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关于《金光大道》的通信
编者按：这是浩然同志最近给一位青年文学爱好者复信的摘录。本刊征得同意，发表于下。
第一个问题：有人说，《金光大道》里的高大泉、朱铁汉、周忠等等英維人物，并没有真人，而是你编造的。这样理解对吗?
回答：我的这部小说，还有其他小说中的人物，特别是英雄人物，都是根据我在现实生活中了解和熟悉了众多的英雄人物之后，在毛主席提出的文艺创作典型化原则的指导下，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提炼、概括、塑造出来的，而不是什么“编造”。
作品里的人物，都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里，到处皆可遇见的活生生的人，但又不是某一个具体人物生活的原始记录。他们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形象。
之所以这样做，因为“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我理解，只有努力做到了前边那五个“更”，才能达 到“更带普通性”的目的。
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是不相同的。作品中反映出来的主题思想和人物形象，更带普遍性，就更真实。
如果说，我的小说的人物写得不丰满、不高大的话，那是因为我的能力有限，对典型化原则和“两结合”的创作方法运用的不圆熟造成的。我正在这方面磨练自己的思想和手中的笔。
第二个问题：希望你能真实地回答我，你在《金光夫道》里，为什么不敢写爱情的故事呢?
回答：我一向反对这样的说法，即爱情是永恒的主题。但是，我不反对写爱情生活。
一部作品，写不写爱情生活，是按照它所表现的主题思想和所塑造的英雄典型的需要来决定的。需要就写，不需要就不写。不能为写爱情而写爱情。
事实上，不论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写的《艳阳天》里，还是在以后写的《金光大道》里，都写了爱情生活，在这一点上，并没有任何改变。还以《金光大道》为例，那里边就写了高大泉和吕瑞芬的爱情，赵玉娥和秦文吉的爱情，尤其是高二林和钱彩凤的爱情。你的“不敢”二字，是没有根据的。
我认为：爱情问题，在阶级让会里，从来不是什么抽象的、单纯的、普遍“人性”的东西，而是社会阶级关系的一种表现。什么阶级的人爱什么阶级的人，这是最浅显的道理，不必多说了，就是有什么阶级立场和观点的人，也只能寻找跟他的世界观相同的人发生爱情关系，从本质上看，不会有例外的。在钱彩凤没有脱离开个体、小私有者立场，没有改变她追求资本主义发家致富的观点之前，她只能爱高二林，而不会爱朱铁汉。那个赵玉娥，当她的革命的政治觉悟有所提高以后，就跟秦文吉在感情上发生了分歧……我的作品，能具体说明我这方面的看法。
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革命蓬勃发展的新时代，广大革命青年，刻苦地攻读马列主义、毛 泽 东思想，勇敢地投身于三大革命斗争，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是他们生活的目的。他们决不会把爱情生活放在第一位，或是作为自己生活的目的。写小说的人，如果一味追求爱情生活的描写，为写爱情而写爱情，那才是你所说的“编造”。这样的作品，一定要遭到广大工农兵的抵制。我希望你也成为抵制这种坏作品的一个战士。
第三个问题：我们都认为，《金光大道》的故事性不强，不大吸引我们青年人的心，你怎么看?
回答：关于这个问题，我正考虑总结经验教训，在以后的创作中加以解决。 这部作品本身，也正在经受着实践的检验。检验的结果， 当是我考虑总结的重要依据。
我从你列举的、你最“入迷”的那些小说书目看，你指的故事性，并不完全是无产阶级文艺范畴的。
我把你喜欢的故事性，粗略地分成三类；
一种是制造的一条爱情线，用来串连故事。他们故意把这种阶级关系搞得曲折古怪、云山雾罩，以此来招徕、欺骗年青少知的青年读者。这类作品，我们如果把那条爱情线一抽掉，所谓故事性立刻就会散碎无遗，所剩下的那些“新生活”、“新人物”，不过是掠来的、为装潢作品“革命性”的“佐料”而己。
一种是依靠“中间人物”当柱子，来撑起作品的台柱。让所谓英雄人物跟着“中间人物”转，随着“中间人物走”；以“中间人物”的动摇、反复造成故事性。如果把这柱子撂倒，那么，作品中的所谓英雄人物和故事情节，全如同缠绕在上边的黄瓜秧和豆荚蔓一样，随之坍架。
一种是靠离奇的“惊险”、人为的“误会”，自然主义的“趣味”等等情节，拼凑起来的故事性。这样的作品，为情节而情节，表面看热热闹闹，细一琢磨，既看不到鲜明的主题思想，也看不到有血肉的人物形象，甚至情节间自相矛盾，破绽百出，根本没有什么故事性可谈。
这一些，正是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在文艺界专政时期的产物，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文艺观的产物。我们革命文艺工，要跟这些作最彻底的决裂!
时至今日，在文艺界仍然有那么一些同志，死抱着一套非无产阶级的、陈旧的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舍不得丢掉。因为工农兵不买账，没有市场，不仅万分惋惜，甚至坐在那里等待有朝一日绿灯开放，再让他们欣赏的、习惯的东西放出来，好“大显身手”。
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文艺革命，正在以长江大桥汹涌奔腾之势，朝着新的广度和深度进军了。我看，那些封、资、修的陈旧一套，再不会有出头之日。这些同志应当快一些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中去，改造世界观、文艺观，把立足点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
我认为，作品中的故事性，就是它所表现的矛盾性和斗争性－－具体作品，根据特定的主题思想，所表现的矛盾和斗争的发生、激化、最后达到革命转化的过程。
有了矛盾和斗争，才有故事性的前提。通过艺术手段，通过典型化的情节，使矛盾和斗争激化、转化，才能有故事性。
这又要求：矛盾和斗争的情节，要以主要英雄人物为中心来展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要符合生活的规律和艺术辩证法。
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是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典型。无产阶级英雄人物是无产阶级的代表，他们的优秀品质，是无产阶级阶级性的集中表现。从看小说的角度来说，也应当着重看这一点，而不要单纯地追求故事性。
第四个问题：你的《金光大道》还要写几部才能最后完成，主要内容是什么样的，高大泉的结局是什么样的?
回答：该小说的第一和第二两部，基本上属于一个“单元”。它写了芳草地个体经济的农民，在毛 主 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勇敢地走上集体经济的大道，办起了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时代的十字路口上，在中国向何处去的根本问题上，他们战胜了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路线，取得了第一步的胜利。
芳草地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史阶段还是相当长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更加曲折、复杂和剧烈。我想一个回合、一个回合地写下去。表现的焦点，是把历史推向前进，还是拉向后退的矛盾和斗争。
要写几部才能最后完成，我现在也说不清。这得看主要英雄人物的思想能攀登多高，题材还能开发多宽，主题还能提炼多深来定。多部的长篇小说作品，既不能是已经完成的艺术形象站在原来的位置上，不断地重复再现，也不能是相类似的情节，事件无止境地罗列。
至于高大泉的结局，今天，如一轮红日的人民公社，已经回答了你－－我们的时代什么样，他的结局就一定是什么样的。
1975年1月31日于北京月坛
(选自南京师范学院《文教资料简报》总第3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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