本主义的逻辑内部那曾是一种异常的历史现象。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加强阶级斗争的产物。
从2008年起纯粹的资本主义逻辑回来了。当时，许多人记起了马克思，因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不仅是《资本论》对此做出了解释，《资本论》是一个范例。在《资本论》中清楚地说明资本主义是一种带来必然的社会后果的制度，因为这是它固有的，即剥削、不平等、社会的分化和日益增加的贫困化，在资本主义内部这是必然的后果，这就是《资本论》解释的内容。
问：为了理解目前的情况，你在文章中讲到什么有用的因素？
阿坎达：有一些事情。第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理解资本主义真实的性质，危机的周期性，资本主义必然永远意味着危机，社会的大多数部门将成为输家。
存在另外一个不是所有的人都指出的重要因素，《资本论》不是一本经济理论的书，是一种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这是很重要的，因为2008年的危机所有类型的许多人有意的和无意的，或多或少倾向于左派的人，都理解到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有重要的内容，但并不是最后完全理解它的有效性。
当然也提出了对这种有效性的质疑。如果马克思是有效的，如果他的思想觉察到历史的发展，如果他的阐述是那么好，为什么作为他的思想基础的社会模式完全彻底失败了?
这个问题推动下述想法，认为由于苏联垮台和布尔什维克革命失去意义“马克思主义已经被永远埋葬”。实际上，在学术界谈到马克思不可能不引起听众发笑。这种理论上的倒的思想实际上质疑我们对对现象的理解，质疑我们对现实的解读和我们的焦点，对我们以另外的方式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可行性提出问题，这种解读不同于苏联国家的意识形态机构的解读。之所以不同，这不是新的解读。事实上，在十月革命的环境中已经存在一系列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争论。考茨基说列宁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与此同时列宁指控他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完整的来源。那场争论是在共产国际内部进行的。
有趣的是看到这场危机向我们挑战如何重新看待马克思主义;这种危机已经有一百多年了，导致我们提出的问题是我们的先辈是否很好地理解了马克思。甚至是他们从这种理解做出的解读是十月革命应当根据对马克思的著作更深入的研究重新进行检查。这是推动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源做出深刻的解读，也就是说在黑格尔的遗产中进行解读。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说到此事：如果不事先理解黑格尔的逻辑科学，就不可能理解《资本论》。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没有读过黑格尔的著作，因此说多数主义者似乎没有全面地理解《资本论》。我觉得这里有两个反常的因素。
这场争论将会加强，因为现在很清楚不仅是回归马克思，而且必须让这些思想和倾向重新活跃起来，它们提出需要重读马克思的作品作为一个批判的思想家的著作，其根源来自康德，来自一个由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以及年轻的黑格尔们继续的传统。马克思深入这条路线，但这并不是想说复制这条路线，而是超越它，显然有他保留的因素。
问：在这种对马克思的解读中，在21世纪革命的可能性在哪里？从这里出发，使一项解放的计划成为可能的矛盾在哪里？
阿坎达：苏联的消失和柏林墙的倒塌导致提出一个没有任何人争论的思想，即“革命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对此广为传播和多次重复，很多人相信它。首先它导致忘记由于柏林墙倒塌加强的东西是新自由主义的“革命”，这是一种反革命，因为它意味着摧毁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运动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已经取得的一切社会成果。同时，新自由主义是一种“革命”，因为它意味着改造整个社会的生活，制造一种很新奇的共同意义，在金融资本的阶段这正好适应资本发展新的需要。
出现过一场新自由主义的“革命”。革命的时代没有结束，新自由主义在国际关系和经济关系的领域激剧地改变社会的面目，改变国家本身的意义，改变思想和价值的生产。在社会上正在发生一次非常有力的变革。这是一个重要的开始，我们没有面对革命的结束。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不是革命的终结—为什么正在明显地发展一场新自由主义的“革命”—那么是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的终结吗?我们希望不是，因为如果我们不消灭资本主义，就将使人类消失。越来越清楚的是生态危机的深化，不可否认的是它与困难相联系，可以说几乎是不可能改造一种生产制度的本质，只能够在破坏环境中向前。
除了谈到一场革命的可能性，我们必须谈到一场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的需要。这不是一种我们是否可能做出的选择。如果存在使这场革命遇到困难的条件，那么唯一可能做的事情是能够进行反对这些条件的斗争，因为使这场革命不可能就是人类的自杀，这一点是越来越清楚的，有人看不到这一点，那是因为他不想看到。
其次，除了关于条件是否存在的争论，我们记得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已经获得过胜利，如十月革命、古巴的革命和中国的革命的胜利，这是一些例子，它们不是发生物质条件自发积累的结果，而是客观的积累和文化的积累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
客观条件是进程和力量的结果，很多时候人们对这些力量是完全有意识的。现在在社会的内部和个人也存在历史进程的积累，政治和文化进程的积累;因为在分析古巴革命或十月革命或中国革命的时候，你就会注意到存在文化的积累、历史经验的积累和物质进程的积累，它们被一个社会团体和一个政治组织以特别的方式诠释。这就是使这些革命、进程和积累与一种坚定的立场和参与事件的社会团体、政治组织相一致的东西。这是两种因素和两件事情的交汇。
当这两件事情之一缺乏时，我们在人类历史上已经看到过，这是革命没有发生。这两件事情幸福地一致就引起革命。
积累还在那里，是因为资本主义继续创造积累;继续制造分化和对立，将进程引向负担的碾磨机和引向资本。新自由主义“革命”的特点之一是发展大众文化产业，这种文化生产的商品化日益发展，对于创造革命的条件这明显是一个障碍。于是，为了根据反对资本主义的思想的积累，重要的因素在于可能性和能力。对这些团体我不想以焦点或政党的词去思考。
“我再次想到决定创造历史的人们的团体，因为革命不是积累自身的结果”，在“到时候了，现在我们去做”的意义上去实现。革命也不是冒险主义和纯意志的结果。我说的是这些团体，因为当你分析已经胜利的革命时，你会注意到有一项由甚至没有注意到他们正在进行这项准备工作的人组成的团体所积累的工作。比如，如果不理解俄国当时整个文化状况，就不可能理解十月革命，这种文化作为一种反应打破了那个帝国意味着的链条，那是拿破仑战争的后果。
存在着所有表达思想的方式，艺术的生产，音乐，戏剧，美术作品，这些在1917年以前就有。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如何想象他对十月革命的贡献呢?在日常生活的方式中产生了思想和艺术。在谈到建设团体时，我不是指布尔什维克党，而是指整个社会的力量，在某个时候达到成熟的水平，帮助一个人们的团体做到适当地解释时机，依靠它的政治行动帮助萌发革命。格拉姆西有一个重要的思想，那是在他谈到“立场的战争”和“运动的战争”的时候。整个革命是两种事情的汇合。思考哪里有“立场的战争”，就不会有“运动的战争”，或是相反，这是一个错误。格拉姆西理解资产阶级自己就是这样做的。如果不理解100年之前法国启蒙运动的积累，就不可能理解法国革命。
格拉姆西理解如果资产阶级进行一场“立场的战争”，有助于它后来发动“运动的战争”，同样的进程适用于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革命必然是同样的。我认为革命必将发生，以一种方式或另一种方式，不会是以传统的方式，但是革命必将到来。
问：为了保持传统的统治方式和使其合法化，“共同的意义”起什么作用？
阿坎达：对格拉姆西来说，“共同的意义”是要打败的大敌。“共同的意义”是什么东西?就是一整套的思想、观念、在社会上扩散和学习—不是在学校，而是在他们的生活经历中--的人们接受的价值。这就是“共同的意义”。格拉姆西说，“共同的意义”与其他任何社会现象一样，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相互作用、力量的关系或权力关系的结果。
霸权主义的阶级做到让“共同的意义”、一个社会日常的意识表达它的需要。换句话说，“共同的意义”使这些权力的关系定性，将这些统治的关系定性，在被看作是自然的时候，建立在合法、有效的框架内，是可以理解的事情，而不是荒谬的东西。在这里建立了资本主义的霸权制度。
正如反对任何其他霸权的斗争一样，反对“共同的意义”的斗争是一项重要的任务。这种“共同的意义”为资本主义的价值做出贡献，是一个为了霸权而斗争的关键，要为反对这种“共同的意义”而斗争，以便建设一个新的意义。
问：从你的展望来说，为什么新的几代人应当阅读马克思的著作？
阿坎达：为了学习批判的思想，打破“共同的意义”，为了使这种社会关系改变性质。不仅是运用马克思的思想，而且运用马克思主义批判的思想，以便表明从这个认识论的平台和使用这个工具，可以发现表面上是自然的东西，结果是生活中最不自然的东西。这是让学生理解的一种方式，更好地解释现实。
更好地理解现实意味着什么?在你学习非批判的社会学时，可以完全理解社会以这种方式活动的原因;关键正好是有一个工具帮助我们看到冰山一角下面的东西，存在的山脉使看不见的东西改变性质，这个工具使我们能看见它。(托马斯·克维多是历史学硕士，1978年曾在哈瓦那大学专修哲学，1998年成为德国莱比锡大学哲学博士)
(《环球视野》摘译自2017年9月26日西班牙《起义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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