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金光大道》
刘国震
敬雪兄：
你好！看了你的文章与留言，感谢你的坦率 。是的，我觉得我们探讨的话题已经超出对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的认识和评价了，与其说是在谈文学，倒不如说是在谈政治，涉及到怎样看待中共建政以来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怎样看待建国以来的历史，甚至建国以前党的历史。浩然作为一名作家，从主要方面来讲，他只是历史的记录者。如果说（我是说“如果”）我们的党曾带领人民书写了一段错误的历史（你谓之曰“玩闹”），那么被问责的，不应该是忠实记录这段历史的作家或作品。但坦率地讲，你的一些观点我还是难以苟同。当时芳草地一共就三个党员，即高大泉、张金发、朱铁汉。这三个人都是贫雇农出身，即使后来站到了高大泉对立面的村长张金发，在旧社会也是为地主“扛大活”的长工或短工。也就是说，他们皆曾是社会的“最底层”。如果按你的说法，这几个人是不能领导芳草地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他们应该永远做他们的“底层”。那应该由谁来领导呢？土改前，在芳草地，处于社会高层的就是地主孟福壁（歪嘴子）和漏划富农冯少怀了，难道党要依靠他们来领导该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你不觉得这才是极其滑稽的“玩闹”吗？
关于50年代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即使是在十一届三种全会以后，实行改革开放路线的中共中央，也认为其取得的成就是辉煌的，伟大的，这一改造（其实也可以说是“改革”）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这也为以后的发展和进步奠定了坚实基础和制度保障。对此，邓小平同志主持起草、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有专门的论述。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予以强调。《决议》认为，从建国到1956年以前，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了旧中国几十年、几百年所不能取得的伟大成就。在这个历史时期，从全局工作讲，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没有出现大的失误。党在农村工作中“左”的错误，是从1958年开始的，如大跃进中的“浮夸风”、“共产风”等。在这个历史时期，毛泽东同志为纠“左”、纠偏做过艰苦的努力。包括1959年著名的“庐山会议”，它的初衷其实就是纠“左”的（后来的风云突变情况很复杂，有些历史真相至今也未解密，这里姑且不议）。浩然的《金光大道》，写得就是1950——1956年这段历史。《金光大道》是70年代写的，浩然曾经说过，正是因为他对农村工作中后来一些“左”的做法已难以接受，才回过头来写50年代。我以为这是他非常聪明和理智的选择。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样的选择已是难能可贵。在当时，他不可能批判那个时代，只能歌颂应该歌颂的、正确的、曾经感动过自己的东西。莫说浩然，即使在文革期间罹难的一些作家如老舍、杨朔、冯志等，谁批判过他们所处的时代？他们也试图紧跟时代，歌颂时政，只是未被那个时代或那个时代的某些握有权柄的人所认可罢了。改革开放以后，经过对历史与文学的沉重反思，浩然的作品在讴歌新时代的同时，既流露过对合作化时期的某种怀恋，批评过见利忘义、唯利是图、拜金主义等腐朽思想和农村干部中刮起的不正之风（如中篇小说《赵百万的人生片段》、《花瘸子秘史》，长篇小说《苍生》），也抨击过极左思潮对人性的戕害(如长篇小说《山水情》，又名《男婚女嫁》)和农村工作中“左”的错误（如中篇小说《浮云》、《老人与树》）。遗憾的是，那些指责和批判浩然及其作品“左”的人，对浩然在新时期的创作表现的非常无知，也可能是故意视而不见。80年代初，一些没有经历过旧中国苦难的青少年受一些错误思潮的误导（当时的一些媒体和文艺作品，如“伤痕文学”等，过多地、夸张地渲染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失误，否定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对党和新中国、社会主义缺乏感情，甚至荒唐地认为旧中国比新中国好、国民党比共产党好。鉴于这种情况，浩然写了中篇小说《弯弯的月亮河》，真实地展现了农民在旧时代的苦难，揭示了只有跟着共产党干革命才有出路的普遍真理。可以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和文艺工，浩然具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责任感，对党的事业，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文学艺术，他的忠诚是一以贯之的。尽管几十年来围绕他的种种争议一直未断，但他逝世后治丧委员会发布的《浩然同志生平》给予他“忠诚的共产主义文艺战士”的崇高评价。我不知道，在当今，还能有几个作家能担当起这样的称号？对于浩然“写农民、为农民写”的誓言，有人讥讽为“写农民，为党写”。就算是这样吧，这能算一个党员作家的耻辱吗？党是代表人民的利益、为人民服务的，“为党写”与为一己私欲而写，与当今流行的为“下半身”写、为金钱写、为美女写、为“潜规则”写，哪个高尚、哪个龌龊？
抱歉，可能说了几句题外话，也算借题发挥吧。
至于你提到的“改造知识分子”，印象中小说《金光大道》里是有一个名叫于宗宝的小学教师。但这是一个微乎其微的人物，出场不多，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后来摄制的同名电影，就删去了这个次要人物。村办的小学及其教师，是不是要接受村党支部的领导呢？即使是现在，你到农村走一走，也能找到答案。（说到这里，我也自曝一点“家丑”，我小时候，我们村就有初中，公社就有高中。但现在，我们村连个小学都办不起来了，七八岁的娃娃，就要去外乡走读或寄宿。）从旧时代过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过社会主义这一关，需要不需要与工农相结合、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这个问题，无须我饶舌，伟人有论述，历史有回答。就连伟大如周恩来者，都把“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呢。现在，新中国已经走过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了，改革开放也搞了30年了，知识分子早就被宣布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了（其实，他们的地位，现在要比下了岗或沦为资本家雇佣劳动者的“工人阶级”高得多），看看现在知识界、文艺界的现状，看看某些“大腕”、“精英”的做派与嘴脸，看看形形色色的文凭很高、人品很低的“跑跑”们的表演与招摇，谁能说，“知识分子需要改造世界观”是一个伪命题？
你说“那种空想性的东西垮了”，我不知你的具体所指。也许是指互助组、合作社这样一种生产模式已被“包产到户”所取代？80年代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广泛推行，正是在合作化的基础上为适应新形势而做的一种政策调整。高级社建立后土地成为国有，粉碎了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才为这种调整提供了前提与可能。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在个体单干、土地私有、可以自由买卖的时代，“联产承包”又从何谈起？今天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又从何谈起？合作化的历史功勋是不能抹杀的，它既不是“空想”，也没有“垮”，而是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关于“包产到户”，我想起了在《王蒙自传》中读到的一段话。王蒙说，伟人往往是在常识性的方面犯错误。在他看来，毛泽东60年代反对搞“包产到户”，就是犯了“常识性”的错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成功，从某种意义上讲，就在于他读懂了中国，尤其是读懂了中国的农民。如果说，一个写小说的人比中国共产党的“农运大王”更懂得农村和农民问题，总是有些滑稽。任何模式都有它的局限性与弊端，都有它解决不了的问题，即使你解决了已有的问题，也还会派生出新的问题。“包”字真的就那么灵吗？如果它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一切问题，那为什么“联产承包”实行了近30年了，却出现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三农问题”（所谓??“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说到“三农问题”，我以为，在中国新时期文学中，最早触及并关注这个问题的，当属浩然的长篇小说《苍生》。但恰恰是这个，当年成了某些文艺界“权威”人士反对把茅盾文学奖授予《苍生》的理由。因为在这些整日呆在大城市、仅从媒体的宣传来了解农村和农民的大人们眼里，广大的农民全都富得忘乎所以了，哪里会有什么“三农问题”！
毛泽东当年为什么反对“包产到户”呢？据说，他曾愤怒地斥责：“包吧，不出几年，就会有包养小老婆的！”他担心的是出现贫富两极分化。而他1965年重上井冈山时，对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说过的一段话，就更加发人深省：“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0月版）
拉拉杂杂地写了这么多，也不知是否把我要说的话已表达清楚了，更不知能否被老兄所认可。如果不能，那就求同存异吧。也许这个话题太大了，不是几段文字所能说清楚的，或不是我辈所能真正谈明白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此进行探讨、商榷与独立的思考。
久未见面了，但愿有机会时，能当面聆听兄的高见。
2008.7.8
链接：《我看到的与你有所不同》（刘国震）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b24a0501009yii.html
——我在司敬雪先生博客的留言
您好！我认同你此文中的一些观点。但我通读过浩然的《金光大道》全书四卷，印象中小说里并没有“把底层弄到上层”、“让他们来改造知识分子”的内容，至于“统揽全局”、“规划农村生活和未来”，那更是只有党中央、毛主席才能决策的事情。当然，中国共产党和他的许多领袖人物、杰出人物、高级领导人等，在闹革命伊始，或未参加革命时，大都是处于当时社会的最底层的，甚至被反动的统治阶级咒骂为“赤匪”、“痞子”，急欲围剿铲除而后快。但中国共产党最终领导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民，推翻了反动的统治阶级，推倒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掌握了这个国家的领导权和自己的命运。
我读《金光大道》，看到的是一个社会主义的高楼大厦从无到有、一层层建起、一步步升高的轨迹。这个高楼大厦的建设者是已经组织起来的、具有吃苦耐劳、战天斗地革命精神的几亿中国农民。高楼大厦也有被摧毁的可能，比如人为的破坏，比如自然灾害（地震、洪水、泥石流等），也许还难免会有一些因经验不足建筑本身存在的问题。但“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只要是能给人民带来希望和幸福的工程，无论被摧毁多少次，都能够依靠人民的双手，重新建设起来，而且会建得更加坚固、科学与宏大。……今天，我重读《金光大道》，产生的就是这样的联想。（博主按：黑体字部分是贴到本博客时补充的）
一孔之见，供参考。
发言背景：《河北作家》副主编、评论家司敬雪 2008-07-04 14:46:18在他的博客贴出博文《浩然和小偷》，其中有这样的片段：“《金光大道》我最近又重读了一遍，说实话，没有小的时候读得那么上劲，甚至很抵触他小说里写的有些东西。他站在农村底层写底层，底层人看了当然比较亲切。不过，他把底层弄到上层，要让他们来改造知识分子，来规划农村生活和未来，确实有点玩闹的性质。底层之所以是底层，就因为他们没有能力站在上层。你非要靠暴力让他们浮到上层，来统揽全局，那非得把全社会人都变得比底层还不如才能天下太平。《金光大道》在社会理想方面有先天不足。但是，因为浩然的诚实，他把当时社会的人情世态，形象地描绘出来了。所以，你可以不接受他的看法，但不妨碍你通过他的作品看到当时的社会当时的人。从他的小说，你可以真实了解那时候的人在做什么在想什么，你还可以看到当时的空中楼阁一点点倾斜直到最后倒塌的轨迹。你看你看，要倒了要倒了，……今天，你读浩然的《金光大道》，很容易会产生这样的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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